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思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学科实现自觉自信自立自强的重大命题。目前数字思政研究存在技术逻辑僭越育人逻辑、域外价值话语隐性渗透、理论体系碎片化等结构性困境，而症结就在于缺少统摄技术、价值与知识的元理论支撑。因而，遵循“两个结合”，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对外融通中介，锚定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内容，可以有效平衡技术逻辑与育人本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思政立场、数智范式与学科知识体系的三重关系，形成“固本—立魂—建制”的层级递进与动态耦合机制，有助于实现守正与创新、自主与融通、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为数字思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基础性支撑。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下简称思政学科）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关乎育人方向与学科根基。在数智化浪潮深刻重塑育人形态的背景下，数字思政已成为思政学科创新发展的重大增量，但实践繁荣与理论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亟须以元理论自觉回应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命题。

　　一、问题的提出：数字思政何以需要元理论建构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对思政学科而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既是学科走向成熟的内在标志，也是回应数智化时代变革、提升立德树人育人实效的必然要求。随着教育数智化转型纵深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全方位嵌入学校思政课教学、实践开展、文化传播全场景，数字思政已经成为思政学科创新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构成。

　　数字思政并非网络思政的简单技术升级，也不等同于智能思政或思政教育数智化的同义替换。网络思政侧重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思政教育活动的场域拓展，智能思政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对思政教育流程的智能化改造，而数字思政则指向数智技术全面嵌入思政教育后所引发的学科知识形态、育人方式、价值传播逻辑与理论范式的整体性重构。就此而言，数字思政不仅是一个实践领域，还是一个有待系统建构的学科知识新形态。同时，数字思政的建设，不仅是面向当下育人工作的崭新样态，也是面向数智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世界性命题与课题。

　　然而，我国育人实践的高速扩张并未同步带来数智场域中育人理论体系的成熟完善，数字思政领域呈现出“热实践”与“冷理论”的突出矛盾。现有研究大多聚焦技术赋能路径、平台载体搭建、实践模式创新等应用层面，更多回答“数字思政怎么做”，却较少研究数字思政的学科本体、价值根基、知识生成逻辑等根本性问题，缺少面向学科底层逻辑、核心范畴、知识范式的元理论反思。这种“有实践、无体系，有现象、无范式，有成果、无谱系”的现实状态，使得数字思政较多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难以完成从经验探索到学科理论的自觉跃迁，更难以支撑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建构。

　　元理论（metatheory）是针对理论本身开展的理论化反思，它追问学科的基本预设、核心范畴、逻辑结构与价值根基。基础理论处在思政教育理论体系的中间位置，它既承接理论基础，又统摄基本原理，是思政学科的元理论部分，承担本体阐释、概念界定、原理提炼、逻辑建构等学术功能，为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学理支撑。[2]思政教育元理论建构的实质，就是在学科本质规定性与时代变革要求之间搭建稳定的解释框架与规范框架。当前，数字思政研究陷入较为碎片化、依附化困境的根源，正是元理论缺位所致，即技术逻辑、价值逻辑与知识逻辑三者之间缺少统摄协调机制，出现技术悬浮于育人之上、价值游离于本土立场之外、知识散落于外来范式之间的现实矛盾。

　　一般来说，元理论建构不是脱离实践的纯粹哲学思辨，也不是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取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这里承担的是对外融通的中介基座功能，不是价值本源。元理论建构的理论根基始终扎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并设置这一中介，意在处理好自主和融通的辩证关系，亦即对内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地位，对外依托全人类共同价值搭建跨文明学术对话的接口，打破域外话语垄断，以避免陷入封闭自守或者全盘移植外来理论的两极误区。因此，数字思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首要任务，不是继续拓展应用型研究，而是在元理论层面完成数字思政本体、价值与知识三重维度的整体性重构。基于此，本文立足思政学科本质与数智时代的育人规律，建构三重对齐的元理论分析框架，为新时代数字思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较为扎实的理论支撑。

