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是技术民族主义的特殊形态，其兴起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的核心行为特征是以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为目标，以实施遏制战略为主导性方式，以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为基础条件。在理念上，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以神圣至上的自我认知、两极对立的他者想象以及等级秩序观为支撑。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的兴起源于资本、技术与政治三重逻辑的深度交织，对其展开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技术战略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拓展技术民族主义研究的理论议题。

　　关键词：美国；技术民族主义；霸权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技术民族主义强调，技术发展与国家的安全、发展与繁荣息息相关，国家的支持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技术创新的边界和成果受到国家的影响和控制。当前，技术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并最终在华盛顿盛行”。美国技术民族主义转向不仅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现象，更对国际秩序构成重大挑战。现有研究已然发现，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有其特殊表现，例如，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更具进攻性，更接近技术封锁。此外，研究者也意识到，美国技术民族主义与其霸权紧密相关，可以说，其目的就在于“构建新科技霸权”。事实上，当前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可被界定为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是技术民族主义的特殊类型，其行为特征与国家霸权深度绑定，其兴起背后有着深厚的理念基础，是多重深层逻辑交叠作用的产物。

　　一、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的行为特征

　　在民族国家时代，霸权通常被界定为“一个或一组国家在世界政治或部分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战以后，美国确立全球霸权，并在苏联解体后进一步巩固其霸权。威廉·沃尔夫斯认为，美国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在国家力量的所有基本组成部分（经济、军事、技术和地缘政治）中都占据决定性优势的国家。其中，技术优势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当前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是美国霸权在技术领域的呈现，本质上是美国试图以技术优势维护霸权、以霸权保障技术优势的战略选择，是技术民族主义的霸权化。

　　（一）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行为以捍卫自身的霸权地位为目标

　　不同于一般技术民族主义将技术与国家发展绑定，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将技术优势视为维护霸权的核心，从维护霸权的角度思考技术发展的战略价值。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明确提出，大国竞争已重启，技术成为中美博弈的主战场。2017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要“在研究、技术、发明和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技术领先是助推美国在全球权力竞争中保持优势的重要因素。2025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再次重申，美国“立志成为全球科技与创新最领先的国家，并以此优势为基石”。美国前商务部部长潘妮·普利兹克亦指出：“半导体技术仍然是美国独创性的核心特征，也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我们不能让出自己的领导权。”由此可见，技术被美国视为维持霸权的关键要素。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不仅要提升国家内部的技术水平，而且要将技术领先视为维护霸权最为核心的方式与手段。

　　（二）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行为以实施遏制战略为主导性方式

　　技术民族主义虽以政治框定技术边界，但并非都具有显著的排他性。与发展中国家侧重自强的技术民族主义不同，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呈现出强烈的排他倾向。首先，中国成为美国首要的技术假想敌。尽管萨缪尔·亨廷顿在苏联解体后就指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可能成为美国的新一代假想敌，但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政府并不将中国视为其头号技术竞争对手。然而，这种趋势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改变。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技术领域的头号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则延续了这一立场。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在技术领域的对华政策和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目前，视中国为技术竞争的假想敌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曾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宣扬，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不断增长的能力的竞争者”。对美国而言，提升自身的科技实力固然重要，但阻止中国科技进步同样重要。有研究者就指出：“白宫已然明白，芯片对于全球军事平衡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阻止中国在该领域获得优势和自主能力至关重要。”其次，美国大力宣扬中国技术威胁论。对中国技术的污名化叙事是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通过构建“数字权威主义”“芯片战争”“重商主义”等话语框架，将中国的技术发展同破坏国际规则和秩序联系起来，借此将技术竞争政治化。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指责中国采取不正当贸易行为、强制技术转让、实行高额补贴、操纵市场、盗取关键技术等，塑造中国技术发展的负面形象。最后，美国对华技术遏制呈极化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技术遏制也具有霸权色彩，但由于日本对美国霸权构成的挑战较为边缘化，双方在调整后反而加强了技术合作关系。与之不同，美国将中国视为近乎对等的全球性竞争对手，对中国的技术遏制不断升级。美国将与中国的技术竞争定位为关键历史阶段的关键性竞争关系，认为美国进入了“决定性十年”的历史“拐点”，而未来走向取决于中美之间在包括新技术在内的一系列领域的竞争结果。基于此，美国对华技术打压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审核程序更趋严格，制裁措施不断加码。例如，2018—2022年间，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中国实体的数量翻了四倍。

