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之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的研究始于战时，在国际上塑造了中国抗战的形象。国内学术界已关注到西方学术界的相关成果，但尚缺乏兼具历史纵深和全球视野的整体把握。本文拟系统检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战场定位的认知历程，全面评判其对中国战场定位的得失，提出建构东方主战场话语体系，以形成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自主话语体系。

　　一、西方对中国抗战定位的认知历程 

　　从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的战时观察和记录至今，根据研究范式和指导史观的不同，西方对中国抗战的定位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战时承认中国战场地位并建构双重形象 

　　全面抗战爆发后，当时身在中国的一些西方记者、传教士、军官和科学家，根据切身经历或者近距离观察，形成了大量关于中国抗战的战地报道、著作和回忆录。他们承认中国抗战的反法西斯战争定位，向西方传递并建构了最初的中国抗战形象。

　　第一，承认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美英等同盟国的盟友。全面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之后，以美军官兵为代表的在华外国人，与中国军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他们承认中国属于同盟国阵营、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认为：“中国的作用如同铁砧，美国在太平洋的军队如同铁锤，共同将夹在中间的日本军队粉碎。”此外，美国军官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外交官谢伟思（John S.Service）等人在回忆录中都提及中美合作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事实。

　　第二，在华外国人通过战地报道和亲身观察，呈现了中国的“受害者”与“抵抗者”形象。《大美晚报》美籍记者勃鲁司（G. C. Bruce）编著了《上海不宣之战》，以近600幅新闻照片揭露了日军的野蛮残暴和滔天罪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于1938年出版的著作《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华暴行》，很快被国民党翻译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出版发行。此外，以贝特兰（James Bertram）、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等为代表的观察者，呈现了中国军民抗战的英勇悲壮，第一时间向世界传播了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的相关信息，建构了中国战场的“抵抗者”形象。

　　第三，战时在华外国人存在“中国战场边缘化”的认知，热衷渲染外援对中国抗战的作用。史迪威认为“全球战略中的中缅印战区是个乞丐战区”，发挥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在《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提出，二战反攻阶段，中国面临着的是“战场”还是“积极参与者”的定位问题，认为“中国成了全球进攻战略中的一个附属战区。在正规战线采取陆上行动的计划再度被搁置起来了”，中国战场并不重要。此外，美国军官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在回忆录中强调了美国的物资援助、空军援助以及太平洋战场的开辟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

　　（二）战后“遮蔽”与“遗忘”中国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出于意识形态、研究旨趣等原因，西方学术界出现了“遮蔽”中国抗战贡献乃至“遗忘”中国战场的现象。

　　 第一，战后意识形态分歧下的“大理论”研究，侧重探讨战时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与美国何以失去中国，遮蔽了中国抗战的整体形象和定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西方学术界获取中国研究资料相对困难，只能进行远距离的隔膜观察，其研究大多是宏大叙事，班国瑞（Gregor Benton）称之为“大理论”（grand theory）研究。具体到抗日战争研究而言，这一时期西方的研究成果，一方面集中在探索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上。如美国康奈尔大学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关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认为“延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战时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另一方面集中在探讨美国在华失败原因上。如美国达拉斯大学安东尼·库贝克（Anthony Kubek）的《远东是如何丢失的》，以及芝加哥大学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缺乏对中国整体抗战的学术研究。 

　　 第二，在战时中国基层区域社会研究中出现了中国战场被“遗忘”的倾向。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档案资料的开放以及外国学者来华的日趋便利，一批西方学者循着探求中共成功之道的研究进路，对战时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进行“眼光向下”的“地方研究”，导致对中国整体抗战研究的忽视。在这一研究范式下涌现出大批代表学者，如美国加州大学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对陕北根据地的研究聚焦中共革命在基层的实践，以某一县甚至某一村庄为对象，探讨战时中国共产党及根据地的发展状态。另外，国共两党及其关系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班国瑞、保尔森(David Paulson)等学者对战时中国共产党的关注，齐锡生、易劳逸(Lioyd E. Eastman)等人对战时国民党的关注都是其中的代表。战时中国沦陷区也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是这方面的代表。这导致了中国抗战，尤其是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等研究遭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遗忘”。 

　　第三，为数不多的中国战场研究多关注英美等外援对中国战场的作用。西方学者强调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作用，如美国学者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讨论了史迪威与美国的援华，科尼利厄斯（Wanda Corneliu）和肖特（Thayne Short）关注战时美国空军的对华援助，阿瑟·杨格（Arthur Nicols Young）关注战时外国在中日货币战中对中国提供的援助；还有学者强调英国等国家对中国的援助，如英国学者阿瑟·克莱格（Arthur Clegg）的《英国援华实录》强调英国援华运动的持久性和重要性。

