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商帮研究”学术研讨会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吴楠）11月11日，中国商业史学会和安徽师范大学在芜湖联合举办“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商帮研究”学术研讨会，以学术研讨的形式纪念《中国十大商帮》出版三十周年。来自国内商帮研究领域的60余位学者与会，交流研究“中国商帮”的成果及思考，考察商帮兴起与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之间的内在关系，探寻传统商帮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契合点；研究传统商帮个案、总结商帮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助推中国商帮文化传承和发展。

　　建议编写《中国商帮通史》

　　商帮曾在中国商业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对传统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1993年，由时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海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海瀛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由黄山书社出版。自此，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有了“中国十大商帮”这个史学概念，中国商帮研究从个别商帮研究进入整体和个别相结合的研究阶段，使人们对十大商帮的历史渊源、发展走向、经营特点、历史影响等历史脉络有了总体性认识，成为当时中国商业史研究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在中国商业史研究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高峰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安徽师范大学办学历程和发展成就，他介绍，学校与中国商业史学会有着深刻的渊源，早在该学会创立之初，安师大原校长张海鹏先生就曾深度参与学会工作，并主编出版了中国商帮史研究颇有影响的《中国十大商帮》一书。特别是在徽商研究方面，张海鹏先生率先在全国组建团队，并开展有关研究，主编或撰写了系列学术著作，并成为全国徽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几十年来，学校徽学研究先后聚集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形成了一支稳定的研究团队，出了很多研究成果，在徽学研究方面有了非常深厚的积淀。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王茹芹在题为“商帮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的讲话中表示，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商业经济活动的巧妙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商帮文化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会成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持久的精神力量。她提出，学会将加强对各区域商帮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的指导，指导创作各种体裁各种类型文化产品，让中国人从传统商帮鲜活的故事中认知古代商人从谋生到致富再到济民强国的优良职业传统，认知商帮集团以商致富、以商强国、以商联天下的事业发展观，让人们体会到先民们在遥远的过去创造的如此灿烂的商业文明，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传承中华文脉。

安徽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原副会长王世华向中国商业史学会商业史研究吴慧图书室赠送《六百年徽商资料集成(1368-1956)》

　　安徽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原副会长王世华向学会商业史研究吴慧图书室赠送《六百年徽商资料集成(1368—1956)》，并回顾了这套书出版的缘由，并介绍资料整理出版情况。这套集成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百年徽商资料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之一。全套书10册，总字数1100余万字，收集了自明初到1956年公私合营近六百年时间里，散见于各种资料中的有关徽商资料，尽可能全部收集并整理标点。“由于资料工作量太大，且采用将徽商资料完整转换成文档的形式进行整理和研究，所以耗费了10年时间。”谈到资料整理的体会，王世华说，资料整理一定要有奉献精神，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把资料整理转变成学习研究的过程。

　　“国内商帮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但有实质性进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安徽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琳琦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45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并提出，45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成果持续增长，商帮史研究范围不断扩大。45年来，国内商帮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上世纪80年的兴起、90年代的发展和新世纪的繁荣。45年来，政府、高校和学界，对商帮史研究价值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国内对商帮史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的趋势日益凸显；国内商帮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徽商与晋商研究并驾齐驱，遥遥领先于其他商帮的研究。谈到未来商帮史研究的建议，李琳琦提出，商帮史的理论研究亟需加强，商帮史研究的覆盖面亟需扩大，商帮的文化遗产亟需总结凝练，商帮史研究的对话机制亟需完善。他建议，商帮通史的编写可以考虑进入议程。

