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最繁荣时期的代表，该遗址以祭祀礼仪活动类遗存的发现而备受关注，但由于缺乏日常生活领域相关信息，我们不得不尝试透过已发现的各类祭祀礼仪活动遗存，来认识红山社会的发展。

　　信仰体系

　　牛河梁遗址最早受到关注的是坛、庙、冢三类祭祀遗迹，苏秉琦先生创造性地将其与历史时期的都城礼制建筑——天坛、太庙、帝陵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五千多年连续发展的文化传统。高等级礼制建筑组合的发现，也奠定了牛河梁遗址在红山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通过三类遗迹功能上的区分，我们可以大体了解不同场所和情境下不同的祭祀活动。坛、冢皆为石构遗迹，墓葬的有无成为区分二者的重要依据。牛河梁遗址的坛可见方、圆两种。圆坛的造型及三重圆直径比与太阳的视运行轨迹密切相关，其作为“祭天”圆坛的功能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方坛的规模则相对较小，仅在与多个积石冢共存的地点发现，皆无墓葬，可能是与圆坛类似的祭祀遗迹。根据《礼记·祭法》关于泰坛祭天、泰折祭地的记载，方坛可能与祭地有关。

　　庙和冢则与祭祀祖先的活动相关，有研究者提出二者祭祀对象的差别是远祖和近祖的区分。冢是以中心大墓墓主的埋葬为核心的祭祀活动发生的场所，祭祀活动的对象为新近去世的“祖先”。庙出土的遗物以各类塑像为主，其中最著名的、面貌特征明晰的“女神头像”可能为红山社会曾经存在的重要人物，是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远祖”。

　　不同场所的祭祀活动中，祭祀对象也存在差异，显示出这一时期红山社会的祭祀对象已经出现了天、地与祖先的区分。

　　除了明确的祭祀场所之外，新的考古工作还发现了多样的祭祀活动遗迹，为全面认识红山社会的信仰体系提供了新的信息。特定的祭祀活动遗迹包括：燔柴活动留下的红烧土面、柴薪上的果核、焚烧过的玉料；埋藏物不同、堆积不同的祭祀坑；陶缸、筒形罐、陶钵、圆陶片的固定陶器组合。《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梄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沉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三类祭祀活动遗迹可以分别与文献记载的祭祀“天神、地祇、祖先”的活动相对应。这里的天神、地祇都不是特指某一神，而是包含已经存在一定等级分类的多种神灵的组合。牛河梁遗址虽然并未发现明确的不同等级“天神”祭祀方式的差异，但不同的祭祀坑则提示着对于地祇的祭祀活动，已经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根据祭祀对象不同的多种祭祀方式。

　　红山文化对天、地、祖先的复杂祭祀活动，体现的并不是对于单一神的信仰，红山社会“敬天礼地法祖”的祭祀礼仪体系，是在“万物有灵”的多重信仰基础上，构建起的“神灵”等级秩序明晰的信仰体系，使天地人各安其位，并通过系统化的祭祀活动使之成为一种可以容纳社会中存在的信仰传统、同时使其更加秩序井然的体系，是一种开放式的可以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信仰。

　　技术发展

　　由于资料所限，我们目前能够了解到的红山社会的技术发展主要体现在大型公共工程的设计施工，以及玉器和陶器的加工制作方面。

　　第一地点台基建筑群主体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由至少9座台基建筑组成，形成以山梁为中心、向两侧逐层降低的台阶状布局。台基建筑经过统一规划，隔山梁、东西两侧修建的台基建筑石墙完全平行。以女神庙中心延长线为轴线的“西南建筑群”，在修筑时充分利用地势条件，以三座台基建筑共同构成北高南低、中轴对称的格局。通过调整台基的砌筑方式和结构，构筑完善的导排水设施，实现了最早的区域“园林规划”。第一地点大型台基建筑群的营建是红山社会规划和设计能力的集中体现，也为牛河梁遗址群是统一规划整体的认识提供了证据。

