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是以信息和数字技术为核心，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将不同形态的媒介和平台关联整合的新的历史阶段。语言大模型通过检索、聚类、赋值、建模等把知识生成过程变得可以理解，尤其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增加了答案输出前的推理过程，让“思考”变得可见与可操作。区块链、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正在重塑社会运行模式，并将与数字身份、神经网络和情感计算等技术一起解决传统人文学科的批评方式，通过信息的可见性、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性推动信任机制的重建，带动研究发生变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人文知识生产建立了新的可信度标准，轨迹可溯使“知识如何产生”变得可观察、可参与，推动人文学科从侧重个人洞见转向贡献更多公共知识。在新技术环境下，科研模式正由传统的分科闭合走向开放交融，科研范式也在从客观性向透明性跃迁。

　　 一、客观性研究范式的确立  

　　客观性是事物在人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愿望、情感等主观因素而转移的性质，它是近代科学乃至哲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对于理性和进步抱有强烈信念，相信人的认识和外在世界可以达到同一，事实和真理构成知识合法性的基础。科学研究要尽可能排除个人的主观偏见、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情感因素的影响，以获得对事物真实、准确和可靠的理解。19世纪开始，客观性在科学认知、信息传播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电报技术和通讯社促进了客观报道，电报要求简洁求实，通讯社需要不掺杂价值评论的报道来满足所有客户。强调意见与事实分开，客观性逐渐成为真理性或科学性的代名词，“可以用以描述认识正确性、合理性、可靠性、权威性乃至一致性、主体间性等一组概念的共名”。

　　用观测、调查、实验等科学方法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实证性研究的兴起，确立了以客观理性为主导的研究范式，这深刻影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人文研究。学术研究应摒弃个人主观好恶的价值判断或价值评价，通过逐步排除主观性，确立了视角分离、价值中立等原则。碳—14测年、DNA测序等科学技术，在人文研究中越来越起到关键作用。客观性意味着对事物的描述和评价是基于普遍认可的标准和原则，可验证可重复，因而较好地解决了人文学者与文献史料、受众之间的一致性关系问题。主体对客体表述真实客观且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理念。罗兰·巴特认为，各种原因让客观性成为文学批评的“第一戒律”：

　　在文学批评中何谓客观性？何谓“存在于我们以外”的作品素质？这外在性（extérieur）是如此珍贵，正由于它可限制批评借以放任自流的荒谬性，又能避免思想的分歧，而使人易于相容，但是人们不断给它不同的定义：昔日是理性、本质、品味等等；昨天是作者生平、“体裁的法规”和历史；而今天人们又另有不同的定义。有人说文学作品有“事实”可循，只要依据“语言的准确性、心理统一的蕴涵和体裁结构的强制性”就行。在此，几个不同的幽灵似的模式交织在一起。

　　 客观性是真假、好坏、善恶、虚实等得以成立的标准，隐含了进步与落后等价值判断。客观性源自主体以外，但标准又是不确定的，它们共同构织成了一张知识点各异而结构趋同的循证网。客观性强调标准的一致和规范，更适应纸媒和线性传播模式，在新闻业曾被称为 “不死之神”。知识产业化和现代教育制度让客观性成了知识合法性的代名词，连文学审美、经验体会也有了标准答案。“客观即为真”，主观性较强的研究内容渐渐因为不够客观而被排除在了学术之外，人文研究中的文学鉴赏、传记批评、心性感悟等审美、情感与想象的研究减少，偏重理性分析的专业方向如考证、语言、文体等研究成为主流。契诃夫甚至说“文学家应该跟化学家一样的客观；他应当丢开日常生活中的主观态度”。小说创作要去个人化,作者退出作品,取消来自作者的干预。论文写作也经常出现用“笔者”代替“我”的现象，因为后者显得主观，“不能说‘我认为’，要说‘笔者认为’，这样就显得客观了——‘显得’客观了”，而“一个作者若宣称自己是‘客观的’，那无异于宣称自己是‘正确的’，那就拒绝了批评，拒绝了讨论。” 

