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需要遵循科学的方法论，树立“边界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的“边界意识”由“视界”“守界”“跨界”“交界”“境界”五重逻辑构成：“视界”体现学科独立性的自我确证，“守界”反映对学科立场的坚守与捍卫，“跨界”要求开展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对话，“交界”揭示学科对话中的互释互塑，“境界”表征学科体系的迭代与引领的最终目标。经由“澄明视界”“自觉守界”“主动跨界”“互通交界”“臻于境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的“边界意识”得以在不同层次上合理展开，保证科学研究的规范性以及知识生产的有效性。

　　作者简介：叶方兴，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谭钰莹，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交叉是指不同学科因彼此之间存在互补性与融合性，逐渐相互借鉴、融合各自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与实践方法，进而推动学科发展的过程。[1]（P612）在新文科建设驱动下，学科交叉研究正逐步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共同趋向。《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提出，“应对新变化、解决复杂问题亟需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动开展学科交叉提供了政策指引。当前，学科交叉研究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走向成熟学科所采取的基本研究取向，承载着拓宽学科视野、提升理论解释力与实践引领力等多重期待。然而，学科交叉绝非随性的概念拼接与术语挪用，其展开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论。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趋势，主动顺应知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要始终立足学科本位，妥善处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避免在借鉴中遮蔽价值立场，丧失学科的主体地位。可以说，如何在交叉融合与学科本位之间保持适当张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必须严肃对待的根本问题。有效回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中自觉树立“边界意识”。学科交叉建立在学科“边界”的基础之上，“边界”既是存在的本质规定，也是认知得以发生的起点。所谓“边界意识”，“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理论意识”[2]，它标识着人类实践活动与知识生产各面向、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内蕴着学科自我反思与自我确证的自觉。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开展的“跨界作业”，那么“边界意识”犹如贯穿其中的“生命线”，用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得以科学、规范地展开。本文基于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论视角，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中的“边界意识”，厘清其内在结构与运行逻辑，把握其实践要求，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一、“澄明视界”：学科独立性的自我确证

　　“视界”一般也叫“视域”，“视”即为看，“界”表示范围，“视界”也因此被称为“看到的范围”。对于一门学科而言，“视界”即学科所认识和把握的世界的范围及其边界，它标示出学科相对确定的研究领域，划定了学科明确的研究范围。究其内涵，学科体现为体系化的理论知识，而“理论”从根本上蕴含了“视野”或“视域”之类的含义。正是在此意义上，任何学科都会从自身的专业性与独立性的视角提供审视外部世界的“学科之眼”。在此，“视界”构成“边界意识”的逻辑起点，回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何种眼光观察对象、以何种问题切入现实、以何种方式生产知识这一根本学科论问题。它指向研究对象、问题域、价值立场与方法结构的整体确证，构成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独立学科得以存立的根基。

　　在现代学科建制之下，学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的基本单元，深刻规范着学术研究的展开方式。即便人们不断呼吁打破学科“藩篱”，但仍以坚持学科的独立性为基础。“学术界仍然是围绕着学科进行构建的。大多数研究人员仍是在学科专业中接受了学术训练。研究资助的架构、学术职位的聘任和院系组成也仍是由学科边界所主导的。”[3]（P32）在以学科为基本单元的知识图景中，一门学科是否具有合法性、能否赢得独立且稳固的地位，首先取决于其是否澄明并自觉持守自身的独特视界，即是否拥有明确的研究立场、对象、方法以及支撑相关研究展开的学术支撑条件。反之，如果研究立场“游离”、研究对象“杂糅”、研究方法“混沌”，未能形成自觉为之探索的学术共同体，就无法形成清晰、明确的学科视界，因而也就难以判定其成为独立的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澄明学科的视界不仅要锁定学科研究对象，而且要明确本学科观照世界的特定方式。这一澄明本质上是学科的自我确证，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学科体系中彰显不可替代性的内在依据。

