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历来被视作中国地理知识的不祧之祖，是中国文学、史学以及哲学等相关内容的重要源头。后世的洪水治理、运河管理以及水利思想构建无不与《禹贡》相关联。以《禹贡》和“禹贡图”研究为切入，可以在儒学和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形成学科互鉴、优势互补的学术研究新路向。

宋代“禹贡图”与地理秩序整理

徐新强

　　“禹贡图”又称“禹迹图”，早期“禹贡图”与《禹贡》的出现，不仅是先民对于山川疏导、洪水治理的记载与思考，也是先民于文明社会初成之时，对地理秩序整理和邦国制度构建的思考与实践。此后，“禹贡图”及《禹贡》中的九州观念深入人心，进而成为和谐统一的代名词。

　　早期“禹贡图”与秩序初建

　　“禹贡图”称名的出现较晚，文献中明确记载出于《后汉书》，汉明帝命王景治河，“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禹贡图》的出现应远早于它称名之前。文字出现前，先民主要是以图记事、以图示意。《禹贡》的叙述必有一个渺远前身，而这一前身或许正是图一类的文献，它的出现甚至要早于夏禹之时，与上古时期水道交通有关。

　　“禹贡图”及《禹贡》首先将先民视域和观念所及的广袤大地划分为九州，又将九州之内的高山大川条理为四列、九条，而后又依治水次第将九州土田分为九等，综合自然地理条件设定田赋品级为九级，以区分各地贡物的品类。这一系列规治反映的便是先民对无序分布的山川以及繁杂政事归于秩序的尝试，反映了先民对于混沌无序世界的认识与秩序的整理追求。此外，《禹贡》又勾画了以王畿为核心的五服制度，甸、侯、绥、要、荒构成了由近及远的五级治理层级。这种方方正正的区划格局与九州的划分显然存在矛盾，但恰恰就是这种矛盾，体现的正是先民于邦国初建、文明初成之时对于制度构建的思考与尝试，是先民对万方林立的现实正名、立制，将地理归于秩序的写照。《禹贡》九州成为中国一统思想的肇始，“禹贡图”也成为地理秩序的代名词。

　　地理秩序整理背景下的宋代“禹贡图”

　　由于时空远隔以及地图文献传承的局限，宋代以前“禹贡图”多已散佚。有宋一代，“禹贡图”大量出现，成为“禹贡图”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历史时期，山川，河流、地名多有沿革，加之郡县有废置，陵谷有升沉，土石有消长，河流有变迁，古今之变不可胜数，而导致历代“禹贡图”绘制出现不同。除此之外，还有因为文化观念、绘图方法的差异而导致“禹贡图”的差别，宋人在前人“禹贡图”基础上予以修正并绘制新图，使之臻至完善。但无论绘图如何变化，“禹贡图”所体现的统一观念都一直没有弱化。这种观念直接体现在宋代“禹贡总图”的绘制上，建炎南渡背景下宋人所绘的“禹贡总图”，仍囊括长江南北九州大地，“禹贡图”不仅是宋人经学、地学思想的载体，更寄寓了士人内忧外患下的家国情怀，代表九州一体的“禹贡图”的绘制、地理秩序梳理，成为宋人家国统一的内心写照。离乡去土背景下，宋人对疆土的关注促使大量“禹贡图”被绘制，宋代成为“禹贡图”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期。

　　传世宋代“禹贡图”主要包括两宋《禹贡》学著述中所绘制各类“禹贡图”以及宋代石刻“禹迹图”。宋代“禹贡图”大致又可分总图、分图两类，其中整体展示九州疆界、山川河流走向甚至民族分布的“禹贡总图”约17幅；其他诸如导山导水图约58幅，碣石图、五服图等局部分图约9幅。除传世“禹贡图”外，还有文献中间接记载的大量“禹贡图”，湮没于文献传承的历程中，这些散佚的宋代“禹贡图”不知其详，但通过传世宋图来看，其形制应相去不远。宋代水患多发，加之王朝政治的变故，使得宋代学者格外关注山川河道以及疆域图的绘制，将天下一体、九州同风的愿望寄寓于“禹贡图”的绘制中。加之南宋地理知识的进步，朱熹、程大昌等人归纳出一套地理考证理论与方法，宋代《禹贡》学研究逐渐由经典的传注之学，转向山川地理研究的舆地之学。

