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拼凑资本主义是用来描述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形态的批判性概念，强调的是自由化市场逻辑、非正式的政治经济实践与各种文化价值相互交织形成了东欧国家资本主义转型模式的本质特征。这一概念由东欧左翼思想家提出，用于批判东欧剧变后该地区的国家在制度转型期形成的非连贯性、非互补性、分化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东欧左翼对拼凑资本主义的批判，核心在于揭示这一资本主义模式内在的结构性危机及其在东欧转型国家引发的问题。拼凑资本主义批判基于东欧国家的转型经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实现了理论突破，但同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

　　关键词：拼凑资本主义  东欧左翼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作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其影响不仅体现为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对抗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更体现为引发人们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建构与历史偶然性之间张力的思考。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制度转型之痛的同时，亟须重新认识社会制度的限度。英国学者托尼·朱特对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的迷茫进行了准确描述：“（社会主义的）终结是一个前所未有和不可想象的事件。……没有人会料想到需要提出某种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的计划和道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欧左翼学者围绕制度转型展开了广泛讨论，涉及的核心问题包括资本主义的类型学、私有化与自由化的障碍和弊端、更加符合东欧国家国情的道路选择策略等。然而，现实中，东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各国在发展进程与方向上出现较大分化，因而难以形成统一的关于原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转型模式的阐释框架。进入21世纪以后，东欧左翼共同探讨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原本用于批判性解读发达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是否适用于阐释东欧地区演变中的社会秩序。“拼凑资本主义”（Patchwork Capitalism，或译为补丁资本主义、拼缀资本主义）概念正是在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中提出的，为更加深入地描述、理解和反思东欧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

　　一、拼凑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现实困顿与范式失效下的理论补足

　　拼凑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东欧各国在转型期面临的社会困境和现实危机密切相关。这场地域性的转型期困局被东欧左翼学者称为“转型性衰退”“转型性危机”“后共产主义大萧条”等。东欧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忽略了这些国家原有的制度基础，由此造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现实困顿。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持续了数十年，逐渐暴露的具象化危机说明，形式上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而忽略本土特殊的社会条件是造成其现实问题的根源。

　　与此同时，作为主流转型理论的“华盛顿共识”意指西方资本主义的单一模式。该理论在产权、市场规范、再分配等系统性制度处于真空状态的东欧国家完全丧失了解释力和有效性。

　　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类型学领域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是以米歇尔·阿尔伯特为代表的两分法理论，即将资本主义划分为莱茵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其二是丹麦学者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提出的三分法理论，即将资本主义划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三种类型。这两种观点奠定了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基础。21世纪伊始，彼得·霍尔和戴维·索斯凯斯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框架——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用以比较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霍尔等人认为，资本主义有两种理想类型，分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以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的协调市场经济。除此之外，资本主义还存在其他模式，如法国的国家主导型等。因此，资本主义模式是多样并存的。不同模式内部的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和协调性，有着各自的比较优势，因而不仅相对稳定，而且不会趋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将企业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行为体，认为“企业是应对技术变革或国际竞争的主要调节主体，其行为共同塑造着整体经济的效能和水平”。因此，企业也构成了该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虽然也因其静态化、二分法等问题受到质疑和批评，但是仍然影响了众多学者，吸引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参与讨论。

　　在分析转型时期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时，一部分东欧学者接受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并直接运用霍尔与索斯凯斯的理论框架阐释转型期东欧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本质和特征。例如，波兰经济学家克日什托夫·雅谢茨基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波兰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了富有创见的解读。然而，更多东欧学者反对套用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来分析转型期东欧国家的社会制度，否定了这一理论对于阐释转型期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概括而言，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该理论在分析样本的合理性和范围的有效性方面存在问题。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样态进行实证性研究，分析不同国家在劳资关系、公司治理、技能培训等领域的制度差异，考察制度如何塑造企业战略，进而对不同制度模式进行优势比较。虽然霍尔与索斯凯斯所考察的分析样本覆盖了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涵括了一些东欧国家，但是他们使用非常笼统的标准和标签来界定东欧转型国家的资本主义本质，甚至没有明确揭示转型期东欧各国所实行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差异。捷克学者扬·德拉霍考皮尔指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缺陷在于无法观照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资本主义制度表面的相似性与制度转型中新出现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相关性：在所有的转型经济体中，这种相关性都是相对较低的。”乌克兰学者弗拉德·米赫尼科以波兰和乌克兰两国为例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波兰和乌克兰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它们与典型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之间也迥然有别”。因此，东欧左翼批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对发达经济体和东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使用了相同的宽泛的分类标准，没有把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特定模式，而仅仅把它视为对经典资本主义模式的追随和效仿。

