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开放安全既需要良好外部环境的支撑，更需要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统筹兼顾、良性互动。在对外开放中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已经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更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根本走向。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并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逐步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然而，当前地缘政治冲突频发、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大国经贸博弈常态化，推动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度调整重构期，这促使传统全球化框架下的开放发展模式遭遇系统性挑战的同时，也为我国重塑开放格局、筑牢安全屏障提供了战略机遇。从经济韧性、国家安全、涉外法治、全球治理的四重逻辑出发，厘清全球价值链重构与维护开放安全之间的逻辑链条，对我国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经济逻辑：增强经济韧性是夯实开放安全的发展根基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列为一章，体现出党和国家对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重大风险的战略认知。经济韧性是经济体抵御外部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也是维护开放安全的根本支撑。长期以来，我国依托人口与资源比较优势，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出口规模扩张，但也陷入关键零部件进口依赖度高、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低的困境，面临价值链断供与“卡脖子”风险，经济抗风险能力不足。全球价值链重构打破了固化的国际分工格局，为我国调整价值链嵌入位置创造了关键机遇。一方面，我国可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吸引高端生产要素集聚，推动国内大循环良性运转，同时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向外布局优质产能，构建自主可控的价值链体系；另一方面，我国可发挥数字化技术先发优势，集中突破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逐步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生产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从根本上增强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韧性，筑牢开放安全的物质基础。

　　二、安全逻辑：构建新安全格局是维护开放安全的必由之路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论断，深刻揭示了发展与安全辩证统一规律，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统筹谋划，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筑牢开放安全屏障的必由之路。在全球产业链加速拆分、地缘壁垒持续加剧、大国博弈全面渗透经贸领域的新形势下，传统依托单一市场开放、被动融入全球分工的发展模式，已难以适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问题愈发凸显，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配的新安全格局成为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新安全格局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全球安全治理和平安中国建设为抓手，以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为主线，精准锚定开放发展的安全痛点。具体来看，维护开放安全，需要聚焦全球价值链重构对经济、贸易、金融、科技、产业等多领域造成的安全风险，特别是规避西方大国经贸政策“武器化”、经济制裁“工具化”与供应链“去中国化”的系统性风险，通过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体系、突破核心技术安全瓶颈、完善涉外国家安全防控机制，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护航中国企业出海筑牢安全底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三、法治逻辑：完善涉外法治体系是强化开放安全的制度保障

　　法治是统筹开放和安全的根本性制度保障，也是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中应对规则博弈、维护国家权益的核心手段。传统全球价值链的规则体系由美西方国家主导制定，具有鲜明的霸权性与排他性，我国在融入过程中频繁遭遇规则歧视、“长臂管辖”，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的合法权益屡受侵害，开放安全面临制度性威胁。全球价值链重构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也对我国涉外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需加快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法律制度，出台与自主可控价值链建设相适配的产业、贸易、投资法律规范，为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法律支撑。特别是，2026年4月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旨在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一套系统有效的合规指引，筑牢开放安全屏障。此外，要紧密依托多边合作框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将我国在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领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共识，推动建立公平透明的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以法治方式化解开放进程中的各类风险，实现开放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制度性平衡。

　　四、治理逻辑：增强全球治理话语权是稳固开放安全的秩序支撑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坚持开放共赢、倡导普惠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潮流。”这体现出，中国始终坚持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规则体系，既是保障开放安全的外部条件，更是服务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全球价值链的规则制定权与治理话语权被美西方国家垄断，标准设计、争端裁决均服务于其自身利益，形成了西方“中心—外围”的全球治理格局。全球价值链重构伴随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为我国打破西方治理垄断提供了战略机遇。一方面，我国依托RCEP、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推动构建反映多数国家利益的包容普惠的国际经贸规则，打破传统治理格局；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引领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对接与协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从“霸权主导”转向“互利共赢”，既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多治理权益，也为我国开放安全营造稳定公正的国际秩序环境。另一方面，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安全观、全球治理观、全球发展共同体等新理念、新思想，为国际社会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事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贡献了中国智慧。

　　《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指出，“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也必须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全球价值链重构既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面临的系统性挑战，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的重大战略机遇。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需以增强经济韧性为根基，以构建自主供应体系为驱动，以完善涉外法治为保障，以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为支撑，不断筑牢开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其原创性贡献研究”（24CKS006）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