　　宋代对“天圆地方”思想的固执

　　九州之说是华夏民族天下一体的内心认同，而在这种体认下，还衍生出四海一家、天下之中的“中国”观念。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先民产生了对疆域边界的想象，出现了类似《禹贡》“五服”之制下以王城为中心的方形规划。同时，先民结合对遥远星空的观察与想象，延展出以“天圆地方”为直观映照的宇宙整体观。而这种基于“五服”之制的方形设想，反映的是时人对杂乱分布的山川的一种梳理，是对地理秩序进行整理的尝试。从考古发掘研究来看，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冯时认为祭坛之方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地的原始认识”，而仰韶文化的墓葬中亦发现有方圆结构的墓室。早在“禹贡图”出现之前，这种天圆地方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民族文化根基中，而这种结论与观念在三代时期的文献中亦被反复提及。后世作为祭祀、礼仪、教化，勾连神人的璧雍就是这一思想的延续。以至到了两宋之际，天下一统秩序不在，处天下之中而驾驭四海的格局不存，但以地理秩序整理为己任的两宋士人虽偏守一隅，仍心怀九州，仍目北境为九州四方之组成。宋人这一心理十分明确地表现在其所绘“禹贡图”体现的“地方”观念上。

　　17幅宋代“禹贡总图”中，有11幅轮廓皆呈“地方”之形，图中所示陆地边界基本上都呈横竖直线，不仅没有体现出东南部海岸线的曲折脉络，就连东部的渤海湾和山东半岛的凹凸之势也未能展示出来。除此之外，还有南宋石刻“禹贡总图”6幅，分别是南宋《尚书》图碑中的“禹贡九州疆界图”“禹贡导山川之图”两幅、西安碑林和镇江府学石刻“禹迹图”两幅以及石碑背刻“华夷图”两幅。6幅石刻总图中，有4幅为方形，仅两幅“禹迹图”整体接近客观的地理轮廓，其东部陆地边界不仅绘有今天的渤海湾及山东半岛，东南一带海岸线与今天的中国地图十分吻合。宋代地图学绘制十分先进，许多地图的曲折边界已经与今天所绘十分接近。虽然宋人已经能够绘制出海岸线的曲折走向，但在《禹贡》中仍将“禹贡总图”绘制成方形轮廓，宋人并未因它与实地边界的不符、有失准确，而放弃方形“禹贡图”的绘制；相反，两宋时期此类“禹贡总图”仍是主流。虽然宋代“禹贡总图”没有“五服”制度下层层延展的规划，但它仍保留了对“方形”的固执。虽南渡划江而治，天下九州几乎仅剩荆、扬，宋人所绘仍为天下九州全图，但它在根本上仍出于宋代山河零落背景下对恢复版图、地理秩序再整理的内心渴望。

　　地理秩序整理推动“禹贡图”发展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石刻“禹贡图”几乎都出于宋代各地官学，成为当时学者修习的重要内容。宋代王朝政治的衰落以及建炎南渡极大地刺激了宋人对天下九州的执着情感，地学成为这一时期士人修习的重要内容。宋代科举一改偏重经义疏解的考核，增加策论并将其重要性提升至经义之上，为治政选取务实、有实际行政能力的官员。自古以来，地理山川的整理、水利兴修便是治政的重要内容，加上宋代水患频发，对《禹贡》地理之学的研习便成为宋人的重要科目，而对《禹贡》地理的考论便成为科举考试的首要内容。宋代《六经图碑》《禹迹图》《华夷图》等刻石皆出于各地州、府等官学之中，南宋虽北境失守偏守江南，但各地官学所刻、绘“禹贡图”亦皆为九州全境之图。这种执着的九州一体观念、地理整理的思想深刻于宋人内心，使得宋人收拾旧河山、恢复九州地理秩序的信念从未泯灭，而“禹贡图”天然地成为这种信念的直接载体。

　　《禹贡》及“禹贡图”是宋人寄寓家国一统、秩序恢复的愿望载体。甚至，在靖康之变后，北方金人控制下伪齐政权的岐州官学里所立《禹迹图》刻石，其版图仍是天下九州全境，所刻山川地名仍沿宋制，刻石背面《华夷图》的称名更说明宋人对中原文化的坚持，图注之中仍将金国列于“四方蕃夷之地”。这一系列刻画都隐寓了不忘故国的情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南宋的“禹贡图”几乎都以“四方”之图呈现九州疆界，宋人此时将能体现这种天下一统秩序再整理的愿望，通过“九州”“四方”“天圆地方”“华夷之辨”等各种思想，融入“禹贡图”之中而得以体现。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中国水利思想中的“疏”与“束”

