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人目前所见资料来看，“国家安全学”一词在国内汉语文献中最早出现于1994年。当年9月出版的书籍《边防安全学》和当年12月出版的刊物《中国科技信息》，分别提及了“国家安全学”。

　　1994年9月，孙中国在其由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边防社会学》一书中论述“公安边防工作理论研究”时，提出了“国家安全学”一词，并且写道：“在公安边防工作理论研究领域，也有许多相邻的学科，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的学科群，如公安学、边防学、边境管理学、边境治安管理、边境检查学、国家安全学、国际法、军事法、犯罪学，等等。”[①]

　　发表于同年《中国科技信息》（月刊）第12期（12月出版）的《安全科学与预防事故》一文中，作者朱奕宝在论述“安全学科”的构成时，提到了“国家安全学”，认为“安全科学的学科可以很广，如国家安全学、社会安全学、生态环境安全学、劳动安全学等。”[②]显然，这篇文章并不是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国家安全学”的，而是在讨论“生产安全”或“安全生产”的“安全学科”建设中涉及到这一术语的。

　　两年后的1996年，朱奕宝论述“安全学科”构成时，再次用完全相同的一段文字提到“国家安全学”。在发表于《中国科技信息》1996年第12期上的《城市减灾重在防——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一文中，作者朱奕宝写道：“安全科学有许多学科组成，如国家安全学、社会安全学、生态环境安全学、劳动安全学等。”[③]

　　1998年1月，张卫在《俄罗斯特工》中介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下设的一所情报学校时，提到了该校的“国家安全学”建设。张卫在书中介绍说：台湾《中央日报》曾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设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情报学校，“其主管科研的副校长伊帕利托夫上校对《论据与事实》周刊记者说，他们学校设有五个系，即反侦察系、侦察系、技术系（密码破译和无线电通讯）、干部进修和培训系及外语系。至于课程，该校现在的国家安全学这一学科目前还处于形成阶段，主要由侦察和反侦察这两个基本内容组成，科学共产主义这门课取消了，马列主义仅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和其他政治学说全并为一门课，另外还有情报学、分析学和社会学等课。学制是中学毕业生招来学五年，大学毕业生招来学两年。”[④]

　　中文文献中上述四次出现“国家安全学”时，都是顺便提及，没有作更多的说明和论述，但在“国家安全学”第五次出现于中文文献时，作者则给“国家安全学”下了一个定义，虽然这也是“顺便”下的一个定义。

　　具体来说，“国家安全学”在中文文献中的第五次出现，是蔡培元、张才凤发表于《中国高教研究》（双月刊）1998年第1期上的《人类的安全需要与保卫学的理论研究》一文。这篇文章是从保卫学的角度，把国家安全学作为保卫学的分支学科，并以举例的方式给“国家安全学”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所谓保卫学，从广义上说就是研究人类安全需要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如何实现这种需要的科学。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就不难推断其所属各分支学科的概念，如国家安全学就是研究国家安全需要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如何以隐蔽工作为主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科学。”[⑤]与前面两篇文章相比，这篇文章虽然已经在学科建设的角度上把国家安全学放在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上，但是它依然不是一篇真正讨论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文章。

　　1998年3月，本人在一本内部刊物上发表《为国家安全立言——“国家安全学”构想》一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国家安全学及国家安全学科的具体构想。这篇短文认为，国家安全学既要研究国家安全本身，也要研究隐蔽战线的间谍情报活动。“国家安全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状态，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是社会科学理论可以研究和必须研究的对象。不研究国家安全，对国家的认识将是片面的，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也是有缺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有必要从整体上对国家安全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必然导致国家安全学产生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的出现。”“此外，国家安全工作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活动，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它虽然与国家安全有区别，其具体内容虽然涉及到国家的机密，但这些也并不是不可以研究的。这是因为，任何机密都有一定期限，都有解密的一天。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国家安全活动机密，拿破仑时代的军事秘密，二战期间盟国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之间情报战，虽然在当时都是高度的机密，但时过境迁，这些都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而成了历史材料，成了人们可以研究的对象。不仅历史学家有责任从这此尘封的历史材料中寻找和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且理论研究人员也可以从中找到人类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规律，得到一定的理论结论。人们完全可以由此入手，揭示国家安全工作的本质、规律和一般方法等。由此，国家安全工作也便成了国家安全学可以研究的对象。”因此，“把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作为研究的客观对象，揭示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本质、规律，从而建立起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即国家安全学），甚至建立起一个学科体系（即国家安全学科体系），这不仅可以去做，而且应该去做，必须去做。从整体上进行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建立起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这种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完美，它为人们更全面地认识社会历史，认识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而弥补了社会科学体系的不足。从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来看，国家安全学研究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的建立，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认识，提高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从而更广泛有效地保障我国国家安全，为经济建设和提高综合国力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⑥]