　　但是随着知识和信息垄断渐次被打破，客观性越来越成为一个程度性概念。互联网和虚拟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客观性。网络将书写、口语和视听等各种沟通模式整合为一个新的沟通系统，形成了一种“真实虚拟的文化”。增强现实将虚拟信息或图像叠加到现实世界中，可以增强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和理解，为用户提供额外的信息或体验。虚拟现实通过视觉、听觉甚至触觉反馈，让用户产生强烈的沉浸感，可在虚拟环境中与物体或场景进行交互，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和交互方式。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本身并不是现实，但是通过凸显不同视角和场景特征、通过创造虚拟体验或增强体验，结果同样获得了对现实的把握，是一种新的真实或者超真实。

　　随着生物传感器、数字孪生、混合现实等技术的推广应用，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假、存在与虚无等区分变得不再明确。技术正从实践和经验层面瓦解二元论的基础，新技术也让客观世界打上了鲜明主观印记。知识粒度的细化、尺度的增大和维度的扩充，让原有客观性的基础逐渐发生变化。现代社会及其知识生产是一个复杂系统，如何让更多因素和连接显现，尤其通过观测、连接和映射加强不同实体之间的交互，呈现更为完整、真实的客观，已成为数字时代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透明性研究范式的兴起  

　　透明性作为物理概念，是指物体本身的可见属性和显见状态。透明性是与隐秘、不可触及和不可渗透相对立的状态。透明性研究范式的兴起，主要得益于现代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的应用。光学仪器增强了人类直观直感的知觉能力，让世界本体变得透明可缩放。此外，人类还获得了一种新的看世界的方式。就像从胶卷相机到数码相机的迭代，胶卷相机通过感光胶片成像，而数码相机则利用传感器将影像转为数字信号存储。传感器和镜头技术让我们通过“计算摄影”而非直观方式来看待拍摄对象，也让人更接近具有深度感和动态范围的“逼真”和“自然”图像，进而获得了更为真实、客观的感受。这不仅是“眼见为实”，更是通过计算方法让人类能够超越自身感官与位置视角看世界，是看待世界方式的一次根本性转变。

　　20世纪中叶以后，透明性概念频繁出现于艺术设计、组织科学、新闻学和计算机技术等领域，透明价值观在社会中普及。透明性一是可见，二是可知，三是可复现。各种电脑软件和文本测量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一方面让人们的阅读行为就像同时带有望远镜和显微镜，可以进行具有伸缩性的远读与细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模拟、仿真等间接测量与模型计算来获取更多本体性与功能性特征。在不断增强能见度的基础上，研究对象的更多属性、特征与规律变得指标化与可解释，让本体的透明演变为认识的透明。可见意味着契合，可知意味着简单，可复现意味着可控。透明性让研究对象的要素与系统变得可拆解与可整合，根据不同需求和场景来复现和创造现象。

　　 客观性反映了印刷时代的知识本质，透明性更偏向反映数字时代的文化生态，表现为研究对象的细粒度、大尺度和多维度刻画。书面文本与声音、图像、视频等被整合为跨媒介、多模态文本，通过数字标引让事物本身不易为人所见的更多属性、特征与过程被揭示和把握。文本特征转换为数值表示后，通过数学方法衡量其差异或相关性，可以让文本之间的更多关联得以显现。如通过计算机视觉解码敦煌壁画中的佛教符号系统，或利用语音识别技术研究不同时期和地域诗歌的韵律特征，拓展了传统研究的界面和维度。透明化会让更多观点和信息被看到，不同时间和方位的观察视角渗透共现，多重意义得以解蔽和显现。客观性强调对事物内在结构的静态研究，而透明性使人们在动态与静态、主客体之间进行思考，也有助于增进自我审视和批判性反思。客观性是随着学术专业化、职业化而确定的标准规范，它适应并促进了工业化社会的知识进步。透明性兼具更多维度，更能揭示数字时代的客观事实和系统的整体特征。 