马文武

　　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水的治理与利用，而在这一漫长的时间里，古人治水思想出现了由堵向疏的重要转变。随着运闸的出现与发展，堵、疏逐渐转变为对立统一的束水思想，加速了人类在治水思想上的进步与融合，反映出先民与自然斗争中不屈不挠的人文精神。这种不断变化、融合的探索，推动华夏文明水利思想的发展。

　　由堵到疏的实践。《尚书》被称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是中国最早的与治政相关的文献，其中记载了关于洪水治理的相关表述。《虞书》首篇《尧典》便记述了洪水暴发的背景之下，出于治水保民的目的，众人向尧推举鲧治水的故事。鲧以“堵”治水九载，绩用弗成，而被殛于羽山。这是有文献记载较早的先民对抗洪水的实践，但限于先民中认识自然的水平，这一尝试和实践失败了，但并未阻碍先民洪水治理的尝试。《尚书》中的《禹贡》篇记载了先民在治水失败背景下的又一探索，《禹贡》托名于大禹，反映的便是伊洛一带的先民联合治水的一系列事件。或许是吸取鲧“陻堵”之法的失败教训，夏禹尝试采用疏导之法理顺洪水，取得了治水的成功。由鲧之“陻堵”到禹之“疏导”，并不宜单纯从治水成败来看待鲧与禹的功绩。人类文明初成之时，尚未开蒙的先民面对滔天洪水，以“堵”这种最直接的经验方式应对，不失为一种勇敢的尝试与实践。鲧的失败并非没有意义，他可能为后来禹的治水提供了教训和经验。由禹治水成功开始，“导水”之法成为洪水治理的不二法则。《禹贡》以降，文献中关于水患的治理皆为疏水、导水、理水等概念，而少有“陻堵”之说。据《后汉书·循吏列传》载，黄河水患，汉明帝使王景治河，所依之法仍是《禹贡》导水之法。鲧以陻堵治水失之于机械，而禹之疏导成在依水之特性顺势而为，由此，“导”思想也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

　　束水思想的萌发。水患的治理与水利的利用是农耕社会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对水的治理不再局限于水患背景下的疏导。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先民从堵到疏的治水思想，进而发展为对水予以约束的水利思想，束水思想不单纯表现为对水的拦截或疏导，其重点是根据人们的需要对水进行“堵”与“疏”的控制，而束水思想的实现离不开控水“开关”的构思。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所建“芍陂五门”即为束水之用。《周礼》载稻人：“以潴蓄水，以防治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泄水”，周秦时人通过“潴”“浍”约束沟渠之水的方法已经十分常见，而堰渠之间水流的控制必然少不了“芍陂五门”一类的装置，《汉书》中将此类装置称作水门。《后汉书·明帝纪》载，“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其中，“绝水立门”的实现，就是采用堰埭及水门相结合的束水之法，这也是后世水闸的原型。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水门的出现主要应用于农业灌溉，是对鲧“陻堵”治水及大禹“疏导”理水思想的融合与发展，此时的水门或为草泥或石块等最原始形态。

　　伴随人工运河的开凿与运河管理的发展，以水门控水、束水的思想逐渐应用于河道交通与治理之中。唐代的扬子津斗门、灵渠斗门便是通航水闸的雏形，但在工艺技术上尚未成熟。水门至水闸的演革，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多的是反映了由农耕灌溉至运船过堰的转变过程中所衍生出束水功能的需要。这一转变打破了水运地势及水源上的阻断，加快了以闸束水思想在水运上的应用，极大程度上增加了运河通行能力。

　　束水思想的成熟。随着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运河水闸的兴建与管制在运河航运中得到大力发展，运闸的出现成为整个京杭运河顺利通航的关键。以运河山东段为例，由于山东运闸建制的完善与成熟，使得内河运输占据了漕运的主导地位。据《元史》记载，山东运河主河道上就有船闸29座。在航运水闸发展历程中，元前水闸建置多分布于江南运河与黄淮交叉口，其主要作用是约束潮水以济运道，水源较为稳定，不必考虑季节性旱涝、地势等问题。而山东运河所处的“山脊式”地形及季节性旱涝问题，要求运闸蓄水、排洪的对立统一，亦决定着运闸因地而异束、疏功能的对立统一性。

