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世界秩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再也回不到过去。近期以来，美国在世界上尤其在中国周边搞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小多边”或者说“小圈子”，严重破坏了后冷战时代的多边主义合作，今日世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统一”了。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笔者认为前不久分别在东西方举行的两场选举——一场是意大利选出了民粹主义的极右翼政府，另一场是卢拉领导的左翼政党在巴西大选中胜出——在一定程度上“剧透”了世界秩序的变化方向，即不同地区的秩序越来越与该地区国家所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如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COP27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继续围绕着气候变化造成损失与损害的补偿资金、减少化石能源消费等问题展开激烈博弈。实际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阵营博弈在历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均有所体现，特别是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以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大阵营之外，一度还分化出诸如伞形集团、基础四国、小岛屿国家联盟等。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多边秩序分层具有更为深广的历史和现实动因。从主观层面上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清醒地认识到它们在西方主导的多边秩序之下找不到出路。事实上，自19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在全球国际体系中确立主导地位至今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全球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智利等寥寥可数的几个非西方国家进入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的行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还有一些国家至今仍挣扎在温饱线上。面对发展困境，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家们提出了“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抨击不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依托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一新的制度平台，努力争取提升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显然，西方国家不会放弃其主导地位，更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让出更大发展空间。从客观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功让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极大地鼓舞了它们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又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和机遇。
一、基于自适应周期模型的多边秩序分层
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国际秩序通常是由战争的胜利者定义和推动的，当代所谓的世界秩序事实上也是由冷战的胜利者所定义。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多边秩序及其分层有所不同，它不是由战争的胜利者制定和维护的，而是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衰落的背景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断分化、重组而涌现出的新样态，即多种多边秩序的共存与分层。这就意味着讨论当今的多边秩序不能沿用权力范式，而必须寻找新的分类标准和研究范式。鉴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围绕国际事务与规范的分歧和争议不断扩大的同时，又不断与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加强合作，本文拟基于自适应周期模型进行初步探讨。
加拿大生态学、生物学家霍林（C. S. Holling）教授于1986年提出了自适应周期模型，其形状类似于一个躺平的阿拉伯数字８，故又名懒８自适应周期模型（见图１）。自适应周期模型揭示了复杂系统动力学随时间变化的结构和过程，是我们理解政治和社会过程的一个新视角。本文主要借鉴霍林教授自适应周期模型的四个阶段即四个阶段：成长（γ）、平衡（Ｋ）、崩溃（Ω）和重新定位（α），并将之作为多边秩序分层的主要理论依据。
（１）γ（伽马）阶段
γ阶段通常被定义为一个系统实现快速增长，结构趋于稳定，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形成更多联系的发展过程。获取充足的“活化能”，即可利用的资源和信息是进入γ阶段的关键。当系统不能获得足够的“活化能”以达到正反馈驱动内部增长时，则会出现“贫困陷阱（Poverty Trap）”。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处于γ阶段，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快速增长与发展的目标，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了“贫困陷阱”。
（２）κ（卡帕）阶段
κ阶段又称平衡阶段，是从追求量化增长指标向追求均衡（高质量）发展指标转变的发展阶段。该阶段的系统成熟而高效，结构和各项宏观指标表现稳定，尽管资源方面会受到一定约束，但仍可以通过网络和信息流的共同创造来刺激创新。平衡阶段的发展一方面要注重内部再生能力、组织复杂化等方面的建设，同时要避免陷入“刚性陷阱（Rigidity Trap）”。如若刚性系统节点和路径的多样性都很低，新事物出现所必需的开放性空间就不会充足。当然，如果能避免陷入“刚性陷阱”，平衡阶段就可以持续下去。
（３）Ω（欧米伽）阶段
Ω阶段是系统处于崩溃边缘的危险时期。在系统内部结构失衡、功能紊乱或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剧烈冲击的情况下，该系统除非仍能保持几个关键的功能机制，否则就将释放出此前κ阶段积聚的巨大能量，陷入“解体陷阱（Dissolution Trap）”。就国家发展而言，该阶段特别需要在强有力的领导者带领下渡过“解体陷阱”。
（４）α（阿尔法）阶段
α阶段是系统渡过危机后的重新定位。处于α阶段的系统看起来或者与危机前相似，或者截然不同，但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永远不可能回到以前的结构、功能和反馈机制。如果系统不能重新定位，那么该系统就会陷入“流浪汉陷阱（Vagabond Trap）”，无法进入再成长的γ阶段。