　　透明性意味着更多协商，虽然每个研究者都是基于不同的立场、视野和角度切入研究对象，但开放交互改变了传统人文研究中洞见与遮蔽同在的现象。有时研究观点不同甚至抵牾，可能并非真伪之别，而只是立场角度不一样，它们从不同侧面刻画了事物的全貌和真相。正如盲人摸象，首先摸到大象像是“一根柱子”或“一堵墙”的人，只有放下“所见”才能实现“能见”。透明性是在自下而上的实践中形成判定，不认为情感、审美、想象等主观因素影响客观研究，相反，更注重引入不同视角对事实进行校准。文本测量工具和标准体系的引入，让主观判断变得有标准，有助于减少分歧和促进达成共识。人们在数理逻辑基础上展开协商，形成更多可验证与可累积的知识，而不是仁智各见、自说自话。

　　 人文研究是否具有精确性、稳定性，如何确立研究和评价标准，往往受限于学科内部的范式不通约。从客观性到透明性意味着，原来的哲学研究模式更趋近于转化为数学研究模式：“数学将人对神秘自然的‘敬畏’变为‘确证’，人类理性通过数学在自然面前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人们将这种力量连同数学的精确性、客观性、明晰性、同一性、抽象化和标准化特征，不断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人类借以实现自我主体价值和人类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基于数学理性，用数学标准化的要求来认识、驾驭和控制自然界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而技术的产生正是源于数学理性。在技术与数学之间，量化成为了连结两者的逻辑纽带，由此，人类找到了技术这一实践数学理性的不二利器。”人文的差异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和数学标准进行知识对齐，让人文研究变得可以通约。以往的研究除了学科之间的边界明确外，学科内部也形成了不同路径，如文献和史料考证把不是事实的东西排除在历史学之外，分析历史哲学把没有思想的东西排除在历史学之外，叙述历史哲学把科学语言排除在历史学之外。而信息可视化可将非空间抽象信息映射成人们易于理解的可视化形式和标准化表述，和、差、商、积、值、率、度等成为人文知识表述的重要测量单位，相似度、转引率、影响力、排行榜等概念正更新人文研究的方法术语和评测体系。 

　　媒介技术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等因素推动了透明性日益成为学术研究和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互联网中发布的任何一条链接都将具有可见性，透明性与互联网的新型开放式架构不谋而合。数据来源、代码编写、源代码优化和基准测试的透明化有助于推进可理解的算法与模型，形成有效问责和监管机制。开源社区让群体智慧涌现，众包项目和开放评测让普通人也成为学术成果的创作者。“可观察性”通过指标监控、日志、链路追踪，能让我们在问题发生之前预测并定位潜在的错误或故障。

　　学术发表的公开透明是数字时代学术的重要特征。开放获取（Open Access）将学术成果线上公开，极大提高了传播效率。目前读者主要通过CNKI、Google Scholar、Research Gate等平台获取论文，一些图书馆已停订纸质刊物而转向数字采购。预印本有机会听取更多修改意见，也改变了传统期刊的接受/拒稿模式。预印本平台和开放获取可在论文接收后数小时内全球共享，而纸质刊物通常滞后半年以上。模块化和微出版物作为一种新的写作和传播方式，可根据主题组合成新的内容。在即时化、交互性和多模态的数字时代，以纸质刊物为主要载体的成果评价体系面临颠覆和重构。纸质刊物危机的本质是工业时代学术传播体系的瓦解，纸质刊物未来将演变为学术生态中的怀旧媒介，或者作为学术仪式的象征，满足特定学科需求、法律证据载体和低技术环境应急。

　　透明性打破了原有的学科、行业、媒介甚至语言边界，让知识显示出日益多样的互文性和非定域性，让原本自洽自足的意义体系不断延伸。信息爆炸和知识的多维度展开，也让二维平面载体的知识确定性丧失。透明化早期更多是以一种探照灯方式呈现，可能固化既有权力结构，遮蔽边缘化群体的历史叙事。AI训练数据的构成对此有重要影响，一些常用和稀见文献因为较早数字化，能被更多人使用，在知识整体中的权重增加。那些不被现代学科范畴容纳的古代知识，数字化进程相对滞后，在新的事实整体中被遗漏。可量化部分被更多透视，也将导致不可量化的内容边缘化。大型出版商垄断数字平台，数字知识获取的界面或端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者对事实整体的把握与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已生成的内容循环训练，也变相强化了已有语料的权重和算法逻辑。