　　二、现实审思：数字思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结构性困境

　　数字思政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三个核心条件，即稳固的学科本体规约、清晰的本土自主价值立场、自洽完备的学科知识范式，三者构成数字思政的“根”“魂”“体”，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反观当下的研究与实践，数字思政在本体、价值、知识范式三个层面都存在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1. 技术工具理性对育人本体逻辑的僭越。立德树人是思政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数字思政不可移易的本体规定。无论数智技术迭代到何种形态，其与思政教育始终是“用”与“体”的关系。换言之，技术是服务育人之“用”，育人为学科根本之“体”，但当前数字思政建设中“技术主导、育人依附”的现象屡见不鲜。一是从实践层面看，部分高校简单将数字思政等同于“传统思政+数智技术”的物理叠加，盲目追逐平台数量、数据规模与算法精度，把学生复杂、矛盾、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思想成长过程简化、拆解为可量化的行为标签，用数据运行规律替代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规律。有专家将这种倾向概括为“数据拜物教”，它使得思政教育这一塑造精神世界的灵魂工程，有被降格为数据工程的风险。[3]二是从研究层面看，大量成果围绕技术迭代、算法优化展开，将技术赋能效果作为核心评价标尺，对技术异化风险、工具理性僭越育人本体等问题批判性反思不足。技术中立论、技术万能论作为隐性预设，不断消解思政教育以“现实的人”为对象、以人的精神成长为价值旨归的本体根基。

　　对技术支配性的批判，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技术异化理论为根本立足点。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与大工业时深刻揭示，技术本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但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却异化为支配人、压迫人的外在力量，“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4]（P508）。海德格尔以“座架”概念描述现代技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规定，为我们理解数智技术对思政教育的深层影响提供了现象学参照，但批判的根基又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即数字思政中的技术异化，实质是工具理性在资本逻辑助推下对思政教育领域的侵蚀。一旦算法逻辑、数据效率逻辑压倒思想逻辑、价值逻辑，数字思政便会丧失作为思政教育的学科合法性。

　　2. 域外数智话语对本土自主价值坐标的冲击。思政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本土特质，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立场、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培育时代新人，是思政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底色。数智化场域具备全域开放、去中心化、跨域流动的特征，也为域外价值话语的隐性渗透提供传播通道，持续冲击数字思政的本土价值坐标。一是在学术研究层面，部分成果存在域外理论依附问题，直接移植西方数智人文、技术批判、网络社会治理等理论框架以解释中国数字思政实践，忽视中外思政教育的制度背景、意识形态属性的根本差异。这种“以西释中”的路径依赖，带来“概念悬浮”和“价值脱嵌”双重风险，不仅无法充分解释我国思政教育数智化转型的独特逻辑，还会不自觉接纳外来理论内置的价值预设。二是在传播实践层面，数智空间中“去意识形态化”的抽象价值叙事具备较强迷惑性。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借助数智平台进行去语境化传播，刻意消解制度差异、文明差异和立场差异，诱导数字思政走向价值均质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5]（P327）这一重要论断同样适用于数字思政领域，倘若不能在开放融通中牢牢守住本土价值坐标，数字思政就有可能沦为域外价值话语的传播载体。

　　3. 研究碎片化与范式依附化的双重困局。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发展以及成熟，要以统一的核心概念、规范的范畴体系、自洽的理论逻辑和独立的研究范式为重要标志。当前数字思政研究成果数量快速增长，但整体仍处在“前范式”发展阶段，碎片化与范式依附化问题依然交织在一起。一是从研究内容上看，现有成果多集中于思政课数智化教学改革、网络思政阵地建设、人工智能学情评价、数智育人风险防控等中微观领域，研究形态以经验总结、对策梳理、模式提炼为主。这类研究现实针对性较强，但缺少顶层元理论统摄，不少成果存在概念界定不一、逻辑难以贯通的现象，研究结论相互割裂，较难沉淀积累为系统化的学科知识谱系。二是从研究范式上看，数字思政长期依附通用教育数智化的研究范式。一般教育的数智化研究聚焦教学效率提升与学习效果优化，其问题意识、分析框架、评价标准较少涵盖意识形态引领、价值立场塑造等思政教育的核心任务。简单套用这种范式，会消解数字思政的学科独特性，把数字思政窄化为教育数智化在思政课堂的应用，而不能成为拥有独立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规定的专门知识领域。范式依附带来的深层后果，是数字思政难有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原创理论命题，势必长期处在学科知识体系的外围地带，无法深入学科内核。

