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经典阶级分析到现代阶级分析

　　如果回过头来看阶级阶层分析的兴起，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结构变革对理论发展的影响。1992年，中国开始了自上而下大规模的市场化进程，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迅速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种变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早对这种变革做出反应的，是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该思想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党和国家第一次正式提出“新社会阶层”的概念。该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产生出了6个新的社会阶层。无独有偶，学术界最早的阶级阶层范式转换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比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于2002年出版，一系列论文随后发表[9](P23-42)[10](P58-64)[11](P13-36)[17](P26-51)[18](P2-17)[19](P7-14)。阶级阶层分化和阶级阶层分析正式重新进入人们的分析视野。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不仅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过程，不仅是阶级阶层分析范式的复归，或者如某些学者所提倡的“重返阶级分析”，而且是伴随着巨大甚至激烈的理论争论和阶级分析范式的创新过程。

　　毋庸讳言，阶级阶层概念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且有些敏感的概念。这种敏感性和争议性来自以下方面：一是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就是以彻底抛弃曾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为标志的。这一政治路线和在它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重返阶级分析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阻力。二是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情况下中国社会所熟悉和习惯使用的阶级概念和阶级理论均来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阶级结构上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呈现为两极对立的二分结构，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20]；在阶级关系上它强调这种阶级关系是和剥削、压迫、革命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是“零和博弈”式的关系。

　　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影响了几十亿人口和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这一理论的最大成果。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巨大的社会变迁面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成长起一个既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又不属于资产阶级的所谓“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发展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分阶级理论受到挑战。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不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伟大实践，同时也向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消灭了“经典”的资产阶级后，这个社会是否还存在阶级？特别是，是否还存在(经典)资产阶级那样的敌对阶级？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和过程？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如果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还存在的话，阶级的基础是什么？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否还是阶级形成的基础？政治选择和意识形态是否能够成为新的阶级形成的基础？与生产资料占有相比，二者能够相互替代吗？转型社会使得这一理论滞后现象更为突出。当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中逐渐起到决定性作用后，当整个社会结构伴随着市场化过程日益走向分化时，仍然坚持用敌对阶级理论解释转型社会的阶级阶层分化就显得捉襟见肘。

　　当理论遭遇现实的挑战时，理论必定会进行创新，新的概念和理论将被创立以解释新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内，还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内，都对新的挑战做出了回应，这就是现代阶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是它的主要形式[21][22]。

　　现代阶级理论的核心之一，是面对社会的复杂化(包括西方社会的复杂化，包括传统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力图在经典理论概念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尽管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及内部均存在本质的区别，但在发展新的阶级分析范式上表现出了共同之处：第一，阶级基础或阶级形成的资源因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而多元化——组织权力、技能资本、文化符号等，与资产的占有一样，都构成了重大的社会区别的基础，从而构成了阶级形成的基础(阶级资源多元化)；第二，在此基础上，社会关系、雇佣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因阶级资源的多元化而复杂化；第三，阶级形式的多样化，即在这些关系和资源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其形式也是多样化的；第四，阶级关系和阶级形式的多样性导致阶级行动的多样性，即“非暴力”斗争、选举、谈判、妥协等都是阶级的行动形式；第五，阶级影响的多样性，即革命—社会矛盾与冲突—生活机会的分配等都是阶级的效应。

　　由此，现代社会的“阶级”得到了新的再定义：和传统相联系的是，阶级仍然是基于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或对立而形成的利益群体，也就是说，阶级不是基于占有资源多少(例如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声望等)，也不是基于以价值观、意识形态(例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目标等)为基础的利益集团；与社会复杂化变化相联系的是，这些利益群体是占有某种资源或资本(例如资产、组织、技能或知识)，因而具有某种权力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因此，阶级是通过以封闭与排斥、合作与竞争、剥削与支配、对抗与冲突等多种形式追求社会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占有及以相应社会权力为目标的利益群体。阶级更体现为分析复杂社会中基于相互作用关系而形成的阶级结构的概念。

　　应该说，前述所有超越敌对阶级理论去解释转型中国阶级阶层结构分化的理论，在实质上都属于这种现代阶级阶层理论的范式。而敌对阶级理论和现代阶级阶层理论的根本差别在于：敌对阶级理论认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形成了阶级，因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敌对性的，因而阶级就是敌对性的；现代阶级理论认为，阶级资源、阶级形成、阶级效应是复杂多样的，因而阶级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不仅仅是敌对的关系，所以，现代阶级概念可以用来分析更复杂的阶级结构。这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没有理解透的，这也是当前理论和认识混乱的重要原因。但是，除非人们根本性地放弃阶级阶层分析的视角，否则就无法忽视现代阶级阶层理论所提供的概念工具。

　　因此，阶级概念的复兴绝不仅仅是因为转型社会中仍然存在敌对阶级，更重要的是，转型社会的结构分化呼唤现代阶级阶层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敌对阶级概念的阶级阶层分化在中国社会中早已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早已突破了敌对阶级理论的范畴，新的社会阶层将在中国社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构成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利益群体。伴随中国社会迈向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社会阶层为基础，新的利益结构的重组和整合都将是不可避免的。敌对阶级理论面对的更多是革命的问题，而现代阶级阶层理论面对的更多是多元化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整合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现代阶级阶层意涵的概念首先不是在学术界，而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成为分析转型社会分化的重要概念，至少二者是同步发生的。继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了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第一次明确列为党在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和对象。至此，“新的社会阶层”成为一个正式的政治专有名词。按照官方的解释，它主要是指那些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工作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对比党的十六大报告可知，新的社会阶层与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平行并列，主要是指在非国有组织中工作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

　　毫无疑问，现代阶级阶层理论，包括“新的社会阶层”概念的提出，并没有完全解决对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分化的理论认识，特别是基于不同的理论传统的概念，远未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例如，阶层和阶级概念的区分或联系是什么，是否存在旧的社会阶层，和新的社会阶层相对的其他群体是否构成了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和老的社会阶层、其他社会阶层之间是什么关系，阶层形成的基础和过程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