　　传统的客观性主要强调内容客观，而透明性则注重过程公开，实质是以“程序客观”取代“结果客观”。透明性是在自下而上的实践中形成判定，它破除了人类中心视角，让研究者本人和他的思考同样成为批判对象，让学术研究带有自反性，即突出创见的条件与限制。数字技术作为新的透镜和尺度，不断重塑人文研究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并将重新锚定人文价值坐标。这就需要人们遵从透明化规约，提高沟通效率和协作深度，让真实和真诚成为学术伦理的核心价值。透明性不是对客观性的简单否定和替代，而是对客观性所追求目标的延续，是信息时代客观性和整体性的新的表现。鉴于客观性和透明性在不同时代都具有超范式功能，透明性研究范式的兴起不仅是一次范式革命，也是一次范式跃迁和底层逻辑重置，它将重构知识生产的全链条并确立新的知识范式和价值观念。

　　 三、知识生产与评价的透明化重塑  

　　1997年美国科学院发布的《国家知识评估大纲》提出“知识革命”的说法，认为“近几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的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长途电信价格下降、计算机的普及、全球网络的出现，以及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和电子工程等领域的发展创造出10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新产品、新服务系统、新兴行业和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当今人们称之为的知识革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加剧了这一革命性变化。在这一革命性变化中，透明性正在重塑知识生产、传播和评价的全链条，推动学术生产和评价体系从封闭权威向开放协作转变。

　　数字时代的人文研究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到研究的工具、方法，以及结论的比较和阐释等，都面临着重新检验。传统人文研究一般是基于个人阅读和经验而对事实进行把握和思辨，通常存在随机性强和过程性不透明的问题。人工智能算法与模型的“黑箱”问题，根本上是可以记录、追踪和复现的。相较而言，传统人文知识具有较强情境化特征。比如以往古籍校勘依赖个别专家，版本差异难以全面追踪。而版本控制系统和协作标注工具可以让文献整理的生成过程可见，减少专家“选择性转录”风险，让校勘过程从权威主导转向“集体可审计”。

　　交叉学科的作者正在被重新定义，一般包括数据的收集、清洗与标注者，技术平台的设计、研发与维护者，以及课题的组织、设计、实验、阐释者。在线标注平台可以记录每个参与者的贡献与争议点，标注识别错误或补充注释，修改记录公开可追溯。数据关联规则透明，可复现检索路径，记录文献检索、增删动机和推导路径，让分析思考和理论建构的过程显影。AI伦理审查工具可以自动检测权力关系标记，识别文化敏感性内容，设置数据脱敏阈值，辅助生成数据脱敏建议，揭示文本中隐含的种族、性别等无意识偏见。

　　 算法透明化后，学者可检查模型是否过度依赖某些文献、词汇和先验判断，从而交互验证和更谨慎地解读结果。人物形象、故事叙述、场景再现等跨媒介转化，可以构建异质数据的等效折算模型或分层评价体系。虚拟现实（VR）与历史场景结合验证，可以高度还原和验证更多细节。以实验室为主的开放智慧型学术社区，鼓励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构建多媒体数据库，实现知识通联和跨媒体检索。通过地图、网络、时间轴、情感图谱等形式，将人文知识转化为直观图像或虚拟场景，为学术分析提供全新视角和沉浸式体验。比如创建文物、文献和历史场景的数字孪生体，记录每一层土壤、文物的空间关系，并同步到开放数据库；实现考古全程数字化存档，后期学者可虚拟回填土层检验假设；争议性解读可通过原始模型数据重新分析。数字人文以实验室为工作平台的研究模式，“为人文学者的成果赋予一定的实体性载体，使得人文研究者的成果不再一味地局限于论文、专著、调研报告等以文字为载体的书面文本形式，转而成为应用软件、硬件系统、搜索引擎、主题网站、数字档案馆、数据库、虚拟现实平台、科技商品等可见可触可感可用的虚拟—实体结合或者纯实体性产品。”通过对异构多源数据价值的挖掘分析，发现未知数据的内在规律。 

