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要领域之一的抗战史，势必加快构建其“三大体系”。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就一门具体学科提出“三大体系”建设，彰显了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紧迫性、重要性和特殊性。6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设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主要组织开展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相关的学术研究、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在中国历史学一级、二级甚至三级学科中，已有一些关于各自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的研究成果，但作为中国历史学中热门领域和专门学科的抗战史，却鲜有关于自身“三大体系”建设的研究成果。即使偶有涉及抗战史话语阐释或话语权的研究，也以抗日战争本身为主，甚少涉及战争遗留问题。包括日本战俘和侨民的遣返、战犯审判、战争赔偿、战争责任认识等在内的战后处置和战争遗留问题，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后较为普遍的问题，也是二战史、抗战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故而，笔者拟以中日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为线索，重思其在抗战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话语体系中的位置和影响，为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抗战史“三大体系”提供参考。 

　　一、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是抗战史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抗日战争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学术界虽有人关注抗战史，也注意到战争遗留问题，但相关研究成果既不丰富也不系统，尚未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内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开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艰辛探索；对外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争取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学术界此际并未过于关注抗战史。从1972年9月中日复交到1978年8月12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发展顺利，处于较为密切的合作期。但是，日本厚生省勾结靖国神社第六任宫司松平永芳，在1978年10月17日晚偷偷将14名甲级战犯“合祀”靖国神社；中曾根康弘首相打着战后40年“政治总决算”旗号，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和中韩等国交涉，公然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分子、保守学者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行频发，相继于1982年、1986年制造了两次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阁僚的“失言”更是不绝于耳，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刺激着中国学术界的抗战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抗战史研究的快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本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抗战史学科。张海鹏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视野大开，1919年后的历史包括中共党史、国民党史、民国史和抗战史研究逐渐提上学术界的研究日程。无论从中共党史角度，还是从民国史、国民党史角度，都不能回避抗日战争历史。198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开始讨论与部署抗日战争研究课题，提出了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任务。”可见，中国的抗战史研究与二战史研究几乎同时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朱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和百家争鸣，抗日战争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尽管最初的研究仍然分散于党史、革命史和民国史研究的范围，但是学界已经开始客观科学地重新审视这段历史。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肇始的抗日战争史研究热潮的出现，学术成果和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使抗日战争研究作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的趋势日显。”经胡乔木提议和刘大年、白介夫等人努力，报请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批准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于1991年1月23日在北京成立。同年9月，由该学会主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编辑发行的《抗日战争研究》创刊，为全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标志着抗战史学科的基本形成。 

　　 既源自抗日战争史研究发展的内驱动力，又受到战争遗留问题刺激的抗战史学科，其学科内容与研究时限主要是1931—1945年间的抗战史。关于抗战史起止时间，中国学术界有“八年抗战说”和“十四年抗战说”两种观点。这是将局部抗战与全民族抗战对立起来所致，其实两者是辩证统一的。1995年出版的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引言”中，特别说明：“从‘七七’往前看，抗日战争既是‘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中国的继续，又是自那时起，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继续。所以，把抗日战争从‘九一八’算起，叫作14年战争，或者叙述8年抗战，先从‘九一八’讲起，都有道理。”并解释“本书不从‘九一八’写起，直接从‘七七’写起，希望让读者开门见山，进入这个火热的时代之中”。可见，在抗战史学科形成之初，中国学术界对于抗战史的研究时限与内容就有着清醒的认识与界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这是对抗战史学科研究时限和内容的科学界定。 

　　 抗战史学科虽然主要是研究14年抗战史，但可根据研究需要适当追溯和延伸。例如，抗战史研究可以追溯至东京审判追究日本侵华战争责任的起点——皇姑屯事件，也可以追溯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和侵华思想渊源，这些内容与抗战史有关，而其历史时段已不属于抗战史学科的研究时限，但必须加以研究，否则如何处理抗战史与民国史、晚清史的关系？当然，我们也不宜把抗战史打造成无所不有、包罗万象的学科，毕竟任何学科都有其研究边界。一门学科并非研究时限越长越好，研究范围越广越好，关键在于其学科属性是否明显。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原理，任何事物或现象都与其他事物或现象相互联系着，而随着这些事物或现象的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的变化，就会促进不同联系之间的相互转化。正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大陆扩张政策和侵华行动的积累，导致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宽纵，以及冷战开启、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等因素，导致昭和天皇、细菌战和化学战主导者的战争责任等未被追究，在战争赔偿极不充分的情况下，日本便在美国的操纵下重返国际社会。实际上，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问题、强征劳工和从军慰安妇的赔偿问题、日军暴行及其战争责任认识问题等作为战争遗留问题长期存在，并成为中日关系及东亚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障碍。这些战争遗留问题的历史时段虽不属于抗战史学科的研究时限，但是作为战后处理的结果之一，战争遗留问题仍属于抗战史学科的重要内容。 