　　“视界”虽然直接体现为一门学科明确的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但其深层次反映的是学科的独特视角或思维方式。当前，学界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展开的论述已相当丰富，“一个规律说”“两个规律说”“三个规律说”及“现象说”“关系说”“现象规律说”等不同表述各有侧重，但对研究对象的清晰界定却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独立存在的认知根基。对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学科研究极易被误读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涉猎——似乎凡与思想、价值、观念相关的现象皆可纳入其研究范围。这种看似宽广的学科领地恰恰潜藏着“视界”缺失的风险。因此，澄明视界不仅意味着划定研究对象，也意味着确立学科独特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从纷繁的社会现象中辨识出真正属于本学科的问题域。同样地，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断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其中尤以数智技术手段与实证研究为最，但研究方法的使用不应仅凭实用主义考量，仍需接受学科视界的观照：它既要与研究对象相匹配，又要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思维方式。

　　在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视界，归根到底就是这门学科认识世界、把握规律的独特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规范性的实践科学，总是以价值在场的方式进入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为人类把握世界提供了独有的学科思维方式：以政治之眼审视精神世界”[4]。以政治之眼审视精神世界，意味着本学科对思想现象的把握要超越描述与解释的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辨识政治方向、厘清价值秩序、观照道德生成，在社会成员的精神成长中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内在德性、塑造健全人格。同样是面对人的行为变化，心理学看重个体心理机制，社会学关注社会结构关系，传播学侧重媒介过程与符号流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则要深挖其中的价值生成、政治认同与信念养成。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这一价值立场，使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对思想现象的处理方式，成为研究者在跨学科场域中辨识“何为我学科之议题、何为他学科之议题”的根本依据。

　　可以说，学科自明性是学科主体性的认知前提。领域清晰则议题明确，对象明晰则方法适配，功能确证则学科的社会价值得以有效彰显。从本质上看，“视界”首先表现为一种学科自明性，即研究者对于本学科是什么、研究什么、为何研究、如何研究的稳定理解。清晰的视界是高质量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的必要前提。学科界限是否明朗，本身即考察学科交叉研究成果是否趋于成熟的检验标尺。[5]研究者只有真切明晰本学科的研究指向、价值旨归与边界限度，才能对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作出精准取舍，即哪些资源可直接为我所用，哪些视角需经本学科转化方可引入，哪些议题虽与本学科相近却不属于其应予承担的学术责任。视界模糊的学科，在交叉研究中往往只能被动接受他者的问题设定与话语框架，将“借鉴”异化为“移植”，使“交叉”滑向“依附”，最终在多学科的学术格局中丧失自身的话语权与独立地位。

　　二、“自觉守界”：学科立场的坚守与捍卫

　　如果说“视界”解决的是学科何以自明的认知问题，那么“守界”则回答了学科“何以为我所有、何以值得守护”的立场问题。“守界”绝非在学科周围筑起封闭屏障，其强调的不仅是学科范围的圈定，也是对学科立场、学科思维方式、学科认知取向、学科信念与学科情怀的整体性坚守。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在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中更多扮演着“知识输入者”的角色，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与研究范式，却较少向其他学科输出本学科独有的理论创见。这种不对称的知识流动，固然在一定阶段拓宽了学科的研究视野，但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可能在交叉中逐渐丧失自身的“学科个性”，沦为其他学科理论的“试验场”或“应用区”。

　　“恪守边界”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的前提，任何借鉴与融合都必须以不动摇本学科的价值根基与问题立场为底线。守住这一底线，学科交叉才能成为学科成长的助力，使其他学科的知识资源真正转化为滋养本学科发展的养分；一旦这一底线失守，学科交叉则可能异化为学科自我消解的开端，使思想政治教育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安身立命的根本。守界之“守”，指向坚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立场，而非拒斥一切外来知识的偏狭姿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应该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基点，既要“放出去”，充分吸收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又要“收回来”，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议题。也就是说，要在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界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自觉守界。