　　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中，“比如数据库、图像、虚拟仿真模型、程序和代码设计、数据可视化等非传统学术活动及成果，还不能被现有学术评价体系所接受，更没有能力和标准来进行评价”。成果认定上，优质数据集、数据库、文本分析工具与平台同样重要，研发数字文献集的评测与认证体系，有助于更多从事古籍整理的人开始从事数字文献的标引、聚合与加工。学术贡献细粒度计量，通过“学术信用链”系统追踪论文、数据、代码等多元贡献，可以全面客观反映作者的贡献，降低传统第一作者的权重，有助于青年学者通过数据集贡献得到认可，激励开展重大课题协作和有组织科研的良性机制，有助于增加研究过程的透明性。

　　 数字期刊具有增强阅读功能，可嵌入数据集、代码、3D模型和动态内容，在文中标注“被引类型”（支持/反驳）。“超链接和嵌入式材料使读者可以访问信息源,不设限制的空间也使上传原始数据、文件、完整音频、视频、文字记录成为可能。”视频讲解和多模态交互，让学术交流从读刊转向沉浸式参与。“开放获取期刊目录”（DOAJ）和即时全球访问平台（如arXiv预印本平台），已成为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开放获取资源平台。在线平台创建“开放、双向、只许添加不许推翻”的学术档案查询系统，支持论文实时协同编辑与多版本管理，允许用户对论文实时评论、提问，形成持续同行评审。读者可通过评论等参与学术对话。交互平台可以极大促进及时发表、交互，然而目前论著、期刊的质量标准仍是以不容错的完善度为主要考核指标，学者们将更多精力花费在细节和表达上。客观性和权威性是基于过往的积累成就，不代表着永远正确。平台发表可以鼓励研究试错，开发对抗性算法，用生成对抗网络（GAN）模拟不同理论立场对同一文本的解读，迫使研究者直面自身阐释框架的局限性。创建人文阴性成果数据库，可以收录失败案例，标注文献考证中的典型误判，记录理论建构的逻辑漏洞。同时，建立负结果共享机制，重估阴性结果价值和长尾效应。 

　　同行评议的评价方式过于关注传统研究领域，对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重视不够，具有难以克服的主观性、专家知识的局限性、评价时间的制约性等缺陷。“先发表，后过滤”的方式，通过将同行评审透明化增强可信度，可以推动学术成果快速共享。开放式同行评议包括公开身份、评审意见、读者评议及作者回应。当前涌现的各种学术年会、青年论坛、交叉论坛，在议题设置和学术共识凝聚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线上和线下论坛中，交互式学术评价让隐性和边缘因素被纳入主流评价体系，“学术共同体各方既是评价主体，也是被评价对象，评价在双方、多方之间以互动、反馈、合作形式组织化常规化正式化运行，任何一方主体都不是学术话语权的绝对掌握者或主导者。”

　　评价指标越是明晰、完善，越能够解决好不同专业领域和媒介载体的知识通约和等价换算问题，可信度和影响力就越高。如专著评价滞后和不透明，是造成重论文轻专著现象的重要原因。专著评价除注重传统的书评、引用量外，也应拓展评价指标。图书的借阅与收藏代表了对图书长期价值的认可，馆藏量可以作为衡量图书影响力的维度。线上书城、数字图书馆和数据库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豆瓣、知乎等学术社区和微信群（圈）、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评价越来越具影响力。

　　学术影响力本质上是学术共同体对学者的认可，同行评议又有主观性、随机性和局限性。定性与定量评价彼此独立，难以统摄于同一评价主体，加剧了受众的不信任。而通过最小、最大归一化，将数据缩放到一个统一的尺度内，使得原本各自不同量纲的数据可以进行比较，可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数据在整体中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位置”。如学者合作和引用的频次、方向等形成了学术网络的“权威节点”和“枢纽节点”。节点中心性越高，学术影响力就越大。数字时代的人文研究在深刻性与思辨性方面可能不如传统人文研究，其优点是可以在标准化、一致性基础上的不断累积和优化迭代。

