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并重 彰显大国文化自信

——《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对学界的启示

2023-12-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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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你自己”(古希腊文:ΓΝΩΘΙΣΑΥΤΟΝ),是希腊德尔斐神庙最为著名的箴言之一。苏格拉底以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其哲学原则的宣言。

  杨义先生的《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202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从审视人类“轴心时代”(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中国先秦文明,解读中华元典,还原中国思想为逻辑起点,进而探讨中国思想在时空中的分布及存在样态,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为讲好“中国故事”,建构大国学术与大国文化的一种努力与尝试。

  思想史的写作有多种策略。由于核心词汇——“史”,绝大多数包括但不限于思想史的xx史的写作体例都难以摆脱线性的时间维度的缠绕。思想与时间是否总是同步同频,何时同频同步,何时又分道扬镳,却见仁见智。

  思想史又是学者的写作,所以,写作思想史的学者,其理论素养、文化底蕴、天赋与个性、认知与偏好、情怀与格局都会影响到其整体的写作思路。而写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世界格局、国际关系、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历史进程,也会成为无法脱离的潜在写作背景,在写作者的著述中留下或隐或显的痕迹。

  无论如何,在众多的思想史著述中,杨义先生的《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以其创新思维、教研并重,彰显出大国的文化自信,堪称别开生面的思想史。

  全书由序言、综论、先秦诸子的文化本根、历代思想文化的界碑式人物、思想文化向民间的位移、思想文化的边缘活力与外来挑战、思想文化的方法论六编23个专题构成。23个专题虽然成文时间不一,最早的两个专题初稿可追溯到上世纪末,如《中国叙事学的原理与方法》最初为1995年5月讲演记录稿,《李杜诗学:原理与方法论》初稿成于1999年。其他均在21世纪前20年内完成。有的专题不止一次修改,如《中国文化之根本》,2008年讲演记录稿,2012年3—4月修改,2017年1月压缩修改,2021年2月修订。《借问庄子您是谁?——杨义哈佛讲演整理稿》2021年2月10日第四次修订。《<孙子兵法> 的生命解读》2021年2月10日第五次修订。入选本书的23个专题除《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无标注写作时间外,有19个在2021年2月份做了集中修订。2010年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西学东渐四百年祭——从利玛窦、<四库全书>到上海世博会》为全文收录。另外2个专题于2020年1月定稿。全书序言2020年2月修订。由此可见,本书不能简单视为一部论文集,而是有自己内在的撰写逻辑。在其生命的晚年,杨义先生对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有总体的审视与回顾。

  杨义先生生前已著作等身,但其仍有大量文稿及书稿还未及整理出版。710页的《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在其著述中算不上大部头,但却是杨义先生学术理想的延续。“我有一个梦想,要给中国文学和文化,绘制一个完整的、丰厚的而又非常体面的、非常有魅力的地图,这个地图应该包含广泛的地理领域,同时把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也写进来”。(3)对于杨义先生而言,这部书,只是冰山一角,其真正厚重的份量,在于杨义先生毕生学术积累与学术研究成果构成的坚实根基支撑。在杨义先生的专著中,这部书也带给学界诸多启示。

  创新思维下的文学史、文化史、文明史——思想史写作 

  杨义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开宗明义,“书写思想史,最需要创新的思想”。杨义先生的创新思维,体现在他写中国思想史,是植根于文学史、文化史、文明史的思想史,而不是与三者脱离的概念的演绎。

  杨义先生的文学观念,从来不是简单的纯文学观。而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学概念,本身也并非纯文学概念。杨义先生的大文学观,显然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学观相契合。在大文学观下检视近2000多种文学史著述,杨义先生发现了其共同的缺陷。

  1.它们基本上不写少数民族,只是汉语的书面文学史。

  2.忽略了文学文化的地域问题、家族问题这些空间要素。

  3.忽视了雅俗文学互动的传统。

  解决近现代以降的文学史著述的三个缺陷,杨义先生提出重写文学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杨义先生的重绘,是有自己理论建构的重绘,他颇有创见地从学理上提出应对方案,论述了自己的文学史写作策略。