依据上述自适应周期的四个阶段及其相应可能陷入的陷阱，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世界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之一一对应。除了前面提到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以对应γ阶段、中国对应κ阶段之外，俄乌冲突中的俄罗斯几乎处于Ω阶段，需要在政治强人普京的带领下走出危机。美国在全球化反噬之下，一度处于国内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民主失真失效的多重危机之中，在经历过2020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被攻陷事件后，美式民主虽然避免了崩溃，但已处于重新定位的α阶段。从近期美国的表现来看，美国对于重新定位全球化等关键性功能机制摇摆不定，已很难进入γ成长阶段，可以说已深陷“流浪汉陷阱”。笔者认为“流浪汉陷阱”亦可译为“流氓陷阱”，特别是通过观察美国近期以来不负责任、只顾自我利益的行为，如拒不让步执意挑动俄乌冲突造成全球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为降低本国通胀而暴力加息，完全不顾及此举对他国经济带来的危害等，笔者认为断言美国陷入“流氓陷阱”可能更为准确。
因此，基于自适应周期模型的分析，并结合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一般更易达成相似国际秩序主张的演变趋势，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已然出现的秩序分层可以区分为四个层面的多边秩序。处于第一层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多边秩序，大约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部分国家，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一层面国家并不多，大概25个，目前寻求的是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事实上却是安全至上，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看作是不安全的根源，它的规则已经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渐行渐远，尤其失去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第二层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主张不干预内政，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国家，大约有一百多个国家。第三层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基本上以反对现有世界秩序为目标，这些国家追求一些特殊的国家目的，与第二层国家有重合之处，也有一些不同。第四层多边秩序是介于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或者介于第二层与第三层之间的一些国家所组成。介于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的有土耳其、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国，介于第三层与第四层之间的有部分拉美国家、部分伊斯兰国家等。
上述多边秩序的四个分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层，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国家的层级可能会发生变化。处于第一层多边秩序的国家依仗其技术和传媒优势，经常僭称其多边秩序就是世界秩序，但明显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事实上，第一层多边秩序国家长期一枝独秀的发展，不断拉大了它们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和心理距离。以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二层的多边秩序代表的是世界秩序的未来。随着时间推移，以中国代表的多边秩序展现出更强的适应力和包容力，因而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主流的秩序。
二、多边秩序分层背景下的网络化中国外交
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拓前行的新征程。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外交是通的”得到了无比精彩的呈现。面对多边秩序分层的新挑战，中国外交有必要以新的历史自觉加强与不同多边秩序的互动与整合，进一步加快中国外交的网络化进程。显然，我们今天讨论的网络化外交不是指在互联网或社交网络媒体上的外交，而是指在多边秩序分层的国际社会结构中，主动去联通和营造外交结构的网络化。中国外交网络化的特征不仅是三维立体的，而且要特别注重增加历史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维度，把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从而增强历史主动性。
其实，当美国试图对中国降维打击的时候，中国外交应当主动升维。为此，笔者借鉴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深刻分析关系、社群、复杂网以及集体的制度与文化方面动态互动的研究，认为中国外交网络化实际上就是嵌入中观层次的国际社会，并避免“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我们要认识到国际网络的重要意义，追求霸权目的或者政治目的不是所有国家的追求，大多数国家追求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所以，中国外交嵌入非经济方面的社会网，追求政治、宗教以及广义的制度影响力十分重要，这要比只在经济上嵌入的欧美国家拥有更多赢得对象国合作的机遇。由于社会网在微观与宏观层面之间扮演了中间变量的核心角色，如把信任、权力、规范、价值以及制度关联起来，所以嵌入社会网的网络化反而可能成为适应分层的多边秩序的最佳外交路径。
网络化能够赋予中国外交两大优势。第一，赢得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坚定支持。在中观社会网当中，中国一直是正常且得体的行为角色，与那些主张激进性别多元化、批判性种族主义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十分有利于得到认同和支持。第二，可以让中国获取“弱连带”优势，多边秩序的分层使整个世界分成了若干小集团，小集团之间如果有所联系，它们往往会经过一些弱连带，而不是强连带产生联系。弱连带在国际上的社会位置和组合模式会是影响信息在更大层面传播的决定因素。鉴于中国和所有层面的多边秩序都有联系，如果中国能够处于连接相互分离的多个网络的“结构洞”位置，中国将获得显著的战略优势。此外，中国外交的网络化事实上也能起到去等级化、去中心化的作用。
三、结论
对当今世界多边秩序分层的观察和分析加深了我们对世界秩序概念的认识，特别是世界秩序并非在任何时候都适用，说明当代国际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早已超出了传统国际关系体系的理论范畴。多边秩序的分层现象将给各国外交带来哪些挑战，多边秩序之间的竞争是否必然催生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仍有待观察，但本文基于自适应周期模型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当下的中美竞争至少具有以下两点意义。
第一，现在美西方国家流行的看法是，中国奉行的世界秩序是与他们相对立的，所以必须遏制中国。然而，基于自适应周期模型的分析表明，这种新冷战的论调是建立在极其错误的认知之上。中国期望和践行的国际秩序不是出于仇视西方秩序，而是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的自然秩序。中国不干涉西方的秩序，更无意于推翻西方国家的多边秩序，但也不接受西方多边秩序的无端干预，仅此而已。
第二，中美关系恶化以来，在如何应对与美国竞争方面我们仍缺乏统一的认识，甚至缺乏一个基本概念。不少人仍抱持鸵鸟心态，或一厢情愿地期待美国回心转意，现在到了必须解决该问题的时候了。本文基于自适应周期模型的分析表明，中美竞争的范畴绝不只限于经贸、科技和军事范畴，社会竞争、制度竞争乃至多边秩序的竞争都可能是中美竞争的重要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未必不可以找到致胜之道，未必不可以找到外交上赢得历史主动的制高点和发力点。（注释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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