　　 四、透明语境下的人文祛魅与知觉重构  

　　在对事实整体不尽了然的情况下，公开透明是最优路径，也是学科跨界和组织合作的必然要求。多媒介、多模态让更多层面的意义涌现，但过度透明也会让中心和边缘的区别消失，计量带来均质化、可视化导致混淆性，技术平台会对认知模式进行隐性控制。思辨和批判是建立在事实和数据有限的基础之上的，也是靠边际数据来证实和证伪的。透明性和新的整体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压缩人文研究的批判和想象空间。公众可能会误将可见性等同于真实性，追逐流量与能见度。高清影像带来了“有图有真相”，也让图像的修改和虚构泛滥成灾。数字算法将审美偏好简化为可量化的用户画像，也会出现系统性“失真”与“失实”。透明化让“一个统计学的、以信息为基础的、模拟的操作体系，被投射到传统价值体系之上，被投射到表现、意志和公众意见的体系之上”。

　　可理解的透明比可见的透明更接近有意义的透明，人文学科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无法被透明性完全捕捉，人文研究中的直觉、隐喻和批判性思考无法精确量化。知识的复杂性、深刻性部分是由沟通方式造成的，也是人类思维不透明的结果。社会由不同的人构成，在差异化基础上通约是构建知识大厦的底层逻辑。透明化社会则是将系统置于要素之先，主张通过系统优化而非局部改变来推动社会进步。开放、及时和高效合作是基于简单规则和透明化思维，这种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将会让未来人类社会遵照简单规则构成的巨系统演化。具有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理性主体，被定义为社会系统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节点。每个人被压缩至最小，也可以扩充到最大，通过不断缩放交互而让“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之鸿沟变得不再难以逾越。

　　人文研究长于“无中生有”的创新思维、“言不尽意”的模糊思维和“物极必反”的反思批判，这主要是因为以往我们无法把握和追踪更多信息渠道和思考过程。“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更多要素和维度的被看见是前提，然后我们可以参照不同因素对其予以赋值和摄取。透明性固然可能滋生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随着透明技术发展和透明程度增加而不断改进、化解。涉及保密和隐私问题可以做到梯度透明和情景化透明，发展差分隐私等加密技术，依据数据敏感度建立透明架构。发展既能自动识别宜公开要素，又可动态保护学术创新的模糊空间的智能透明。

　　 透明化让不可见变得可见、不可知变得可知。祛魅是对神秘力量的否定，科学是通过不断质疑和求证来获取真知，实现了对自然崇拜的祛魅。“由于科学强调的是实证，要求的是‘拿出证据’，因此过去不受质疑的事物如今都受到怀疑。所有的知识范畴，一切的人为努力，都得找到明确、一致的事实证据才能够成立。”如果说科学与理性已经实现了对自然、社会的祛魅，那么，人类正从技术和工具进步中获取超能力，让人文研究去黑箱化变得可能。传统人文研究强调的独特性、模糊性与不可验证，更多是一种基于信念和经验的举例论证与循环论证，是认识手段和能力低下的历史阶段的知识生产方式。人文命题的论证如果不能基于新的事实整体和有效路径得出更多可推广的知识，今天更容易在信息回音壁中导向极端结果或陷于玄学误区。在透明性的开放系统中，原有占据局部知识优势的专家系统显示出其封闭、滞后与偏狭的一面，甚至成为阻碍连接和交互的力量。透明性不仅让文本意义在更大空间不断呈现，也让研究和批评者在更多维度接受校验，减少盲目与偶然。 

　　 数字时代的信息媒介从原来的口头声音、书面文字和图像朝着超文本、融媒介、多模态发展，媒介之间的渗透融合加强和拓展了人类的感官能力。口头声音为主要媒介的时代，以信息的线性传播为主。人类通过命名方式将陌生世界转换为经验世界，并通过语音为经验世界编码。书面文字和图像的时代，人们通过符号来映射和表征知识，在二维平面投射了一系列确定性和标准化知识。数字时代数字媒介不仅兼容了声音、文字和图像，也兼容了味觉、嗅觉、触觉等感知维度。数字技术让不同的媒介与感官连接交互、虚实转换，打破了原有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并重构了时空体验。数字化文献和可视化技术的普及改变了过往文史研究中对线性因果、主客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结构性认识。从口头时代的拟声，文本图像时代的拟象，到数字化时代的拟态，人类利用媒介让自然和社会变得可定义、可索引与可交互，事实上是人对主客观世界的不断格式化、秩序化与标准化的过程。 