　　（三）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行为以霸权力量为基础条件

　　作为霸权国家，美国在物质基础、国际规则制定、国际网络运行以及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且试图运用上述力量维护其技术领先地位。其一，美国通过强大的物质权力推动科技产业振兴。物质基础是成为霸权国的前提条件。美国政府试图凭借国家实力，通过大规模投入推动科技发展。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授权投资527亿美元用以维系美国在芯片产业的领导地位。这一投资规模超过当年美国与苏联进行太空竞赛时的投资规模。此外，美国还通过《人工智能优先发展选项》提案，提供超过3.95亿美元来推进全球网络和数字发展计划。特朗普在再次执政的次日，宣布美国政府将与甲骨文等企业合作，启动“星际之门”项目，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而言，美国的科技投资预计将占GDP的2%左右，已经达到冷战期间水平，这一比例在未来有望继续提升。

　　其二，美国以制度权力限制他国技术发展。国际制度与规范的主导权是霸权国家维持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当面临挑战时，霸权国往往动用“制度工具”，通过制度规则对挑战国进行遏制。一方面，美国通过推动国内制度国际化，强化其优势地位。美国相继出台了《出口管制改革法》等新规定，并颁布了新的《出口管理条例》，借助以强势国力为基础的长臂管辖权，将管辖效力拓展至国际层面。另一方面，美国积极构建国际制度与规范体系，限制中国等国家的技术发展。《决定性的十年：商务部推进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历史上首个关于国家安全的商务战略，明确提出通过合作制定规则、商务外交、信息共享、联合国际机构采取行动等方式，构建有关技术安全的国际制度体系。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修订《瓦森纳协定》，进一步收紧协定参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积极推动签署《人工智能公约》，试图打造以西方国家为主的新兴技术规范体系；主导并推动以《清洁经济协定》《促进繁荣的印度洋—太平洋经济框架协定》等为基础的国际制度的出台，压缩竞争对手的技术交流空间。

　　其三，美国试图通过国际网络权力形成对竞争国家技术发展的合围。霸权国家的网络权力是指其协调不同国家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能力。美国的国际网络权力主要通过建立和巩固联盟来实现。在对华技术政策上，“美国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广泛接触，以评估共同的挑战并协调有效的应对措施”。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在对待盟友的态度上存在差异，但在联合盟友围堵竞争对手的技术发展方面殊途同归。特朗普政府在很多方面忽视盟友的作用，但在其发布的《清洁网络行动》中依然明确提出，“建立尽可能强大的国家联盟”，“以塑造全球战略环境和解决共同的挑战”。拜登政府则始终致力于强化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网络。为巩固技术同盟关系，美国以立法形式推动与“民主国家”建立技术伙伴关系，组建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旨在加强双方在技术、经济和贸易问题上的全球合作。不仅如此，美国通过加强与欧盟、四国联盟、五眼联盟的技术协调，以及进一步强化与一些非传统盟国的关系，形成具有排他色彩的技术产业供应链。正如相关分析所指出的，“技术联盟本质上将是跨区域的；它将比美国人已经熟悉的联盟更具流动性，制度化程度更低”。

　　其四，美国利用意识形态话语权，将其在技术政策上的霸权合理化。霸权地位不仅需要依靠政治、军事等硬实力来维持，而且需要意识形态软实力的加持。一方面，美国价值观被塑造为普世价值，从而为其霸权政策赋予合法性；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将霸权政策与其价值观念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政策的正当性。围绕技术霸权，美国以自由、人权、民主、开放为核心构造起自由主义的技术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符合美国意识形态标准的技术被定义为民主且科学的技术，而不符合其标准的技术则被视为野蛮、威权甚至独裁的技术。“自由民主国家”的技术合作就是对自由和民主的输出与维护，反之则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减损与破坏。美国联合60多个国家发起《互联网未来宣言》，宣扬要致力于建设“一个真正开放并促进竞争、保障隐私和尊重人权的互联网”。相比之下，对手国家的科技发展被其视为“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或者没有个人权利的科学创新”。由于美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优势，其意识形态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技术民族主义的霸权本质。