　　这里的“自觉守界”，实际上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应自觉捍卫学科立场、坚守学科独立性，真正意识到自身的学科属性，做到基于本学科、服务本学科。具体可体现为如下三重意蕴：一是坚守学科立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应该明确研究的定位或性质，即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中包括立意、任务、范式、进路等在内的诸环节，都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立场，体现明确的学科身份感。无论界域如何拓展、资源和方法如何引入， 问题的切入口或打开方式都应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旨在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议题。相应地，研究者也应明确自己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的身份属性。二是遵守学科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固然要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在处理与其他学科范式的关系时，本学科的范式立场应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以本学科独有的方式回应复杂多样的社会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的解题方式应合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规范要求，以本学科的学术规范开展研究，以本学科的理论方法把握对象，以本学科的叙述逻辑展开论证。三是守护学科信念。这指向更深层次的学科信念，它超越了职业层面的身份与规范，升华为研究者对本学科的整体认同与恪守。研究者应真正自觉地出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认同，秉持对学科独立地位的追求，将学科交叉研究作为锻造学科品格的重要路径。这样，从身份归属到实践遵循再到信念扎根，三层内涵由外而内、由行及心，为“自觉守界”注入了可感知、可践行、可坚守的现实落点，也为学科在开放互动中保持自身主体性提供了从认知到情感的完整支撑。

　　事实上，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同时具有强大的“知识吸附”功能与“知识反哺”功能。若这个学科没有牢固的“守界意识”，便难以发挥其反哺功能，也就难以在多学科互动中赢得应有的尊重。只有先守住自己的“圈地”，才能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往中保持自主选择与平等对话的能力。同时，这一逻辑也内在地要求研究者把握“学术自觉、学科自觉与方法自觉”的统一，树立明确的“学科边界意识、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发展意识”。[6]相反，缺乏守界意识的“交叉”，看似活跃，实则脆弱。它或表现为对其他学科亦步亦趋的盲目追随，或表现为对本学科传统不加反思的简单否定，结果都难以形成具有思想政治教育鲜明标识性的学术成果。

　　进一步看，守界还包含对学科发展的能动性推动，规定研究者既要警惕过度依附其他学科的倾向，也要警惕在守界名义下走向自我封闭的危险。守界在关注“学科自身稳定的规定性与约束性的同时”，并没有“画地为牢，自扼咽喉”。[7]实际上，“守界”本质上也是学科自觉与学科自信的体现。这种自觉表现为研究者对本学科价值、使命与道路的清醒认同，学科自信则表现为对本学科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缺失守界意识的支撑，所谓学科交叉便只能流于被动、消极与随机，无从生发出真正稳固的学科主体性。就此而言，守界既是边界意识的价值底色，也是学科主体性的精神支柱。

　　三、“主动跨界”：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对话

　　“跨界”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从静态确证走向动态实践的关键转换。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学科自我确证的基础上，进一步与其他学科展开实质性交流、借鉴、对话、互动的知识交流过程。学科交叉研究根本上是突破学科边界的“跨界作业”，这个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积极应对各类型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而“主动为之”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在此表现为“主动跨界”，寻求其他学科的知识支援，打破学科边界，以完满解决具体问题。

　　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中“主动跨界”体现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对话性实践活动。问题构成跨界的起点与归处。马克思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8]（P203）。当代社会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出了诸多新问题，如网络空间中的价值冲突、数字技术对人的塑造、心理状态与思想状态的交互、智能媒介对意识形态传播的重构、风险社会中的公民精神图景等，已然远远溢出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领地与既有范式。要想对这些问题作出有力回应，不能仅仅囿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部空间来把握与思考。“我们在持用既有范式来解答经济社会的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时，客观地感受到理论回应现实的钝性和乏力”[9]。有鉴于此，主动引入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资源、方法工具与知识素材，以之回应本学科自身的重大问题，便成为推动研究范式转换的必然选择。

