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青藏高原东缘西藏昌都芒康县、察雅县、江达县，四川甘孜石渠县、白玉县，青海玉树结古镇以及甘肃张掖民乐县等地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石刻内容既有佛教造像又有古藏文题记和刻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是唐吐蕃时期重要的佛教考古材料，反映了唐蕃间的密切交往与汉藏佛教的深度交融。

　　摩崖石刻的分布特点

　　根据目前公布的资料，在西藏昌都芒康、察雅和江达三县共发现有吐蕃时期佛教摩崖石刻十余处，在青海玉树勒巴沟、贝纳沟一带发现有5处，在四川甘孜石渠、白玉两县共发现7处，另外在甘青交界的民乐县石佛寺内亦有1处。观察这些摩崖石刻的分布，可发现它们大多分布于横断山脉地区南北走向河流沿岸的河谷地带，堪称当时的交通要道。

　　在祖国的西南地区，有六条自北向南奔流的大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这六条大江奔腾而下，在峰峦叠嶂的横断山系崇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以来就成为众多民族迁徙流动与交通往来的“走廊”地带，学术界称之为“藏羌彝走廊”。考古证据显示，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上游的原始先民就沿着藏彝走廊的河谷通道不断向南迁徙。公元7—9世纪吐蕃地方政权崛起后，和唐朝军事接触频繁，政治、经济、贸易往来密切。王玄策、刘元鼎等使节先后往来于中原和西藏，甚至南出尼婆罗和天竺，大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和亲。这些军事政治使节往来、经济贸易交流、联姻和亲的通道，连接了大唐都城长安和青藏高原的文化中心拉萨，也被称为“唐蕃古道”。关于历史上唐蕃古道的具体走向和沿途节点，因历史久远、古迹难寻，故而众说纷纭。这批吐蕃时期佛教摩崖石刻的发现，表明从青藏高原腹地出发，沿着天然的河谷通道，经西藏芒康、察雅、江达，四川石渠，青海玉树通往中原的道路，是唐蕃古道的重要路线，这条路线不需要翻越海拔高耸、常年积雪的唐古拉山。

　　藏文史籍《柱间史》《西藏王统记》等也记载文成公主途经丹玛之地时勒石造像。尽管有学者考证出该丹玛之地即为青海玉树贝纳沟大日如来佛堂摩崖石刻所在地，造像时间也晚至公元9世纪初，比文成公主进藏的时间晚了160余年，但是史籍的附会和玉树、石渠、昌都等地流传的文成公主的传说，或许正是唐蕃古道沿线历史记忆的留存。这条古道不仅是和亲之道、官使之道、商旅之道，也是僧侣往来的弘法之道。

　　摩崖造像的内容

　　上述川、甘、青、藏四省区交界的青藏高原东缘地带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造像内容丰富多彩，又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在四川甘孜石渠和西藏昌都江达发现有多处阴线刻单体大日如来造像；在四川石渠、青海玉树勒巴沟和甘肃民乐发现有大日如来与观音菩萨、金刚手菩萨三尊组合的造像，并且这三处石刻均有古藏文题记，分别提到有“赞普赤松德赞”“马年”“巴廓·益西央”等重要人物和年代信息；在四川白玉加瓦仁安发现有大日如来和四眷属的五尊组合摩崖造像；在西藏昌都芒康拉果顶、察雅仁达，青海玉树贝纳沟均发现有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的九尊组合摩崖造像，其中察雅仁达和青海玉树贝纳沟的造像均伴出有重要的古藏文题记，既有提供年代和雕造者身份等重要信息的题记，也有古藏文的刻经。

　　根据这些题记我们可知，这两处摩崖石刻的年代分别为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在位的猴年（804）和狗年（806），该项大型摩崖石刻工程的主持人是比丘译师益西央，即施造甘肃民乐摩崖造像的巴廓·益西央。有着“译师”的称呼，表明其精通多种语言、佛学造诣深厚，以高僧益西央为首的僧团，很有可能即为这批佛教摩崖造像的设计者和监造者。自赞普赤松德赞执政的公元8世纪晚期以来，推行佛教，重用僧人，僧人地位高涨，获授“佛法和议政大臣之衔，赐金子以下告身”，主张与唐议和，故“为赞普之功德，众生之福泽，雕刻佛像与经文”，由此汉藏关系恢复友好，唐蕃往来更加密切。题记中还提到汉姓工匠，是汉藏工匠共同雕造了这些艺术杰作。在四川石渠和青海玉树勒巴沟还发现有吐蕃赞普的造像；在西藏昌都崩隆达、查果西沟B点和青海玉树勒巴沟都发现有文殊菩萨的造像，并且青海玉树勒巴沟的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成对出现，守护在从三十三天降凡的佛陀两侧；叙事类的佛教故事题材迄今仅发现于青海玉树勒巴沟。

