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辽代帝陵的研究工作肇始于晚清,可分为19世纪末至1949年、1949年至20世纪末、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2000年以来,辽代帝陵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成果卓著。关于陵寝制度和丧葬礼俗的研究集中在祖州石房子的功能,以及受契丹传统文化和唐宋中原文化影响方面;因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庆陵东陵陵主得以确定为辽圣宗;陪葬墓的分区和分期研究较为深入,“南、北二区”“早、中、晚三期”的观点得到学界认可;对龟趺山建筑和黑龙门遗址营造工艺的研究丰富了辽代帝陵的研究方法,并取得重要成果。

　　关键词：分期 陵寝制度 陵主 陪葬墓 营造工艺

　　辽(916-1125)是由契丹人建立的王朝,国祚长达二百年之久。辽代共有九位皇帝,死后分葬在五处。其中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有辽祖陵、辽怀陵、辽庆陵三处,辽宁省境内有辽显陵、辽乾陵两处。自从清末学者对辽代帝陵地望考证研究以来,关于辽代帝陵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本文通过对辽代帝陵考古调查、发掘和相关研究资料的梳理,拟从研究工作的分期、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归纳和略述。

　　一、考古研究的三个时期

　　19世纪末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清代、民国学者、外国学者、新中国考古学者们对辽代帝陵开展了地望考证、田野调查和发掘等多种形式的工作和相关研究。根据以往实施主体、工作内容以及所采取的方法的不同,笔者将辽代帝陵的相关考古研究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一)19世纪末至1949年

　　在晚清的西北史地学研究大背景下,清儒张穆在《蒙古游牧记·巴林部》中首次确定了辽上京、祖州、庆州的位置,内蒙古境内的辽代帝陵逐渐现身于世人面前。清儒李慎儒在《辽代地理志考》中指出,祖陵“在巴林境内。《一统志》曰:‘案自明以来皆于广宁中安堡望祭’,指为辽陵所在,非也”。1914 年,林西县知事盗掘庆陵,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刘振鹭《辽圣宗永庆陵被掘纪略》中记录这样的情景:“其中遗骸男女都有,男骸衣甲及袍

　　服, 殆皆殉葬欤。比诸骸骨有委于地面者,有陈于床者,更有用铜丝罩护全体者。每一骸骨头上,石壁间各悬一古铜镜,铜瓷杂器,置于床前”。此外,还有石刻哀册碑志等二十余方,其中刻有契丹文字的四、五方(数量不详)。哀册四角垫有大康通宝、清宁通宝。

　　根据清儒们提供的线索,一些外国学者率先对辽祖陵进行了考察。20世纪初,法国人闵宣化(J.Mulie, 又名牟里神父)依据《辽史》记载,较早对祖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考证。1920年,闵宣化实地踏查了庆陵,并论证了庆陵的位置。1922年,比利时神父凯尔温(L.Kervyn,汉名梅岭蕊)盗掘了庆陵陵区的永兴陵,发现了辽兴宗和仁懿皇后的汉文、契丹文哀册,契丹文字再次面世,震惊学术界。1930年,庆陵陵区的永庆陵和永福陵被军阀汤佐荣盗掘,圣宗及其两位皇后的汉文、契丹文哀册同时被盗出。同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闻讯后,随即调查了这两座被盗陵墓,对墓室内的壁画进行了记述和拍摄。日军侵华期间,日本学者多次对庆陵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一批重要资料。三宅俊成也曾考察过祖陵,但学者们认为他的认识并没有超过闵宣化的记述。岛田正郎等人在1943年至1944年之间两次发掘祖州城,分别为1943年6月3日到7月8日进行调查和试掘,以及1944 年6至7月之间进行正式发掘。岛田正郎等人发掘祖州城的同时,还关注了祖陵陵区的地望和布局,并计划对辽祖陵进行考古发掘,但因日本战败而未能成行。此次祖州城考古发掘的报告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翻译出版。

　　民国时期,史学家金毓黻为寻找辽代显、乾二陵,1933至1934年两次深入医巫闾山实地考察,认为琉璃寺遗址就是辽东丹王陵墓。

　　上述工作提供了一批可供参考的资料,为后来的考古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日本学者们所获得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直到今天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成为想涉及该领域的学者们的案头书。