　　以上三重困境相互缠绕、互为因果，且具有同一深层根源，具体的表征就是，数智场域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去中心化传播与意识形态凝聚性、技术资本逻辑与人的全面发展逻辑之间的矛盾失衡。本体的失范放大价值失准风险，价值失准进一步加剧体系失序，体系失序反过来又强化本体层面的工具理性偏向。破解这一困境，必须立足元理论层面进行思考，以完成技术、价值、知识三重逻辑的整体性重构，这也正是三重对齐分析框架提出的现实依据。

　　三、元理论建构：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三重对齐”的内核

　　1. 元理论建构的方法论自觉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介基座功能。建构三重对齐的元理论框架，首先要确立清晰的方法论前提。思政教育元理论不是对零散具体理论的简单归纳，也不是脱离学科实践的先验原则，而是在学科本质规定、时代变革逻辑、本土价值立场三者辩证矛盾中生成的规范性知识框架。这一建构过程必须满足三项基本条件：第一，根植思政教育的学科本体，回应“思政教育是什么”的根本追问；第二，回应数智化时代变革，解释、规约数智环境下思政育人新形态；第三，坚守社会主义价值立场，保障知识体系建构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德树人目标。

　　在此建构进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发挥独特的中介基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6]（P15）。全人类共同价值具备双重辩证特质，一方面拥有普遍性，凝聚人类文明发展共识；另一方面充分尊重特殊性，承认不同文明、不同制度落实共同价值的道路模式存在差异。这种“普遍共识—特殊实现”的双重结构，为数字思政处理自主与融通关系提供了辩证思维的工具。从普遍维度看，数字思政依托全人类共同价值搭建跨文明对话接口，打破西方数智教育话语垄断，参与全球数智教育价值议题讨论；从特殊维度看，数字思政坚守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华文化底色，赋予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国式内涵。当然，需要特别厘清的边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外对话交流的中介，并非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源，全部价值建构的根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依托这一方法论自觉，三重对齐的元理论框架才得以生成。

　　2. 数智技术逻辑与立德树人育人本质的本体对齐。在展开本体对齐的具体内涵讨论之前，有必要对“对齐”这一核心术语作出哲学转化说明。“对齐”（alignment）一词源自工程学与人工智能伦理领域，但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其内涵不是技术意义上的参数调适或目标函数匹配，而是矛盾双方在实践基础上实现辩证统一的动态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体用一源”“和合”理念，为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了本土哲学资源，即对齐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各归其位、相互成就。因而，三重对齐的实质，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原理在数字思政领域的具体运用。

　　本体对齐归属于本体论层面，回答数字思政“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核心命题在于，数字思政的本体是思政而不是数字，数智技术居于工具之用，立德树人是不可动摇的学科之体。这一命题建立在对思政学科本质的再确认上。思政教育是面向现实的人所开展的思想引导、价值塑造、精神培育的实践活动，对象不是算法识别的抽象数据个体，而是处在社会关系之中，充满思想矛盾、具备精神发展潜能的“现实的人”。无论数智技术如何迭代，都不能改变这一本体规定。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P501）。算法可以捕捉人的行为相关性，却无法完整把握思想生成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更不能替代人的价值建构实践。由此，本体对齐要求将数智技术严格限定在赋能工具范畴，亦即技术可以优化育人方式、拓展育人场域、提升育人精准度，但绝不能替代育人过程、重构育人本质、僭越教育主体地位。