　　对“国家安全学”的这种认识，与前述蔡培元、张才凤把“国家安全学”定义为“研究国家安全需要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如何以隐蔽工作为主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科学”的观点，有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把“隐蔽战线”的间谍情报活动作为本学科的重要内容，而把军事活动、外交活动、警务活动等等排除在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之外了。显然，这种认识与“国家安全”一词的本意并不完全符合，只是符合了“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一词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法》出台后长期被用来指称间谍情报机构的实际。美国的“国家安全局”、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原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等等，所指的都是“隐蔽战线”或“间谍情报机构”。然而必须明白的是，对“国家安全”一词的这种用法，常常只是为了使间谍情报机构和间谍情报活动听起来更为顺耳与柔和，而不至于引起人们更大的反感。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儒家仁治传统和道德的国家来说，与“隐蔽”、“秘密”、“阴谋”、“暗杀”、“绑架”、“色情”等语词具有天然联系的“情报”、“间谍”用语，是很容易使民众心里产生厌恶和排斥。正是由于“国家安全”常常被用来指称隐蔽战线或间谍情报活动，因而很容易使人们在初期谈到“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时，把间谍情报活动作为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甚至是唯一研究对象。这也许就是1998年的两篇文章论及“国家安全学”时把隐蔽战线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当时的《为国家安全立言》还明确写道：“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安全和狭义国家安全工作。这也就是说，国家安全学包括两个层次上的研究对象，一是国家安全本身，二是在隐蔽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狭义国家安全工作。当时的观点是：“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安全和狭义国家安全工作。这也就是说，国家安全学包括两个层次上的研究对象，一是国家安全本身，二是在隐蔽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狭义国家安全工作。“由于国家安全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安全和狭义国家安全工作，因而其任务便是揭示国家安全的内容和本质，揭示国家安全工作的方式方法和一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容和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工作方针等，从而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工作服务。但是，我们这里所说‘揭示国家安全的内容和本质’及‘揭示国家安全工作的方式方法和一般规律’，并不仅仅是指研究当代我国的国家安全并揭示其内容和本质，也不仅仅是指研究现在我国的国家安全工作并揭示其工作方式方法和一般规律，而是指研究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国家安全并揭其共同的内容和普遍的本质，研究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国家安全工作并揭示其有效的工作方式方法和一般的工作规律。但是，这些任务还只是国家安全学的‘理论任务’，而我们研究国家安全学更重要的任务则是‘实践任务’，即如何通过理论上的研究来为我国国家安全工作服务。这就需要在国家安全学中进一步探讨我国国家安全和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具体内容，从而保证最终达到为我国当代的国家安全工作服务的目的。”[⑦]

　　机缘凑巧，《为国家安全立言》发表后不久，国内第一本刊名含有“国家安全”一词的《国家安全通讯》于1999年公开出版发行，刊物编辑找到本人，说要在公开出版的第1期《国家安全通讯》上转载《为国家安全立言》。我当然非常高兴能借这样一个公开刊物把建立“国家安全学”的构想宣传出去。这样，1999年第1期《国家安全通讯》就以《建立“国家安全学”初探》之名，把本人原来发表的内部刊物上的文章压缩编辑后公之于世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安全通讯》在《建立“国家安全学”初探》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对外宣布了编辑的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及其实施，对国际关系学院后来的国家安全研究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个编者按的全文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国家安全并不因此而变得可有可无，相反，国家安全的范畴变得比以往更加宽泛。世纪之交的世界安全形势，给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即用国家安全的科学理论指导跨世纪的国家安全工作，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建立国家安全学便成为一项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理论课题。刘跃进的文章，把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并阐明了国家安全学的具体构想，应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今年起，本栏目开辟‘国家安全学理论探讨’题，旨在繁荣学术研究，推进理论研究进程。特跨请原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研究员桑松森同志为专题顾问。欢迎广大读者关注和参与国家安全学的理论探讨。”[⑧]