　　另一方面，该理论存在方法单一和多维视角缺失的问题。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制度分析，旨在阐明不同的制度领域之间如何相互依存、相互强化，一个领域的制度安排如何塑造和促进其他领域的制度安排，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为解决各领域之间的协调问题提供了总体支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分析工具，得出的结论有助于理解不同发达工业国家在面对相似的经济挑战时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并带来不同的社会结果。然而，东欧左翼学者普遍认为，这一理论的重要缺陷在于将复杂多样的资本主义世界简单归结为制度的作用，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因素。例如，该理论对制度形成和变迁背后的阶级冲突、权力斗争等问题的解释力十分有限。俄罗斯学者奥列格·伊戈列维奇·什卡拉坦通过比较俄罗斯与东欧各国转型过程的差异，认为与俄罗斯相比，东欧各国的转型相对成功的原因除了经济制度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其文明特质以及更加有利的历史遗产，比如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和公民的自治能力。因此，东欧左翼呼吁，分析转型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除了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还需要融合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视角，以此探究社会制度的作用与文化历史根源的联系。

　　针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在有效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东欧左翼开始致力于对东欧转型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展开专门研究，力图在理论上对转型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作出行之有效的概念阐释，揭示这种模式的特征和本质。匈牙利学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对跨国公司在东欧国家的实际运营策略进行专门分析，对不同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国别研究。保加利亚学者埃琳娜·A.扬科娃在此基础上尝试把这种资本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动态混合的东欧资本主义”。德拉霍考皮尔聚焦跨国资本在重塑东欧地区经济制度与阶级结构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东欧资本主义存在不同于拉美地区的“制度性依附”，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东欧国家深受全球化生产链与欧盟规则牵制这一“依附性”特征。然而，这些讨论大多聚焦东欧资本主义模式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特征，没能对东欧转型国家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行总体性和系统化的理论概括。

　　因此，理论上急需一种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框架来分析东欧转型国家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揭示制度外壳与其实际运行规则之间的撕裂，指明制度内在的非协调性结合可能加剧社会危机。在大量吸收进化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等领域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专注于东欧转型社会学研究的波兰左翼学者、华沙经济学派的代表尤利乌什·加尔达夫斯基、里夏德·拉帕茨基等人从不同方面概括了东欧资本主义同西欧资本主义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本质特征，将东欧这种混合性与模糊性、无序性与非互补性、矛盾性与非系统性并存的制度模式界定为“拼凑资本主义”。概括而言，拼凑资本主义指的是“由各种制度体系，尤其是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多种模式中移植过来的成分构成的制度框架。无论是在某个特定的制度领域内，还是在不同制度领域之间，这种移植导致制度明显缺少互补性，从而使整个制度结构变得不连贯。同时，使这种拼凑式的资本主义更加‘杂乱无章’和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每个国家都存在的道路依赖性这一显著特征”。

　　拼凑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转型期东欧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和道路演变的考察，尤以2004年至2013年间加入欧盟的11个中东欧国家为样例，力图对转型国家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行阐释。在华沙经济学派看来，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拼凑资本主义概念是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补充。这一批判性概念更注重对东欧国家的本土特殊性的分析，弥补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忽视区域性样本的不足，同时关注到除外部剥削外，本土精英阶层在拼凑资本主义的形成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理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通过实证性的经验研究，将东欧资本主义模式视为资本主义多样性中的一种样态。拼凑资本主义概念在整体上对东欧资本主义模式的共性特征进行了概括，同时也兼顾了东欧各国彼此间的差异性，为理解和反思大多数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解读范式，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运用于东欧国家研究的理论成果。