　　二、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的理念基础

　　国家行为不仅仅是理性判断的结果，也以相关理念作为其基础。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背后有其深刻的思想理念渊源，把握其理念基础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的行为特征。

　　（一）神圣至上观念构成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的自我认知

　　美国并不认为自己在分割全球技术交流空间或破坏国际技术合作，反而坚信其行动是在塑造全球技术发展更美好的未来。第一，美国基于“至尊”地位产生“至强”心态，形成了对技术安全的绝对要求。美国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最为卓越，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特朗普就宣称：“我们必须始终相信美国的命运，即在上帝的领导下，一个国家必须成为世界所有国家的希望、承诺、光明和荣耀。”基于“天选之国”的自我定位，美国将技术领先视为维持其“至尊”地位与“至强”心态的必然要求，由此衍生出对绝对安全的焦虑。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以中国等国家为假想敌，此种态度正是建立在这些国家技术快速发展、未来有可能与美国并肩甚至赶超美国这一判断之上。这属于典型的因追求“至强”地位而导致的安全焦虑。第二，美国的自我认知内含使命神圣心态，由此将自己采取的全部竞争手段合理化。美国始终坚信，自己是建立在某种神圣的价值认同的基础之上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理念之上的国家”，对神圣使命的捍卫和推广就是其与生俱来的责任。美国对其霸权行径具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霸权行为往往会被神圣化。美国相信，自己的政治霸权是为了“捍卫民主”，经济霸权是为了“自由开放”，军事霸权是为了“推翻暴政”，技术霸权是为了“普遍人权”。美国的技术遏制对他国所造成的技术停滞、产业衰退乃至民生受损，并不在它所倡导的“普遍人权”考虑范围之内，都属于践行神圣使命过程中的必要代价。

　　（二）两极对立思维构成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的他者构想

　　对立思维的本质是不认可他者的差异性，将他者视为已然或者潜在的对手，甚至敌人。一般而言，民族主义在心理上往往需要建构对立的他者，而美国则将两极对立理念发展至极端，使之成为美国民族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观念首先就表现为零和思维，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线性认识。在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历史上长期诸国林立，充满了血腥暴力的零和博弈。基督教则进一步在理念层面强化了这种零和思维。这种零和思维深刻植入西方人的心理，并被美国所继承。在美国的历史上，类似于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间对立的零和思维比比皆是。里根将冷战视为正义对抗邪恶的“圣战”。乔治·布什将反恐战争宣扬为“好”与“坏”之间的文明之战。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纲领中，开篇便建构了从美国开国到当下的敌我对立历史叙事。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延续了这一思维方式。美国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技术与信息之争就是权力之争，就根本而言更是“自由”与“专制”之间的选择。在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看来，技术竞争是更为深层的发展模式竞争的具体表现，技术占优势的一方将在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获得战略优势。

　　两极对立思维也表现在对阴谋论的偏好上。阴谋论偏好心理指的是，人们倾向于认为，小部分人通过秘密方式，推动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在阴谋论视角下，阴谋者的破坏行为与反阴谋者的拯救行为往往针锋相对、互不相容。美国人往往将自己视为被迫害的对象，其应对策略则是进行针锋相对且决不妥协的全面斗争。这种阴谋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美国政要、智库、商界有意识编造了中国经年累月通过派遣间谍、网络窃取、破坏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等方式非法获取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技术机密这一巨大“阴谋”。这一阴谋论偏好心理催生了关于他国技术发展的阴谋论，进而推动技术民族主义向非此即彼的极端发展。美国通过将竞争对手的技术发展这一高度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阴谋化，塑造了作为“被迫害者”的美国与作为“阴谋者”的竞争对手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而使双方在技术领域的关系再次堕入“正邪”对决的思维陷阱。

　　（三）文明等级观构成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秩序塑造的基础

　　美国在潜意识中倾向于以自身为中心，对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等级划分，并据此采取差异化的技术政策。如果说对立思维主要是针对技术挑战者的深层认知基础，那么等级观则是针对国际技术体系采取的基本认识立场。