　　上述各处摩崖造像的内容题材尽管不尽相同，但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大日如来形象的高频出现，反映了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这一时期大日如来信仰在吐蕃的流行。大日如来既是唐开元年间的密教大师善无畏（637—735）翻译的密教经典《大日经》的主尊，同时也是唐朝流行的《华严经》塑造的最高崇拜对象，不同组合中大日如来形象的频繁出现，反映了唐代密教和华严信仰对吐蕃佛教的影响。

　　最为常见的大日如来形象主要有两种艺术表现样式，一种为身穿吐蕃赞普服饰样式的蕃装形象，一种为上身袒露、仅斜披帛带的印尼样式。穿上蕃装的大日如来见于青海玉树贝纳沟和西藏昌都芒康拉果顶，其余的多为印尼样式。穿上吐蕃赞普服装的大日如来令人联想起北魏文成帝（452—465在位）时期，沙门统昙曜在平城以皇帝为原型开窟造像，明确提出皇帝即是如来，谓“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早期大乘佛教经典中称以佛教治国的帝王为“转轮王”或“法王”，于是许多中国皇帝便以各种佛或菩萨的面貌统治天下。比赤松德赞略早的武则天就一面以“转轮王”的面貌统治天下，一面以“弥勒佛下生”的面貌面对子民，于是世间的帝王就有了“王即是佛”“佛即是王”的治世特性。

　　随着唐蕃之间的密切往来，唐代统治者以各种佛或菩萨的面貌统治世间的理念很有可能影响到吐蕃，于是大日如来佛穿上蕃装，以赞普的形象示人，寓意大日如来即是赞普，赞普即是佛，是菩萨。四川石渠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古藏文题记称呼赤松德赞为“菩萨赞普”亦可为证。

　　摩崖石刻古藏文刻经的内容

　　在青藏高原东缘发现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有多处伴出有古藏文刻经。出现最为集中、最多的一处为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摩崖石刻地点，该处共发现有《无量寿宗要经》和《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尚未辨明的讲述佛陀诞生、猕猴献蜜以及涅槃等的经典。而出现次数最多的则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西藏昌都察雅仁达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摩崖造像的旁侧和青海玉树贝纳沟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大日如来和十方佛摩崖造像下方，均刻有古藏文《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不同之处在于察雅仁达的为简本，仅有12颂，玉树贝纳沟的为全本，有60颂。

　　通过对上述几种已确认的古藏文刻经的对勘，发现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这几种古藏文刻经均有藏、汉两种文字的译本，可相互参照、对勘，有些汉、藏译本能够完全对应，存在互译的情况。不仅在敦煌文献中同时有汉文和藏文写卷，在汉、藏大藏经中也均有收录。其次，这几种经典均为当时非常流行的经典，在吐蕃时期的译经目录《旁塘目录》或《丹噶目录》中均有收录，其翻译、流行离不开王室的支持和赞助。最后，这些年代相对明确的古藏文刻经是敦煌古藏文写本之外新的可靠的经典版本，对于研究唐代的汉藏佛教、佛经翻译、佛教中国化等具有重要意义。佛经与造像同出，也可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古人在青藏高原东缘大江大河沿岸留下的摩崖石刻，其分布揭示了唐吐蕃时期西藏与中原之间僧侣、使节、贸易、和亲等沟通往来、交流互动的通道的重要节点。这批摩崖石刻大多年代为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期，这位未被后世列入“三大法王”之列的吐蕃赞普，其对佛教的重视、为吐蕃发展作出的贡献，值得人们重新审视。无论是摩崖造像的汉藏工匠共同组成的工匠团队，还是兼通多种语言的高僧主持人益西央，无不反映出汉藏间的密切合作与互动交流；造像和古藏文刻经的内容更是反映了唐代佛教对吐蕃佛教的深刻影响。敦煌文献研究取得的进展证实了禅宗在吐蕃的传播，由青藏高原东缘吐蕃佛教摩崖石刻的发现又可窥见唐代密教和华严信仰对吐蕃的影响，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唐代佛教对吐蕃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对这批重要的佛教考古材料的继续深入研究以及未来更多考古、文献新资料的发现，必将推动这一领域不断取得更多新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