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犍陀罗地区地处交通要冲，是早期佛教传播与文化融合的重要节点。在此区域，希腊雕塑艺术与佛教文化相互交融，形成风格独特的犍陀罗艺术。这种艺术风格通过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对沿线地区特别是古代西域的佛教艺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犍陀罗地区毗邻青藏高原西部，源于中国西藏阿里地区的狮泉河经由拉达克、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流经此地，皆属印度河上游，与西藏西部地区可以说是“一水相系、同川共饮”的关系。自史前及早期金属器时代起，从岩画、金属器物、宝石和半宝石等发现来看，这两个区域之间已经产生了间接联系。7世纪后，随着吐蕃王朝向西部的军事征服、人群迁徙以及商贸往来，青藏高原东部的政治、文化中心与这一地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吸收融汇了印度佛教、唐朝佛教，经过本土化创造又形成了吐蕃佛教艺术，并经由西藏西部的高原丝绸之路反向影响至巴基斯坦北部地区。

　　佛教摩崖石刻遗存分布

　　巴基斯坦境内现已发现超过5000处佛教遗址。其北部地区佛教摩崖石刻的系统发现与研究，主要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修建的喀喇昆仑公路，经德国和巴基斯坦考古学家的联合调查，在公路沿线发现了大量古代岩画、石刻图像和铭文。石刻年代跨度较大，佛教题材作品最早可追溯至公元1世纪，并包含大量5—7世纪的本生故事、佛塔雕刻及佉卢文铭文。目前在该地区共辨识出8处具有明确吐蕃风格、附有古藏文题记的佛教摩崖石刻遗存，集中分布于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

　　巴尔蒂斯坦地区共发现4处：1.门特尔（Manthal）曼陀罗石刻。位于斯卡（Skardu）门特尔村，石刻上方为雕刻精美的华盖，主尊坐在由20尊小佛组成的曼陀罗之中，上方左右各一飞天，下方有4处漫漶不清的藏文佛教祈愿文。北侧刻坐佛和菩萨立像，西侧刻一覆钵式佛塔。学者从石刻风格和古藏文文法特点推断，其年代应在8—10世纪之间。2.斯卡杜王宫花园的古藏文残碑。原位于斯卡杜王宫附近的一个花园墙上，现为私人收藏品，刻古藏文佛教祈愿文，与门特尔石刻的内容相近。陈庆英通过对残碑的解读，推断当时民间已经有了举行佛教节日法会的习俗，夏吾卡先重新释读后，推断其原为佛塔塔基石条。3.西噶（Shigar）佛塔石刻。位于斯卡杜北城一处寺院附近，石刻整体形制较为特殊，由梯形塔基、覆钵形塔瓶和塔刹组成，左侧有藏文题记“为赞普功德，格列许比丘拉勋努造刻”。其中拉勋努是比丘的法名，“比丘”一词的出现表示其年代在赤松德赞即位之后，结合其形制与文法特点，其年代约为9世纪前后。4.斯卡杜无名佛塔。位于斯卡杜城附近，由带覆莲的塔基、十字形塔身与塔刹组成，藏文题记“曲莫尔耿旺秋古敬造”刻在塔基处。该佛塔的形制与瓦罕走廊吐蕃时期佛塔相同，确认为8—9世纪的遗存。

　　吉尔吉特地区共发现有4处：1.卡尔加（Kargah）河谷立佛造像。位于布尼亚尔（Punyal）地区卡尔加河谷，立佛雕刻在顶部为三角形的浅壁龛中，身着通肩贴体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其艺术风格和年代被确定为吐蕃时期，不晚于8世纪下半叶。2.布布尔（Bubur）三面造像。位于布尼亚尔（Punyal）地区布布尔村，三面造像分别雕刻在一块三角形巨石的三个面上，第一面与第二面为风格相似的立佛像，第三面是头戴三叶冠的莲花手菩萨，大部分细节已漫漶不清，年代与卡尔加立佛相近。3.加库奇（Gakuch）佛塔石刻。位于布尼亚尔地区加库奇村，在峡谷地带西侧的巨石堆发现有七处佛塔石刻，佛塔形制不一，多数塔下刻有藏文题记，内容含官职、姓氏及佛塔等词汇。另有一处铭文似与松赞干布时期所颁布的“十善之法”有关，结合藏文铭文所体现出的古藏文特征，可以推测该石刻的年代应在8—9世纪，或可延续到吐蕃灭亡后的10世纪。4.达尔科特（Darkot）佛塔石刻。位于兴都库什山山口附近，此地为吐蕃进入瓦罕走廊的重要山口，其形制与巴尔蒂斯坦无名佛塔石刻相似，佛塔左侧刻有藏文题记“迈奥勒讷多尔之功德”，应为相同时期遗存。

