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认知中，老年人常被定义为需要依赖照护的弱势群体，其就医行为亦多被简化为应对健康衰退的被动过程。随着医疗理念的持续演进与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老年群体呈现高学历化、健康意识增强和主体性提升等新特征，其就医行为不再局限于疾病治疗，而逐步拓展为涵盖预防、康复、社会参与和生命质量提升的综合性健康实践。同时，数字医疗和智慧康养技术的发展为老年人自主参与健康管理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需以全面、辩证的视角重新审视医疗场域中的“老年观”。这既是回应老龄化社会复杂性、维护老年群体健康权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医疗体系走向整合、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前提。

　　第一，老年人不等同于被照顾者。老年人不是单纯的弱势群体，也并非仅是医疗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在医疗场景中，我们需打破“老年人等同于被照顾者”的刻板印象，重新定义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事实上，老年群体蕴含着较大的社会价值和发展潜能。从实践经验来看，老年人可以是医疗过程中的经验传递者、志愿服务者、健康传播者，甚至是部分医疗或护理服务的提供者。许多老年人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专业知识，尤其在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等领域，他们的经验对同龄人或年轻患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年志愿者在慢性病管理、健康宣教和心理支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部分通过培训的老年人可以承担简单的护理工作，如协助测量血压、血糖监测等。这种角色转变让老年人从“被照顾者”转变为“服务提供者”或“积极参与者”，重新定义了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不仅能够减轻医疗系统的人力资源压力，也能增强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同时提升健康教育的亲和力。

　　第二，就医行为不等同于健康衰退。通常，就医行为会被贴上健康衰退的标签，尤其是对老年人而言，频繁就医似乎成了“衰老”的代名词。实际上，这是一种认知偏差。现代医学强调预防优于治疗，规律的就医行为恰恰是健康管理的积极表现。通过定期体检、健康咨询和慢性病管理，老年人能够主动掌握自身健康状况，了解疾病进展、提高生活质量。不仅如此，就医行为也是老年人自我赋能的过程。在知识获取层面，每一次就医都是一次知识的主动汲取。老年人能够通过理解慢性病管理规范、掌握药物服用细则、学习科学康复方法等积极构建自己的“健康知识库”。在心理建设层面，克服对疾病的恐惧、对未知的担忧，甚至是对“麻烦他人”的顾虑，是老年人对自身意志的一次锤炼。这一过程能够提升老年人在健康方面的决策能力，强化他们的内在韧性，使其重拾对生命进程的掌控信念。在社会联结层面，从与医护人员的定期沟通，到社区健康服务的参与，再到候诊区与同龄病友的交流，这些互动能够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让他们感受到被关注、被需要的温暖，帮助其在支持与归属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安全位置。

　　第三，有人陪同的就医过程不等同于良好的就医体验。许多人认为，老年人就医时有人陪同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甚至将是否有家属陪伴作为评价就医体验的标准之一。这种现象表面看是家庭关怀的体现，实则反映了医疗服务的适老化缺失，并掩盖了社会对老年人独立就医能力的忽视。现实中，许多老人有意愿、有能力独立就医。然而，不太友好的就医环境剥夺了这种可能性。部分医疗服务流程设计并未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如就诊流程复杂多变、医院科室布局欠合理、智能设备操作困难、缺乏无障碍设施导致行动不便等，这些不仅增加了老年人的就医负担，也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性。我们应当转变观念，重构医疗服务评价标准，鼓励老年人保持独立性，破除陪同就医的迷思。具体可改进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加强符合适老化标准的老年友好医院建设；开发辅助而非替代的智能工具；建立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决策支持机制，如慢病顾问、预先照护计划咨询等。

　　第四，鼓励“医养结合”不等同于模糊医疗和养老之间的边界。“医养结合”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策略，在实践中可能出现边界模糊的问题，甚至会衍生出“以医代养”的倾向。医疗与养老虽同属健康服务体系，但二者在服务目标、内容及方式上存在本质差异：医疗以疾病诊治为核心，强调专业性和技术性；养老以生活照护为重点，注重长期性和综合性。若养老机构过度医疗化，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如盲目扩建医疗设施，还可能使老年人陷入过度检查和不必要治疗的困境。理想的“医养结合”模式应实现服务分层、机构分类与资源分流的统一。服务按老年人健康状态可划分为急性治疗、亚急性康复和长期照护三个层次；机构应明确区分综合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与养老院的职能；资源调配应形成梯度衔接机制。这种模式可避免服务重叠，确保资源精准对接。细化机构服务的范围与准入条件，建立跨机构转诊评估体系，筑牢医疗与养老的服务边界，才能形成互补共赢的老年健康服务生态。

　　第五，提升老年人服务不等同于割裂人群间的医疗服务。在强化老年人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应警惕代际医疗资源失衡的问题，避免因过度倾斜某一群体而损害整体医疗的公平性。老年健康服务的优化应避免以牺牲其他人群的医疗需求为代价，需纳入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框架，统筹规划医疗资源分配。理想的医疗体系需兼顾公平与效率，既满足老年群体的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等需求，也保障孕产妇、儿童等人群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医疗政策设计需强调整体性和动态平衡，避免静态、割裂的资源分配模式。一方面，将老年健康服务融入区域卫生规划，综合评估不同人群的医疗需求，推动跨年龄段的健康管理项目建设；另一方面，建立代际公平评估机制，结合人口结构变化动态调整资源配置。此外，可借助AI、大数据等技术优化需求预测和服务匹配，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重构医疗环境下的“老年观”，不仅是服务理念的更新，更是医疗体系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我们应该看到，老年人可以是医疗服务的参与者，医疗行为可以成为健康赋能的契机，就医体验的核心是自主权而非依赖性，“医养结合”重在明确分工而非简单叠加，代际公平是医疗资源分配的基准原则。这需要供求双方达成共识，在医疗环境下重新定义老年人的社会角色，重塑对健康和疾病的认知，构建医疗服务评价标准，划分医疗和养老服务的边界，设定不同年龄群体间的资源配置比例，以构建真正包容、公平、可持续的现代医疗服务体系，迎接老龄化社会的全面挑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老年人医疗服务中的数字融入问题研究”（22BSH1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省老龄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社会与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