　　从各大商帮中总结发展经验

　　秦汉之前商贾在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秦汉之后到清后期之间却未再现能影响国政的商贾？明清之际又如何促成商帮的崛起，积累巨额财富后却难以实现向近代的转型？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历史系主任兰日旭通过分析商帮的崛起及转型困境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表示，明清商帮的崛起首先有政治条件，明朝初年深受退出中原的元朝势力的影响，设置“九边”。近百万的部队需要解决后勤的问题。政府难以支撑军镇体制的需求，允许民间参与官办企业中的某个产业链环节，并放松对官办企业匠籍制度的约束，以银代工。其次，具有区域基础与社会资本网络全国各地的资源不同，需要商人将各地资源靠市场完成交易。但明清时期民间能大规模参与的行业有限，且存在一些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加上明清商帮多以购买土地、捐纳、建大院等实现财富的积累，导致他们没有进一步向现代产业转型。谈到反思，他认为，进入新时代之后，在我国构建商贸富国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民间和国有商业的作用，即形成新型的商帮机制；其次，商联天下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新中国史研究院讲席教授李玉谈到了在题为“商帮的近代化趋向刍议”的报告中解析了商帮何以产生与发展、商帮的功能变化、以及商帮的联合等。他表示，近代化以来，商帮的功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的商帮以经济工作为主，但近代以来，由于商业不仅包括贸易，还包括贸易、行业加工、投资去向、产业分配等，商帮的经济功能更加扩大。传统商帮是以乡土情谊为纽带的、有着共同籍贯、共同语言的群体，但近代以来，其社会功能有所扩大，包含公共性的救助设施、常态化的运营等。他以案例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和华商大联合，并提出，近代华商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它的商业制度就是资本联合，整改投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壮大经济实力。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张亚兰基于对清代晋商的考察谈到了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商帮组织力量。她通过国内市场的古今案例的对比发现，清代消费者都没提意见的时候，行会就把问题解决了。市场秩序恢复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成本之低，各方和谐程度之佳，社会恶劣影响之小令人称赞；通过国际市场古今案例对比发掘了晋商在中俄恰克图贸易中的经验，即知己知彼，共享信息，虚实相济；欲擒故纵；奖惩分明，严守机密。谈到对当代的启示，她提出，行业协会作了非常大的贡献，从1000家发展到11万家，现在有750万个企业加入，但是不到所有企业的1/4。行业协会也存在无力、异化等问题，要穿透一切小利益格局，贯彻到这个角色的本心，上为国家分忧，下为企业发言，贯彻到国家富强的这个根本中。她提出，要以国际市场的大作为，推动国内各级政府、市场、社会环境，围绕行业协会的核心功能，进行优化重组，唤醒当代商帮组织网络的巨大生命力。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淮阴师范学院教授李德楠通过对乾隆七年两淮大水灾徽商建淮安普济堂的考查研究了徽商经世济民精神。他提到，中国位于东亚季风区，自然灾害多发，为减轻其对环境及社会的影响程度，往往采取多种应对措施，这一过程反过来往往又会影响区域环境社会，促进社会机构或社会组织的创设。自然灾害应对过程直接推动了社会组织或社会机构的创建，淮安普济堂就是乾隆七年以后为应对灾后疫情而建，是地方乡绅与官府密切配合的产物。“经世济民”是古代贤士的立世准则，“贾而好儒”的徽商亦不例外。俗话说“危难见担当”，在大水灾面前，以程姓为代表的徽商与淮安地方官府密切配合，对于缓解灾情、稳定社会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巫云仙以“浙商精神与温州模式研究”为题谈到了浙商精神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情况、浙商精神的主要内涵、浙商精神当代表现：温州模式等。她将浙商精神的主要内涵总结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草根文化，讲仁爱精神，守诚信。她表示，“百工之乡”的浙江培育了浓厚的商业文化底蕴；密集发达的商业网络和丰富商业谈判、交易经验技巧赋予浙江人民的商业竞争优势；以家族管理模式为主的管理制度有助于稳固家族内部信任，利于企业长期发展。代代传承精神的商业文化构成浙江人最深厚的记忆。浙商精神是浙江商人在创业过程中逐渐凝练形成的一种敢为人先、诚实守信、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这些精神品质不仅体现在个人上，更是转化为他们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和组成部分，而以浙商精神为代表的商帮文化和商业智慧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祁敬宇谈到了“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晋商文化追寻”，他提到，晋商这种“货通天下、汇通天下” 的文化意蕴，是一个广博精湛的智慧宝库，是五百年商业文明的产物，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研究和整理。明清晋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文化及其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晋商汇通天下的文化的价值追求充分展示了一个有着深受中华文明熏陶和优秀文化传统浸润的商帮文化，晋商扬正义、守道义，以义制利，并且持续垂范，以广结天下豪杰、广聚天下之财的壮志，顺贤圣本原之教，交流互鉴、风雨同舟而广济天下，从而得天下之财，得天下宾朋之心，四海为家、合作共赢。而得天下之广泛的豪杰民意乃是晋商汇通天下的文化的价值基础和核心所在，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秩序汇 聚更大的合力而强壮，进而才能治于未乱、保于未危。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梁仁志以徽商为案例提到了中国传统商帮的近代转型。他表示，论述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徽商近代转型的过程深刻体现了这一点：近代徽商的发展变化所体现出的“新的经济因素”仍旧主要是在依托或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绝非单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绝非纯粹西化的产物，故所谓的近代徽商与传统徽商根本无法割裂开来。事实上，在守中变，在变中守，才是商人群体的真正底色。正是在守变相济中，近代徽商既实现了与时俱进，发展创新，即所谓的近代转型；又实现了对传统的继承，让徽商事业和徽商精神代代相传。徽商近代转型的过程和逻辑，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两个结合”提供了生动案例。