　　二、拼凑资本主义的表征：阶层分化、制度混杂与价值断裂

　　拼凑资本主义概念试图通过对东欧国家转型路径的批判性解构，揭示资本主义模式在制度移植中形成的非连贯性、非互补性、非兼容性的根本缺陷，以颠覆新自由主义转型范式的理论霸权，并构建一种基于东欧本土现实的转型制度分析框架。东欧左翼将拼凑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非统一的精英阶层的分化。华沙经济学派始终将东欧的精英阶层定位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平台的改革者，认为“其成员并不渴望成为新的经济所有者阶层”，他们“与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各国的改革派精英有所不同”。众多思想家都对资本主义转型期东欧国家精英阶层的社会角色、异质性构成以及逐步分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

　　匈牙利学者伊万·塞勒尼等人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概念描述了转型期东欧国家出现的资产阶级缺位的“真空状态”。东欧左翼认为，转型初期，东欧国家并没有发展形成强大的本土资产阶级群体作为资本主义转型的主导力量。这也是东欧拼凑资本主义出现的关键性前提，并由此增加了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出现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本应由资产阶级主导并推动的社会变革任务在东欧各国是由精英阶层完成的。这些社会变革任务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选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构架、优化制度和稳定政治局势等。波兰学者雅切克·瓦西莱夫斯基把精英阶层称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现实中，东欧国家精英阶层不断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逐步实施私有化计划，以期最终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彻底取代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埃尔热贝特·萨莱伊的实证研究表明，东欧国家中占据技术管理者职位的精英阶层在制度设计中已经为政治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作好了准备。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工人的利益受到了巨大损害，中产阶级同样不是受益者。至此，精英阶层成为这一社会转型的最大受益者和新的权贵。然而，精英阶层在没有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一整套经济制度的情况下，匆忙实施了经济市场化的举措。这不仅加速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分化，也导致本身尚未实现“为自己而存在”的精英阶层内部不断分化。

　　塞勒尼指出，东欧资本主义的受益者是由技术管理型精英、外国投资者及其买办知识分子精英和转型期创办企业的新兴企业家组成的阶层。因此，由不同群体组成的东欧国家精英阶层内部存在着利益冲突。更为重要的是，转型过程中的困境进一步引发了精英阶层的逐渐分化。“这种分化表现为功能上各不相同的精英群体（政治、经济、行政、军事、媒体、宗教、教育、艺术等）都有其自身的界限、组织架构、正式和非正式的行为准则以及权力等级制度。”以匈牙利为例，“自转型以来，对抗一直是匈牙利政治精英和政党政治的重要特征”。因此，东欧国家中处于管理者位置的精英阶层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权力集团，而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群体。

　　二是非连贯性制度的混合与杂糅。东欧国家的拼凑资本主义是历史遗留和路径依赖的双重结果。从制度层面看，它具有明显的非连贯性，是各种异质性制度的简单混合、叠加和排布。这些制度要素或是继承而来，或是移植而来，形成了一种包括封建制度的遗产、社会主义制度的遗产以及西方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内的混合制度。在拼凑资本主义内部，各种社会制度遗留下来的组成部分和要素以松散的形式堆叠或拼接起来，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连贯、协调的统一机制。例如，“在竞争性的商品市场和金融中介领域，异质性和市场化的协调机制占主导地位；而在知识生产系统（即创新、研究和教育领域）中，层级式协调则成为最普遍的协调机制。相比之下，在住房领域和社会保障方面，情况则又不同”。也就是说，制度架构中的各个领域内部以及不同领域之间，存在多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协调机制。制度的非连贯性造成的结果，就是制度内部和制度之间无法形成互补性。“如果一种制度的存在（或效能）能提高另一种制度的回报（或效能），那么这两种制度就是互补的。”东欧拼凑资本主义制度恰恰缺乏这种互补性。

