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极右翼势力在智利的崛起备受关注。尽管博里奇政府试图实施“温和的”改革政策并呼吁各政治势力之间放下“分歧”，达成“一致”，以缓解不断恶化的政治极化现象，各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并未得到缓解。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极右翼势力趁机煽动民众不满情绪，使其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未来左翼政府的执政道路构成巨大挑战。 

　　一、左翼在修改宪法专家委员会的投票中遭遇“惨败”

　　2023年5月，智利选民投票选出了50名新宪法民众代表委员。加上1名印第安人，由51人组成的修改宪法专家委员会成立。在这次选举中，反对修改宪法、支持维护现行宪法的极右翼政党——智利共和党获得了35.48%的得票率，在委员会中获得22个席位。博里奇总统代表的左翼联盟，仅获得了28.45%的选票，17个席位。同时，中右翼获得了21%的选票，11个席位。根据规定，任何政党或政党联盟，需获得至少21个席位才享有否决权。意味着，享有否决权的极右翼完全掌握修改宪法的主导权。如果左翼就某一条款提出异议，右翼有权直接予以驳回。

　　左翼在本次选举中的“惨败”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需追溯到2019年智利暴发的那场大骚乱和抗议事件。2019年10月，因对城市公交系统涨价的不满，一群学生自发在地铁站举行抗议活动，进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骚乱和抗议事件。左翼势力在混乱中提出了“修改宪法”以扩大“社会公正”的要求，并得到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直到时任总统皮涅拉同意左翼提出的修宪要求之后，抗议活动才得以平息。在2020年的公投中，高达78%的选民投票支持修改宪法。接下来，左翼力量取得了制定新宪法草案的主导权。然而，这部被民众“寄予厚望”的新宪法草案在2022年9月的公投中遭遇惨败，高达61%的选民投票反对，仅38%的选民表示支持。这和此前公投中高达78%的选民赞成修宪形成鲜明对比。新宪法草案公投的失败，对左翼政府意味着沉重打击，同时表明始终高举“反对修宪”旗帜的极右翼力量取得了重要胜利。事实上，公投之前，右翼势力对于新宪法过于“极端”的攻击和批评从未间断，并呼吁民众上街抵制，极力煽动民众的抵触情绪，取得了重要成效，这在最后的投票结果中得到了验证。

　　极右翼取得了修改宪法专家委员会绝对的控制权，这显然违背最初的修宪初衷。众所周知，智利现行宪法为皮诺奇特独裁政府期间通过的1980年宪法。大多数支持修改宪法的民众认为，该宪法是导致智利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的根源。随着不平等问题的凸显，要求“修宪”的呼声持续走高，并在2019年的全国大骚乱中达到了高潮。然而，新宪法草案走过曲折且失败的道路之后，反对修宪的极右翼夺得修改宪法的主导权，这意味着未来的修宪前景将不容乐观，左翼的改革承诺更加难以落实。

　　二、以卡斯特为首的极右翼势力的强势崛起

　　极右翼的崛起与智利共和党（PLR）创始人卡斯特有关。卡斯特作为智利传统右翼“独立民主联盟”（UDI）的成员，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1996—2000年他曾经在市政府履职，2002—2018年当选国会众议员。2016年他退出“独立民主联盟”。2017年他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大选，认为右翼应该对左翼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卡斯特以8%的得票率排名第四。2018年，卡斯特成立了名为“共和行动”的社会运动，并于2019年注册为“共和党”。2021年大选期间，极右翼势力的表现备受关注。在卡斯特的带领下，由“共和党”和“基督教保守党”组成的“基督教社会阵线”最终拿下了15个众议院席位和1个参议院席位。在首轮大选中，卡斯特的得票率位居第一，领先其他候选人，并最终和极左翼候选人博里奇进入第二轮角逐。尽管卡斯特在第二轮投票中不敌博里奇，但他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博里奇上台以后，极右翼势力利用当前智利面临安全和移民等问题进行“炒作”，激发民众的“恐慌”心理和对“安全与秩序”的渴望。同时，极右翼迎合选民的需求，自称“安全”和“秩序”的捍卫者，深得民众的认同。在一个“不安全与不稳定”日益加剧的社会里，表现出“强人形象”和“民粹主义特点”的卡斯特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 

　　三、左翼政府的执政困境加速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执政以来，博里奇左翼政府面临一系列执政困境，为极右翼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博里奇政府的执政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左翼力量缺乏凝聚力，弱化执政基础。在第一轮投票落后于卡斯特的情况下，为了不让极右翼力量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博里奇领导的“赞成尊严”政党联盟得到了社会党（PS）、争取民主党（PPD）和激进党（PR）等传统中间政党的支持。鉴于此，在第二轮投票中，左翼执政联盟以55%的选票击败对手。可以说，博里奇的最后胜出，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间政党的支持。当选后，为兑现竞选承诺、推进变革，极左翼的“赞成尊严”和中间政党再度联手，组成“一个政府，两组联盟”的格局。这种看似“平衡”的执政联盟，却无法消除中左翼和极左翼间的严重分歧，一些极左翼力量坚持其激进立场，而较温和的中左翼则强调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其结果是，有人指责博里奇政府的改革不够“激进”，“背弃”其竞选承诺；而有人则认为，执政党应作出更多政策调整和更大让步，争取不同政治力量达成更广泛共识。

　　第二，移民、犯罪问题突出，加剧民众的恐慌心理。在左翼执政近一年时间里，智利的犯罪率大幅增加。暴力事件频发、移民危机等问题引起民众的恐慌。在此背景之下，博里奇总统决定“特赦”12名2019年10月全国骚乱事件中的“罪犯”和1名前游击队组织成员，引起了一些民众的强烈不满。民调显示，特赦事件发生以后，博里奇的支持率明显下跌。极右翼则利用民众不满情绪，大肆抨击左翼政府对罪犯“法外开恩”，并称自己为“秩序”和“安全”的捍卫者，赢得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与信任。 

　　第三，通货膨胀问题难以缓解，引发民众不满。截至2022年11月，智利的年度通货膨胀率高达12.8%，为30年以来的最高值，居拉美第四，仅次于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受影响最大的是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饮食行业和文化娱乐行业。疫情期间，国会先后三次通过了提前提取养老金的决议，以及在俄乌冲突大背景下化肥和燃料价格上涨，都是导致通货膨胀问题加剧的重要因素。通货膨胀对智利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为此，博里奇政府试图制定针对弱势群体的财政补贴政策，但效果十分有限。高通胀率加剧了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

　　综上所述，近年来，极右翼势力在智利表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极右翼势力利用当前智利所面临的复杂国内外局势，以及智利民众对社会治安和移民问题的担忧、对安全和稳定的渴望，大力宣扬自己的“强硬”主张，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同时左翼政府因执政联盟凝聚力不足、社会问题突出和无力缓解通货膨胀等问题，呈现出较多执政困境，为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提供了良好条件。随着极右翼势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壮大，未来左翼政府的执政和改革道路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