　　由于元代运闸分布不合理，束水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加之在运河水闸管理体制上，水利隶属部门变动不常，闸官“就职”“去职”情况混乱，导致元代运河闸运运转低效。明朝总结元时内河漕运失败的经验，设立漕运总督一职专管内河事务，并委派巡河御史巡查河道，禁革奸弊，至明末仅会通河就建闸51座，元代遗留的运闸之弊基本得到解决。清在继承明运闸体系的同时，为解决运河季节性积涝问题，增建大量减水闸，山东运道以闸蓄泄的束水体系亦得到基本成熟。《清代京杭运河图》中记载，仅清代南旺分水口附近就有船闸4座、蓄水、减水等单闸12座、水口斗门11个。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束水”体系，通过对它们的协调运作，实现了人工对水源“集”“分”“蓄”“泄”的统一分配，达到了运河水源集束分疏以资漕运的目的。专职水闸管理机构与职官相关管理体制的出现及水闸等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也标志着束水思想的逐渐成熟。

　　“疏”“束”的对立统一。水患背景之下，由“堵”与“疏”的转变可以看到鲧与禹生活的原始社会大变革时代，先民对客观自然界的观察与实践。面对水患的侵害，先民也由无可奈何的逃避转向自然改造的突破，而其治理的最直接的实践经验便是以“堵”抑水。但面对滔天洪水，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鲧“堵水”工程所见成效微乎其微，屡筑屡溃。夏禹在吸取前人治水失败教训后，认识到一味被动“陻堵”，并不能解决水溢的问题，便提出了“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高处就凿通，低处就疏导”的“疏”水思想。无论是堵还是疏的治水理念，都尚处于治水的两个互相对立的极端思想。

　　中国古代河道治理过程中，由堵到疏、由疏到束的思想衍变，是不同历史背景下对治水方法的探索，其中更体现了古代先民在面对水道治理问题上的顺势而为和逆流而上精神。这种对立统一的思想，是一种时移事异的变化哲学，更是华夏文明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版本源流考

沈刚

　　程大昌（1122—1195），字泰之，徽州休宁（今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历任太平州教授、太学正、国子祭酒等，任职浙东提点刑狱时拒增酒税、江西转运副使时兴修水利。程大昌政绩卓著，博学多才，尤其在地理学方面造诣很高。他在经筵讲《禹贡》黑水时较为详尽，为宋孝宗赏识，遂奉诏进呈《禹贡论》。因文字不能明确显示山川、地域与方向，故程大昌“别为之图”，作《禹贡山川地理图》与《禹贡论》互为表里。

　　《禹贡山川地理图》的价值

　　《禹贡山川地理图》共两卷，包含《叙说》三十篇、图三十幅。程大昌在论证《禹贡》所载山川时，先搜集宋代以前诸家旧说绘制成图，进而辨析其误，又以己说绘制新图。该著还以不同颜色区分地理事物：一般水道用青色，黄河则用黄色，疆界用红色，“旧说之未安而表出之者”用雌黄，在正式刊刻时改用墨色。刻本采用中国传统画法，地名外标有圆圈，山河名称外有方框；以文字标注古今内容：九州名称用阴文，当代建制名称用阳文；因图制宜标注方向，有上北下南、上南下北、上西下东的区别。

　　《禹贡山川地理图》打破了前儒依经文次序逐句注解的传统，对地理名物等进行专题研究。程氏在《叙说》中考辨前人观点与史籍记载，随后将考证的结果绘制成图，形成了系统的、以图释文的阐释方法，为后世学者研究地理文献奠定了基础。程氏图是最早的图文对照历史地理学专著，是“禹贡图”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著作，具有重要价值。朱熹曾称赞《禹贡山川地理图》“批图按说，如指注掌，幸甚幸甚！此书之传，为有益于学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赞扬道：“援据厘订，实为博洽，至今注《禹贡》者终不能废其书也。”

　　当代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认为，程大昌所绘制的《禹贡山川地理图》是现存最早的《水经注图》，并且认为该图是为郦注而绘制，是后世许多《水经注图》的滥觞。通过检视《禹贡山川地理图》发现，程大昌对《水经注》的研究很深入。全书除了系统阐述《水经注》的主要内容，对《水经注》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提出了讨论与己见。如在《水经济汴互源图》《水经成皋济渎辨》《删润郦道元所释水经》《郦道元张掖黑水图》《水经叶榆入南海图》等篇，程大昌指出了前人在观点和引用历史依据上的错误，阐述了自己的研究结论，从而把中国地理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西部地理研究有很大进展；对隋唐运河路线研究有新见解，为南宋的水利开发事业提供了学术上的指导。