　　当然，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本身具有层次性，可从不同维度加以划分。就学科交叉研究而言，所要面对的并非单一类型的问题，而是包含基础性、过程性、条件性等不同性质的问题域。基础性问题旨在完满地敞开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面相，如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面相便需要与社会学开展深度交叉研究，以揭示其社会性；过程性问题旨在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情况，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智媒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就需要借鉴传播学、认知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的相应资源；条件性问题则旨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系统其他要素之间的支撑关系，追问思想政治教育赖以有效运转的外部可能性条件，如要阐明经济系统如何为思想政治教育供给物质前提又经由利益格局的变动制约着人们思想观念的生成与变迁，就绕不开经济学概念工具与分析框架的支持。问题性质的差异决定了跨界对象选择的差异。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必须保持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依据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关联性，审慎判断“谁最有资格交叉”“谁最先交叉”“谁最迫切需要交叉”等基础性议题。

　　进一步看，“主动跨界”须遵循三重内在规范。其一，问题选择规范。跨界的对象、范围与深度，均须由所要回应的具体问题来牵引，“无问题，不跨界”，研究者应当在“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真问题”与“其他学科所能提供的真资源”之间建立精确的对应关系，而非在学术热点与学科借鉴之间建立随机的拼贴关系。这一规范要求跨界从一种“赶时髦”式的学术实践，转变为一种“求真”式的方法选择，杜绝“为交叉而交叉”的形式化倾向。其二，学科适配规范。与谁交叉、何时交叉、按何先后顺序交叉，本身就是一项严肃的方法论选择。研究者应根据问题的属性，慎重选择最具解释力的外部学科及其理论资源，尤其注重所引入的理论与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亲缘性”，即二者在理论假设、概念体系、逻辑结构、方法路径等层面应当具有内在的相容性，否则即便强行糅合，也必然产生“排异反应”，无法实现实质性的学科交叉。其三，科学研究规范。跨界过程须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则，对所引入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学理性的转化、批判性的吸收与创造性的重构，使之真正“为我所用”，而非生硬地搬运与拼接。在以学科本位为根基的跨界研究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占有绝对的主导权，这与一般跨学科研究强调学科知识的“互动整合”有所不同，学科的独立性、立场性在此是不可让渡的前提。

　　可以说，“跨界”本质上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知识生产过程。研究者通过引入外部知识资源，完成对其的转化、吸收与再生产，使之内化为本学科解释力的有机构成。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借助“他山之石”，拓展研究空间、丰富知识结构，提升解释、适应与引领能力；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又以其独有的学科逻辑与价值关切，对其他学科的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化”处理，最终使之融入本学科的知识体系中。也就是说，跨界绝不是从本学科逃离到他学科的运动，而是以本学科为中心、向他学科获取支援、回到本学科加以重构的循环。它的根本归宿，始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

　　四、“互通交界”：学科对话中的互释互塑

　　“交界”是边界意识中最具动态生成性的环节。我们用“交界”来表达学科相互之间突破边界、实现平等交流对话的过程。它将目光从单向的“跨”转向双向的“交”，从“对接”转向“共生”，进一步追问“以何种方式互见”“以何种节奏对话”“以何种姿态互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其他学科，还要与其他学科之间形成实质性、双向性、生成性的学科对话。在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超越“拿来主义”的单向交叉，在更深层次上实现学科平等的双向对话。这种对话的实质，是各学科以其特有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与方法资源，彼此映照、彼此校准、彼此启发，从而在互动中动态地生成边界、调整边界、重塑边界。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边界意识”的重要构成，以学科交流对话为核心内容的“互通交界”意识体现研究者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素养与能力。学科之间的互通交界生发于学术交往场域，表现为一门学科与其他学科、理论、学术开展互通沟通、良性互动，是思想政治教育调适自身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基础和支撑。这种“互通交界”的达成，有赖于如下四重递进的条件。