　　行文到此，不能不提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桑松森研究员，因为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才启动了国际关系学院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才催生了本人的《为国家安全立言》一文。1997年夏，时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桑松森研究员，根据国际关系学院教学改革和专业调整需要，提出了编写“国家安全学”教材的想法，并为此召集部分教学科研人员进行讨论。会上，大家围绕桑松森研究员拿出的国家安全学教材编写提纲，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本人也发表了看法，主要是认为国家安全学教材编写要符合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因而应有别于政府机关的业务培训教材。会后，本人对这些想法进行了梳理深化，写成短文《为国家安全立言——“国家安全学”构想》，寄给了内部刊物《首都国家安全》，这才有了上述《国家安全通讯》对此文的压缩转载以及相应编者按计划的出台。后来，，桑松森院长极力推动的以隐蔽战线为主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包括国家安全情报学、国家安全侦察学等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延续下来，但其中的基础理论学科“国家安全学”则在本人的坚持和各位参编人员的努力下，得到了学界、政界和社会的不同程度的认可，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学》一书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国家安全学”课程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按照《国家安全通讯》上述“编者按”提出的计划，该刊上开辟了“国家安全学理论探讨”专题，两年内陆续发表了以国际关系学院教学科研人员为主要作者的一系列关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文章，其中由国际关系学院教学科研人员撰写的有：《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学》（桑松森，1999年第2期）、《主权独立：国家安全的基础》（陈东，1999年第3期）、《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的空间》（陈文波，1999年第4期）、《试论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张平，1999年第5期）、《信息安全：国家安全学研究的新课题》（陈东，1999年第6期）、《保守国家秘密与国家安全》（曹扬，1999年第7期）、、《浅议建立国家安全行政管理学》（阎宇红，1999年第7期）、《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林宏宇，1999年第8期）、《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杨建英，1999年第12期）、《极端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朱素梅，1999年第12期）、《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势在必行》（刘跃进，2000年第1期）、《金融安全：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胡新智，2000年第2期）、《国家科学技术安全浅议》（刘跃进，2000年第3期）、《生态环境安全初探》（赵晓春，2000年第5期）、《外交：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陈文波，2000年第6期）、《有组织犯罪与国家安全》（林宏宇，2000年第7期）、《打击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林宏宇，2000年第8期）、《国民安全与国家安全》（刘跃进，2000年第9期）、《当代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刍议》（胡祥云，2000年第10期）、《国家首脑与国家安全》（刘跃进，2000年第11期）、《国家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桑松森，2000年第12期）。

　　上述文章的大部分，是本人根据《国家安全学》教材编写大纲组织撰写并推荐给《国家安全通讯》刊出的，其中有些文章提出的问题，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一样，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和创新性。例如，林宏宇的《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一文，就是目前国内能够检索到的第一篇专门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学术文章。当时，对于“文化安全”的概念是否能够成立，是否存在着“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学术界是有不同认真和争论的，在国际关系学院内部举办的有关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讨论会上，就有人善意地提出了如上问题。

　　《国家安全通讯》开辟的这一专题栏目下，还发表了国际关系学院之外作者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对《国家安全学》教材的编写也起到不同的借鉴作用。2001年之后，虽然这个专题栏目停办了，但《国家安全通讯》还在不断推出相关的研究文章，其中由国际关系学院教学科研人员撰写的有：《积极应对“入世”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冲击》（胡新智，2001年第2期）、《威胁国家信息安全的几个客观因素》（陈东，2001年第3期）、《新冷战思维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林宏宇，2001年第7期）、《略论加入WTO与我国的市场安全》（张澜涛，2001年第8期）、《试论当代国家安全的10个方面》（刘跃进，2001年第11期）等文。

