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八十载，和衷共济谱新篇。在20世纪初我国民族工商业崛起过程中，徐永祚先生以收付记账法革新中式传统簿记，推动我国会计现代化转型，是中国现代会计学科的重要奠基人。 

　　在中国会计学科的发展历程中，20世纪初是东西方会计思想交汇、会计方法革新与演进的关键时期。随着近代民族工商业崛起，传统会计范式已难以满足近代企业管理与财务核算需求。同时，强调系统性与科学性的西方借贷记账法传入我国，东西方会计思想在本土会计记账实践需求变迁中碰撞与融合。徐永祚先生发起的“中式簿记改良运动”突破了“全盘西化”与“固守传统”的二元对立，在继承与创新的平衡中，开辟出契合于中国当时经济环境与文化习惯的会计发展路径，在特定历史时期加速了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进程，也为当前我国会计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徐永祚先生发起的“中式簿记改良运动”是一次早期成功尝试。他提出的改良中式簿记并非简单技术嫁接，而是立足本土记账实践与传统，保留“上收下付”的传统记账符号体系，延续了中式簿记直观、便捷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科学融入西方复式记账的逻辑内核，推动传统会计方法的现代转型。这体现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规律：既需尊重普遍性科学原理，更需扎根本土实践与文化语境。 

　　针对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商业“账务混乱、资本核算困难”的现实痛点，徐永祚先生深入企业实地调研，没有直接照搬西式账簿体系，而是以融合与再造的方式提出“账簿分割法”与“统辖记账法”，通过科学化分类与流程优化，克服了传统账簿结构松散、稽核不便的缺陷，实现了记账效率与可操作性的平衡。在会计结算法上，徐永祚先生主张保留传统“四柱结算法”（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认为其能够系统揭示资金收支全过程，较西式平衡法更能反映经济活动的动态关系。这种以立足本土—原理兼容—理论创新的思想构建路径，揭示出自主知识创新的生命力源于对本土问题的精准响应与实践赋能。 

　　更重要的是，徐永祚先生并未止步于理论建构，而是通过创办会计理论杂志、开设培训班及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等实践，将理论创新、教育传播与实务推广相结合，构建起“理论—教育—实务”一体化的知识传播机制，由此推动了现代会计科学方法在中国经济社会落地生根。这揭示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伴随着行业应用生态的培育和社会认知的同步更新，才能有效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回望中国会计现代化历程，在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崛起的年代，徐先生选择推行收付记账法，而没有全盘西化、直接使用借贷记账法，同时以融合与再造的方式提出“账簿分割法”与“统辖记账法”，实现西方复式记账科学内核与中国商业习惯的融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创新降低了科学记账的接受门槛，实现了科学会计方法的高效普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经历了系统性的范式转换，从借鉴苏联计划经济会计模式，到转向以欧美国家使用的会计准则体系。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为适应全球化竞争需要，我国坚定走上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趋同的道路。这一战略选择在当时具有历史必然性，为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吸引国际资本、提升资本市场开放度提供了制度保障，成效显著。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国际会计准则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其过于原则导向的特征，加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动态及时修订会计准则的治理机制，因多方利益博弈而日渐僵化，可能导致会计准则演进滞后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因此，当前构建我国会计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避免直接套用西方会计准则而脱离中国经济实践前沿。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徐永祚先生“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会计思想。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反映中方诉求，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合作和博弈中发挥中国力量。另一方面，面对当下国际会计准则的治理困局，我们应当加强本土会计问题研究，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计量与披露规则体系，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回顾徐永祚先生的学术贡献，我们更加认识到构建中国自主的会计学知识体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徐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不仅包括具体的技术方法，更重要的是其立足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这种思想精髓，将继续指引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学理论体系和准则制度，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会计学的智慧和力量。 

　　（李瑞涛，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会计系讲师；辛清泉，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