　　一方面，美国主导是其等级观的根本特征。主导国的“控制或许是遮遮掩掩的，但它对该秩序中从属单位的控制却是根本的和至高无上的”。这首先意味着，美国与其他国家相处时，有明显的主导意识。美国在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其外交的特点是美国主导、其他国家跟随。其次，美国以成本与收益模式评估其主导方式，并根据它所认为的损益状况主动调整规则。“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使美国精英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式重塑世界。”当等级秩序维护自身利益时，美国倾向于维护这一秩序；当美国认为等级秩序损害其利益时，则会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对之进行调整。

　　另一方面，文明等级观具有等级甄别功能。文明等级观的核心是西方中心主义，它将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视为文明标准，并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文明与野蛮两种类型。“文明”国家之间可以实现某种平等与合作，而“野蛮”国家则被视为教化、改造的对象。文明等级观的固有内核是世界存在等级，划分依据是所谓的“文明标准”。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对不同国家技术发展的差异化态度，显然受到这种文明等级观的影响。在美国看来，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技术的合作、共享与交流，反之则必须予以打压与遏制。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建构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符合其“文明”标准的全球技术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只有符合其政治认同、发展范式和技术价值观的国家，才有机会进入“技术高位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那些“背道而驰”的国家，则被贴上“技术异类”的标签，被认为对全球技术秩序构成威胁。

　　由此，人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的某些悖论性行为。第一，美国对竞争对手技术发展的压制呈现出既要遏制又想合作的矛盾局面。一方面，美国将双方的科技竞争框定为“技术冷战”的核心战场，试图通过全面限制、脱钩断链等方式压制对手的科技崛起；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断在局部场域中寻求对话与缓和关系，希望对方能“回归”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如何平衡美国的主导地位与竞争国家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考虑的核心问题，将竞争对手锁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科技等级体系中是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的目标。第二，尽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倡导技术多边合作，其技术政策在本质上依然是民族主义的。无论是五眼联盟、四国机制、七国集团，还是美国与欧盟的技术合作，都是由美国主导的。在这个等级系统中，其他发达国家的技术战略也要获得美国的批准或者默许。这种技术合作和交流的本质是美国战略意志的国际化，国际化成为实现民族主义目的的工具。第三，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在如何运用国际网络权力遏制对手方面存在政策上的摇摆。从等级秩序的角度看，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其根本目标并无本质差异，都是力图确保美国在国际技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不同之处仅在于策略路径的选择上，前者更倾向于通过多边联盟与制度话语构建合力推进等级秩序，后者则更强调美国的单边主导与硬实力压制。

　　三、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生成的深层逻辑

　　资本、技术与政治三重逻辑的交叠，推动了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

　　（一）资本逻辑：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逻辑是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与趋势的核心密码。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从根本上反映了资本逻辑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深层作用。

　　资本对增殖的追求，推动了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兴起。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本质的东西”。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代替手工作坊，科技日益被视为资本增殖的条件与手段，从而具备了资本属性。在历次科技革命中，科技突破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链条的重构，都会推动新一轮资本扩张与垄断。当前以人工智能、芯片、量子通信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领域孕育着巨大的利润空间，成为资本竞逐的前沿阵地。据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可能带来约13万亿美元的额外经济产出，每年将使全球GDP增长约1.2%。在这一背景下，资本与技术深度融合，美国科技资本依托技术优势牢牢把控全球产业链上游，通过知识产权壁垒与标准制定权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结构性压制，攫取超额垄断利润。从资本逻辑出发，能够在更为本质性的维度理解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当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资本借助全球化实施扩张时，美国政府便倾向于倡导技术开放与自由竞争。与之相对，当美国的技术优势受到挑战、其资本垄断地位遭遇冲击时，它便更倾向于采取技术民族主义策略。这一点在包括英特尔、脸书等在内的美国高科技公司一反早期对科技全球化的支持，转而为科技民族主义推波助澜等行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概言之，不论是美国以往宣扬的技术全球主义，还是当前推行的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对资本增殖的追求都是其中不变的红线。