　　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之所以存在对中国战场的“遮蔽”和“遗忘”，主要缘于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的因素。就政治因素而言，部分西方学者存在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偏见，致使西方学术界漠视、曲解，甚至故意误读、抹黑中国抗战贡献。就学术因素而言，一是研究资料尤其是档案利用的选择性偏差，导致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关注较少。二是在西方中心观尤其是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影响下，西方学术界多将中国抗战视为对日本侵略的被动反应，削弱了对中国抗战贡献的认识。三是学术研究存在一定的惯性，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学者又沉迷于深入中国大陆进行实证性的地方研究，这种研究取向导致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整体形象与地位研究的忽视。

　　（三）全球史观下强调中国战场的定位调适与记忆转向 

　　 在全球史观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普遍开始认识到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地位。英国牛津大学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其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指出，中国作为“被遗忘的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西方学者在全球史观指导下从宏观层面对中国抗战开展的研究，既是对欧洲中心观的反思，也是对中国抗战历史意义的重新评估。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将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起来，从全球史的角度讨论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美国佛蒙特大学安德鲁·布坎南（Andrew N. Buchanan）的《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明确九一八事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二是将中国抗战与亚洲的反殖民运动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讨论中国抗战对亚太各国反殖民的示范和带动意义。英国剑桥大学方德万（Hans J. van de Ven）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一书中肯定了中国战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亚太战场的意义。三是将中国共产党与亚洲的民族革命联系起来，讨论中国共产党对周边国家革命的示范性影响。美国兰道尔夫·麦肯学院的马克·奥珀（Marc Opper）强调中共革命对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影响，认为“全球各地的革命者都采用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试图复制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这些研究秉持全球视野，强调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充分展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 

　　 21世纪以来，以记忆史学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范式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抗战的历史叙事。西方学者建构中国抗战集体记忆成为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底层视角微观记忆挖掘持续开展，英国牛津大学莫亚楠（Aaron William Moore）考察了老兵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历史记忆叙事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全球史观下的记忆重构得到重视，美国华盛顿大学丹尼尔·希罗（Daniel Chirot）等人合编的《直面二战记忆》，从全球视角研究欧洲和亚洲的战争记忆，着重分析不同国家和民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记忆及其持续影响。东西方的记忆比较受到学者广泛关注，美国斯坦福大学丹尼尔·施耐德（Daniel Sneider）、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分别关注东北亚各国的抗战记忆,美国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安大学舒衡哲（Vera Schwarcz）比较了犹太人和中国人对大屠杀的反应，特别关注记忆和愈合问题，指出记忆之战的不可避免性。 

　　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抗战的定位相较之前已经有了大幅度跃升，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盟友地位，强调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并且意识到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贡献甚至标志性意义。

　　二、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战场定位的得失 

　　自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至今，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战场的认知和定位经过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整体而言，西方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定位既有正面的肯定性认知，又存在明显的误读和偏差，需要我们全面检视。

　　（一）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的正面认知 

　　西方学术界在整体上肯定中国抗战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为揭露日本的侵略性、肯定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赞扬中国军民抵抗的顽强性和持久性，肯定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揭露日本的侵略本质，肯定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西方学者充分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责，并谴责日军的屠杀、奸淫、生物战等战争罪行。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丹·温（Dan Winn）的《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塞西尔·洛瑞（Cecil Lowry）的《手上沾满鲜血：1931—1945年日本军事暴行》、美国海军学院理查德·弗兰克（Richard B. Frank）的《骷髅塔：亚太战争史（1937.7—1942.5）》等著作揭露了日军的残暴。英国剑桥大学顾若鹏（Barak Kushner）的《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犯与中国的审判》指出战犯罪有应得，户谷优马（Yuma Totani）的《东京战犯审判：二战后对正义的追求》指出日本反和平罪和战争罪的证据令人信服，谢尔顿·H.哈里斯（Sheldon H. Harris）关于日军侵华细菌战的专著《死亡工厂：1932—1945年日本细菌战与美国的掩盖》充分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反人类罪行。承认中国抗战正义性的研究成果数量丰富，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的战歌》是早期代表，拉纳·米特在《中国的正义之战》一书中旗帜鲜明地肯定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认为关于抗日战争的记忆是可以团结所有中国人的历史遗产。 