　　勃律道经营与佛教文化传播

　　巴尔蒂斯坦和吉尔吉特地区是古代的大、小勃律国。大勃律东接拉达克，是吐蕃通往中亚的必经之路，顺印度河河谷可到朅师（今巴基斯坦北部奇特拉）、护密（今阿富汗瓦罕地区），再向东北经帕米尔可进入西域，也可从小勃律向西北经护密入西域。这条通道不仅是军事要道，更是重要的贸易路线。吐蕃佛教艺术在此地的出现，与吐蕃经营勃律道的历史背景有关。

　　7世纪下半叶，吐蕃政权在完成西藏高原统一后，转而向西挺进，与唐朝展开了对安西四镇的长期争夺。由于唐朝在安西四镇和葱岭地区均有驻兵把守，青海地区的吐谷浑道又易遭阻击，因此经勃律道进入西域便成为吐蕃进入西域的最佳选择。8世纪上半叶，吐蕃在攻占了勃律后，该地区分裂为吐蕃控制的大勃律与臣服于唐朝的小勃律，安史之乱后小勃律也被吐蕃占领。吐蕃在该地区设立“勃律节度衙”，表明勃律已被纳入吐蕃军政管理体系，成为其经略西域的重要战略支点。

　　勃律道由此也成为吐蕃佛教文化传播至该地的关键廊道。在吐蕃经营勃律道之前，其本土佛教与勃律地区的佛教基本处于平行发展的状态，没有证据显示两者之间存在交叉。一般认为，勃律地区的佛教是阿育王时期由克什米尔地区传入的，而吐蕃佛教正式且规模性传入是在松赞干布时期。松赞干布去世后，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一度停滞，直到赤松德赞时期迎请印度高僧寂护和密教大师莲花生入藏，佛教才在吐蕃得以立足和发展。

　　随着8世纪吐蕃本土佛教的兴盛及其对勃律道的有力经营，两地间的佛教交流局面得以打开，并逐渐形成双向互动的格局。一方面，勃律地区盛行的密教体系对吐蕃佛教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有学者依据现存于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勃律黄铜佛像推测，吐蕃占领大勃律后，勃律的僧人、佛经及佛像随之流入吐蕃本土。另一方面，吐蕃通过政治统治将藏文书写体系和佛教经典引入勃律，使其发展成为吐蕃密教中心之一，密教经典《金刚瑜伽成就狩记》就在勃律完成了藏文翻译；赤松德赞时期颁发的十道兴佛诏书中，有四道专门存放在勃律地区，足见其重视程度。

　　佛教造像发展与艺术传播

　　纵观整个青藏高原地区，迄今发现的吐蕃时期佛教摩崖石刻遗存有近30处，集中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麓，在卫藏、甘肃和西藏西部及毗邻地区均有少量发现，主要沿高原丝绸之路的东西两条干线分布：东线自拉萨、林芝经江达、察雅、石渠、邓柯、玉树延伸至甘肃等地，该线佛教石刻多由王室支持的专业工匠团队完成，风格统一规范；西线至吉隆、阿里普兰、拉达克及巴尔蒂斯坦和吉尔吉特，其开凿多与吐蕃驻当地的高级军事首领有关。由此可见，在青藏高原建成的跨区域交通网络——高原丝绸之路，是吐蕃佛教造像发展与艺术传播的重要途径。

　　依托于这条横贯高原的交通网络，吐蕃佛教的发展实现了三重突破：其一，将吐蕃本土流行的摩崖石刻传统通过阿里地区无人区传播并影响到拉达克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等，在地域分布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其二，完成了佛教造像艺术“输入—本土化—输出”的转化，将本土化造像范式如桃形头光、束高髻、戴三叶冠等反向传播至佛教造像发源地犍陀罗，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宗教文化反流现象。其三，最终促成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石刻中多元艺术元素的共存状态，生动见证了佛教艺术包容性与吐蕃文化的强大创造力，体现了多元文明在该地区实现了深层次的互动与共生。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吐蕃时期遗存，标志着青藏高原的吐蕃佛教文化从被动接受向主动传播的历史性转换，打破了吐蕃佛教艺术单向传播的固有格局。这条由石刻标记的“一带一路”，深刻反映了吐蕃与唐朝及西域诸族在共有地域内互动交融、共同创造灿烂文化的进程，是古代文明沿高原丝绸之路交流互鉴、和合共生的永恒见证，其蕴含的丰富历史内涵至今仍是亟待深入发掘的精神宝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