　　上述在1999年到2001年三年中发表有《国家安全通讯》上的文章文章，虽然不能说有多高的理论水平和科学性，但这毕竟是我国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集中探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问题，因而在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是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正式开始的里程碑，为此后的国家安全学教材的编撰完成和出版使用奠定了基础。这本刊名包含“国家安全”四字的刊物，通过开设国家安全学理论探讨专题栏目的方式，为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除了上述所提之外，国内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在世纪相交之际，也呼吁建立“国家安全学”。例如，1999年5月，张中友在其出版的《司法认知录》一书中，就涉及到了国家安全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他在讲“司法公正学”学科关系时认为，“司法公正学是司法学与公正理论交叉的一门学科”，“是法学的重要分支，是法学与其他各部门法学之间的一个综合、基础性学科，在大司法中它对如公安学、检察学、审判学、行政司法学、国家安全学等，具有很强的遵循和指导作用。”[⑨]

　　与此同时，一些具有从整体上构建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的著作公开出版，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本同名的《国家安全论》，一本出版于1999年1月，另一本出版于2002年4月，其中后一本还多处讲到建立“国家安全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建立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学”。下面，我们对这两本书的相关内容分别加以介绍。

　　长春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的夏保成所著《国家安全论》，虽然没有用“国家安全学”的名义，但就其内容来看，则具有对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探索的特征。同时必须承认的是，这种对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探索还相对粗略，这一点既可以从其目录中看出，更可以从其内容中得到印证。这本书的目录如下：

　　导言

　　由此这个目录可以看出，这本《国家安全论》没有对国家安全问题作系统论述的设计，特别是没有把当代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等包括在内，而只准备讨论国家安全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而且还是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在正文第一章开始部分，作者对“国家安全”作了这样的定义：“国家安全是指构成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人民、疆域和政府的安全。”同时，作者又认为，“安全的前提是独立；安全的短期目标是生存，长期目标是发展。安全是一种感觉和自信，是由具体的现实保障为条件的。安全是一个动态概念，需要不间断地追求。”[⑩]就这几句简单论述来看，作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没有深入下去。首先，从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出发给“国家安全”下定义，既忽略了构成国家的其他“非基本要素”的安全，也忽略了国家的历史发展和进步可能对国家构成要素地丰富，从而把在当代国家非常重要的信息、生态等问题排除在国家安全之外了。事实上，构成国家的既有一些传统政治学强调的“基本要素”（如本书所说的人民、疆域、政府，其实还有主权），也有一些传统政治学没有强调的“基本要素”（如资源、经济、军事等），同时还有一些“非基本要素”（如社会、文化、技术等），以及一些在国家后来发展中形成的“新要素”或“派生要素”（如信息、生态等），而所有这些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虽然作者在后面的论述中，通过不同的章节扩展了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和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但这并不能弥补对国家安全的上述定义的缺憾。此外，说“安全是一种感觉和自信”，也没有能够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安全”这一基本概念，把作为客观状态的安全看也了一种主观的感觉和自信，从而混淆了“安全”与“安全感”、“安全判断”等等的关系。在后面的论述中，作者与国内多数安全学者一样，把安全看作是主客观统一，指出“安全首先是一种主观感觉，是人类对自己生命和生命条件的无忧和放心，是对自己前途与未来的一种自信；安全又是客观存在，是具有对抗一切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实实在在的保障。”[11]这种从源头看来源于美国学者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的观点，虽然在中国学术界定义“安全”概念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却既不符合汉语“安全”的语词含义，又不符合从科学上定义“安全”的逻辑要求，因而是不能成立的。当然，作者在此有些论述还是具有真知灼见，可以借鉴了，例如说“安全安全的前提是独立；安全的短期目标是生存，长期目标是发展。”

