古代先哲的思想多蕴含“万物一体”的观念，宋代儒者在汲取各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万物一体”观。“万物一体”观揭示了宇宙为一体，天下犹一家，蕴含了世界具有统一性的理论取向，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最具高度的宇宙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成果。多角度深层次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理论能够落地生根的客观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万物一体”观有着内在的天然理论联系。“万物一体”观不只是对王阳明所处时代的救赎，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理论方面的重大论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要依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需要儒家文化强力支撑和持续赋能。因此，多角度深层次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理论得以深入人心并且能在现实中落地生根的必然要求。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为充分焕发儒家文化生命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启示。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和核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因此，从“万物一体”观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顺势而为，亦是二者密切联系的诠释。

　　万物一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通义，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然而对于儒家而言，其“万物一体”思想，特别是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中又有着特殊的含义。我国先民的祭祀从最开始的“民神不杂”到“民神杂糅”，再到后来的“绝地天通”，人们对天命的信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纷争，人们弱化了这种信仰。

　　思想家孔子提出重构天道信仰的重要性。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主张复周礼。他认为：仁就是“天生德于予”的天德，亦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天命，在孔子看来，此天德、天命即是仁，这仁乃是天赋与人的，是人天生的道德属性。除了天赋道德是仁，孔子发现不是所有的“君子”都是仁者，“我欲仁，斯仁至矣。”仁成了从主观愿望出发，以求达到的一种理想精神境界。此外，孔子还要求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究其根本，就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

　　孟子则清晰地表达了儒家的内圣外王理念。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所说的“万物”主要是封建的伦理纲常，他把道德说成是天的属性，又是人的本质和思维的先验内容。人的心、性就这样和天融为一体，体现出知行合一、天人一体。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思诚”就是要“明乎善”，“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所以“思诚”就是“尽心”，就是去努力保持先验的“良知”“良能”，这样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知天。

　　宋明儒者之所以经常谈及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论，既有义理的自觉，也有佛教传入的挑战。故宋明儒学利用前秦儒学的义理学说来抵抗当时的佛教，主流理学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天道性命上面，“天道”是形而上学的语汇，“性命”则是心性论的语汇，理学思想中的形而上学命题大抵是心性论的延伸。理学家一般都认为其心性论思想来自《孟子》，但他们从《孟子》处借得诠释的正当性时，事实上已作了语义的转换工作。孟子的“性善”与“良知”两个核心概念原本只是纯粹的心性论语汇，理学家将它们扩充到形而上学去，天道性命因此相贯通。也就是所谓“天道性命相贯通”之教。天道性命相贯通之教主要解决道德实践如何可能的先验的根据，这是本体论的向度；而具体的道德实践如何开展就是工夫论向度。从内在的来说，就是通过对心性的体认从而达到心灵的净化，而此纯化之生命，乃是吾人德行生命得以大而化之的究竟所在。由此，人所在之规定，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就绝非外在的、物质的，而是内在的、德行的；由此人生之德行践履则有了坚实的基础，而吾人道德之完成，亦身体力行地证成了“天道性命相贯通”之超越性。故而，宋明儒学的首先任务莫过于确立天道性命相贯通之超越性，且其超越必然涵盖吾人之全体。对此，钱穆认为，宋儒之间虽意见分歧，但“万物一体”则是全体一致的见解。

　　在宋代，最先提出“万物一体”观念的是周敦颐，然后是张载和二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吸收了道家《老子》的“有生于无”“复归于无极”的思想、《易传》中“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汉儒的阴阳五行思想以及道教《太极图》中勾勒的宇宙论模式，整合为自“无极而太极”到“万物化生”的新儒家的宇宙生成论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无极与太极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最高本体，是主宰宇宙、人、物的“极”，也即先秦儒家所说的“天道”“天命”。张载以“太虚即气”为理论起点，将天地人整合在“民胞物与”的观念之中。在《西铭》中，张载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阻隔全面破除，对人与天地万物的一体境界作了形象化的论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明代中期的王阳明则从“心”上实现了万物与我为一，揭示了宇宙一体。宋代程颢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论，影响明代心学家，甘泉与王阳明皆发挥“一体之义”，去创立“合一之论”，以之反对宋代理学的“支离”观。

　　王阳明继承与弘扬程颢的“与天地万物一体”思想，他紧扣家、国、天下的整体性而展开。他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王阳明提出，统治者应具有“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观念，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

　　王阳明所说的“一”，是“一体”，指“整体”“统一体”的意思。他明确提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是一体”。显然是说宇宙间的一切，是由人的灵明勾连的一个不可相分的统一体。

　　王阳明提出“一体之仁”说，为“一体”设定前提，揭示一体必须有“仁”即道德来维系。他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论，是说有仁心的人，才可能有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这揭示了“仁”与确立“一体”观的密切关系，强调一体的构建必须有道德的观照。王阳明提出，“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统治者有仁心，故能与天地万物一体。他又指出，这“仁”心，人人皆有，故人人皆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在王阳明看来，天地万物，只要有知觉、有生意，便都有仁心。他如是说：“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有之”。这便是把“仁”作为一切生物所必有的本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中海纳百川的结果，是国家统一的基础、民族团结的根基，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是各民族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发展的共识，更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是命运共同体，即中华民族是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的荣耀和损失都是相互依存的，各族人民要联手共进，一同谱写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强盛，离不开各族人民群众统一的凝聚力、共同的努力奋斗，这也是促进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基石。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尤其需要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思想凝聚力，为促进中华民族发展而不懈努力。这将为国家的发展打下扎实基础，提供良好内部条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就应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以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长达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而且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并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一与多”相统一的中华民族哲学智慧。因此，在新时代讨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最主要的是反思其哲学基础的问题，即深刻地意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处理新时代我国民族关系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总指导方针，它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精神追求的长期积淀，是中华民族生息发展的丰富滋养。

　　世界是整体的，任何事物都是整体的，我国56个民族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中华文化中，也不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一致的整体观，如“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尤其是王阳明学的“天地万物为一体”论，便是一种视宇宙为整体的理论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蕴含“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因子，可以作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支撑。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民族工作当中还是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影响民族稳定、团结的因素仍然存在。因此，只有从深层次上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在“万物一体”观的基础上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王阳明的“一体”观，无疑可以启迪今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尽管存在着差异，但不存在“人己之分”和“物我之间”，彼此通过“对话”“合作”“包容”“协调”“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可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也就是说，王阳明所倡导的“一体”论，可以使各族人民取得共识，从而让全国各个民族，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使彼此之间可以和平共处、利益交融、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