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知识青年怀着崇高的抗战救国热忱，循着不同路线，冲破重重封锁与阻碍，从全国各地义无反顾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本文所言之“西行”，特指一代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追求光明、追求进步之旅。

　　随着1935年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以及1937年初中共中央的进驻，以延安为中心的红色革命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全面抗战路线，延安成为抗战和革命的双重希望所在。无数知识青年渴望奔赴延安投身抗战救国事业。但是，就空间距离、交通条件以及沿途环境而言，去往延安在客观上存在诸多制约因素，特别是大片国土被战火殃及所造成的交通阻断，使知识青年的西行之路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

　　延安距离西安近400公里，与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更是相隔千里之遥。全面抗战初期，北平、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经由陇海线到达延安，实际行程也有2000多公里。战时延安之行的一条常规路线是从上海乘海轮南下，到达广州后取道越南再转往昆明，最后北上到达延安。这一行程比从广州直接出发多了至少1/3的路程，堪称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最长路线。此外，在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还有不少海外华侨，他们的行进距离更是难以计数。

　　在这趟艰难的旅程中，知识青年所能搭乘的交通工具受到很大限制。青年学生能够选择的行进方式只有火车、轮船和汽车，剩下路程只能步行。在实际行程中，大多数知识青年都是这几种行进方式交替使用。如石澜于1938年5月乘小火轮到达闽江上游建瓯码头，“上岸后，搭上长途汽车，爬山越岭，到达江西玉山；从玉山站，挤上浙赣铁路西去的列车，到达长沙。在长沙转乘粤汉线列车或公共汽车，到达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

　　至于全程耗时及所需旅费，据1939年初《申报》载：“全程所需旅费，由沪至西安，约需国币260元7角5分。西安至兰州需26元2角5分。全程所需时约25日。”至于“到延安及栒邑”，则“抵西安后，可循西兰公路至邠县，距离148公里，票价6元7角”。耗时少则数日，多则数月。1938年8月，何其芳、季陵和沙汀夫妇从成都出发向延安进发，耗时18天，跨越1500公里。10月，美术家蔡若虹、夏蕾夫妇从上海出发，直到1939年5月才到达延安，时间长达7个月之久。全程旅费需要自筹，常使战乱时局中的青年学生捉襟见肘。如康濯、高戈等人在从汉口去西安的火车上，因为没有钱，“饭都不敢随便吃”；有人“走时就变卖了他的书籍、望远镜等以充路费”。

　　抗战时期从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去往延安，西安是必经之地。西安去往延安的路段，从路线和行进方式看都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宜将西安到延安的路程另行考察。笔者以距离相对较远的上海为起点，考察其到西安的路线，很有代表性。战时从上海到西安，概括起来大致有“两横一纵”三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乘火车经过陇海线，到达西安。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及抗战初期，从上海、北平等地出发到达延安大多经由陇海线。随着日军对太原、徐州的侵略，陇海线沦为战场，西行之路严重受阻。1938年底，漫画家胡考“离开汉口想上延安去，不幸到郑州的时候，正值陇海路大战，他就折往徐州。徐州被围，他化装了农民溜出敌人的包围，几次三番在炮火中脱险，经当地的游击队的营救，方始安抵上海”。随后胡考从上海到香港，经第三条路线到达延安。

　　第二条路线是通过水陆并行的方式经长江，由东向西到达武汉，再从武汉前往西安。淞沪会战前后至南京沦陷前夕，这条路线最为繁忙。日军开始进攻上海时，在上海麦伦中学读书的帆波一行三人，乘轮船自上海出发。为躲避日军轰炸，轮船航行速度缓慢，经历了两天漂泊后，到达长江江面最窄的江阴。而此时，国民党在江阴凿沉两艘大船封锁长江，为绕过封锁线，帆波等人不得不在南通靠岸，经过三四天的跋涉才到达口岸，再乘船去武汉，然后由武汉乘火车，经信阳、郑州，折往西安。随着日军占领南京及对长江航线的封锁，这条路线随之中断。

　　第三条路线是从上海乘海轮南下，到达广州或昆明，再北上到达西安。这是前两条路线受阻以后的替代路线。这条路线的“北上”部分以广州沦陷为界，实际上分成了两条路线。广州沦陷之前，知识青年可经过粤汉铁路到达武汉，然后从武汉乘火车到达西安。刘克英姐妹和金沙等左翼青年，于1938年3月8日从上海出发，经过一周的海上漂泊，到达香港再转往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由广州办事处开具去武汉的介绍信，到武汉后转火车去西安。

　　广州沦陷之后，粤汉铁路运输线中断，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派罗理实在越南海防设立转运站，负责转送工作。如上文中的蔡若虹、夏蕾夫妇接受廖承志的建议，从上海南下到香港，借道越南，再由越南转道昆明、贵阳、成都、西安，历时七个月，完成了这趟漫长而艰辛的旅程。

　　知识青年经过长途奔波，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西安，此时距离目的地延安还有将近400公里。1938年春，毛泽东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发表演讲：“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毛泽东将西安到延安的旅程当作抗大学习的第一课，道出了这段旅程的艰难。     

　　从西安到延安的路途不通火车，只有一条公路勉强可以通行。1938年初，经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介绍到延安上学的陈浩中记录了当时的交通情形：“从西安到延安，可通汽车，现在只有军用车来往，客车已很久没有开驶了。没有汽车可乘，只得雇骡车前往……独乘骡车雇不起，只好搭上随便拉客的‘野鸡骡车’。”即便偶尔有八路军的军车或畜力车可以搭乘，也会遭遇风沙雨雪等阻碍。

　　车况、路况更是十分糟糕。时人描述：“陕北的地形非常奇怪：一看好像是广漠的平原一样，但是一下子又陷成几十丈的深谷。我们的车大概都沿着这样的深谷走，有时两面都是危崖，中间只有一线道路可通，令人心惊肉跳。”特别是寒冬、雨雪天气，会大大增加行进的难度。没走过长路的青年学生，“一天只能走六七十里”。由于山路崎岖，间有悬崖峭壁，危险常常不期而至。

　　知识青年随身携带的行李，除了自己背负、雇骡车拉运以外，对于结伴而行者，可以由八路军组织的小分队进行托运：“把行李通通留下待通车时托人带来。路上只需带一些最必需的东西，打成一个小背包。途中遇到困难，可尽量找百姓帮助。”即便如此，他们途中也会遇到重重考验，加之携带的行李大多是生活用品，人与行李的分离增加了途中食宿的困难。绝大部分知识青年徒步走完这近400公里的旱路，其艰难程度远超今日想象。这一路冲破封锁、经历种种艰难困苦而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决心，成为知识青年最深刻的体验，也是“抗大第一课”的生动写照。

　　西行之路险阻万千，却阻挡不了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洪流。这趟非凡行程，印证了革命圣地的强大吸引力，更彰显了知识青年为救亡与理想而身体力行的坚定信念。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