　　从全书内容来看，这本《国家安全论》在常常以历史案例叙述为主，由此引申出一些观点，因而在理论上缺乏应有的系统性，即便是作为国家安全学的前期探索来看，也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书中涉及的内容，无论是理论方面的，还是现实方面的，也有不少超越了前面对“国家安全”概念的定义，深入到了更细微的地方。在第1章第1节“国家危机：永远挥不去的梦魇”中，作者正确地指出：“今天的中国并不安全。国防上的防守优势还是局部暂时的，在周边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现实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有明显的优势；潜在的军事能力可以在一夜之间转化为超越中国的军事存在：所有这些物质力量是否与我国敌对取决于掌握它的国家的态度，从而使外交的重要性大为提高。”[12]同时，作者还指出：“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国防的安全之外，威胁国家安全的多种因素迅速涌现。对中国来说，巨大的人口数量如不合适调控，将会吃掉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发展的停滞；计划生育带来的城市和农村、高知识家庭与低知识家庭的生育不平衡造成的人口素质下降，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又一因素；环境污染、耕地减少、水土流失、沙漠化加剧对农业和人民生存条件带来巨大压力；贪污腐败、一些工厂的亏损与停产、一定数量的下岗待业人员，容易激化的社会矛盾威胁着国家的稳定；大大小小的社会犯罪侵蚀着国家的肌体：这些现实，都增加了我们对国家安全的担忧”[13]。虽然这段话都被放在“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中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其中有的内容，如环境问题，既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也是当代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但是就“提出问题”来说，这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发展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但是，书中有一段论述，说明了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的多样性、可变性，提出了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这话论述是：“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因素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直至威胁到国家的存亡。毁灭罗马帝国的是军事征服，那么，毁灭苏联的是什么？直接原因应该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南斯拉夫的分裂，是外国的颠覆，以及宗教和民族问题。丝绸之路上诸国的灭亡，则是因为环境保护问题。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做不好，人口问题可能成为有朝一日压坍中国大厦的巨石。”[14]这段话通过历史和现实，说明威胁国家安全因素的多样性，指出人口问题可能成为威胁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段表述中也有不准确不精确的地方。例如，把苏联的解体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混乱”，不仅没有正确把握住物质和精神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与实际情况不符合。还有，说某些要素“威胁到国家的存亡”是一个病句，因为这句话中包含的“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可以成立，而“威胁到国家的灭亡”则说不通了。

　　夏保成的《国家安全论》有一点是我们非常感兴趣且对国家安全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这就是把“人民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第一位来论述。作者之所以这样安排，很可能与其在前面把国家安全定义为“构成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人民、疆域和政府的安全”相关。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无论是第1版把“人民安全”安排在总论之后的第2章来讲，还是2008年第2版时把“人民安全”放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等之后来讲，作者都没有讲出“人民安全”的本质所在，而只是把从“人口安全”的意义上来讲人民安全，忽视了人民个休生存及其他权利之安全的根本目的性。作者在第1版第2章开头写道：“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安全是指保障人口的最佳数量和最佳质量，以实现人民长久的种群延续和秀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决定人口最佳数量的因素是经济需求、国防需求和国内生态系统的容量；人口的质量包括人民身体和精神的生理健康即身体素质、人民的文化及道德素质，决定人口最佳质量的因素是以教育为中心的政策和传统。”[15]很明显，作者在此只注意到了人口对国家安全重要意义，把人口数量（群体人）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国家安全保障因素来看等，完全忽视了个体人的终极重要性，而这一点恰恰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动物个体的存在服从自然本能，在本能上是为了“类”的延续，而走向文化人类的存在则服从于意识到的社会伦理，在自我意识中是为了“个体”的存在与发展。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看，不是每个个人为了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了每个个人而存在。国家不过是人类个体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上选择和接受的一种比较合理的生存方式而已。因此，人民的安全，首先应该是每一个人民个体的安全，才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和一切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目的。人民的群体，即人口数量，首先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才在次生的意义上成为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人口数量安全的意义在于它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是影响人民个体安全的重要因素。对于人来说，无论是存在于国家这一社会共同体中的国民，还是不存在于国家这一社会共同体的人民，其群体安全的意义都从个体安全中获得，而不是原生的。