　　三是非连续性价值体系的断裂。东欧转型国家所形成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模式深刻植根于该地区历史文化的演化过程。东欧左翼通过对东欧国家价值体系的历史分析，深刻揭示了其资本主义模式形成拼凑性特征的文化根源。早在19世纪，失去独立国家地位的东欧各国屈从于外国压迫势力，这一历史创伤形成了东欧国家特殊的社会心理。民众对在外来势力压制下形成的官方制度存在抵触心理，转而认同非正式的制度形式。东欧民众向非正式的制度寻求生存保障，就此形成了以小群体的“有机团结”为核心的社会价值模式。基于小群体内部的信任产生的排他性文化心理，必然形成对其他群体和权威的信任危机，从而削弱了对官方、正式制度和文化价值的认同感。这种对正式的、经典的、官方的规则的规避惯性演化为具有东欧特征的民间微观行为逻辑，即缺乏继承性的、集体性的价值体系。转型时期，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冲突进一步发展为价值体系的断裂性拼凑，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呈现出内在分裂状态。华沙经济学派分析了这种价值拼凑的结果：“社会所共享的价值观的多样性和内在不一致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制度设计的异质性。尤其在国家层面，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共存且处于显著的分散状态，这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背离。”各种文化心理、价值原则和伦理道德相互冲突、彼此混杂，导致不同群体形成了价值孤岛。这些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甚至相互漠视，最终使社会的凝聚力瓦解为封闭的、价值体系互斥的碎片单元。

　　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崩塌也与转型期东欧国家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化紧密相关。在社会主义时期，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更具有传统特征，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信念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知识分子诉诸传统价值观和伦理规范，通过积极的道德批判担负起自身的职责，以此帮助塑造和维护社会主义的价值典范和文化认同。东欧剧变前，东欧国家知识分子通过掌握专业技能成为某种具有独特社会功能的文化精英群体。东欧剧变后，至关重要的道德力量在这些群体中逐渐消失，对普遍真理和共同价值观的追求逐渐被群体利益、职业准则和身份价值所取代。俄罗斯学者谢尔盖·乌沙金深刻剖析了东欧知识分子群体变化的深层原因：“转型期东欧的新知识分子阶层高度分散和多样化，他们所选择的完全依赖其专业的生存策略和文化参与形式背离了东欧若干世纪以来的历史形成的传统。相反，转型社会促使他们似乎更关心其社会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实用性，而不是知识分子传统上能够提供的集体性的文化价值或意识形态。”由此，东欧左翼批判了民众的价值体系中历史路径造成的价值异质性与非协同性，阐明了知识分子群体价值观崩裂的原因，揭示了拼凑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困境的社会文化根源。

　　三、拼凑资本主义的“熵增”：国家行政力分散与外资主导的依附性经济

　　东欧左翼思想家多维度地剖析了拼凑资本主义的分化、混杂和断裂特征在社会阶层、制度和价值层面的表征。他们聚焦东欧转型时期的社会困境，引入热力学的“熵增”（entropy）概念，批判性地指出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必然引发系统性失序。东欧国家的特点是“‘系统性熵增’，机构内部摩擦严重，制度之间互补性低”。拼凑资本主义强行整合了多种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制度间无法协调一致，从而导致能量持续耗散，也即系统性内耗。最终的结果就是系统整体滑向热力学意义上的低效高熵的制度混乱。在现实层面上，东欧转型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熵增”集中表现为国家行政力的不断分散和以外资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依附性经济的形成。