　　本体对齐依靠“双向规约”机制落地。一方面，以育人本体规约技术应用，确立“育人逻辑优先于技术逻辑”原则，抵制用数据指标替代思想成长评价、算法推荐替代价值引领、技术效率替代育人实效的倾向。另一方面，充分释放技术优势赋能育人本体，推动数智技术由外在工具转化为育人体系内在环节。譬如大数据可以捕捉学生群体思想困惑与价值焦虑，为精准思政提供学情参考；虚拟现实技术创设沉浸式体验场景，助推价值认同。但前提始终是技术服从人的思想成长规律，而非人的思想发展迁就技术运行逻辑。本体对齐的实质，就是在数智化语境下，重新确立“育人为本、技术为用”的体用结构，从本体论层面抵御技术异化风险。

　　3.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特色思政立场的价值对齐。价值对齐归属于价值论层面，回答数字思政“为谁建构、以何为依据”的根本问题。它强调的是，数字思政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本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政立场，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对外融通桥梁，两者在“普遍共识——特殊实现”的辩证结构之中完成坐标对齐。

　　价值对齐第一层内涵是以共识拓边界。传统思政教育话语对内育人功能突出，但面向全球化的数智场域，对外学术对话能力尚有提升空间。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全球文明对话通用话语，帮助数字思政突破西方话语垄断，参与全球数智教育价值秩序建构，有助于将我国数字思政的实践经验、育人理念提炼为具备普遍对话意义的价值命题，以提升中国思政教育的国际话语权。当然，这不等于放弃本土立场迎合外来学术范式，而是立足中国实践丰富共同价值的现实内涵。

　　价值对齐第二层内涵是以立场定内核。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形态，深受文明传统、社会制度和国情条件制约。中国特色思政体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改革发展实践，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注入鲜明的中国内涵。数字思政建设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根本遵循，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追求，转化为培育时代新人的价值目标、内容与实施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8]（P42）数字思政的价值对齐，必须以此为根本坐标，拒绝脱离国情的抽象价值叙事，以抵御域外范式的隐性渗透。

　　价值对齐第三层内涵是以融通立自主。自主不等于封闭排外，融通不等于依附照搬。数字思政价值体系的建构，需要在开放包容与立场坚守之间保持辩证平衡。一方面，批判性吸收国外数智教育、价值教育、公民教育领域有益成果，丰富我国数字思政价值资源；另一方面，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外来理论保持审慎反思。这种批判性融通，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基础上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建构兼具自主性与开放性的数字思政价值体系。

　　4. 数智时代范式与思政学科体系的知识对齐。知识对齐归属于“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回答数字思政“如何生成学科知识”的问题。核心任务是完成数智时代全新认知范式、研究范式、话语范式，与传统思政教育理论体系、内在逻辑、知识谱系的融合再造与自主建构。一是在认识论维度，知识对齐要求突破传统认识论静态化、单向化局限，建构适配数智时代思想生成规律的动态化、场景化、交互化的认识框架。传统认识论以“传授—接受”为主要模式，预设知识由教育者向受教育者单向输送。而数智环境下思想生成则带有交互性、碎片化、场景化特征，价值认知不完全依靠系统讲授完成，更多在数智场景互动体验中逐步建构。数字思政的认识论需要确立“场景生成—互动建构—动态演化—实践内化”的逻辑，正视受教育者思想形成的过程性、矛盾性，拒绝用确定性算法思维理解复杂的思想发展过程。二是在方法论维度，知识对齐推动传统研究方法和数智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打造“质性思辨+量化研判、人文解读+数据支撑、静态复盘+动态追踪”的复合方法论谱系。传统思政学科的研究长于定性把握，而数智方法擅长捕捉群体趋势，但也极易滑向数据决定论。知识对齐的关键，在于确立人文优先、数据辅助原则，即数据只是解析思想状态的辅助工具，必须置于思想分析、价值阐释的框架之下，不能取而代之。三是在话语体系维度，知识对齐要求提炼数字思政的独有概念、范畴、理论命题，摆脱通用教育话语与域外数智话语的双重依附。当前，数字思政话语面临内卷化与外依化双重困境，具体表现为：传统思政话语在数智空间传播效能不足，相关研究又大量移植外来概念，缺少本学科理论标识。因此，知识对齐需要扎根中国数字思政的丰富实践，提炼类似于“以数育人”[9]、“算法价值引导”和“数智意识形态安全”等具备学科规定性的概念，搭建逻辑自洽的范畴网络与命题体系，夯实思政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根基。

