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位而思：跨文化视野中的文艺理论》

李勇 著

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版

　　（李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通俗文学理论》《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西欧的中国形象》等）

　　李勇教授的《出位而思：跨文化视野中的文艺理论》（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最近出版，很高兴看到他在学术研究中又有新的成果。李勇是1992年考入厦门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在厦大读书期间，他对学术研究充满热情，心无旁骛，全身心沉浸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因为个性和志趣相近，很快成为忘年交，交流频繁、融洽和自由。那时，中国学术界迎来了新一轮译介西方理论的热潮，而且所译介的理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理论了，而是以打破学科边界为特点的各种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李勇对这些理论很感兴趣，我们每天在散步时也常常讨论这些新理论，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再到全球化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到文化霸权理论等，无所不谈。我想，大概是那时的潜心阅读使李勇形成了广泛的理论兴趣，所以他以后的学术成果也具有不断跨越边界的特点。 

　　理论研究也是对现实的超越，就像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的超越一样。理论的超越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纵向的形而上的超越，二是横向的间性的超越。纵向的超越是一种哲理的思考，是对一个对象、一个问题的抽象思辨，追求的是思想的深刻性；横向的超越是一种越界的思考，是对不同对象间复杂关系的揭示，追求思想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纵向的超越需要研究者具有仰望星空的理想，甚至有一种为真理献身的道德勇气；横向的超越需要的则是脚踏实地的精神，以及对现实生活的真切关怀与敏锐观察。两种超越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关注的问题不同，思考的方法不同。其共同之处在于都会摆脱已有知识框架的束缚，探索尚不为人所知的领域，讨论尚未为人所察觉的问题。 

　　李勇的这部新书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属于横向超越的理论模式。他所关心的是不同文化间交流对话中所遇到的复杂状况。文化差异、文化想象、文化误读、文化融合等，这些都是属于超越文化边界、进行文化交流时遇到的问题。这些具体问题在实际发生的过程中又会有出人意料的复杂性与偶然性。比如，李勇在书中所讨论的批判西方中心主义问题，同样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林语堂与萨义德就有所不同，林语堂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更有建设性，希望找到可以与西方中心主义对话的理论系统。再比如，同样是西方文化的“背叛者”，谢阁兰与高更、凡·高就有所不同。谢阁兰虽然欣赏异国情调，但他骨子里还是认同西方文化身份的，他不希望变成一个异乡人。高更和凡·高却不仅仅欣赏非西方的艺术，他们真诚地渴望变成非西方人，凡·高幻想成为日本人，而高更则以融入毛利人的世界为荣。这些具体的差异不仅对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跨文化研究中思考超越文化边界问题提供了案例。李勇在书中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也体现出了横向超越理论模式的特征。 

　　在这部新书中，李勇以跨文化研究的视野来讨论文艺理论，而所讨论的对象又是范围广泛的，既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他在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又加入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因此，李勇所进行的探索已不再是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研究，而是以文学艺术为切入点，对这些具体的文艺现象所牵涉的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考察。这种考察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是在文学艺术层面上，分析不同文化中的文学艺术之间的交流、误读、借鉴所形成的文艺创新问题；二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中所遇到的文化差异、文化想象与文化整合问题。这两个问题虽然是不同的，但又是相互关联的。为了深入分析不同文化间文艺活动的互动，就必须对文化背景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因此，必然从文艺问题的研究拓展到文化问题的研究。反过来也一样，不同文化之间复杂的交流活动，也需要在文艺活动的实例中进行分析，才更能揭示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可能遇到的丰富性、复杂性甚至偶然性。从这两个层面的互相关联来看，文艺理论的研究似乎应该回到对文艺活动的复杂性的探讨。充分认识文艺活动所处的具体场域的复杂状况应该是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把理论思考的焦点从抽象的思辨转移到复杂的文化关系的考察，理论可以在深刻性之外获得丰富性，这是理论研究的魅力之所在，也是横向超越的理论价值之所在。 

　　不过，文艺理论研究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文艺活动以及所牵涉的文化关系的复杂性的探究上，而应该进行理论系统的建构。不管是跨文化研究，还是跨学科研究，最终都要对文艺活动本身的性质进行论述，这是文艺理论研究的目标。李勇在绪论中对这个问题也提出了思考，他认为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思考文艺理论问题，目标是建立起一种全球性的文艺理论体系，在不同文化场域的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中找到基本的共同之处，同时对不同文化中文艺理论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可以互补的因素，从而使全球性文艺理论体系具有可以涵盖不同文化的文艺思想与文艺现象的普遍性。这个构想与钱锺书、刘若愚、叶维廉、张隆溪等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学者的研究路径是一致的。实际上，从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同时，大多也吸收了不同的文论资源，文艺理论所讨论的对象也是全世界不同国家的文艺现象，只不过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如何将不同文化中的文论与文艺实践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才成为一个被自觉反思的理论问题。这是文化的自觉，也是理论的自觉。有了这种自觉意识，文艺理论研究可能会走向更加细致、更加深入、更加复杂的探索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反思文艺理论问题，既是对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是在建构一种理论观念——提出一种学说之前必须具备元理论意识。这是跨文化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在全球化时代，文艺理论研究已经无法再封闭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内部了，不能只“跟着说”或“接着说”了。开放的全球化的视野已经成为文艺理论研究者必备的素养。即使从事自己民族传统文论的研究，也应该置身全球文化的场域中才可能取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只有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自觉地纳入全球性文论体系建构的过程中，才会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这样的判断应该是合理的。李勇在书中反复论述的就是从“和而不同”到“存异求同”，以及“化异归同”的主题，这也是他在全球化时代的切身体验。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