　　一是秉持平视相待的学科心态。“同行之间必须要有一种相互尊重的气氛，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对话和交流。”[10]（P96）对话在本性上是主体与主体的相遇，任何俯仰失衡的关系都会使之变形，仰视沦为依附，俯视则沦为训谕。思想政治教育与相关学科须互认对方为拥有自洽的价值立场、知识体系与行动逻辑的独立存在，谁也不必充当谁的注脚。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有诸多误解甚至不屑”，思想政治教育甚至在“众人调侃的‘学科鄙视链’中往往‘躺枪’般地位于末端”[11]。此种隐性的身份贬抑，恰恰最易诱发心态的失衡。实际上，在学科的态度与信念方面，既不能对其他学科抱有“谄媚”心态，也不能抱有“自卑”心态。“谄媚”会导致学科主体性的丧失，使思想政治教育在跨界中沦为其他学科的“应用场域”；“自卑”则会导致学科对话能力的萎缩，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多学科语境中失去发声的勇气，两者都会动摇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科交界中的位置。

　　二是申明清晰可辨的学科主张。学科对话不仅以“有话可说”为前提，也以“有自己的话”为前提。倘若在多学科互动中隐去身份、含糊其词，本学科便不再是一个可被交锋的对手，交流至多停留于表面的相互引述。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作为持论者现身，其所持之“论”至少展开于三个维度：在价值之维，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取向及其社会效应作出自己的价值评断；在知识之维，就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切的议题给出独立见地、以体系化的知识产出参与公共学术议程；在实践之维，面向时代课题和社会变革拿出带有自身印记的行动方案。只有立场可辨，其他学科研究者才能真切感知这门学科的分量，并郑重地将其作为对话者来对待。

　　三是造就双向贯通的学科理解。学科对话的深层支撑是理解，而理解要在交互性中成立。其他学科固然需要体认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底蕴、身份属性与历史使命，但思想政治教育同样不可以真理在握者自居，只顾单向输出而吝于倾听。真正的理解要求双方相互敞开，既陈说自身，也进入对方的问题视野与思维理路，并在视域的交叠处和接触点反观自身的限度。而这种相互通达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学科之间能否锻造出可通约的中介性概念。这些术语、范畴与关键词，构成了理解得以流通的“通货”。倘若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系统晦涩自闭、壁垒森严，其他学科便不得其门而入，对话的成效势必大打折扣。

　　四是推进学科之间的互鉴互塑。学科对话的至高境地不是各陈己见之后的相安无事，而是双方在思维方式、知识体系与方法论层面深度卷入彼此的理论再生产，于交互砥砺中实现共同增益。学科交叉研究是不同学科相互塑造独立性的过程，通过借力他者以充实自身，同时又以自身的问题意识促进他者。据此，衡量对话能力的标尺并不在交往的热闹程度，而在于双方的知识积累与理论创造是否因相遇而获得实质增长，乃至能否共同培育出新的交叉学科生长点。

　　依据上述四重要素，“互通交界”可以进一步析取出如下评判尺度：一是姿态，即进场时能否不卑不亢，破除学科门户之见与等级想象；二是语义，即双方的术语与范畴能否相互转译，使各自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方式为对方所把握；三是频度，即是否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与制度化的交往机制，而非止于零星偶发的接触；四是半径，即实质性对话所能企及的学科范围和领域；五是效力，即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外部学科形成知识供给与理论牵引，而不只是单向受惠。由此，“互通交界”呈现出这样一种动态图景：在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之间所形成的弹性地带中，形成相互支撑、共同促进的联动效应。“交界”既是“边界意识”的活力所在，又是学科交叉真正发生知识增益的关键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思想政治教育既不是“独白者”，也不是“附和者”，而是以平等的姿态、清晰的立场、明确的主张参与到学科共同体的对话之中，在对话中确证自身、丰富自身、提升自身。

　　五、“臻于境界”：学科体系的迭代与引领

　　“境界”属于学科交叉研究“边界意识”中位阶最高的形态，也是其最终归宿。在历经视界澄明、守界持守、跨界融通、交界互通的环节之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的终极旨归在于，通过对外部资源的转化吸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达到更高层级的知识生产状态，以回应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日益增长的知识期待。打破学科边界，根本目的并不是消解本学科的主体性，而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彰显与提升本学科的主体性，最终实现学科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

