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伍德论及福楼拜时曾说：好的小说家，“能保持一种不多情的沉稳，如男仆一样知道何时从多余的评论中抽身而退”——假如我早点读到这段话，也许，早在近二十年前，我的小说创作生涯仍然能持续下去：那时的我，在写完两部长篇小说以后，突然间对自己是否还能够完整地讲完一个故事充满了怀疑。对，我一边将自己所置身的时代愣生生拽进古典戏曲式的装置之中，将身边的人们视作了许仙、白素贞和张生、崔莺莺去书写，一边又能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生活绝非只是一座戏台，它们早已和过去的生活发生了深深的割裂，我其实是在一种不沉稳的多情中左右为难。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就应当承认，世界早已不是那座戏台，相反，人们正在冲破戏台，走向更宽广、暧昧也更加平常的世界。像当初的福楼拜写下的那些人物一样，他们只是作者的替身，是作者渗透到小说里的侦查员，又“无可奈何地被各种印象淹没”。就此意义上说，我所写下的许仙、白素贞和张生、崔莺莺，也许只是我对这个世界多余的评论。 

　　 是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未能听见那些真正的“众声”，写作也由此陷入漫长的停滞之中，只好作为一个失败的编剧去这世上游荡，却意外地靠近了一张张我从未认识过的脸孔：戈壁滩上的修路工、宵夜摊上卖唱的前黄梅戏演员、失明之后用想象给自己虚构了一座崭新人世的盲人，等等等等。在他们身上，有人苦修不止，有人则梦中做梦，用虚构出的崭新人世收纳了自己；有人在追问和审判着自己，也有人却在不停地原谅着自己和世界。看哪，他们其实是多么像福楼拜、契诃夫乃至卡夫卡写下的那些人啊！而我，尽管早已被他们唤醒，甚至想在他们的激发之中重新写下一部小说，但是我也知道，那些众声，仍在被我强制性的审美与想象之中，就像我对《猛虎下山》的起心动念之时——那时候，我在剧组里，听一个场工兄弟说起了他的遭遇：当初，为了不让自己下岗，为了让厂里的改制小组吃上老虎肉，他曾经孤身犯险，一个人在工厂背后的深山老林里转悠了一个多月。这个故事，在十多年里，一直折磨着我，我反复地去写，又反复地承认自己终究写不出来，现在想起来，不过是因为，在这些废弃的书写里，充满了我自己的声音，但就是没有别人的声音。 

　　 有一年的三月初三，我曾经在黄河岸边目睹过一场盲人的歌会：当持续了一整天的歌会行将结束，盲人们陆续踏上自己的回返之途，漫长的挤满过盲人的河滩重新变得空荡荡，像是一场约定，最后一阵歌声漫天响了起来。但是，盲人们唱的却并不是同一首歌，唱信天游的，唱花儿的，唱山曲的，各自唱起的都是自己会唱的曲调。尽管如此，当那些歌声汇聚在一起，某种盛大与慈悲之感，还是凭空降临在了满目河山里：说它们慈悲，是因为那些各自响起的歌声并未被对方淹没，仍能被我一一辨认，就像那些盲人在这世上的辗转与指望，也仍能透过这些歌声被我一一辨认出来。随后的许多年里，我跟随着不同的剧组，踏足过不同省份里的那些早已废弃的三线工厂。有一回，在一片高耸而破败的车间里，我看见过在此打洞的狐狸们，到了此时，杜甫的声音便幽幽响了起来：“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还有一回，当我在贵州的一家三线炼钢厂里，穿过了半人高的荒草，来到当年的一号高炉之下，看见散落了一地的钢钎和夹钳。必须承认，在我的耳边，霎时便出现了许多早已消失的声音：钢水涌动的声音，钢块被敲击的声音，甚至还有从工厂背后的山间传来的隐隐的虎啸声，这些声音来自早已过去的年代。但是我也知道，它们可能来自一本还未被我写出来的名叫《猛虎下山》的小说之中。 

　　 我也在《聊斋志异》和更多的志怪小说里听到了那么多“出于幻域，顿入人间”的声音——聂小倩生怕宁采臣不记得自己的葬处，一再对其叮咛：“但记白杨之上，有乌巢者是也。”还有王六郎，对着远来看望自己的许姓兄弟说：“远劳顾问，喜泪交并。但任微职，不便会面，咫尺河山，甚怆于怀。居人薄有所赠，聊酬夙好。归如有期，尚当走送。”许姓兄弟便回答他：“六郎珍重！勿劳远涉。君心仁爱，自能造福一方，无庸故人嘱也。”这些声音，如鲁迅先生所言：“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实际上，伴随着多年的行走，在莽荡山河的各处皱褶和犄角里，我都听见过类似的声音：那些荒废工厂里不断响起的狗吠声，听上去就像狼嚎，莫不是，在对早已抛弃它们的主人日复一日的眺望中，它们已经异变成了一只只的狼？还有那些工厂背后的群山里，一阵阵隐约响起的低吼，莫不是，我在剧组里碰到的场工兄弟其实一直未曾下山，而是在群山与密林里化身为虎了？正是在这样的狂想中，那部名叫《猛虎下山》的小说在我的想象中一点点显露出了清晰的模样。再看《聊斋志异》之时，它和我所经受的现实已经互相敞开：时至今日，蒲松龄的道路对于如何言说我们的今日生活依然是有效的，而广阔的现实在古典传统的映照之下，也被激发出了之前一直被我想象的崭新的书写可能。 

　　 必须承认，在写作《猛虎下山》的日子里，犹如神启一般，我也似乎异变为了小说里的那只老虎，听觉异常灵敏，就连鸟雀们啄食草籽的声音，狐狸们出洞的声音，积雪压断树枝的声音，全都被我一一听得分明。但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写作时不停在我耳边莫名响起的一阵阵急促的鼓点声，这鼓点声，是被我在多年的辗转与浮沉中所遇到的那些无名氏们敲响的。在鼓点声中，世界重新变作了一座戏台。由此，我一边写，一边看见一代代的人，可爱人，可怜人，纷纷被催促，撩起了戏袍，再登上戏台，投入到无尽的热情与徒劳之中。有时候，我和他们一样剑拔弩张；有时候，我又和他们一起痛断肝肠。到了这时候，我才真正确信，那些在我的生活与体验中消失了太久的“众声”，它们回来了，并且要求我忠诚。就像当初，我在刚刚写作散文之时，当我跟随着剧组来到那些从未踏足过的地方：贫瘠的山丘，荒凉的戈壁，简陋的工棚，冷风呼啸的小旅馆，等等等等。在写作停止了许多年以后，面对它们，我突然萌发了不可抑制的写作愿望，原因无非是，我只想用写下它们，来忠诚于自己在彼时彼刻所感受到的艰险。说不定，我忠诚于了自己，也就是忠诚于了更加广大的河山和无名氏。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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