　　东欧左翼对拼凑资本主义导致国家行政权力分散的批判以对“自由主义市场化”的历史分析为起点。在他们看来，国家行政力的分散不是偶然的，而是拼凑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东欧国家转型伊始，在精英阶层内部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众多。他们以撒切尔夫人的理念为参照，坚信应彻底限制层级式的监管，并尽可能多地将空间留给市场。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以市场为导向，并且大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为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如果某些无法私有化的政府机构其职能不能由市场取代，那么这些机构必然是效率低下的。”因此，东欧各国政府启动了“国家福特主义”市场化的计划，撤销原有体制遗留下来的机构和组织。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前社会主义时期的行政架构被打碎。但是，东欧拼凑资本主义在制度上的非连贯性决定了，即便组织机构被取缔，但历史上已经形成的运行机制并不能彻底消失，而是在独立于政府的层面上继续展开活动，甚至推动了社会的反向运动，迫使国家必须采取与最初的激进市场改革方案不一致的适应措施。这意味着，一部分被取消的制度和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相应的，各行政部门中也存在这样的趋势。由此，国家行政权力逐渐被稀释分解。这种现象被波兰学者雅德维加·斯塔尼斯齐基斯称为“国家的独特消亡”。这并非意味着国家机器本身的消失，而是指“国家作为一种旨在满足整体利益、基于逻辑上统一的形式理性标准的层级组织秩序走向终结”。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地方行政权力逐渐强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家的约束。“国家促使原有的制度架构分裂成独立的部分，进而又分化成相互独立的单元和拼凑体。”至此，国家失去了代表和维护整个社会利益的能力，不再成为行使权力的主要中心。

　　在东欧国家的中心权力逐渐分散和衰减、国家无法提供发展的整体布局和战略思维的同时，去国有化的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在没有国家行政权力作为保障的前提下，东欧各国呈现出一种全然“开放的”状态。原来由国家掌握决策权的领域完全放手交给市场，各种资本形式尤其是外来资本在毫无门槛限制的情况下自由进入其中。面对国际资本的侵入，东欧国家不得不满足一些跨国公司对于垄断权和金融特权的要求。在扶持国内新兴私营企业与支持大型外资企业之间面临艰难抉择的东欧国家往往迫于压力而选择后者。对此，东欧左翼的拼凑资本主义批判进一步揭示了东欧国家从“国家权力让渡”到“经济依附外资”的发展机制。

　　东欧左翼学者指出，国家行政权力的碎片化与法律监管的结构性缺失共同为外来资本的深度渗透打开了通道。东欧的拼凑资本主义“未能为系统性变革准备适当的‘制度安全网’，尤其是法律方面的安全网”。因此，国家权力分散、法律体系不完善、市场监管缺位，导致大量经济活动游离于正规制度之外。正如朱特所言，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几个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法律制度、社会习俗的同步发展，这些因素支撑着资本主义的运行。而在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这些因素的作用却被严重低估。在东欧转型期私有化计划是在缺乏完备而稳定的法律体系的保障下开始实施的。正因如此，东欧的拼凑资本主义制度不断降低进入东欧国家市场的门槛，“新的（外资）企业或机构在转型国家的社会经济秩序中获得相对宽松的准入权……只要遵循低监管条件下的市场竞争原则，就能够留在这种秩序中……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拼凑式秩序能够不断接纳新的元素，这些元素可以自由地‘缝合’或‘粘贴’到其中，不论它们所遵循的内部规则和运作逻辑如何”。越来越多的新元素涌入社会经济政治领域，造成拼凑资本主义陷入了没有保障网络和统一逻辑秩序的混乱状态。

　　同时，东欧左翼的拼凑资本主义批判认为，外来资本依托跨国公司促成东欧国家形成了依附性经济模式，它在本质上是全球资本剥削的结果。外来资本在转型期的东欧地区直接参与了其私有化和经济重构的过程。在东欧经济体中，跨国公司给各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在市场地位和劳工关系方面受到特殊的优待以实现垄断。这些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剥削利益最大化，要求引入特定的劳动关系制度，限制工会的自由行动，为达到其目的，甚至威胁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外国企业的活动在东欧国家依附性经济模式的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在此模式下大规模地生产着现代的但未必具有创新性的商品，其生产依靠的是引进的技术和知识。”从拼凑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来看，外国资本大量参与东欧各国的经济领域，一方面导致原本就薄弱的本土经济体系更加虚空、混合化，给东欧各国的劳工关系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外资的直接流入更是极大地抑制了东欧各国本土大资产阶级的壮大与发展。拼凑资本主义不仅瓦解了国家行政权力，更扭曲了本土资本积累的逻辑，使东欧国家的经济体系陷入萎缩和依附他国的僵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东欧国家的经济主体性丧失，本土经济的发展成为跨国资本的工具性附庸。由此，外资主导的依附性经济模式使东欧国家降格为全球生产体系的边缘性部分，完全服务于中心区域的积累需求，而东欧国家的劳动者也沦为全球可变资本的组成要素。