　　 透明性更适合新的跨媒介、多模态化文献形态，更能表达现代人的感知体验。模态是创造意义的符号系统,多模态是将多种“符号模式”(表达手段)整合成统一整体而产生的文本现象。数字时代的文本并非只有语言一种模态, “作为较晚进化出来的产物,人类语言在表达复杂性和细节上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处理大量对象和复杂特征时,这种局限性尤为明显”，“数字、函数和数据可视化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能够描述和呈现渐进过程或连续的时间流动,这是自然语言体系难以全面和精准表达的内容”。如今的交流实践,正越来越全方位地调动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乃至深层意念力。它弱化了文字和书面文本的权重，动摇了语言模态的主体地位。当下的交流活动已超越语篇限制,各主体共同到场,是媒介融合、读写一体、虚实共生、人机交互等多种特征的叠加。读屏的体验和创造,产生了一种与古典式“静观”、现代式“惊颤”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即操作性的“融入”式沉浸美。随着声音图像、仪式表演和生活痕迹与文本知识的超链接形成，人文研究正在新的不同维度展开和衍化。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我们的视听和知觉能力早已不同往昔，它们作为一种可感知的“物体”被现代媒介重新建构。如声音录制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是声音的基本性质、人耳、听觉能力和聆听实践在漫长的19世纪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也是包括“资本主义、理性主义、科学、殖民主义以及一系列其他因素”在内的现代性“漩涡”深刻影响的结果。电影视镜的发明，“在对单一感官通道进行生理测量和技术替换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多媒介系统的系统化创建，所有媒介从此都成为多媒介系统。这就是如今所谓的模拟现实或虚拟现实，它们可以同时触及尽可能多的感官通道”。感知能力可以通过技术媒介被提取、修改、操纵，知觉系统的重构正创造全新的经验、知识和意义世界。正如基特勒所指出,文学曾相对于由颜料、石头、声音等材料塑造的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样式具有显著优势。19世纪末,“为了实现材料之间的彻底平等,诗歌失去了这一特殊地位。文学变成了由文字生产者组合而成的文字艺术”。从文学到“文字艺术”的转变，标志着书籍的垄断地位被能捕捉不同类型感官体验的新技术打破，这促使现代主义以一种“媒介物质性的寒武纪大爆发”方式，成为书籍与数字两种垄断媒介之间的分裂时期。新的光学装置发明让新的观看方式成为可能，而新的人工智能装置让新的思维过程变得可见与可模拟。 

　　 结语  

　　从客观性到透明性的跃迁，是信息技术、社会形态和认知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在新技术条件下认知模式和意义生成方式的转换。现代诸学科的重要问题是社会基本问题在学术层面的知识性转换，透明性是应对现代社会挑战和进行大规模协作的必然要求。数字人文研究从早期的技术导向型研究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研究问题、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并涵盖多种实践范式，提供开放透明、可检验和重复的研究成果。数字时代的人文研究是从客观性到透明性的范式跃迁，是从语言文本到多模态超文本、从客观实在到复杂系统的转变，也是从形式逻辑到应用逻辑的转变，是人类与现代社会的一次系统性的知识和价值对齐。

　　以往科学的进步追求客观性，一定程度上悬置了人的价值、审美与体验。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把人这一变量重新引入科学研究，因此，人也同时开始了量化过程。随着生物传感器、脑机接口、情感计算的发展，人的听觉、视觉、触觉都在被增强和重塑，变得可以被记录、被分析、被建模了。人通过不断被标注和参数化，正从单一变量转变为数据矩阵。人通过数字技术与现实连接、透明交互，实质是加速了客观世界的人化过程。未来，人文学者都将是AI算法工程师，将伦理、法律等传统知识工程化，把尽量多的人文知识带入数字空间，不断进行知识和价值对齐。对齐过程，也是人通过对意义的发明不断对世界赋权和赋魅的过程。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