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曹志耘的定义，地理语言学也叫“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该学科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现象历时变化的过程。

　　本土化不足妨碍地理语言学落地生根

　　地理语言学于20世纪40年代由比利时神父贺登崧传入中国，但与现代汉语语法学、音韵学等不同，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贺登崧的研究并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汉语本身的特点。汉语作为音节表意的语言，意义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一个的音节，而来源于西方语言研究背景的地理语言学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词，所以基于西方印欧语，从以词语的调查为基础的地理语言学出发对汉语方言进行研究难免水土不服。其二，汉语的研究传统。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重文不重言，即重视古典文献，轻视活的语言。贺登崧则以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在当时与中国的研究传统大相径庭。其三，中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且极其复杂，如果没有前期对汉语方言大量的调查作基础，地理语言学很难发展起来。其四，贺登崧所处时代极其动荡的社会环境不利于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开展。

　　方言研究奠定地理语言学本土化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汉语方言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调查描写，方言的历史比较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些都为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长期以来，从赵元任开始，汉语方言的研究主要以静态的描写为主，主要关注方言本体的研究，对方言变异背后的社会历史地理因素探讨较少。但是，语言的社会性要求必须联系文化历史等非语言因素，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汉语方言。因此，汉语方言学亟待新的研究方法来拓展、深入其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地理语言学就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即通过地图直观地展现语言变异在地域空间上的变化，使语言变异与地理的关系得到凸显，从而有助于研究语言变化的真实状态。此外，科技的进步、各种地图软件的开发，为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

　　21世纪初，石汝杰通过与日本学者岩田礼等合作，于2003年第一次把贺登崧的《汉语方言地理学》译介到中国，从此开启了地理语言学在中国新的发展之路。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很快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国内学者从理论上对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并且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曹志耘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对地理语言学进行了全面科学的定义，认为地理语言学研究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中国是地理语言学研究不可多得的沃土。汉语方言研究的这个新方向主要表现在地理语言学与汉语方言研究的结合，编制方言地图是地理语言学的重要内容。高晓虹全面梳理了贺登崧之后地理语言学在中国未能顺利发展的原因，21世纪初汉语地理语言学重新兴起的条件，并对地理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展望。项梦冰、曹晖认为，贺登崧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狭义的方言地理学，“要获得对汉语方言全面深入的认识，用这种方法是很难奏效的——至少可以说，困难是很大的。21 世纪的汉语方言地理学虽然不排斥‘慎重遴选少量语音、词汇以及语言片断’的做法，但它必定以调查和研究的系统性为其主要特点而跟早期的汉语方言地理学相区别”。上述讨论对推动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学者们开始了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其中具有全局性、影响最大的是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和张振兴等主编的《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地图集》是第一部在统一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全面反映 20 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创性方言地图集，是当代地理语言学在汉语研究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既遵循了西方地理语言学的基本要求，又充分继承了汉语方言研究的传统，全面、科学地描写和展示了汉语方言中重要语言现象的共时差异和地理分布状况，有力地推动地理语言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张振兴等主编的《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是在1987 年版 《中国语言地图集》 的基础上，根据近20年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新成果进行补充、修订而成，对全面了解中国语言及汉语方言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区域性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如彭泽润、王文胜、Richard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石汝杰、顾黔、徐越、李永新等都有著述问世。地理语言学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呈现蓬勃发展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