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城市理念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所确定的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大原则之一，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念“民惟邦本”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本文从哲学基础的视角出发，探讨其从传统民本思想到现代发展哲学的延异，对比其与“人民至上”的差异，从而在理解理念的现代化变革中更好地理解城市现代化问题。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的哲学基础是天命观，它在政治结构上塑造了“天—君—民”的森严秩序，本质上是为了君主统治的长久安宁。理解“君”与“民”的关系，要引入“天”的范畴。中国自古有尚“天”的传统，视“天”为超凡的绝对存在者，并以此来确立社会的等级及法则。若想受天命，君主需要“明德”，这即是敬德保民。背弃“明德”之人，自然就会失去了上天“元子”的身份。如此，“天”与“皇帝”合体，因“明德”之需使得民成为邦本。“民”也自此成为大一统皇权及其正统性的最好注脚。尽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等也道出了民众之于国家的政治根本性作用，但本质上民众只是一种工具性存在。而且，上天除降命于君主外，还将“命”向各级贵族言说，民众只有被动接受教化，无法主体式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所以，即使中国古代再怎么推行限君权、轻徭役的政策，也难以逃出专制王朝兴衰更替的周期率，这源于民为邦本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人民至上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它在理论的古今向度以及世界历史的东西向度上都有深刻依据。从理论的古今向度来说，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人”为基点，实现了对神权观和抽象国家观的超越。人在西方哲学中起初被神扼住，命运是既定的，而后又在“我思”的漩涡中狰狞，无法展现出真正的主体性。马克思将被颠倒了的关系颠倒回来，指出“人民主权不是凭借君王产生的, 君王倒是凭借人民主权产生的”，从而超越了过去一切人的主体性的哲学基础，明确了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剧作者”。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注意到了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发展出阶级斗争学说，并以此划开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而这也将是人的主体性体现的最真实、最自然的时刻。从世界历史的东西向度来说，唯物史观表明了东方国家要独立自主地走一条适合本民族国家情况的发展道路，这意味着人民主体性的政治实现方式随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而变化的新可能。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社会现实中的形式创新即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有机统一。而随着阶级的消灭，政党和国家机器也将逐步衰亡。 

　　以哲学基础对“民”的性质定位而言，“人民至上”以民为“主”，“民惟邦本”以民为“本”，这关乎如何正确理解人民性。主体叠加许多意涵在内，包括历史进步的实践主体、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发展成果的评价主体等，即“谁作主”“依靠谁”“为了谁”“谁来评判”，这根本性地区别了制度体系乃至社会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深刻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优越性。而“民惟邦本”是与“君为邦主”联系在一起的，民众只是君主统治和整个整体结构的“地基”。它的作用是保障结构稳固、防止社会动乱，沉没于历史尘土中，难以自由发展。 

　　以哲学基础对“民”的思索方式而言，“人民至上”是从内思索而“民惟邦本”是从外思索。“人民至上”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在人民之内，“民惟邦本”的哲学基础天命观在人民之外。从内思索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在思想史上首次揭示出来的，它始终未离开人民，并自始至终地围绕着人民展开。与此相比，天命论始终没有真正地关注人，它将希望寄予外在的无，在人的外围兜兜转转。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认识尚不全面导致的。 

　　以哲学基础对“民”的现实架构而言，“人民至上”延展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民惟邦本”延展为君主专制的制度体系。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支撑，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并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所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而在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实行中央集权，使得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民众没有真实权利可言。 

　　所以，“民惟邦本”虽包含有许多思想智慧，但“人民至上”在现代治理理念方面实现了对其的全面超越。而理念的现代化与城市的现代化是相伴而行的，这集中表现为“物的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的转化。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