　　第二，赞扬中国军民抵抗的顽强性和持久性。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顽强性的认知始于战时观察。如爱泼斯坦的《人民之战》、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等的《中国的惊雷》称赞中国军队既“够顽强”又“充溢着自信”。此后关于中国战场的成果中，每个时期都不乏对中国抗战惨烈、顽强的描述。如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的《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保卫中国：徐州战役之战》、何铭生（Peter Harmsen）的《上海1937》、班国瑞的《新四军：共产党在长江淮河流域的抵抗（1938—1941）》等，都对中国正面战场或敌后战场的抵抗进行了充分的展现和肯定。

　　 第三，肯定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战时盟军代表史迪威、卡尔逊、陈纳德等人对中缅印战场的承认之外，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盟友地位被遗忘，直到21世纪这种局面才得到扭转。2003年，方德万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一书中肯定了中国战场的持久抵抗，同时认为中国抗战更多源于中国自身，而非单纯依靠外国援助。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指出，“几十年来，我们对二战的理解都没有给中国一个正确的定位”，“中国是第一个对抗轴心国的国家”，“是整个反法西斯同盟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查德·弗兰克提出需要重视亚太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认为中国抗战使得欧洲和亚洲的战事融合成了一场紧密交织的全球战争。安德鲁·布坎南则明确将九一八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这些都是将中国战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考察、肯定中国抗战国际意义的代表著作。 

　　（二）西方对中国战场作为东方主战场的认知偏差 

　　尽管西方学术界的抗战史研究起步较早，在揭露日军罪行、肯定中国抗战的顽强性和中国抗战地位等领域涌现出不错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也存在诸多对中国抗战定位的明显认知偏差，需要国内学术界重视并批驳。

　　 第一，贬低中国抗战意义的“消耗论”和“次要战场论”大行其道。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在抗战中的贡献是间接的，主要表现为通过与日本的消耗战拖住了日军，损耗了其资源，从而间接帮助美国及其他盟友取得胜利，对于战局的影响有限。大卫·戈登（David M. Gordon）的《中日战争（1931—1945）》认为中国消耗了日军，自身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学者佛朗哥·迈克瑞（Franco David Macri）的《在华南抵抗日本：盟军的代理人战争》一书，肯定了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但他认为中国只是盟军的“代理人”，中国军队只是让日本陷入泥潭以形成盟军期待的战局，服务于盟军大战略。何铭生虽赋予淞沪会战现代“城市作战”开端的意义，却将其战略价值限定为“毁灭性”的消耗战。拉纳·米特尽管肯定中国战场的地位，却认为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并不是一场独立的决定性军事胜利。与对欧洲战场的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对中国战场的研究数量偏少、评价偏低。 

　　 第二，对中国抗战缺乏整体性认知，误解“人民战争”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西方学术界在研究中国抗战时，往往过分聚焦于国共两党的关系，忽视了中国抗战作为全体人民广泛参与的国家行动的多元性。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追寻现代中国》在涉及抗日战争时，过于强调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忽视了中国各阶层和各个政治力量的共同抗战。易劳逸认为战时国民党的失败，主要在于自身的弊病和分裂，如腐败无能、纪律废弛等。西方学者对于“人民战争”的性质也多有误解。西方学者多强调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萧邦齐（R. Keith Schoppa）的《苦海：中日战争中的难民》、戴安娜·拉里的《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人类灾难与社会转变（1937—1945）》、熊玠（James C. Hsiung）和莱文（ Steven I. Levine）等主编的《惨胜：中国对日作战（1937—1945）》都强调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此外，西方学者在论及中国抗战时，多将中国抗战的人民战争性质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这种认知是对中国抗战形象的误解，甚至是抹黑或者污蔑。 

　　 第三，存在贬低中国与盟国合作地位，强调“外援决定论”的倾向。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同盟国的四强之一，还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但战后的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偏见，导致部分西方学者漠视盟友关系，贬低中国战场的作用。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在《盟军何以获胜》一书中指出，“尽管中国的抗争重要，但并未改变战争的整体进程”。西方学者还强调中国抗战胜利的“外援决定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潘恩（S.C.M.Paine）的《为亚洲而战（1911—1949）》认为，中国内战促成了中日之间的一场长期区域战争，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变成全球性的战争。美国堪萨斯大学的沙姆苏尔（A.F.M.Shamsur Rahman）认为，美国的战时援华不仅是抗战胜利的关键，而且对中国战后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援助才开始的。这种研究过度强调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三、全方位建构东方主战场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就抗日战争而言，西方学术界的研究主导了海外中国抗战形象的塑造。针对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现状，我们应该加强中国抗战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开放，全方位建构东方主战场话语体系，推动形成客观公正的中国抗战形象，塑造并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