　　从理论构建的路径来看，东欧左翼的拼凑资本主义批判将热力学的“熵增”概念融入资本主义批判框架，用物理学的隐喻揭示了拼凑资本主义模式走向系统性自毁的危机趋势。尤利乌斯·加尔达夫斯基等人明确指出：“熵的概念可以作为描述无监管或只有少量监管的经济系统存在的无序状态的同义词，而就我们的话题而言，这确切地指向了拼凑资本主义。”拼凑资本主义批判深刻揭示了东欧转型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分散化，以及境外资本的涌入和依附性经济的形成造成国家治理负熵衰减的整个过程。正是基于东欧国家转型的历史特殊性，即从有序的计划经济到混乱市场的骤变，“熵增”概念准确表征了这种“秩序解体”的过程和体验，成为拼凑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概念之一。

　　东欧国家的转型经验表明，当制度的拼凑取代制度的有机演化、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能力被摧毁时，整个系统必然滑入不可逆的熵增深渊，无序混乱的拼凑式运行机制的终点只能是系统陷入崩坏性危机。由此，东欧左翼的拼凑资本主义批判阐明了多元制度混搭的资本主义模式非但不是适应性进化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反而是复杂系统失控的前兆，预示了拼凑资本主义走向系统性崩溃的趋势。

　　四、资本主义制度的病理学诊断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之间的张力

　　东欧左翼对拼凑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质上是对东欧国家在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出现的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他们阐明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无序的、非连贯的甚至互斥的拼凑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成为阻碍东欧地区长期发展的“陷阱”。这一批判延续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不仅有助于理解转型期东欧国家的现实困境，也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独特的区域性视角。

　　首先，拼凑资本主义批判对这一资本主义模式的结构性危机、拼凑逻辑及制度断裂的分析，可追溯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性批判。马克思的批判聚焦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而拼凑资本主义批判则揭示了东欧国家资本主义转型的特殊性，完成了从批判“资本一般”到批判“资本特殊”的转换。具体而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核心在于对“资本一般”的深刻解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所谓“资本一般”，是指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逻辑。马克思同时指出，资本并非永恒的自然秩序，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有限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冲突，必然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促使资本主义走向终结。拼凑资本主义呈现出的“资本特殊”是“资本一般”的历史变体。拼凑资本主义批判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资本逻辑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异化形态与内在矛盾。与马克思强调资本灭亡的“自然历史过程”相比，拼凑资本主义批判指明东欧国家独特的历史境遇使其社会更容易沦为资本逻辑的试验场，陷入系统性失序的困境，同时也印证了资本逻辑在制度薄弱地区的“熵增效应”。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将不可逆转地走向自我否定，拼凑资本主义正是这一进程的表征，它既是资本逻辑的变异产物，也是加速其瓦解的催化剂。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批判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的逻辑框架，拼凑资本主义对“资本特殊”的批判则阐明了资本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可能产生的破坏性与自毁性。

　　其次，在方法论层面，拼凑资本主义批判拓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框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以“资本家—劳动者”的二元对立为核心框架，揭示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东欧左翼的拼凑资本主义批判突破了二元批判框架，揭示了东欧转型资本主义剥削主体的复合性和剥削形式的隐蔽性。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阶级对立为轴心的，聚焦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力出卖者之间的直接对抗。他指出，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通过两种形式实现：一是通过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技术革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攫取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象地点明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激化阶级对立：“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因此，无产阶级的集体反抗成为打破剥削的唯一路径。东欧国家的实践表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在当代更为复杂。剥削主体是由外资力量联合本土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形成的剥削联盟，生成了“权力—外资”的复合型剥削形式。劳动者也不再只是被特定的资本家剥削，而是在跨国资本制定的规则、寡头执行的压榨政策下遭受更为深重的剥削。拼凑资本主义批判突破了传统的“资本家—劳动者”二元结构，揭示了东欧拼凑资本主义在本土统治阶级与外资力量联手的情况下对全民实施的掠夺性剥削。