　　(二)1949年至20世纪末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开展,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考古调查和抢救性发掘。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考察辽祖陵的考古学者是汪宇平,他在1954年考察了辽祖州城和祖陵,虽然较为简略,但是记述了祖州城和祖陵的相对位置关系、陵门及陵门址、用石块封堵的陵墙等,为进一步开展祖陵的调查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贾洲杰于20世纪60年代初对祖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古踏查,公布了祖陵陵园石像生、围墙等资料。

　　1970年,辽宁北镇县富屯乡龙岗子村意外发现两座大型砖室墓,皆有墓志,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分别为辽魏国王耶律宗政和郑王耶律宗允,两墓均为辽乾陵陪葬墓。1980 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北镇县文物工作者在富屯乡新立村和龙岗子村及其附近发现了一批辽代遗址,其中最重要的是琉璃寺西山遗址和新立辽代建筑遗址。

　　1976年,怀陵首次进行了正式勘探。1983年,怀陵和怀州的考古调查工作取得重要收获,基本确定了怀陵的范围和布局。报告指出,怀陵陵区利用今床金沟的自然地形修建而成,在沟口用石墙封堵,并设有陵门;在陵园中部筑有一道石墙将陵园分割成内、外两个陵区;陵墓和祭殿分布在内陵区,外陵区有两处大型建筑台基,其间为宽9米的门道;推测了两座玄宫的位置。

　　1991年,锦州市考古工作队在北镇县鲍家乡高起堡村发掘了辽乾陵陪葬墓——辽广陵郡王耶律宗教墓,出土墓志称“附葬于乾陵之西麓”。同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怀陵陵区已被盗掘的M4、M5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大量文物,其中包括精美的龙凤纹石案等。次年,又对庆陵之东陵实施了抢救性发掘, 重新对玄宫内的所有壁画进行了拍照与临摹。

　　在这一时期,各地的考古队抢救性发掘了不少辽代帝陵的相关遗存,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考古材料,但是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不多。

　　(三)2000年至今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成立了祖陵考古队,围绕内蒙古境内辽代帝陵的学术问题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至2010 年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基本厘清了《辽史》中所载祖陵诸遗存的位置和布局的基础上,明确了祖陵地宫的位置,揭示了龟趺山祭祀建筑和黑龙门等陵园建筑的形制,判定龟趺山祭祀建筑性质为太祖纪功碑楼,对陵园建筑、陵门的营造工艺进行了复原研究,并首次在石翁仲脚下新发现了石雕卧狗。

　　为了研究庆陵和辽代契丹文化以及保护庆陵壁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京都大学文学部结成联合研究的关系, 组建了辽文化研究会。基于此,2003年8月, 日本朝日放送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运用CG技术制作出关于庆陵的一段彩色视频与一段黑白视频。2005、2011年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出版了由吉川真司等编著的《辽文化·庆陵一带调查报告书》两册,首次利用计算机影像技术对辽庆陵地宫的形制和壁画进行复原研究,并探讨辽代皇帝丧葬礼仪等内容。

　　2012至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医巫闾山地区的辽乾陵和辽显陵进行了考古调查与试掘,认为辽乾陵所在的二道沟和辽显陵所在的三道沟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陵区。2015至2018年, 又对医巫闾山地区的北镇新立辽代建筑遗址进行了主动考古发掘。通过与庆陵三座殿址与玄宫的位置关系进行比较,发掘者认为北镇新立辽代四合院建筑遗址是辽乾陵玄宫前的祭殿,位于四合院建筑的北部的新立M2 是辽代乾陵的玄宫。

　　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不仅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解决了不少重大学术问题,例如基本厘清了辽祖陵陵园内的诸多遗存形制及其性质;确定了辽显、乾二陵的陵区等。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辽怀陵和庆陵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历史遗留的学术问题未得到解决。

　　二、研究内容

　　学界对辽代帝陵的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陵寝制度和丧葬礼仪、帝陵的陵主等个案研究以及陪葬墓的研究等四个方面。

　　(一)辽代帝王陵寝制度

　　学界对辽代帝王陵寝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的来源问题上,主要观点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其来源于“唐宋礼制”。此说较为普遍,如田广林《契丹礼俗考论》、阎崇东《辽夏金元陵》均指出辽代帝王陵寝的修建以及相关礼仪源于唐制。苗泼《试谈辽礼及其与唐礼宋礼的关系》进一步指