　　玉器加工是红山社会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门类，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不仅体量大、质地好，且具有多种加工工艺特征。以圆为核心特征的环镯类玉器肉薄且均匀，最薄的一件肉厚仅0.5厘米，玉器生产的精度和稳定性可见一斑；片切割工艺同样精湛，牛河梁遗址出土最大的一件片切割玉器长28.6厘米、厚仅0.6厘米。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的制作技术多样且有较高的技术水准，是红山社会玉器加工技术发展的表现。

　　陶器是最为常见的器类，红山文化陶器制作的发展显示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日常生活用器造型变化较少、制作相对简单，家户内即可独立完成；而祭祀类陶器不仅形制复杂多样，且采用了更加复杂的生产模式，“流水线式”的生产分工实现了短时量产的目标，这其中显示出的复杂的生产协调和管理体系也是红山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一环。

　　红山社会的技术与管理方式革新主要围绕祭祀礼仪活动发生，显示出以“信仰”为核心的特征。

　　社会等级秩序

　　红山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等级秩序。积石冢是基本埋葬单位（墓地），冢内虽然有多座墓葬，但墓葬在规模、随葬品种类和数量等方面，则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最高等级墓葬除了随葬品外，还有冢墙作为其墓地的附属设施，冢墙附近规整摆放的筒形器则是对墓主人祭祀活动的遗留。分析显示，采用这种较高埋葬规格的墓主人不仅是其所在的以积石冢为埋葬单位的群体首领，也是牛河梁遗址区域内的最高等级个体。这说明，牛河梁遗址群是一个有着独一最高领导者及多群体社会构成的等级社会。

　　玉器的种类、组合和质地，是衡量墓主人等级身份的重要标识。这种礼制秩序的规范不仅影响了牛河梁遗址，甚至在与牛河梁遗址直线距离150公里的胡头沟遗址中，也显示出了相同的等级秩序。礼制秩序的形成及传播，成为红山社会脱离扁平化的简单社会向立体化、多层级的复杂社会迈进的制度基础。

　　与祭祀对象复杂多样但等级分明的特征相似，红山文化的玉礼器及其所承载的礼制规范也兼具复杂与规范的特性，具有明显的礼制初创时期的特征。不仅尚未形成“六器”与“六瑞”的标准玉器及严格的使用规范，甚至也未形成琮、璧、钺的简单规范组合。除了造型相对统一规范的斜口筒形玉器和玉璧之外，主要为仿生物造型的玉器，这类玉器造型独特，少见完全相同的器物。动物造型的多样化常被认为与萨满（巫）请神的动物媒介有关，红山文化的玉礼器中仍然可见部分巫术信仰的遗留。与“敬天礼地法祖”的信仰体系的构成相似，仿生物造型的玉礼器也可以归为分属天、地的两个大类，前者为各种造型的鸟类，后者则包括生活于陆地上的龟、熊、鳖等多种生物。玉礼器的构成也表明，红山社会的礼制是在本地流行的文化和信仰传统基础上，构建出可以实现社会统一认同的新秩序。

　　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显示，祭祀礼仪活动是红山社会发展的核心，其所体现的是整合区域多元信仰并使之秩序化的尝试。接纳区域内广泛存在的信仰，通过对神灵的重新分类、确认等级秩序，构建起开放、包容的信仰体系，以祭祀活动对其加以强化和认同。其核心的信仰体系并不是对神灵的绝对崇拜，而是对“秩序”的信仰，这是红山社会构建社会体系的重要路径。

　　尽管我们目前尚未获得更为丰富的与物质生产相关的信息，但与祭祀礼仪活动相关的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模式的创新都表明，信仰是引导红山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信仰体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等级秩序是实现红山社会复杂、多群体团结和古国构建的制度基础。

　　（作者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