　　巩固世界资本支配体系是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兴起的深层动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受到持续增殖的内在驱动，天然具有向外扩张的倾向，而这种扩张最终构筑起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支配秩序。“统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强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资本全球扩张的结果就是建立世界资本支配体系。世界资本支配体系在本质上是全球化时代资本增殖的工具。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可以凭借体系内不同国家的不平等地位，源源不断地摄取高额垄断利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一点表明，极少数“先进”国家通过瓜分世界，以“剪息票”来掠夺世界。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增殖与世界资本支配体系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二者共同构成现代资本主义得以维系的政治经济基础。进一步讲，世界资本支配体系是资本跨越国界的结果，但是这一体系的维系却始终绕不开民族国家的支持。领土逻辑和资本主义逻辑在此呈现出内在一致性。世界资本支配体系的维系依托处在中心位置的国家在政治、军事、技术等方面的强势力量。自二战以来，美国无疑成为该体系的核心维护者，其全球霸权地位构成全球资本秩序稳定运转的支点。在这一维度上，资本逻辑、世界体系逻辑与美国霸权逻辑实现深度交叠。美国“不仅代表自己的资产阶级行事，而且代表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再生产”。与维护某些具体利益领域相比，维护这一支配体系对资本而言显得更为关键。而技术对于维系这一支配体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十分显著的作用。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正是站在维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立场看待技术竞争，其深层关切已不限于产业水平本身的高低之争，而是将来自边缘国家的技术崛起视为对中心国家主导地位的结构性威胁，进而将其视为对整个资本主义支配秩序的挑战。

　　（二）技术逻辑：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兴起的现实原因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越来越展现出“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趋势。新科技革命临近窗口期，技术逻辑诱发霸权焦虑，由此构成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兴起的现实压力根源。

　　其一，技术创新具有集聚效应。约瑟夫·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中指出，在一定时期内，一些技术创新成功后，后来的创新往往“更有可能在同一领域或者相近领域开始”。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存在路径依赖，初始创新会引发创新集聚效应。工业革命后的科技创新历史证明了这一观点。但是，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集聚效应，熊彼特并没有给出解释。深入技术逻辑本身可以发现，关键性技术创新往往存在着通用性和迭代加速性两个特征。通用性是指某些关键技术可以在多种场景获得运用，对不同场景的生产生活产生质变性影响。例如，蒸汽机、电力、电子计算机等在其所处时代都曾推动社会发生整体变革。迭代加速性是指，一旦技术实现革命性突破，其演进将呈现指数级升级趋势，在短时间内引发一系列技术体系重构。通用性增加了替代技术的竞争成本，迭代加速性则显著提升了新技术的回报收益。二者叠加便会吸附更多资本、人才与资源，促成集聚效应的生成。当前，新技术发展不断取得历史性突破，第四次科技革命呼之欲出。关键科技创新所蕴含的通用性和迭代加速性已然初步显现。以人工智能为例，一方面，自2012年深度学习取得突破以来，该领域呈现出持续的加速演进趋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广泛渗透至军事科技、生物制造、航空航天等高端战略领域，同时也延伸至教育、医疗等日常生活场景，显示出鲜明的通用性特征。这表明，一旦新一轮关键性技术群形成聚集效应，其影响将超越产业经济范畴，转向政治权力格局的重塑。美国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技革命的产物，其令人瞩目的经济、军事实力是以先进科技作为支撑的。技术演进的内在规律驱使美国在技术变革窗口期极为关注技术对霸权具有的价值，对技术落后可能导致的霸权衰落有着强烈的焦虑感。

　　其二，关键技术变革存在历史节点。在技术变革的关键历史节点，技术的快速演进不仅可能削弱既有技术中心的优势地位，还可能重构全球技术竞争格局。如果说技术创新所产生的通用性和迭代加速性使新技术能够形成聚集效应的话，那么技术变革节点的存在则为技术中心的历史性转移提供了可能。熊彼特、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等学者均曾指出，技术创新周期与国家兴衰周期存在重叠性。技术创新突破的关键时间节点也是国家兴衰的关键节点。然而，这些研究者普遍忽视的重要事实是，技术发展要经历一个历史性周期，而在其不同阶段中，新技术中心替代传统技术中心所要付出的挑战成本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近期的研究试图对技术创新周期予以细化，认为康波周期中的衰退期可能是技术创新的高发期。然而，这一研究依然没能解释这一关键变革期出现的原因及其特征。实际上，从技术逻辑出发能够发现，在技术创新的关键历史节点，技术跃迁的临界状态会削弱传统技术中心的优势，使局部突破有可能引发系统性超越。技术发展陷入无序而复杂的混沌状态，个别关键技术创新有可能导致整个技术系统的整体跃迁。这就意味着，传统技术中心凭借技术积累和规模效应形成的技术优势会受到限制。在此情形下，新技术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并没有明确定论，而技术上关键性的局部突破有可能导致不成比例的创新回报。技术守成者与技术挑战者之间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被缩小了。这一点在微观上体现为，每次科技革命都会快速催生一批新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在宏观层面则表现为美国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对英国的全面技术超越。当前，作为技术上的优势一方，美国显然已经意识到技术变革期所蕴含的如下危机，即传统技术中心的相对优势被抵消而竞争风险被放大。故而，美国对技术竞争者采取了更加不宽容的姿态。在它看来，竞争对手正在进行一场隐匿的科技革命。在美国的战略认知中，全球技术变革的窗口期已经开启，中国正是该时期内最具挑战性的竞争者。基于此，对技术发展历史节点所塑造的竞争态势的判断，成为推动美国科技战略从自由主义走向民族主义并强化防御与打压式技术政策的重要触发因素。