　　出,辽朝礼制跟唐朝礼制一样也是“五礼”,并且认为辽太祖定“吉凶仪”的时候是以《大唐开元礼》为范本的,拜陵仪等辽朝礼制是吸收唐宋相关礼制的结果。霍宇红《从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的演变看辽皇陵建制》一文通过对我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脉络的梳理认为,契丹人葬俗变化以及营建帝陵和奉陵邑制度的形成等方面受唐、宋陵寝制度影响较大。孙伟祥《辽朝帝王陵寝制度研究》认为辽代帝陵在皇帝去世后采用汉唐“因山建陵”原则修建帝陵,在选址时受到了中原堪舆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辽代陵寝制度是在契丹人丧葬习俗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唐宋制度的结果。李逸友《辽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说》从墓制、葬制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一观点,指出辽代墓葬的墓向、椁室、壁画、葬尸、葬服、随葬物、葬仪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 是断定墓葬族属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墓葬的等级、相地、墓葬形状、墓室门楼、尸床、施绘壁画、棺和床及小帐等葬具、随葬墓志和俑等源于唐宋汉人墓葬制度。

　　部分学者讨论了帝陵陵区的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和分区等问题。如张国庆《辽代社会史研究》以社会学的视角指出五大陵区是辽朝诸多社区形式之一,属于“自然社区的皇家陵园社区”。孙伟祥认为辽代帝陵的奉陵邑虽然是州县形式,但是这些州县为隶宫州,级别较高。他将有辽一代九位正式登基皇帝和七位追谥皇帝进行综合考察,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考证了九位登基皇帝和两位追谥皇帝(德祖撒剌和义宗耶律倍)的十一座帝陵,并按其地理位置划分为上京陵区和东京陵区(医巫闾山陵区)两个区域。内部官员与陵寝官员职责相重合,有一人身兼数职现象出现。此文的贡献在于提醒我们被追谥皇帝的陵墓也是辽代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寻找和考证其余五位被追谥皇帝的陵墓是未来考古研究工作的一个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田广林考证了辽朝皇帝血缘亲近程度,并以此为依据,将除祖陵外的四大陵区分为“太宗一系”(怀陵)和“人皇王一系”(庆陵、显陵、乾陵)两大部分,并提出五大陵区的形成是由皇帝的血缘亲近关系所决定的。但笔者认为,皇帝的个人意愿以及维护皇权正统性的需求也是五大陵区形成的原因。

　　少数学者关注到辽代帝陵对后世陵寝制度产生的影响。刘毅《辽西夏金陵墓制度的新因素及其影响》认为,辽代的“陵山之祭”直接影响到明代,皇帝“亲祭先陵制度化”亦影响明清两朝。郑承燕认为,辽代帝陵开启了“单一兆域,多座帝陵”的先河,可能对金代帝陵制度产生影响;辽代帝陵制度是明代“陵山之祭”的滥觞。

　　(二)丧葬礼俗研究

　　有关辽代帝王丧葬礼俗的研究成果不多。郑承燕《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考证了皇帝去世以后从奔丧告哀到守墓为止一套完整的丧葬礼俗,具有典范意义。此文认为契丹人选择墓地和葬前占卜受到了中原堪舆的影响,“在中原先进文化的浸染下,摒弃了本民族丧葬制度中原始甚至野蛮的部分”。

　　王凯认为辽朝皇帝丧葬仪兼具中原和契丹的丧葬礼仪因素,是在国家政策与现实政治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并认为丧葬礼俗的“告哀、吊慰、賵赙、小敛、大殓、上谥册仪、占卜墓地、服饰、卤薄”等都是中原丧葬礼俗,“遗体处理;刑羖羊以祭、拋盏;殉葬、崇东贵日”等是契丹族丧葬礼俗。

　　(三)祖陵和庆陵的个案研究

　　祖陵和庆陵考古工作开展较多,多年来关于此二陵的个案研究成果颇丰,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祖陵遗迹的营造工艺研究