　　5. 三重对齐的辩证关系与运行机理。三重对齐并非三个维度的简单并列，而是形成“固本—立魂—建制”的层级递进与动态耦合的有机系统。一是从层级逻辑看，本体对齐属于基础层，为全部建构提供本体论保障；价值对齐属于核心层，提供价值定向；知识对齐属于目标层，提供“认识论—方法论”支撑。三者形成从“根”到“魂”再到“体”的递进链条。因而，缺少本体对齐，价值对齐、知识对齐便会丧失学科根基；缺少价值对齐，本体与知识建构便会失去方向约束；缺少知识对齐，本体规约和价值主张就无法转化成系统化学科知识。二是从动态运行机理看，三重对齐之间持续双向互动反馈。本体对齐确立育人为本的约束，使价值对齐始终服务时代新人培育目标；价值对齐为本体对齐注入立场定向，避免本体规约滑向价值中立的纯粹技术论；知识对齐在本体、价值双重规范之下，将实践经验提炼为自主知识，反过来深化对本体的理解、巩固价值立场。由此，三者构成一个开放的自我调适系统。三是从辩证属性看，三者实现了守正与创新、自主与融通、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守正在于坚守本体和价值，创新体现为吸收数智新范式完成理论重构；自主体现在学科属性和中国立场，融通体现面向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文明的成果开放；元理论框架提供学理解释，同时为数字思政建设提供规范指引。这种辩证结构，让三重对齐不仅具备较为突出的学理解释力，也体现了较强的实践可操作性。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三重对齐在学理上是对“两个结合”根本遵循的具体落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求数字思政元理论建构必须立足中国数智育人实践，从中国思政教育数智化转型的鲜活经验中提炼理论命题；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求数字思政的理论范畴与话语表达汲取“体用一源、以文化人、知行合一”的中华智慧，使对齐这一概念获得本土文化根基。在这种意义上，三重对齐不是外来框架的中国化套用，也不是技术层面的参数匹配，而是立足唯物辩证法与中华“和合”思想的辩证统一，是“两个结合”在数字思政元理论建构中的内生性理论成果。

　　四、建构路径与边界规制：新时代数字思政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思路

　　立足三重对齐元理论框架，数字思政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坚持守正固本、融通中外、系统重塑、边界规制总体方略，把元理论的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制度安排与实践机制。因此，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与安排，尽管属于应然层面的建设方向，但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有不少单位开始尝试构建。当然，客观上，整个建设还需要兼顾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数据合规等诸多现实约束条件。

　　1. 以守正固本规制数智技术应用范式。守正固本的核心，是建立育人为本、技术为用的制度化保障，将本体对齐原则落实为具体技术应用规范。一是建立数字思政技术应用前置审查机制。由学校层面组建思政教育专家、教育技术专家与一线思政课教师共同参与的技术审查委员会，对拟引入的数智平台、算法模型和数据采集方案开展育人导向审查。审查聚焦技术应用是否服务于思想淬炼与价值塑造，是否存在以数据替代思想评价的倾向，是否可能引发人文消解或技术依赖风险。未通过审查的技术方案不得进入思政育人环节。二是推行数字思政育人评价双轨制。量化数据仅作为学情定位与趋势识别的辅助参考，深度访谈、成长档案、实践观察等质性研判作为核心依据。明确禁止以单一算法评分或数据排名作为思政育人成效的最终评判标准。三是将技术哲学、教育伦理与数智素养纳入思政课教师常态化培训，推动教师角色从技术操作者转向技术规约者和价值引导者，在数智场景中始终坚持教育者的价值判断优先权与人文关怀底色。

