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卢光盛,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现在区域国别学发展的现状是“方兴未艾”“群雄并起”。这种情况下,我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将何去何从? 我也同意张振江院长的看法,即现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近期内已经几乎没有可能成为一级学科了,所以我们只能被“卷”进去,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考虑。对于我们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机会,所以我们去年就搞过学科建设的论证,我们在国际关系研究院后面又加挂了一个牌子———区域国别研究院,两者完全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的压力比较大,但一定要融合交叉谋发展。
总体上,当前各个学科对于申报建设区域国别学的一级学科态度是有差异的。对于外语类学科而言,因为通用语种专业有一级学科,他们不太着急;而非通用语种专业,对此是最为积极的。世界史有三个一级学科,也不着急,经济学更是“仍在门外”———他们不想介入。相对而言,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总体上处于“观望中”的状态,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事情的重要意义之所系,我们不能再观望了。将来我们的学位可能同时包含几种学科,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一学科可能还不做单独的评估,并且在学位方面仍应授予传统学位。
区域国别学兴起的根本原因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国家需要。区域国别学,既是“大学之学”,也是“大国之学”;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事业。所以在未来发展学科过程中,我们做建设工作的时候,始终要围绕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如何去服务国家战略这个大方向去谋划,否则这个学科也不能真正发展起来。虽然学术和政策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始终认为,这两者并不是相背离、相矛盾的。我们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素有“理论”和“现实”双重关怀、“学”与“用”并进的传统。而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的同事们一直做的就是区域国别学的工作,只是没有这个名称而已。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过去和现在都是做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力。因此,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区域国别研究的融合发展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我们要从“国之大者”出发,与时俱进参与到区域国别学建设中。区域国别研究的“用”处很多,这些“用”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主题。例如,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我们更多地是为了通过“睁眼看世界”、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经验以求得“救亡图存”、国家振兴。而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逐步以大国的身份面貌登上世界舞台,因而区域国别研究一方面继续发挥从他国获取国家发展经验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更多地涉及服务国家外交。在后面这个层面上,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是区域国别研究当之无愧的主力,这也是今天我们探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涉外事务的内容也愈加广泛,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涉及的内容也愈加丰富,这恰恰是“学”“用”互动、“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现实写照,也是促成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诞生的直接背景。这一背景犹在进行时的发展中,也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长期存在。尽管我国的国家海外利益不断增加、涉外事务不断增多、外交方面的内容也更加多元,但总体上是有一个主线存在的。这一主线,我认为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当前,党中央从“两个大局”出发,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涉及内容不断丰富的当下,不能成为“大杂烩”,而要做到“形散意不散”,这个“意”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我们今后开展教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工作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周边关系、重要的区域国际秩序和重点国别研究等重大问题,都需要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需要在交叉中创新,需要“他者”视角,需要做更深入的田野调查,这也是未来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可能的潜在新增长点。我个人的理解是,以前做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一开始有些做新闻传播方向,有些是将西方的理论进行引进介绍,而后又有一些人进行讨论本土的中国学派构建等有益的工作,下一步则可能需要更多地结合田野考察,结合具体的区域国别案例去寻找理论的新突破。就我个人及所观察到的情况而言,当前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研究者有不少人可能并不具备对象国的语言能力,特别是非通用语的语言能力。不得不说,这可能会导致他们难以成为“真正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因此,他们正在做或未来一段时间可以做的工作,可能是探索性的、过渡性的、组织性的工作。如果能为将来培养出“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做一点贡献,也是有意义的。这里想强调的是,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应该注重“问题导向”。在国家需求的大背景下,不管你来自什么学科,什么理论流派,只要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所以,我们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四个面向”,其中一个是面向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这正是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的根本导向。
在学科建设上,我们可以围绕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做一些文章,注重学科“门槛”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比如,在学科体系中,学科交叉中的交叉方式与学科边界问题、二级学科的设计问题如何解决。我个人有一些初步的思考,我认为学科建设应当首先明确交叉学科之“交叉”如何落实到区域国别学中。这里就涉及学科边界的问题,也关系到区域国别学如何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融合发展,融合发展到什么程度。在二级学科的设计方面,首先,要根据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二级学科的建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次,根据官方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二级学科的设置也是一个必然的“程序”。我认为,我们当前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参与者们,应当在这个自然的过程和必然的“程序”中发挥应有的主观能动性、有的放矢地探索建立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学科方面的工作,归根到底还是涉及“科学”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学术体系的建立。
学术体系的重点涉及一系列理论性工作,作为区域国别学主要交叉的学科、专业,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历来重视理论的建设,同时也积累了大量通过学科交叉推进理论建设的工作经验。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的诸多理论不单单来自于其所属的政治学,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被接纳、吸收、改造进入到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理论中。甚至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的一种叙事线索,便是几次理论性的“大辩论”。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可以被借鉴引入到区域国别学理论,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工作经验同样可以被区域国别学理论建设所借鉴。
这里,我想可否探索建立“中国范式”,我个人此前曾抛砖引玉式地提出过一个“共同体范式”,这里简单向大家汇报下。所谓“共同体范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借鉴马克思主义世界发展理论、世界现代化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理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世界观,将共同体建构作为观察角度和基本假设,以“共同体”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围绕这一内核形成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纲领。至于话语体系,我想主要是围绕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配套的区域国别学“中国语言”体系。
最后我想说的是,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强调特色发展和不可替代性。云南大学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将会坚持这个思路,以区域国别学理论和方法为学术基础,以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为主要研究方向。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特色。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讨论在地化、国际化、智库化以及技术化的很多方面的问题。
(全文刊发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