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赵徐州/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赵徐州 通讯员 相龙烽）7月13-14日，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2024年年会暨第八届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齐齐哈尔举行。来自全国个地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表示，史料学是一门“遗憾之学”，史料的发现永远在路上，在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同时，也要对已有史料进行全面深入挖掘，转换研究观念，扩大研究视野，推动民族文学史料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齐齐哈尔大学副校长丛喜权致辞 本网记者 赵徐州/摄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会长徐希平致辞 本网记者 赵徐州/摄

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李维杰致辞 本网记者 赵徐州/摄

　　开幕式上，齐齐哈尔大学副校长丛喜权在致辞中表示，此次会议是促进齐齐哈尔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契机。学校将持续推进文学史问题、边疆学问题、民族历史与理论问题深入研究，推进民族文学史料、新出土文学史料、地方文献学史料及口传文学史料的发掘传承整理研究，不断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辟新思路、拓展新途径。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会长徐希平表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其中的深刻内涵，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我们文学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史料发掘整理是为了更好地研究，需要解决服务的问题，要进一步思考探索中华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优势和面临的难点。

　　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李维杰表示，与会学者探讨解析中国文学多元一体的交融互动、传统与现代以及国内外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相互借鉴、经典文学史料的深度梳理解析和新材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对于推进中华民族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与会学者发言 本网记者 赵徐州/摄

与会学者发言 本网记者 赵徐州/摄

　　尊重第一手资料

　　谁拥有了史料，谁就拥有了历史的进路。“少数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核心概念，从《人民文学》的发刊词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再到《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考辩，在新史料的发现与质疑过程中不断明晰。大连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李晓峰认为，对这一概念产生的史料追索过程，呈现了史料学作为“遗憾之学”的特点。作为独特的“维纳斯”式的美学形态，史料的发现永远在路上。这一过程对史料学研究者是一种学术求索精神的锻造过程，其内在的精神动力也是史料学的魅力所在。

　　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涉及到目的、田野关系与伦理、内容的选择、搜集团队的配合与时长、记录誊写的方式、译注的理论、入库的编订等诸多内容，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一个重要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晓东认为，所谓第一手资料，指的是资料本身而非使用者，即没有任何改动、完全忠实记录下来的资料，无论谁来使用其都是第一手资料。但如果资料经过删改，即使搜集者自己使用，也不能称之为第一手资料。

　　格萨尔史诗史料体系在史料学的整理与研究路径中主要以口述史料和古代书面文献、档案汇编、考古遗迹、数字史料、电子史料等组成。无论是寺院经典文献或是民族志文献还是电子史料，草根与高僧，民间与寺院，口头与书面，数据与电子，两者一脉相承，相辅相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霞表示，格萨尔史诗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形成正处在不断探索、努力发展的阶段。学界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从资料的搜集整理阶段进入学理性探赜的研究阶段，研究范式已然发生转换，“口头诗学”“口头程式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正在为中国史诗研究打开新的视域，“中国史诗学派”“共同体诗学”已呈现出新理论本土化的实践模态。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强调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革新、创造。在旧与新之间，中华文明展现出明显的辩证性格，即“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百余年来，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曾明表示，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我们在话语体系建设上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制度创新、理念创新、形式创新，标志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全面挖掘已有史料

　　公元443年刊刻于嘎仙洞石壁上的“祝文”，是统治者用以歌功颂德、祭祀祖先的文辞，被誉为流落在大荒之中的庙堂文学，对北魏历史乃至北方民族史研究都有重大影响。但学界对鲜卑祖源地与嘎仙洞的关系尚存争论。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秀莲从北魏太武帝在太平真君四年的相关活动入手，通过分析、揭示李敞祭祀并刊刻祝文与石壁的历史内幕、释读石刻文本与《魏书·礼志》文本中的几个“关键词”，提出嘎仙洞石室被当作拓跋鲜卑的发源地，是人为建构的结果。《魏书·礼志》做了初步建构，嘎仙洞石室“祝文”被发现后，学术研究缺乏史源辨识、史料分析，《魏书·礼志》的政治建构被继续，暴露的学术问题也日益突出，出现学术质疑是必然的。解决学术质疑问题，还要期待嘎仙洞“先帝旧墟”的第三次发现。

　　梁实秋和华思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读〈骆驼祥子〉》和《评〈骆驼祥子〉英译本》两文，堪称《骆驼祥子》接受传播史上的经典文献。但长久以来却未得以应有的重视，失收于老舍研究的任何资料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陈思广表示，学术拓新离不开对已有史料的全面发掘与深入了解，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接受者在《骆驼祥子》研究中的盲目与自信，纠正以往接受研究中出现的偏差与问题，打开接受者认同与重构、修正与跨越的新视阈。

　　不断拓新研究视野

　　文学史研究的空间维度伴随着“空间批评”的兴起而日渐受到重视，成为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拓展文学研究路径的重要维度。五华书院作为清朝嘉道年间云南多民族文学交融发生的具体历史现场，构成了多民族诗人栖居的文学空间。而在明清时期的西南大地上，与五华书院相似的文学空间和多民族文人交流的文学场域不可胜数，都是明清西南多民族文学交融产生的特定语境和场域，是明清西南各民族共同构建的地方文学圈和文学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孙纪文表示，五华书院承载着多民族文人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学与文化记忆。而由此衍生而成的五华书院“文学空间共同体”，不单成为诗坛风尚转变的助推力量，也因其多样的诗歌风格，丰富了云南诗歌乃至清代诗歌的整体内容。

　　驻防旗营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军事设施，也为旗人文化活动提供了相对独立的空间条件，推动了驻防旗人与当地民人的文化交互。杭州旗营作为杭州城以及江南文化圈内的“文化岛”，是旗人在文化涵化的历史进程中，保存满蒙文化的微型空间。其中三多作的《柳营谣》便是在旗营文化岛“消减”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文学化的“复现”，重构出一幅旗营文化与江南文化协同繁荣的景象。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教授多洛肯表示，如果说三多早年在杭州所展现出来的身份认同是以“何为自我”而展开的，那么他在辗转蒙地时所产生的身份认同便是以“何为他者”的形式出现的。在杭州城内书写旗营满蒙文化的三多，在库伦的蒙古同胞面前却产生了强烈的异域之感。跨度巨大的空间转移，也让他在文学创作中常常涉及地理人文的对比探讨，强化了他内在的江南身份认同。

　　元明清时期蒙古族的汉诗创作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的变化，在文化大一统皇权话语导引下，蒙古族汉语创作得到了蓬勃发展。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米彦青提出，对这一创作群体的研究要从制度史、思想史以及“新文化史”三个视角进入，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下蒙古族文学在中华文学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空间中关注民族文学，立足对中华文学史料的挖掘、梳理、研究，在此基础上打破学科壁垒，以更为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更高的学术境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实现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现实意义。

　　在大会四个分论坛上，与会学者分别围绕古代区域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古代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古代民族文学文本研究、民族民间文学史料研究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会议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齐齐哈尔大学主办，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承办。

与会人员合影 本网记者 赵徐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