　　夏保成的《国家安全论》第1版，虽然在体系建构、理论创新、学理分析等方面都没有太突出的贡献，但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引用的中外史料、涉及的一些理论，对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至于内容上的空缺，2008年第2版给予的补充。在此，我们把2008年1月第2版《国家安全论》的目录也照录如下。

　　前言

　　仅从目录来看，新版《国家安全论》的理论性应该说是大大提高了。一方面，第二章“国际干预与国家安全”，讨论了当前国家安全现实和国家安全理论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干涉理论”以及“主权与人权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强化了它的理论性；另一方面，第三章“全球化与国家安全”不仅探讨了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一般影响，而且还具体分析了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的具体影响，从而大大丰富了前一版的内容。此外，第2版还增加了对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两章内容，即第四章“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和第八章“农业安全”。由于本版把原来的经济安全问题放在了第三章中与全球化联系起来后作为一节来论述，因而原来的第五章“经济安全”便不复存在了。由于新版《国家安全论》出版时间在2004年两本《国家安全学》已经发生多年之后，这里对其内容就不再作过多评述了。

　　与世纪交替前1999年1月长春出版社出版的夏保成个人专著《国家安全论》第1版相比，世纪交替后2002年4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国防大学副校长金钿主编的团队作品《国家安全论》，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具体观点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书中多处明确提到了“国家安全学”，并强烈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学”。

　　与前面列出夏保成两版《国家安全论》目录一样，我们在此先把国防大学的《国家安全论》目录列出如下：

　　第一部分 国家安全的哲学思维

　　署名金钿主编的这本《国家安全论》，虽然具体被分为五个部分，但主要内容却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其中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共两章在内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国家安全的基本理论部分；后面包括第三章到第十八章共16章内容的四个部分，则是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现实问题的分析论述。毫无疑问，对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来说，重要的是其第一部分包括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正是在这两章中，《国家安全论》提出了建立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学。在第一章中，这本《国家安全论》涉及“国家安全学”的主要有三段论述。

　　在第一段论述中，作者在指出二战后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的三个革命性转变后，认为“国家安全学”在当今世界已“成为最热门的学科之一”。这段论述的全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化，国家安全的内涵日益向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扩展，计算机技术逐步渗入战略决策过程，推动国家安全研究与谋划从千百年来国家的自卫本能向现代国家的理性行为转变。这个革命性转变，主要有三个标志：一是国家安全的谋划从依靠统治者个人智慧的经验决策变为依托群体智慧和高技术手段的科学决策；二是国家安全学从军事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安全谋划和决策的理论支撑；三是依法建立起左右协调、上下贯通的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大都已制定并不断完善自己的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学成为最热门的学科之一，建立了信息系统、智囊系统和中枢决策系统相结合的现代决策体制，不仅定期制定和评估国家的总体安全战略，还进行各个领域的安全决策以及对危机做出迅速反应和处置。”[16]

　　如上关于三个革命性转变的总结概括，第一点和第三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第二点中关于“国家安全学从军事学中分离出来”的说法，虽然在军事研究者和军事爱好者那里会引起共鸣，例如我们发现一个网名为“Intelligence_特勤7队”的网民，在其“百度空间”中就认为国家安全学“是从军事学中分离出来的一门新生学科”[17]，但这种认识其实并不符合实际。从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内容可以看出，国家安全学理论以往存在于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军事学、外交学、警察学、情报学等等不同学科之中，而不仅仅是存在于军事学之中。因此，国家安全学不可能仅仅是从军事学中分离出来的新学科，而是综合其原来所属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院、军事学、外交学、警察学、情报学等等学科中的国家安全思想而形成的新学科。在国家安全学取得独立地位后，如果讲到其学科来源，那么也不仅仅是军事学，还包括了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警察学、情报学等等其他学科。在此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对如上本点论述的全面否定，相反倒是要完全肯定另外“两点半”内容，其中关于国家安全学“成为国家安全谋划和决策的理论支撑”，更是我们完全赞同并认为需要极力提倡和推动的。