　　（一）推动资料开放与记忆建构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史料的开放程度和利用便捷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史料的利用价值。具体到中国抗战和二战史研究，西方学者最初的研究集中使用西方资料，得出的认识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成果表现出强调西方、漠视中国战场的问题。后来，随着日本相关文献的数据化，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体现出强化日方视角的叙事权重。这导致中国战场的国际贡献和东方主战场地位彰显不足。正如方德万指出的，“总体上对于二战史料来说，东亚本应受到更为密切的关注”，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档案的不开放，导致西方对中国的抗战研究比较薄弱。当前国内的抗战相关资料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数字化、开放性等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应该继续建设好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史料数字化工程，不断提高资料的开放程度，为全面呈现中国抗战的巨大牺牲、历史地位和国际贡献提供强有力的资料支持，以改变因为资料选择性偏差而导致中国抗战研究陷于被动“失声”的状态。 

　　中国抗战史已经不仅是一段历史，更重要的是一种记忆。记忆塑造的主导权问题非常重要。彭刚指出：“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对于争夺塑造人们记忆的主导权，对于如何塑造历史记忆，有着积极而明确的自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已经突破了个人记忆、亲历者记忆范畴，成为一种被建构起来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开始塑造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塑造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体记忆的重要性，通过加强塑造战争记忆的政治性强化民族主义。具体做法，可以从突破传统的官方记忆整理模式入手，更多关注回忆经历、乡土故事、遗迹遗址等，密切关注西方学术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研究，尤其要密切关注日本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敌对方的战争记忆，并进行批判性的学术检视和对话。

　　（二）进一步强化东方主战场的研究和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抗日战争研究持续推进，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但是，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西方学者也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国战场及其世界意义研究，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苗可秀（Kristin Mulready-Stone）指出：“中国的抗战早于欧洲爆发，一直持续到欧洲战事结束数月后日本投降。怎么强调中日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意义都不为过。”

　　进一步巩固东方主战场提法的事实依据和理论建设。将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研究，充分阐释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和贡献，阐释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联性。具体而言，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重点探讨中缅印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关系，发掘中国战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节点性意义；要开展全球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史学叙事，揭示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示范意义；要强化战后国际秩序研究，尤其要批驳美化殖民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以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及其确定的法理秩序。

　　加强同海外尤其是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在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件上与西方学者进行深入学术交流，或者开展共同研究。十年前，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等观点，在这些观点正式提出前，中国的学者们已经通过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进行了交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对于抗日战争这种具有国际意义的研究课题而言，跨国学术交流和共同研究对于学术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坚持和拓展。

　　（三）构建关于中国抗战与近代中国历史的自主话语体系 

　　 历史话语权的争夺本质上是文明叙事能力的较量。正如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说：“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研究处于‘理论输入阶段’，尚未进入‘理论输出阶段’。”目前，关于近代中国研究的范式和理论主要有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冲击—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取向、“社会—国家”范式与市民社会理论等，学术界对于这些范式已经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崔志海认为，关于近代中国研究的“每一种范式或理论的推出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这些范式和理论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生命周期，都有其局限，都在揭示中国近代历史真实一面的同时，不同程度遮蔽了历史的另一面，以一种形而上学代替另一种形而上学”。中国学术界需摒弃简单的理论跟随甚至理论移植，加强研究范式创新，在国际学术层面上构建中国抗战研究自主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我们不妨将这一理论框架称之为“复兴范式”。复兴范式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植根于中国传统史学叙事，可以借鉴西方既有研究范式的长处，但要跳出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范式，要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今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话语。复兴范式要立足中国人民探索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艰辛历程，采取大纵深的历史观、全球视野、中国中心、多学科相结合的思路，既注重宏大叙事，又关注微观实证，客观、完整地揭示近代中国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规律。复兴范式要坚持对既有范式的整合和统筹，要实现革命叙事、现代化叙事、全球史叙事的三大话语体系的融合和辩证统一，通过揭示历史真相、丰富对近代中国和人类历史的认知，建构自主话语体系，体现文明进步的史学担当。

　　可探索将“复兴范式”作为把握抗战史研究话语权、构建自主话语体系、“自塑”近代中国形象的尝试。以“复兴范式”全方位构建中国抗战话语体系，牢牢把握中国抗战话语权，应坚持三条主线：一是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线，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二是牢牢把握中国抗战抵御外侮、建设国家这一主线，深入研究中国战场和战时中国社会，彰显中华民族抗战的正义性；三是牢牢把握中国抗战“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主线，深入研究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对周边国家民族革命的影响、对战后秩序重建的作用等问题，彰显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和国际贡献。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武雪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