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救赎:中国比较教育百年

2019-09-07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2017年第10期

  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教育主要是对于国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进行描述性的介绍,其成就主要表现为朴素形态、萌芽性质的比较教育著作(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介绍国外教育的期刊(如《教育世界》连载了《欧美教育观》《英美法三国视学制度考》)、国外教育著作的翻译(如上海译书社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寺田永吉著、白作霖译的三卷本著作《各国学校制度》)。这种“朴素”与“萌芽”的状态与当时时代所面临的具体的问题密切相关,国家与民族之命运危在旦夕,因而教育经验的借鉴方面现出“饥不择食”的现象,以直接的引入为主,为的是尽快使国外的教育经验用于国内“救亡”的任务。

  二、开启民智:“民主”与“科学”教育思潮的西学东渐(1912-1949)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建立,特别是1914年一战爆发,西方各国无暇东顾,因而我国得到了短暂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机。辛亥革命使得董仲舒以来的中国传统思想从神坛上坠落,取而代之的西方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渗透。新旧文化的冲突造成了思想领域的反思,对于西方进步文化思想的借鉴也逐渐频繁。在教育领域,与此前以“救国”为首要的问题不同,这一时期比较教育所面临的最为主要的问题则是如何通过借鉴西方实现思想启蒙,让“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国内形成现代化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非常注重教育的作用,与此前洋务派和维新派有所区别的是,他们更加重视在思想层面上对于封建旧学的改造。如果说在康有为所提出的“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影响下,我国的比较教育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处于有限借鉴的阶段,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依附于日本为主,那么民国建立之后,则是改弦更张,从“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同时,对于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术的专门化研究也开始兴起,为比较教育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根基,也使得比较教育有了学术研究之韵味。1911年陆费逵编著的《世界教育状况一书》标志着我国比较教育专门研究著作的正式开端。[18]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是有一批比较教育的研究专著出版,“这个阶段,主要的代表作有四。庄泽宜的《各国教育比较论》(1929),钟鲁斋的《比较教育》(1935),常导之的《各国教育制度》(上卷1936,下卷1937)和罗廷光的《最近欧美教育综览》(1939),这四部书内容翔实,材料新颖,分析深刻,与当时外国资产阶级的同类著作相比,并不逊色”[19]。

  说到我国近代化对于民众思想的启蒙就不得不提到“五四运动”,进而必须提到北大为“五四”所做的贡献,更应提到蔡元培在北大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理念就是提出大学要以学术为重,而这正是他在德国留学过程中亲身体察的总结。民国成立之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20]面对传统思想当中的糟粕所带来的昏昧,蔡元培决意对北大进行改革。在蔡元培看来,坚持学术至上,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是德国现代大学的标志。因此,他早在1912年担任政府教育总长时就提出,“仿制德国,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21]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又提出:“所以诸君须保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22]这便使得纯粹的学术之风在当时的北大校园内弥漫开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23]而此前的北大则“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的气氛”[24]。教师不以教授、研究为职,学生不以学习、探究为业。此外,蔡元培还借鉴美国大学中通行的“选科制”,他认为应当承认和尊重学生在能力和兴趣方面的差异,选科制“比现行年级制、划一制可以发展个性”[25]。这便保证了学生学习与研究的“个性化”特点,促进了学术的民主与自由。正是由于蔡元培借鉴国外大学教育经验对于北大的改革,使得北大此后成为我国近代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策源地,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笔。

  钟鲁斋先生在其《比较教育》一著中写道:“前清之末,国人仰慕日本之维新自强,则实行采用日本式的学制。其实吾国留学生往日本者特众,日本的教育思想与制度,遂直接影响于吾国。民国成立之后,情形忽变,国人以为日本强盛原是效法欧美。我们果欲图强,不如直接去学欧美。”[26]从表1可以看出,实际上从清末开始,我国比较教育对于日本的关注便开始直线下滑。

  与日本研究日益消沉形成反差的则是欧美研究的异军突起,除了欧洲研究数量保持相对较多的稳定状况,美国研究在20年代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这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大力引进是分不开的。新文化运动前后,正是在通过启蒙祛除民众昏弊的渴望之下,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其中极为重要、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特别是其中有关“民主”的论述受到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的赏识和崇拜。1912年,蔡元培在民国教育方针中提到“实利教育”,并提到“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28]此后1913年至1919年的几年时间内,黄炎培、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通过撰文的方式,介绍、研究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逐步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引入国内。“1919年4月《新教育》还特别推出‘杜威专号’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杜威的生平及其学说,并配有杜威的照片。”[29]同年5月4日,就在杜威访华四天之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又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在此之后,杜威学说及其教育思想在国内的传播达到了顶峰。

  正是在这一阶段,我国学校教育改革也掀起了高潮,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美国的经验。1915年至1921年的几年间,全国教育联合会屡次提出要改革民国初年的旧有学制,并于1922年最终颁布实施“新学制”,亦称“壬戌学制”。这部学制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美国的六三三分段法,一直沿用至今。同时,这部学制也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在所列学制改革的七项标准中,提出的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等都明显地表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30]。在教学方法上,我国的教育改革借鉴了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的教育实验。比如,俞子夷1919年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采用“设计教学法”,让学生自己决定学习的目的和内容,教师则是起到激发学生动机、帮助学生选择学习内容的作用;[31]1931年冬季,厦大完成了“文纳特卡制个别教学法之实验”,并在其附属实验小学实行单复混合编制,[32]等等。

  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帝制的历史使命,同时也为教育提出了启蒙思想的问题。为了实现“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理想,国内社会可谓是思潮涌动,对于西方文教的借鉴成为可能。北大的改革、新学制的颁布以及教育教学的具体实践也都体现了思想启蒙的色彩。比较教育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功效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开启明智”的教育诉求;“如何实现大众的启蒙?”这也是时代向教育的发问。

关键词:比较教育;学术史;时代使命;借鉴;现代性;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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