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我投身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第九个年头。回望这一年，我的研究工作始终围绕一条主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建设研究”的开题筹备与推进展开。这一课题不仅是我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攀登，更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民族学使命的深刻再思考。

　　最突出的感受：史料的丰富并非等同于史识清晰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民族工作历程中积累了极为庞杂的史料——中央档案、地方文件、报刊报道、民族文献、碑刻铭文、口述记忆等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如何从中提炼出清晰的逻辑主线，厘清历史叙述与抽象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成为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难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最终目的并非简单的数量积累，而是实现体系化的重构。倘若史料无法融入理论生成的逻辑框架，它便仍停留于“材料”的层面，难以成为具有学术生命力的真正“史料”。从这一视角出发，史料体系的建设，本质上是一场学理体系的重塑与再造。它要求研究者在史实层面深入追问：何以发生、以何发生、发生何如；同时在思想层面，深刻揭示历史事实所蕴含的理论意涵。这样的工作，既需要持之以恒的耐心，也离不开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因为每一次对史料的重新解读，都可能为理论阐释开辟新的视角，推动认知向更深层次演进。

　　最深切的体会：话语的关键在于把握理论生成时机 

　　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民族理论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学术传统与表达范式。然而，在世界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如何突破既有理论框架、有效回应国际话语挑战，成为当前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西方学术在民族、国家与共同体议题上的长期主导地位，形成了一种潜在的话语惯性，往往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提问方式与理论取向。这种“隐性的理论桎梏”若缺乏自觉的批判与反思，便易导致研究在国际语境中陷入“被定义”“被表述”的被动局面。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的提出，为学界重新审视民族关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空间。这一命题既是立足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也为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关键契机。在此基础上，推动理论研究从“回应—解释”走向“引领—建设”，已成为实现学术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真正的创新不在于另起炉灶，而在于能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作出富有时代内涵的新阐释，进而生成中国自主的话语表达。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是“重新提问”和“重新回答”——用中国历史脉络与现实经验重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用当代学术语言重新界定理论问题，从“解释世界”跃升“理论建设”。

　　最沉着的思考：理论研究必须把握好“两个结合” 

　　我深切感受到青年学者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理论有效转化为中国语境下的学术表达方面，普遍存在思考与困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庞大、内容丰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起点，但若不能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实践逻辑相贯通，便难以真正形成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理论体系。

　　我始终强调从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丰富实践中梳理发展脉络，注重在政策演进、文献话语与社会实践的动态互动中挖掘理论生成的深层逻辑与现实根基。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自觉、以“由史入理”为基本路径、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取向，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研究中的学术立场与方法遵循。

　　回望这一年，我愈发深切地体会到，学术研究的真正挑战，不在于追逐热点或堆砌材料，而在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语境中始终保持理论探索的自觉与定力。当下的民族理论研究，急需沉心静气，回归根本问题的深层思考：史料不仅要还原事实，更要揭示历史脉络中的结构性逻辑；话语不仅要表达立场，更要能够阐明原理、建构共识；理论不仅要回应时代，更必须经得起实践的反复检验。

　　2025年于我而言，不仅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一次学术生命的重新出发。前路依然漫长，但我始终坚信——唯有那些真正扎根于厚重史料、植根于田野调查、紧扣于时代命题的研究，才能在未来的学术之路上行以致远。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叉学科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