　　基于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部分学者对龟趺山基址、黑龙门遗址等祖陵的相关建筑及其营造工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汪盈、董新林考证龟趺山基址是辽太祖纪功碑楼。碑楼平面布局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辅以“副阶周匝”,内柱采用“移柱造”的做法。建筑基础的营造因地制宜,在基岩斜面上夯筑双层夯土台基,并根据台基各个位置不同的承重要求而采用不同强度的夯层材料。为解决山地建筑的排水问题,控制台明坡度并设置排水沟、挡土墙等设施。

　　另外,董新林认为黑龙门遗址门道南端的五面坡慢道可能是《营造法式》所载之“五瓣蝉翅慢道”的实物材料,填补了考古发现的空白。黑龙门的门道在规整的石地袱上面置木地袱,木地袱上开卯口,上插排叉柱,与汉唐宋诸朝的门址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开启了有辽一代特有的建筑规制。

　　2. 祖州及祖州石室(石房子遗迹)

　　目前学界对辽代奉陵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祖州,特别是祖州石室的功能问题,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一是西楼说,任爱君《阿保机时代契丹四楼考辨》考证了祖州石室是阿保机时代四楼之一的西楼。二是圜土说,王襄平《祖州石房子考证》认为石房子是辽代圈禁皇族罪犯的圜土。三是宗庙说,张松柏《祖州石室之谜》认为祖州石房子是契丹族保留鲜卑族在鲜卑山建石室祭祀祖先习俗的产物,陆思贤等《辽代祖州“石房子”考》认为祖州石房子是祭祀阿保机的庙宇。四是明殿说,葛华廷《辽祖州石室考》认为祖州石房子应当是阿保机灵柩的权殡之所。五是“菆塗殿”说,陈永志《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认为它是权殡耶律阿保机尸体的场所,即《辽史》中的“菆塗殿”。笔者赞同此说。

　　3. 庆陵三陵的陵主

　　自从庆陵三陵被盗掘出土帝后哀册,此三陵的归属一直众说纷纭。对于西陵陵主是道宗的争论不大,凯尔温、伯希和以中陵为道宗永福陵,此说几已被否定。东陵和中陵的陵主争论较多,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陵陵主为兴宗,中陵陵主为圣宗。牟里、鸟居龙藏最早持此观点。1997年,在庆陵东陵南偏西300米处发现了兴宗次子秦越国王耶律弘世与其妻秦越国妃萧氏的合葬墓。同年在耶律弘世墓北120 米发现的义和仁寿皇太叔祖耶律弘本的哀册有“附葬兴陵”“安兆于兴云山以附先陵”。报告者以此推断三陵中的东陵是兴宗陵,中陵是圣宗陵。盖之庸亦持相同观点,他通过释读册文“粤以十一月八日壬申, 特安兆于兴庆山, 以附先陵, 礼也”认为,庆陵为庆陵东、中、西三陵的合称,今和鲁斡(即耶律弘本)墓为陪葬兴宗之墓,且又葬于东陵侧,故庆陵的东陵应为辽兴宗之永兴陵,其陵南侧的宫殿建筑当是圣神殿;而中陵是圣宗的永庆陵,其陵南侧的建筑址当是望仙殿遗址,而西陵当为辽道宗之永福陵。郑承燕亦持此说,并认为不可能将祖孙三代皇帝陵位无序排列。

　　第二种观点认为东陵陵主是圣宗,中陵陵主是兴宗。关野贞、竹岛贞一、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均持此说,主要依据有三:第一,1922 年凯尔温所雇汉人助手从中陵抄出的契丹文哀册,经罗福颐、王静如释读,属兴宗及仁懿皇后;第二,1934年日本人大内健在西陵前殿址采集到朱书“乹三年”铭文的筒瓦,认为“乹三年”为乾统三年(1103),据此推断西陵为道宗永福陵;第三,从平面形状、地宫与祭殿之间距离远近等演变序列来看,东陵不可能处于中间环节,即不可能是兴宗陵。彭善国持此观点,他考证了东陵平面形制为圆形,接近辽代贵族大型墓葬韩匡嗣墓(985)和陈国公主墓(1018),而之后圆形的墓例基本绝迹。而中陵墓室为八角形,目前所知最早的八角形墓为李知顺墓(1028)和萧仅墓(1029),从侧面表明东陵的时代比中陵早。另一方面,他指出耶律弘世、弘本墓虽明言陪葬兴陵,但东、中二陵间陵区界线并不确定,故不能就此墓志确定距离较近的东陵就是兴陵。