　　由此可见，《禹贡山川地理图》不仅是研究《禹贡》学史、《水经注》的重要文献资料，也是研究地理学史、印刷史、版画史、科技史的珍贵实物资料。然而，该书在后世经历多次翻刻，有必要梳理清楚其版本源流，以为后续学者开展研究提供一个善本选择。

　　刊刻流传的历程

　　《禹贡山川地理图》于南宋淳熙八年，由泉州州学博士陈应行首次刊刻于郡学。该版本的刊刻经过为：程大昌在经筵上的黑水之说“上动天听”“启沃帝心”，书藏于秘书省，天下学者欲见而不可得。恰逢淳熙七年程大昌任职温陵，提举福建路市舶司的彭椿年与大昌有旧交情，便从大昌处取得《禹贡山川地理图》的副本，并请泉州州学博士陈应行刻于郡学，以便天下学子共同学习。此宋刻本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著录了一部宋刻本《禹贡山川地理图》上下卷，该宋刻本先为丁日昌旧藏，后归刘体智所有。《经眼录》还著录了一部影写宋刊本，仅存《地理图》上卷，抄写十分精美，今不知为何人所藏。

　　《禹贡山川地理图》自南宋淳熙八年刊刻以后，在明代衍生出《永乐大典》本与天一阁钞本，可惜二本今已不存。存世诸本皆为清本：《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嘉庆七年焦循手抄本、道光间钱熙祚守山阁刊《指海》本、清抄本等。

　　《通志堂经解》本以天一阁钞本为底本，因钞本仅存二十九篇《叙说》且无图，故纳兰成德在康熙十六年刊刻《经解》时未能收录程氏所绘之图。针对这个缺憾，何焯曾说：“应访有图者补之。”而此项遗憾在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时得以解决。

　　《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发现《永乐大典》收录了《禹贡山川地理图》二卷，其中有二十八幅图。清初时世人未见宋刻本，《经解》本又只收录“叙说”，因此《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程氏《图》，与《经解》本《叙说》合并为二卷，以期复现《禹贡山川地理图》的“完本”面貌。今将《四库全书》本与宋刻本相比较，《四库》本缺《九州山川实证总图》与《今定禹河汉河对出图》二图，其“完本”之说仍有瑕疵，这就更凸显了宋刻本之珍贵。《四库全书荟要》本与《四库全书》本收录情况相同。

　　清嘉庆七年焦循手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从焦循的跋文可知，因康熙十六年的《通志堂经解》有《叙说》而无图，《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八图后奉敕补修《经解》，遂将图补刻于乾隆五十年《经解》本。焦循在嘉庆七年应礼部试落第后返乡，七月得到补刻的《经解》，每日录三图，十日抄录完成。故焦氏手抄本的底本为乾隆五十年《通志堂经解》本。

　　道光年间钱熙祚守山阁刊《指海》本，今藏国家图书馆。《指海》本所用书版来自张海鹏。张海鹏以《四库全书》为底本刊印《借月山房汇钞》。后来《借月山房汇钞》的书版残损，归陈璜泽古斋，陈氏将书版补修后出版了《泽古斋重钞》。之后钱熙祚得到修补后的书版，据以重编增订出版《指海》。因此，《指海》本仍可认为以《四库》本为底本。

　　清抄本有两部，今藏国家图书馆。一为延古堂藏《禹贡山川地理图》二卷，二册，钤印“延古堂李氏珍藏”；另一部王振声校并跋《禹贡山川地理图》编为一册，目验其底本为《四库》本。

　　《禹贡山川地理图》自南宋初刻后，元代未见刊印记录，明代天一阁钞本以宋刻本为底本，其所用底本之《图》已佚去，仅存《叙说》且不全。纳兰成德以天一阁钞本为底本刊印《通志堂经解》本。焦循手抄本以乾隆五十年补修《经解》本为底本。《永乐大典》本以宋刻本为底本刊印，《四库》本从其中辑出二十八幅失传的《地理图》，仍阙《九州山川实证总图》与《今定禹河汉河对出图》二图。由此可见宋刻本之善。《指海》本、王振声校并跋清抄本皆以《四库》本为底本。宋刻本作为源头之本，刻印精良，内容完整，后世版本皆从其所出，当为研究首选。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