　　宽泛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应该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相关学科发挥总体性效应，深刻地改变诸学科的知识状态和精神品格。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不只停留于在本学科内部促进知识生产、推动分支学科孵化，更能以自身的理论成果反哺相邻学科，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学科群中的引领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相关学科将在经历了学科交叉融合之后迈上“新台阶”。这种境界包含三重意涵。

　　其一，认知境界。通过学科交叉，提升本学科对复杂思想现象的解释力与穿透力。社会变迁的速度越快、思想现象的复杂性越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认知挑战就越大。学科交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多元化的认知工具与解释框架，使其得以从单一的学科视角走向多维的学科视域，从平面化的现象描述走向立体化的本质把握。因此，学科交叉实质上是学术思想的交融，是交叉思维方式的综合与系统辩证思维的体现。认知境界的提升不仅是学科解释力的提升，也是学科思维方式的整体跃升。

　　其二，实践境界。在解题过程中更充分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适应、服务、促进乃至引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使命在于立德树人、铸魂育人，所有的学科交叉、知识吸纳、对话生成，最终都要回归到这一使命之中。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尤其要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进程中，展现自己应有的实践境界。更进一步说，实践境界的提升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在吸收外部资源后，能够更好地回应人的现实困惑、精神需求和价值选择，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凝聚、价值塑造和精神动员。

　　其三，体系境界。在深度交叉融合中，推动本学科知识生产的迭代升级、综合创新与知识生发，甚至生长出新的分支学科，实现学科体系的自我进化。一是“孵化”新议题。近年来学科交叉催生的新议题大致可分为三类：回应时代命题的整合型议题、回应技术条件变革的场景型议题、回应本学科理论深化需要的反思型议题。这些议题的部分术语虽然源于其他学科，但经由问题的重新提炼、对象的重新界定和方法的重新配置之后，最终沉淀成为本学科的研究论域。二是“孕育”分支学科群。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等分支形态渐趋成熟，印证了本学科的问题内核足够坚实，经得起多重方法论视角的透视与检验。三是“反哺”母学科，通过交叉研究形成的理论成果，从思维方式、概念范畴、方法逻辑等多重维度反哺本学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的更新、研究方法的完善和学科评价方式的变化，而非仅仅停留于生产新标签、新热点和新表述。

　　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交叉融合中应积极发挥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作用。这种作用并不意味着学科扩张，也不依托外在的权力赋予，而是内在的知识生产能力的自然延伸，可概括为通过其他学科、进入其他学科、超越其他学科，最终引领其他学科的运行逻辑。这里的引领区别于行政意义上的领导，也非工具意义上的驱使，而是一种以思想说服力与价值感召力为依托的“柔性辐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境界并非乌托邦式的构想，其现实性有迹可循。就学科建制而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肩负着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职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其下设的二级学科，势必分有此种使命；就政策话语而言，思政引领力已被明确列为教育强国建设“六力”之首，统摄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等其他“五力”，这一战略定位在实质上确证了本学科在国家教育系统中的先导地位；就知识生态而言，学科壁垒的松动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互渗，正为本学科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培育等议题上释放辐射力与解释力开辟空间。由此观之，思想政治教育由“受惠”于其他学科转向“反哺”其他学科，以其特有的价值视角、精神向度为其他学科的知识生产提供“价值底座”，这并非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境界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有的格局与气象。

　　综上所论，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的过程中，视界的自明、守界的坚守、跨界的能动、交界的互动、境界的引领，归根到底都是“边界意识”在不同层次上的展开与实现。放眼当下，多学科对话与跨学科研究正在深刻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形态，学科交叉之于本学科，已由不得不直面的现实处境转化为自觉择取的发展进路。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宏大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在“学科丛林”中开展严肃而有方法的知识生产，与其他学科形成实质性的知识联动，也要以本学科特有的解释力、建构力与引领力反哺相邻学科。“边界意识”的塑造，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所需要的方法论自觉，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我建构的内在需要，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走向成熟、走向自信、走向引领并承担新时代学科使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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