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明海英 通讯员张莉 宋庆超）8月9—10日，“清代财政与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恩施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清代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的新趋势尤其是清代国家财政能力的发展轨迹展开深入研讨。 

　　湖北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军表示，清代财政的经验教训对于理解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马敏表示，会议聚焦清代这一关键转型期，有利于深入探寻财政制度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深层互动，解码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治理逻辑。《清史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刘文鹏表示，清代在中国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独具价值，本次联合办会旨在打造作者、编者、读者一体的学术共同体。

　　东京大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滨下武志表示，白银流动极大的活跃了亚洲内部的贸易，大米、棉花、丝等商品在亚洲多地形成了大规模的流动网络。在1870年代白银价格下落后，白银转向投资等领域。白银流动不但扩大了经济活动范围，还催生了海关、邮政等新财政组织，尤其是在西方金本位确立后，亚洲各国通过建立海关、中央银行、调整货币制度等方式推动财政制度的变革。白银流动不仅有效促进了亚洲区域的贸易发展，而且也促使其在金融、制度层面适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化。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范金民以雍正年间江苏积欠钱粮清查为核心展开探讨。明清两代江苏农业税分别占全国20%、12%以上，其财政在明清财政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及至康熙后期地方财政亏空严重，江苏尤为突出，积欠钱粮数额相当于四年未缴税，数额巨大严重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雍正即位后，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地方财政亏空与钱粮积欠问题，江苏即为清查重点。通过两个阶段的清查，对官侵、吏蚀、民欠等情况有了清晰的了解，成效显著。范金民通过系统梳理档案发现了江苏的清查条例，这一条例为乾隆、光绪年间的江苏钱粮清查奠定基础，而且该条例对研究赋税征收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从王朝贡赋原理切入探析明代财政转型对清代财政体制的影响，强调理解清代财政治理需回溯明代转型脉络。他表示，一条鞭法为明清财政体制转型奠定了关键基础，清代的新财政体制架构如财政收入税收化、比例赋税、可计算性等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基本定型，成为向现代财政体制转折的里程碑，清代财政问题多源于此新体制，这也是清代财政与明代财政的不同之处。但此转型并未完全完成。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郑振满通过《福建省例》收录乾隆至同治年间数百个案例的分析认为，福建地方财政困境源于制度传承。雍正前，福建靠轮流承担公共事务和收耗羡缓解困境，随着乾隆后期财政缺口的加大，摊捐成为重要的解决方式，有时甚至是全省摊派。嘉庆时出现“小交代”积弊，旧账未清新官不理，财政运作混乱。从此过程中亦可看出，乾隆时期靠捐纳解决紧急需求，初期有效；但道光后捐纳泛滥，逐步从“捐输”走向“捐厘”，这暴露了清代中后期地方财政制度缺陷与运作困局。

　　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经济史教授马德斌重点通过债券分析中西方国家财政逻辑差异及背后制度与历史因素。通过宏观的、长时段的分析，他指出西方国家从贡赋国家、财政国家到现代财政国家的演变，核心在于财政的金融化，其以税收为抵押发行公债、发展金融市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锋探析了清代前期的关税“盈余银”与内务府经费来源问题，核心探讨税关盈余银与内务府的关联及差异。盈余银解往内务府的税关包括山海关、张家口、杀虎口、左翼、右翼。崇文门与内务府的关系特殊，其盈余虽交户部，但开支多被内务府使用。这些税关的沿革、数据统计、与内务府及户部的关联等问题，因统计口径、报解方式复杂，仍需深入探究。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从官方与民间在使用白银时的不同动机出发，详细阐述了明代逐渐形成的“白银的世界”与“铜钱的世界”的双重货币结构。而且以流通手段与储藏手段之间存在的内在冲突为切入点，探讨了明清时期货币政策自主权逐步丧失的过程与深层原因。关于如何重建地方财政，他从地方功能论、地方文献事实论与日记事实论等多重路径进行阐述。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张侃考察了福建省盐务运销体系的发展历程，运销体系的转变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盐课征收，而每一次制度调整又导致新旧势力的洗牌重组。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任智勇表示，清政府征收洋药税以解决财政困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高福美表示，清代京城左右两翼税收来源的调整，不仅折射出清代北京城市消费趋向的变迁，更与八旗群体的生活变动形成深度关联，进而在清代北京市场发展、中央财政与旗民生计维系等多重因素之间构建起新的连接纽带。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志云表示，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债务，需联合总税务司与税务司发行债券。因债务高昂，清政府与外国银行协商出“增贷”“降息”“展期”手段，使还款在税收负担范围内，外国银行也保障了资金安全与获利。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马金华梳理了汇丰银行档案等文本，通过三次西征借款探讨汇丰银行的资本运作路径及其对中国财政的侵蚀。她表示，汇丰银行经此获得可观利润继而向跨国银行转型。此借款使海关成对外融资信用保障，政府财政调度能力与信用被削弱，为其财政体系依附国际金融资本奠定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魏文享表示，太平天国之后，在军政危机之下，朝廷以分权方式来应对危机，短期发生功用，长期却使中央财政集权体制遭到蚀解。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马陵合认为，晚清军事型借贷财政体制制约税收转型，财税制度存在诸多弊端，难以实现财政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具体案例上，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勇以四川会理州为例表示，州县在预算填报过程中的诸多作为或不作为既有不了解的原因，又有争夺税源的因素。总之，清末各级政府预算制度的推行是清政府力图自救的举措，反映了清代财政的近代转型。

　　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编辑部、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