　　（三）政治逻辑：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

　　技术塑造政治，政治也在深刻影响着技术。政治与技术的互塑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尤为强调技术的政治意义。

　　作为现代政治学的创始人，马基雅维利认识到，国家利益是国家永恒的遵循和追求。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正是国家利益逻辑在技术领域的当代表达。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是在后冷战时代向大国竞争时代转型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是美国以“国家利益本位”进行战略调整的产物。“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大国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争。”在所谓后冷战时代，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出于对自身实力和安全的自信，推动经济与技术的全球化。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因其在全球经济和科技网络中的中枢位置受到挑战而主动或者被动退回到民族主义立场。美国从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性力量，变为大国竞争时代典型的民族主义国家。“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伟大”，正是这一转变的具体体现，对美国利益优先和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再需要以全球化的“公平交易”“自由流通”等作为伪装。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认为，民族主义的立场和方式更符合自身利益，技术民族主义不过是美国在政治、经济、生态、外交等方面走向民族主义化的具体表现之一。

　　在美国全方位转向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技术民族主义占据中心位置。“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竞争……对技术‘领导地位’的竞争已成为核心。”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回到霸权理论本身。无论是霸权稳定论还是霸权护持论，都将霸权国家视为会基于成本收益作出权衡选择的理性主体。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家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会根据成本收益进行权衡，选择是采取“仁慈”的还是“掠夺”式的霸权行动。而霸权护持论强调，当面对挑战者时，霸权国家会根据成本效益决定如何维护其霸权地位。在约翰·米尔斯海默看来，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可以通过预防性战争、减慢中国经济增速以及颠覆国际上亲华政权的方式遏制中国发展。但他认为，上述三种方式要么成本过于高昂（发动战争），要么收益过低（颠覆亲华政权），要么二者兼而有之（延缓中国经济增速），因而难以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在当下，美国认定中国是一位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比之前的苏联力量更为均衡、在政治和军事上较日本更具实力的对手。核大国之间爆发热战的灾难性后果，以及中美经济脱钩带来的巨大代价，使美国必须寻找一种成本效益更优的霸权工具。在此背景下，技术遏制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首选策略。在美国看来，这一策略既能有效限制中国的发展，又能避免令美国难以承受的高昂代价，是一种基于利益权衡作出的理性选择。具体而言，其一，美国并非全然不能接受中国发展，而是不能接受中国的发展对其霸权地位形成挑战。《中国制造2025》被美方视为标志着中国技术崛起的文件而屡屡被提起，背后折射出的就是美国对中国技术升级的忧虑。这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技术遏制的权衡起点。其二，美国认为，技术遏制能够限制中国发展，因而存在着巨大的潜在收益。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科技是一个重要变量，对这一变量的影响，将实质性地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其三，通过技术遏制延缓中国发展所要付出的成本相对可控。当前，美国及其盟国依旧在先进技术领域占据相对优势地位，因而美国认为，自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对华科技遏制的节奏与成本。

　　美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技术民族主义，但将技术竞争置于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策略的中心位置，尚属首次。这正是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概念提出的现实背景。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不仅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形态，也有别于美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技术民族主义实践。21世纪，霸权国家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也依然是国际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而技术已成为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因而霸权式技术民族主义理应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