《六百年徽商资料集成(1368-1956)》书影

　　从不同视角阐释商帮文化和精神

　　在学术交流环节，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小春基于讼事秘本《珥笔肯綮》的考察谈到了明季徽商讼事纠纷与经营实况。他表示，成弘之际到万历中叶的一百余年间是徽商的发展阶段，作为这个时代的典型，聚焦在徽商经营活动中的一系列困扰，其实也暴露出当时的全国各地商人和全国商业经营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忠分析了促进近代甬沪经济关系发展的宁波帮因素。他表示，发挥好企业家群体的力量对于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宁波帮群体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中沪甬城市合作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主体的作用。西安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秦商研究中心主任杨太康汇报了他对“秦商文化的历史底蕴与传承”的研究。他表示，在“厚德重道、勇毅精进、融创实干、义利报国”新时代秦商精神的激励下，全球秦商作为陕西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必将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西安财经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秦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维哲汇报了他对于商帮文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的观点。他表示，商帮文化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如合作精神、商业道德、文化传统、地域特色等，这些因素对后来的商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商帮研究”学术研讨会现场

　　大力传承和弘扬商帮精神

　　闭幕式上，安徽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徐彬作大会学术总结。徐彬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商帮研究与市场经济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与会学者探讨了传统商帮契约精神、礼仪精神等，正是当下我们所需要的，将引领未来商帮史研究。此次会议还体现了守正创新的学术风格，在守正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也在追求精微，研究更加细致。他建议，经济社会发展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商帮研究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结合”等，特别其中和商业有关系的内容，并进行更有学理性、学术性的阐释。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韩家炳致闭幕词。他表示，商帮是历史上涉及国计民生，顺应甚至推动不同时期国家治理、社会流动和时代变迁的重要历史现象。商帮研究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通过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商帮研究已经写入中国通史。商帮研究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今天的地域商帮仍然存在，而商帮研究也远远超出了中国历史的范畴，具有世界的意义。

　　王茹芹进行会议总结。她表示，与会学者勾画了中国明清500年各大商帮的原始面貌，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史的进步。她建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要发扬传承中国商帮以商谋生，以商致富，以商强国，以商济民，以商明天下的精神。商帮的精髓是美美与共、合舟共济、经世济民。商帮的理念、精神在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可借鉴、可启发、可运用。希望大家将这些研究带入课堂，告诉学生们如何去弘扬和传承商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