　　2. 以融通中外打造自主开放话语体系。融通中外的核心，是依托全人类共同价值搭建数字思政开放话语接口，在坚守本土内核的同时拓展对外对话空间。一是搭建数字思政话语“核心—外围”结构。核心话语层以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育人理念为根本，是不可动摇的价值内核；外围话语层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融通接口，把我国数字思政的实践转化为具备普遍对话意义的价值命题，如数智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算法公正与教育公平、青少年数智权利保护等，兼顾意识形态安全与对外学术对话能力。二是拓展数字思政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国际合作网络，主动设置数字思政国际议题，开展跨文明数智育人比较研究。在对外的沟通中坚持以中国经验提出问题、以中国理论解释问题、以中国方案回应问题，逐步改变域外范式主导议程设置的局面。三是推进数字思政内容的青年化、分众化表达。把本土价值立场融入虚拟叙事、短视频、交互产品等数智化载体，建立以价值引领力、思想穿透力、青年认同度为核心指标的内容质量评价标准，坚决杜绝以流量数据替代价值实效。

　　3. 以系统重塑完善学科知识谱系。系统重塑的核心在于，将三重对齐元理论落实到知识体系建构全过程，推动碎片化研究走向体系化、范式化、自主化。一是依托三重对齐整合规范核心概念与范畴。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概念，按照本体层（数字思政、以数育人、数智立德）、价值层（数智价值引导、算法意识形态安全）、知识层（数字思政认识论、方法论、话语体系）进行分类整合，搭建层级清晰、逻辑自洽的概念框架，对域外移植的概念进行本土化改造。二是推动数字思政研究范式转型。学科共同体内部应该倡导问题导向原则，坚持研究问题来源于思政育人现实矛盾，而非追逐技术热点。完善方法论规范，将质性思辨与价值批判置于基础地位，把数智量化方法界定为辅助手段，加大力度支持数字思政元理论与基础理论研究。三是将三重对齐融入人才培养与学科评价。在思政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增设数字思政元理论、数智育人哲学、技术伦理课程模块；优化学科评价导向，把自主知识贡献、理论创新度、学科辨识度纳入评价指标，破除论文数量、项目数量、案例数量的简单化评价倾向。

　　4. 以边界规制确立数字思政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风险审慎原则。风险规制是数字思政自主知识体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针对技术异化、价值均质、范式西化三类风险，需要大力构建系统化审慎约束机制。一是划定数字思政技术应用“不可为”的清单。制度层面明确禁止借助面部识别、情感计算等技术对学生思想倾向、政治态度实施隐秘监测与算法评判；禁止直接将算法推荐结果作为思政课程成绩评定依据；未经充分论证，不得将通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正式的思政课教学资源。二是进一步落实数字思政价值导向常态化审查。由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党委牵头，定期对数字思政平台内容、算法逻辑、话语表达开展意识形态审查，重点甄别去意识形态叙事、价值均质化与域外话语隐性渗透问题，审查结果与平台运维、经费拨付、评优评先挂钩。三是强化优化学术共同体范式自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政学科内部凝聚共识，克服与消除照搬西式数智教育理论，抵制借通用教育数智化标准替代思政学科专属评价，坚持将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此外，还可以借助期刊选题引导、学术会议议题设置、学位论文评审标准等渠道，强化数字思政研究的学科自觉与范式自律。

　　因此，数字思政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数智时代思政学科实现自觉自信自立自强的重大任务。三重对齐的关键，就在于以育人本体规约技术应用，以中国本土立场统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学科范式整合数智研究方法，推动数字思政实现从技术叠加走向范式重构、从经验探索走向理论自觉、从范式依附走向知识自主，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学科根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