  1.在时空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

  2.是在文化中心动力的基础上,强化“边缘的活力性”。

  3.在丰厚的资料验证基础上强化精神文化深度。

  在大文学观下审视中国文学作家作品,大文学观下重写中国文学史,是从文学角度切入文化史与文明史,由文学史进入文化史、文明史,进行“重绘中国文学—文化—文明的历史地图,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哲学的实现”。由于拥有了文化哲学的理论高度,所以杨义先生立足文学、文学史,能够很有效地解释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的深邃性和复杂性。“由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进入中国文化的本性和文化过程……可以触摸和把握中国文学、文化和文明波澜壮阔的推进。”(41)进而书写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

  书中提出“边缘的活力”术语,用于“解释少数民族在中华文明上的贡献”。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学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极具解释力。(25)“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给整个中华文明增添了许多光彩”。在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杨义先生对于藏区的《格萨尔》这部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活态史诗的文学与文化价值,格外关注。在他1998—2009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2002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时,亦任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统一领导全国《格萨(斯)尔》工作。2002年主持召开《格萨尔》国际学术会议。杨义先生在将《格萨尔》成为“格萨尔学”,形成规模研究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格萨尔》研究,成为这个研究所里最有成绩的领域之一。

  杨义先生将《格萨尔》视为边缘活力的重要的标杆,作为他提出的另一个概念“江河源文明”的一个典型,十分有底气的说,《格萨尔》的存在,代表“彻底地改变了过去所谓中国是史诗穷国的这么一种偏见。”(481)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随着这三大史诗的“收集和整理,中国将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史诗大国”,(481)甚至“世界史诗地图都要重新描绘”。(483)

  “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进程中,许多古民族和少数民族,已然消融在汉族里。因而不讲少数民族,就讲不清楚汉族;正如不讲汉族,也讲不清楚少数民族一样,它们都成了一个总体民族的一部分”。(28)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体。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离不开少数民族文明文化的参与和创造。

  对于困惑世界智慧的中国难题: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香火不断的金身?在纷纭的解释中,杨义先生将其拓展到文化哲学的深层,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非常关键之处在于黄河文明加了一个长江文明,形成了复式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的这一江一河,拥有山川纵横的庞大腹地,能够以‘百川归海,有容乃大’的文化哲学,容纳多民族的碰撞融合,这就形成异常独特的南北‘太极推移’,在推移中使自身的文化外溢,使中华文化圈变得更加波澜壮阔”。(11-12)文化的“太极推移”,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成为融合了多元的文化共同体,具有超越种族的力量与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延续,就在不同的民族,对于这个文化共同体有超越种族与族群的认同。

  以心印心,了解自己的文化家底 

  杨义先生说,“诸子经典还原,是要‘以心印心’地激活民族文化之根的活力,做一个了解自己文化家底的明白人”。“以心印心”是佛教术语,“自如来付法迦叶已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黄檗传心法要》)杨义先生借用来表达在阅读诸子经典时,要用生命去体会体悟对方生命的温度。当你这样做时,你阅读诸子时,你就是以智者的身份和智者对话。用杨义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以生命解经”。面对与今人横亘着上千年时空的诸子,杨义先生提出“以史解经、以礼解经和以生命解经的方法综合”运用(161),去从发生学这一要紧处了解自己的文化家底。唯其如此,才能“从文化基因的初始状态和原本意义上,把握一种文化的精髓。”从而“在根本上联通古人的生命智慧与今人的生命智慧”。(217)在探讨中华文化文明的本源上,杨义先生颠覆了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解经传统,破解了围绕诸子经典被历史烟尘遮蔽了的千年的谜团,为我们还原出充满生命温度的鲜活诸子及其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见解层出不穷,却绝非哗众取宠姑妄言之的无根之谈,而是有着坚实文献的支撑。如破解了两千年来围绕《论语》编纂成书存在诸多谜团,还原给学界一部“活的《论语》”(160)。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竟然与他的童年经验相关。庄生化蝶带有其身世的隐喻和哲性玄思。再如,庄子丧妻,鼓盆而歌之举,并非全是超脱生死的洒脱,而是楚文化的风俗,蕴含着楚文化的DNA。孔子问礼老子的“孔老会”拉开诸子百家争鸣的开幕式,韩非、李斯拜荀子为师的“荀韩李三人行”举行诸子百家争鸣的闭幕式。考证“孔老会”的具体年份并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场,启用了史源学,人文与科技相结合,特别是根据文献记载的日食信息,动用现代天文学的科技手段,考证出“老孔会”发生在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 周历十二月初一见日食之前后。

