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处于丝绸之路咽喉地带，既是沟通东西方国际贸易的重地，也是南来北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所，故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之称。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大批古代文书文物，其中医药类文献也深受学界关注。这些医药文献内容涉及医经、五脏、诊法、伤寒、医方、本草、针灸、养生等，既含有许多失传已久的古医籍，也有一些传世古医籍的最早传写本。其抄写于千年之前，未经后人改易，保留了最为真实的历史原貌，是研究中国古代医药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对研究我国医药发展史，澄清医药文献的部分疑难问题，以及校勘、补缺和探求宋以后木刻本的源流，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脏论》局部 作者/供图

　　近百年来，学术界对敦煌医药文献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如下几个方面，并取得重要成果。

　　一、敦煌医药文献文本的整理与研究。敦煌文献的整理是研究的基础。1900年，敦煌藏经洞文献发现后，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与其他敦煌文献相比，敦煌医药文献的研究相对缓慢。早期主要集中在个别文献的刊布与研究上，如唐兰《〈食疗本草〉残卷跋》（1924）、王国维《〈食疗本草〉残卷》（1924）、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1930）、范行准《敦煌石室六朝写本〈本草集注序録〉残卷校注》（1937）、尚志钧《现存〈唐本草〉残卷的考察》（1960）及马继兴《唐人写绘〈灸法图〉残卷考》（1964）等，这为敦煌医药文献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敦煌医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逐步摆脱了零散的局限，进入全面整理阶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举其荦荦大端者有赵健雄《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1988）、丛春雨《敦煌中医药全书》（1994）、马继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1998年）、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医术》（1999）。学者们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围绕医经、本草、针灸、医方等领域展开深入探索，同时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医药文献。如罗秉芬主编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译注及研究文集》（2002），对藏文医药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与解读；针对医疗术、针灸等领域的专题研究逐步深入，对《藏医杂疗方》《敦煌古藏医灸法残卷》等核心文献的解读不断深化。

　　21世纪以来，敦煌医药文献的研究迎来了辉煌时期，研究不再局限于文献整理与校勘，而是向临床应用、文化传承、跨文化比较、数字化保护等多个领域延伸，研究深度与广度显著提升，形成了“文献整理—理论研究—临床应用—文化传承”的一体化研究格局。如袁仁智与潘文主编《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录》（2015）、沈澍农《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2016）等著作进一步完善了文献整理成果，针对前期整理中的粗疏之处进行修正。同时，学者们借助敦煌学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医药文献疑难释读、内容定性、年代考辨、残卷缀合等关键问题开展系统性深耕，全面推动敦煌医药文献研究迈上新台阶。

　　除汉文文献外，学术界对数量不少的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藏文等医药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如陈明的《敦煌的医疗与社会》，将敦煌医药文献与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拓宽了研究视角，促进了敦煌医药文献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字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逐步揭示了文献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杨富学、刘英华、王兴伊等学者立足回鹘医学、藏医学及印度医学专项研究，不断拓展敦煌医药文献的研究范畴与内在意蕴，深化了对敦煌医药文献多样文明源流的整体阐释。

　　二、敦煌医药文献研究与临床医学的转换。临床疗效是中医学的生命线，也是丝路医学传承与发展的原动力。敦煌医药文献包含基础理论、脏腑经络、脉学诊断、各科方剂和本草针灸等内容。随着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成果已逐步应用于临床实践，古老的医学理论在现代诊疗中焕发出新的实用价值。如甘肃中医药大学李应存教授及其团队运用敦煌疗风虚瘦弱方治疗白细胞减少症、总结出治疗小儿肺系疾病的10对常用药对等，为临床运用敦煌医药治疗不同疾病提供了参考。

　　三、形象医学资料的研究。敦煌壁画中涉及诸多医学元素，如医生为患者诊病、施药、正骨等画面，还有佛徒们洗浴、剃头、刮脸、揩齿、刷牙、沐浴等日常画面，这些都是古代人民重视卫生健康和养生的具体体现。此外，壁画中的植物、动物和壁画所用矿石颜料等，如蜀葵、芍药、石榴等都是中药，也可纳入敦煌医药研究的范畴。这些图像资料虽然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对其深度的挖掘依然是今后敦煌形象医学资料研究的重要内容。如王惠明《敦煌壁画刷牙图考论》、岳亚斌和张田芳《敦煌壁画中的蜀葵：从药用到礼佛》、马托弟《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疾疫医疗史研究》等论著均涉及敦煌形象医学资料的研究。与文献相比，敦煌形象医学资料的研究还很薄弱。

　　尽管敦煌医药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敦煌医学文献本身的特殊性，其研究还存在很多困境。其一，敦煌医药文献资料使用的广度与深度不足。敦煌医学文献数量庞杂而特殊，多语言并存且相互关联。目前，虽然多语言的医药文献大多已得到释读或整理，但因研究者语言水平参差不齐，对多语种医药文献缺乏关联性研究。其二，跨学科合作机制不完善。敦煌医药文献的研究涉及多学科知识，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要求较高，需要医生、科研人员、企业家和政府等多方的参与。然而，目前跨学科合作机制尚不完善，导致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转化，很多研究成果不能被医疗工作者所吸收、运用，导致敦煌医学知识在实践运用中严重不足。其三，研究深度不足、成果转化缓慢。敦煌医学文献中的治疗方法能否为现代中医学使用，还需要大量的实验研究，以验证其疗效和安全性。

　　敦煌学经过百年的发展，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新高度，为敦煌医药文献全面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一，扩展敦煌医药文献研究的内容。除了敦煌藏经洞所出医药文献外，可将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其他医药文献纳入其中，如敦煌医药简，扩大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关注并融入敦煌地区发现的所有医药文献，加强新旧文献间的关系研究。其二，加强敦煌医学文献与丝路沿线出土医药文献关系的研究。通过对丝路沿线不同区域医药文献的比对研究，揭示中国古代医药文化体现的多民族交流互融、共同发展的历史细节与动态过程。其三，重视敦煌医学文献与中医药文化主体性的研究，扩大优秀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加大数字技术在敦煌医药文献研究中的应用，进一步提高其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综上，敦煌医药文献不仅能够展现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概貌，更为古代医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历史细节与文献佐证，同时也为现代医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

　　（作者系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