　　此外，以上论述中关于“国家安全学成为最热门的学科之一”的判断，我们觉得有些言过其实。如果不能说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国家安全学都不可能成为“热门学科”，那么至少可以说在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多数时候和多数情况下，无论在哪个国家，国家安全学都不可能是“热门学科”，而只是少数人关注和研究的“冷门学科”。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来说，我们当然希望这门学科成为热门学科，但良好而炽热的主观愿望并不能代替客观现实。一种客观而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既要勇于承认国家安全学在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中的相对偏冷，又要指出创立和建设这门学科的极端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更要努力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善的人性关怀建设好这门学科。

　　金钿主编的《国家安全论》涉及“国家安全学”的第二段文字，是在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国内国家安全实践和理论的变化发展之后，接着指出：“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尽管有少数学者偶尔涉足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但国家至今尚未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学；我国虽设有国家安全部门，却长期未能建立健全协调各方、上下贯通的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建国以来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谋划，但并未按照法定程序正式制定综合的国家安全战略，更未建立起严密、规范的危机管理和处置机制。”书中接着还非常正确地写道：“我们的差距是明显的，要害的问题是国家安全理论和观念的落后。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相信，建国年来，竟未能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界定‘国家安全’。”[18]与前一段关于“国家安全学”在发达国家成为“热门学科”的论述相对照，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对我们国家“至今尚未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学”的焦虑，并希望能够尽快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学。这种心情，在距此段不远的第三段有关国家安全学的论述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在涉及“国家安全学”的第三段论述中，《国家安全论》的内容是：“当战后世界各国正在大力开展国家安全学研究的时候，那时我们仍沉醉于世界革命，接着就是十年内乱，然后是拨乱反正和经济体制改革，半路又杀出了‘八九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才把目光集中在国家安全的理论与战略研究上。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学，对国家安全相关的基本概念难以进行科学而又权威的界定。”[19]

　　在希望建立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学的同时，金钿主编的《国家安全论》对此也作了一定的努力，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部分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探索上。然而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夏保成独撰的《国家安全论》还是金钿主编的《国家安全论》，都既不是具有学科建设性质的国家安全学理论，也没有系统探讨国家安全学的具体构架问题，甚至也没有给“国家安全学”下一个初步的定义。就此而言，这两本《国家安全论》虽然由于其所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对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具有启发借鉴作用，但并没有像《为国家安全立言——“国家安全学”构想》及《建立“国家安全学”初探》那样，对我国国家安全学建设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就此来看，倒是我们发表在内部刊物《首都国家安全》1999年第2期上的《超越过去，认清现状，开创未来——谈谈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安全学及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以及发表在《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上的《试论国家安全学的对象、任务和学科性质》，对国家安全学科建设起到了更直接的作用。这正是本书下节所要展开论述的。

　　[①]孙中国：《边防社会学》，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页。

　　[②]朱奕宝：《安全科学与预防事故》，《中国科技信息》（月刊），1994年第12期，第10页。

　　[③]朱奕宝：《城市减灾重在防——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中国科技信息》1996年第12期，第3页。

　　[④]张卫：《俄罗斯特工》，金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51页。

　　[⑤]蔡培元：《人类的安全需要与保卫学的理论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双月刊）1998年第1期，第86页。

　　[⑥]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言——“国家安全学”构想》，《首都国家安全》，1998年第2期，第2-3页。

　　[⑦]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言——“国家安全学”构想》，《首都国家安全》，1998年第2期，第4页。

　　[⑧]《国家安全通讯》编辑部：《建立“国家安全学”初探·编者按》，《国家安全通讯》1999年第1期，第31页。

　　[⑨]张中友：《司法认知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1-72页。

　　[⑩]夏保成：《国家安全论》，长春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页。

　　[11]夏保成：《国家安全论》，长春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3页。

　　[12]夏保成：《国家安全论》，长春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7-8页。

　　[13]夏保成：《国家安全论》，长春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页。

　　[14]夏保成：《国家安全论》，长春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3页。

　　[15]夏保成：《国家安全论》，长春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37页。

　　[16]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4月第1版，第6页。

　　[17] Intelligence_特勤7队：“国家安全学”，

 http://hi.baidu.com/kingsniper_13/item/a47ec0f140ed3d16d7ff8c12.

　　[18]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4月第1版，第7页。

　　[19]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4月第1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