　　李思齐通过对东陵人物壁画契丹小字墨书的复原与考释,进一步确认东陵陵主是圣宗。他释读了东陵前室后半部西壁上的人物图(15、16 号人物)肩膀上的契丹小字,考证出15 号人物为崔禹偁、16号人物为王英秀,认为他们在景福元年(1031)参加了圣宗的葬礼。此二人为圣宗时代之人,在史籍中均有记述,根据他们的生卒年基本可以确定东陵陵主就是圣宗,甚有见地。

　　(四)陪葬墓

　　陪葬墓是帝陵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发掘者对墓葬性质做出了相应判断,部分学者关注到墓葬形制、分区和分期等问题。

　　如辽祖陵一号陪葬墓,发掘者根据墓志残片和梳理文献推测墓主人为辽太祖第三子耶律李胡,该墓为辽代早期墓葬。辽怀陵陪葬墓床金沟5 号墓,发掘者根据墓中出土的白瓷方碟上的墨书题记和残碎的铜丝网络,推测墓主人为皇室嫔妃,墓葬年代为辽代中期偏早,最晚到辽圣宗统和之前。北宁龙岗两座辽墓是辽代郑王耶律宗允及其兄魏王耶律宗政与其妃秦晋国妃合葬墓,均为辽乾陵陪葬墓。北镇耶律弘礼墓被认为是辽乾陵或显陵的陪葬墓,其所在墓地可能是辽圣宗时代重臣韩德让家族墓地。耶律弘本、耶律弘世及妃子墓被认为是庆陵东陵的陪葬墓。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王秋华以长城为界,将辽墓分为“南、北两区”,根据墓葬形制将辽墓分为“早、中、晚三期”。杨晶、徐苹芳、李逸友等学者观点与其大同小异。徐苹芳将辽东地区汉人墓葬纳入研究范畴;冯恩学在此“二区三期”基础上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将燕云地区的汉人辽墓分成三区,并单独区分出渤海人墓葬;刘未以长城以北地区的契丹人墓与汉人墓为核心,提出契丹墓葬制度的“执行区”与“异化区”的概念。

　　近年来,郑承燕通过梳理纪年墓,根据墓葬形制特点将辽代贵族墓分为三期七段。早期墓葬墓室平面为圆形或圆角方形,如陈国公主墓、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中期墓葬墓室平面呈方形,仿木构砖雕门楼开始出现并日趋流行,床金沟5 号墓是典型的辽中期北区墓葬;晚期墓室平面流行六角形和八角形,如庆陵陪葬墓耶律弘世和耶律弘本墓等。

　　三、余论与展望

　　随着辽祖陵陵园诸遗存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深入开展,祖陵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显陵和乾陵的主动性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亦在逐步推进,相关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指日可待。

　　以墓主的族属和祖陵石房子的功能为切入点进行的辽代丧葬礼俗研究,为辽代帝陵陵寝制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参考。对辽帝陵受契丹文化传统和唐宋中原文化影响孰多孰少、孰轻孰重的争论虽然目前并没有得到十分清晰的解答,但是通过对辽代丧葬礼俗和陵寝制度的研究,辽代多元的文化面貌已经逐渐清晰起来。陪葬墓作为辽代贵族墓,其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对墓葬形制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契丹制度“执行区”和“异化区”的概念也许能为认识辽代多元文化的形成过程提供参考。

　　庆陵陵主之争论历时近百年,但中外学者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东陵陵主的归属。直到近日,李思齐通过对东陵墓室壁画人物身上的契丹小字进行考释,结合文献记载辨别出壁画人物的身份和名字,据此断定东陵陵主为辽圣宗,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突破性意义。关注帝陵相关遗存的营造工艺是研究方法上的另一个突破口,实物资料和文献相结合,可以揭示辽代社会手工业发展的面貌。

　　未来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多。例如,陪葬墓作为帝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其进行单独的系统研究、充分认识其独特性,有利于丰富我们对辽代帝陵的认识。另外,帝陵作为一种特殊的大遗址,其展示利用和保护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