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讲，做非洲研究，既要懂非洲，又要懂中国；既要知道非洲的需求，也要知道中国的需求，否则肯定做不好非洲研究。2007年我到浙江师范大学创办非洲研究院时，就坚持一方面要做非洲研究，一方面要推动中非关系发展。这是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2022年在各种讲座报告中，我就讲区域国别研究要“两头落地”，强调不但要“落地”，还必须“两头”都能落地。我还提出“两头能落地，中间挑得起”的理论，这是基于我35年来研究非洲、行走非洲、力求推动中非关系发展的思考和实践的总结。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越来越懂非洲，也越来越懂中国，促进了浙江和金华对非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非两地人民的来往。

　　反击“文科无用论”，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让文科有用。一门学科存在的价值，首先是“有用”。“有用”的标准可以多种多样，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是有用；鼓舞人心、提供情绪价值是有用；愉悦身心、享受时光也是有用。区域国别学有用，则必须能服务中国正确认识一国一地，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合作。

　　2024年3月8日，中非智库论坛第十三届会议上，我们牵头联合中非50个国家智库学者共同发布了“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外交部部长王毅高度评价这一共识，“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表达了“全球南方”的共同心声。发布“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为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奠定了共同的认知基础。在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习近平主席复信我院名誉教授、南非前资深外交官格罗布勒等来自非洲50国的学者，得到非洲学术界广泛而热烈的反应，为召开峰会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随着“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正式纳入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文件并上升为国家行动，这对我院而言既是巨大的喜讯与荣誉，更意味着国家对我们学者寄予了更高的期待，赋予了我们更大的使命与责任。

　　后来，为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在人权领域交流合作，2025年8月，我带领学术团队再赴非洲，并于当月22日与中国人权研究会、埃塞俄比亚政策研究所在埃塞俄比亚共同主办了首届中非人权研讨会。会上，来自中国和40余个非洲国家的超过200名人权领域官员、专家学者及有关社会组织、企业、智库、媒体代表等，围绕“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携手实现发展权”主题展开讨论，并共同发布了《中非发展权亚的斯亚贝巴共识》，这成为中非合作中又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知识产品。

　　2025年12月，南非G20峰会召开之际，我率团赴约翰内斯堡，与新华社、非洲联盟等共同举办了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非伙伴大会。会上，面向来自中非42个国家的200余名代表，我发表了开幕致辞，指出“全球治理的非洲时刻、南非时刻、中非合作时刻已经到来”，强调中国与非洲将携手为完善全球治理发挥关键作用。这一观点发布后，迅速在中非媒体界得到广泛传播、转发和引用，为G20峰会召开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回国后，多位非洲朋友向我表达了对这一观点的认可与支持。当时，正在我校参加“一带一路”国家青年媒体人士培训项目的《非洲新闻24小时》主编西伦斯专门来采访我并对我说，“当听到您在会上说‘现在是非洲时刻’，我很振奋，我想我们应该要珍惜这一机会，加快发展与合作的步伐”。

　　这些区域国别学服务国家战略的典型成功案例充分证明了文科不但有用，还有“大用”。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能有所实效，首先得益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非合作的落实落深，其次也离不开我们40年来坚持走原创的中国非洲区域国别学科建设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行走非洲，和非洲人交朋友、拜非洲人为师，在互学互鉴中构建高质量的人际网络以及多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我而言，无论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大事”，还是影响和改变个人的“小事”，都是我长期坚持从实践出发开展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知识，才能服务于实践。我们只有坚定地相信并践行“区域国别知识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步一个脚印到对象国行走，才能真正生产出管用的区域国别知识，才能产生真正的区域国别理论。多年来我坚持行走非洲，积累了百余篇累计50余万字的非洲行纪，正是我对这一信念的认同与坚守。行走非洲是我一生的学术课题，我也希望通过记录这段历程，分享我们是如何在“无路”之处摸索出一条非洲区域国别研究的道路。

　　2025年是我从尼日利亚留学归国的第三十五年。年初，我接到恩师、尼日利亚史学界泰斗阿拉戈教授的来信，4月我便率团启程赴非，辗转多地考察后，专程回到他的故乡——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嫩贝。1990年留学尼日利亚期间，我就从拉各斯前往嫩贝，当时到达河流州后仍需换乘独木舟，沿尼日尔河逆流而上，穿越茂密雨林才能抵达，那时可谓“无路可行”。近年来，在中资企业积极参与下，当地道路基础设施大幅改善。这一次，在中土集团的协助下，我们得以驱车直达嫩贝。我想我们区域国别学者最终也是要用我们学识搭建一条连通两地、促进两地交流、合作和发展的“路”，这也是区域国别学者值得行走一生的路。

　　在嫩贝，时年92岁高龄的阿拉戈教授仍如当年一般寡言而睿智，留学时的老友如今已成为了地方长官和酋长，我们以共饮同一杯棕榈酒的地方仪式表达彼此未断的友谊。在深入考察当地村庄的现实状况与发展潜力后，我们共同决定启动“尼日尔河三角洲与‘一带一路’论坛”，旨在为未来吸引更多企业家和学者前来考察、投资与研究提供平台。回国后，我与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推动在该地区哈科特港大学设立了“中国之窗”图书室，我的学生也将赴该校筹建中国语言中心。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平台，为中尼两国开辟更多合作发展的路径。

　　所以我常说，区域国别学研究者必须扎根于研究对象国、对象区域，做到“两头落地，中间挑起”，才能发现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问题，通过开展前沿的、创新的探索，建构起知识的前沿、概念的前沿、理论的前沿。由此获得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一定具有地域适应性和时空关联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回想起2024年3月，我在坦桑尼亚湖区农村开展调研时，受邀参加第四届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当时，我就站在田地中，录制了一段关于“如何建设‘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二级学科”的视频发言。录制结束时，天刚破晓，太阳火红，远处广阔的草原一片生机。那一刻我深切感到，区域国别研究最富活力的舞台，理应是世界各个角落的土地。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学部主任、非洲研究院（非洲区域国别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