  对于历代解读给诸子典籍抹上的层层涂饰,杨义先生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面对原始经典,得出自己的第一印象,然后再反过头来与前人的解读进行对话”。这样就能保有自己的判断,杜绝“矮子观场”,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弊端。

  不仅如此,杨义先生在回归经典、探寻中华文化文明之本根后,以涉猎经史子集的宏大气魄与火眼金睛,放眼世界,探讨中华文化思想的流变。他选中司马迁、陶渊明、李白与杜甫、苏轼直到鲁迅,作为“总揽历代思想文化的界碑式人物”。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他探讨思想文化的下行——转向民间文学;思想文化的外行——与少数民族文学整合。“《史记》开创了中国文化的史脉,李白、杜甫则彰显了中国文化的诗脉,史和诗,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脉络所在。”探讨深入文明史脉络的道教根柢。元明清以降,从小说戏曲中所蕴含的极其复杂丰富的民间思想文化剖析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剖析《红楼梦》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精髓,探讨思想文化向民间位移。依托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龙头,发明“边缘的活力”术语,探讨思想文化的外行。在西学东渐四百年间,选择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作为透视为中国带来思想文化异数的标志性人物,探讨400年间“映照着国家的命运”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基本命题。本书以《鲁迅的文化哲学与文化血脉》收束,完成了对历代思想文化的界碑式人物的巡视和对中华民族文明史历程的考察。

  杨义先生在清点自己文化家底时涉猎经史子集的宏大气魄与世界眼光,使他不仅成为一个了解自己文化家底的明白人,而且做到了知己知彼。

  大思政育人的中国思想史教材 

  2014年,上海市教委率先在上海的一些高校试验“课程思政”,获得了较好成效。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020年,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倡导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是杨义先生从“文化哲学高度”与“精神谱系深度去思考、认知我们民族的文化与文明”的一部思想史。本身就深契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在谈到爱国时,总是把列宁的话“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作为定义。在本书中,杨义先生告诉我们,“爱国”这个词,已经出现将近两千年。荀子的十三世孙、东汉历史学家荀悦在他编的《前汉纪》 里说过两次: “亲民如子,爱国如家”。“所以爱国,重要的标志是爱中华文化的根本”,“爱国就要爱我们的土地、人民和文化,爱中华文明”。(43)这种爱,是对于中华文化文明有了深刻认知后发自内心的热爱,而不是流于口号的有口无心的表态。

  本书第六编专谈思想文化的方法论,分三个专题。把自已的治学心得与路径坦诚托出,并不是作为独门绝技秘而宝之。相较于《中国叙事学的原理与方法》提出的八字箴言还原—参照—贯通—融合,《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提出的“天文—人文—地理”的三维耦合,四大领域与区域类型的 “七巧板效应”,最后一个专题《学海苍茫五路径》,对于青年学子而言,更具有实操性。治学的五条路径,具体而言就是“耳学”,用耳朵去听讲;“眼学”,读原始著作;“手学”,用手去找材料,做笔记;“脚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脚去做田野调查;“心学”,用心去体验、去辨析、去思考,实现学理上的开拓和创造。

  “治学五路的提出,旨趣在于充分调动和激发研究者主体的感觉思想能量,多渠道、多路径、多层面地打开研究对象的本源、特征,及其皱褶、脉络。眼学的特点在于明,耳学的特点在于聪,手学的特点在于勤,脚学的特点在于实,心学的特点在于创。五学的综合效应,是实事求是,天道酬勤,聪明敏悟,达至原创”。(687)

  本书时时处处闪耀着作者的学术创见,却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显示出作为教科书的亲和力。授人鱼且授人以渔的教科书范式,又显示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之风范。这部58万字的思想史,作为高校素质教育通识课程的教材,显得十分适合。著者似乎也有此意,杨义先生在序言中称此书是作为“思想史课程”而“写作”,便可见其用心。杨义先生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部委员。2009年从文学所退休后作为客座教授被引进入澳门大学,2010年正式执教于澳门大学,重点主要在于指导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

  作为享有极高学术声誉的大家,杨义先生在其生命的晚年,愿意抽出时间,检视自己上千万字的学术研究成果,摭挹精华,压缩成一部对青年学子而言可读性强而又不失大国学术风范的中国思想史教程,为青年学子提供了一个堪与世界对话的学术资源平台。这不仅有助于青年学子了解自己的文化家底,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建立文化自信。同时,对于形成大思政教育格局,培育能够担负民族复兴、兴国安邦大任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亦功莫大焉。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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