　　最后，拼凑资本主义批判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单一神话，解构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补充了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拼凑资本主义批判瓦解了资本主义模式的线性进化逻辑，打破了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万能神话。新自由主义转型范式预设，私有化与市场自由化必然导向高效的资源配置。然而，东欧国家的现实证明，拼凑的制度将导致社会运行的系统性失效，市场制度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结构、健全的法治保障等因素独立运行，其效率的实现必然依赖诸制度的协同一致。同时，拼凑资本主义批判发现了转型经济体资本主义形态的异质性，通过研究东欧地区转型展现出的特殊性，指出了社会转型理论中普遍主义的误区，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把市场规律奉为“超历史真理”的错误，证明制度有效性必然受地域性历史境遇的制约。

　　然而，东欧左翼只是对拼凑资本主义制度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种病理学诊断，却没有给出有效的替代性方案。这说明，拼凑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范式存在局限性以及缺少可实践性。

　　其一，这源于拼凑资本主义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的错用。马克思主义强调，法律、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需植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之中。在现实层面上，东欧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未建立真正的社会化生产体系，反而通过休克疗法强行植入议会民主和自由市场形式，导致形式民主虚假化、本土经济主导权旁落等困境。拼凑资本主义批判将东欧国家的转型失败归咎于“制度拼凑”，却忽视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是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分析框架的倒错。从这个意义上说，拼凑资本主义批判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落入制度形式主义的窠臼。此外，拼凑资本主义批判将社会阶级矛盾简化为精英与民众的矛盾。东欧左翼将拼凑资本主义形成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东欧本土资产阶级的缺位，却忽视了如下事实，即转型过程中精英阶层已经完成了从权力资本向经济资本的制度性转化，成为新兴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拼凑资本主义批判弱化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在对东欧社会的阶级分析中存在模糊化倾向。东欧左翼强调精英阶层在制度变革中的主导性贡献，却忽视了其通过垄断生产资料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本质，因而同样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其二，这也源于拼凑资本主义批判陷入了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的陷阱。拼凑资本主义批判虽然尖锐指出了东欧资本主义由于其“拼凑”特征而存在的诸种弊端，但其批判意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改良。拼凑资本主义批判聚焦资本逻辑在东欧特殊语境下制造的制度异化的表征，却未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从方法论上讲，这种批判属于经验性的现象揭露，而始终回避对资本积累逻辑本身的彻底批判。因此，它的研究焦点限定在从现象层面考察“转型失败”，而没有从本质层面探究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可能性。东欧左翼仅呼吁对拼凑性的制度进行修补，主张重建国家能力，却没有对本质上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挑战；他们呼吁发展本土资产阶级，却无视资产阶级内在的剥削性。东欧左翼的分析止步于对制度紊乱的现象性描述，实质上是拒绝深究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基本矛盾。因此，拼凑资本主义批判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性否定，暗含着转型应该以“合理的资本主义”为终点的价值取向，在实践维度上退回到了保守主义立场。

　　总体而言，拼凑资本主义概念凸显了东欧左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即立足东欧社会的特殊历史经历，打破新自由主义的规范预设，为东欧转型国家的系统性危机提供超越意识形态的病理学诊断。拼凑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宗旨在于重构以公平、民主与制度协同为核心的合理化转型理论体系。然而，这一批判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历史规律理论，解构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基础。它虽然对现实作出了犀利的洞察，却未能提供变革路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灵魂所在。要突破其局限性，需重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性立场，在资本的全球统治与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辩证张力中重构东欧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视野。从这个意义上看，拼凑资本主义批判仍然是一场未完成的批判。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