　　 抗战史研究的通史性著作中多有战后处置的内容，且战争遗留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何理的《抗日战争史》、胡德坤的《中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本）、步平和荣维木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等大多设有战后处理的章节，包括抗战胜利后的受降、遣返日本战俘和侨民、审判日本战犯等，但内容较为简略，时间延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抗战史学科发展，战后处置尤其是战争遗留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2015年，中国台湾学者吕芳上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出版，全书六册，其中第六册是《战后中国》，主要内容包括抗战胜利后的受降、审判战犯、战争损害调查与索赔、战争的历史认识与争议、日本教科书问题等，把战后处置和战争遗留问题单列一册的做法丰富了抗战史学科的内容。2019年，步平、王建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问世，全书八卷，其中第八卷是《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诚如步平所言，抗日战争虽于1945年结束，但围绕战争责任和战争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尚未终结，因而“将抗战史结束在1945年至少是不够完整的，所以我们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特别设置一卷，专门论述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回答社会关注的中日关系等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进一步延伸了抗战史学科的考察维度。即使海外学术界尤其是日本学术界的二战史相关成果，也大多涉及战后处置和战争遗留问题，毕竟抗战史是二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也属于二战遗留问题。 

　　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抗战史学科的基本形成，到21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出版的抗战史研究代表性成果，战争遗留问题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两岸学者不约而同地将其纳入抗战史学科之中。这体现了中国学者构建抗战史学科体系的行动自觉，为推进抗战史学术研究开拓了新的广阔空间。

　　二、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是抗战史学术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 

　　 所谓学术就是对事物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化论证，故抗战史学术体系就是打造抗战史学术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建立抗战史研究的学术范式。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对开展抗战史研究进行了科学、系统的总结与提炼，指明了抗战史学术体系建设的前进方向。一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要从总体上把握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重大关系”，贯通研究14年抗战史。二是加强统筹协调，制定研究规划和工作方案，明确抗战史研究的重点和主攻方向，加大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资助的范围和力度，大力扶持民间研究，按照“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等领域加强抗战史的系统性研究。三是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既收集和整理中国国内关于抗战的档案、文献、照片、日记、影像资料、信件、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也面向世界征集前述相关史料，并通过实地调查和口述访谈等，尽力掌握第一手材料。这些抗战史研究的原则、方法和路径，既是长期以来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经验总结，也为未来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随着抗战史研究日趋繁荣，原本研究相对薄弱的战争遗留问题，因与现实的中日关系密切相关，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从研究日军暴行与抗战史本身，逐渐转向思考“战争与人性”，开始关注从军慰安妇问题、日军细菌战问题、强征劳工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有学者从冷战开启和美国转变对日政策、战后盟国在日本赔偿问题上的争执等方面，分析了蒋介石集团最终“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原因，或贬斥其为一党之私而牺牲民族利益，或思虑其因国际局势变化而“被迫放弃”赔偿的无奈，态度不一。有学者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日讲和政策及其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认为新中国基于中日友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政府间的对日索赔权，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诉讼。如被强征的中国劳工向日本西松建设株式会社提起诉讼，两者于2009年10月23日达成初步“和解”。不过，大部分诉讼仍然无解，但通过诉讼索赔追查或部分清算了日军的暴行和罪责，推动日本社会加深对侵华战争责任的认识。 

　　 战争遗留问题已成为沟通历史与现实的关键一环，其中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问题至今未能解决，促使学术界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从学术上加强抗战史研究。抗战胜利之际，溃败的日军为消灭罪证而遗弃了大量化学武器。这些化学武器不仅污染当地环境，而且不时发生泄漏伤人事件。战后日本右翼分子和保守学者一直矢口否认化学战，直至粟屋宪太郎从美国找到了日军实施化学战的《例证集》，并于1984年6月14日通过《朝日新闻》公开，才使日军化学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例证集》虽然只有70页，但介绍了抗战爆发至1942年上半年日军在中国战场实施56例化学战的武器种类、使用效果及所谓“经验总结”，且附有详细的作战地图。1992年2月，中国代表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指出中国境内至少有200万个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和100吨化学毒剂，已造成2000多人死亡，要求日本政府负责销毁这些化学武器和毒剂。步平及其团队长期调查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种类、数量和研制情况，对中日交涉销毁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发挥了特殊作用。但是，这一销毁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工作至今仍未完成。2022年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邓励会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阿里亚斯，呼吁国际社会继续督促日本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尽快全部销毁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 

　　 那么，如何加强既是现实问题又是历史问题的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构建抗战史学术体系？总体而言，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以推动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缓解因历史认识问题导致民众感情恶化和中日关系紧张为目的的研究，建立新的抗战史研究范式。一是打破学科壁垒，提倡跨学科研究，注重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开展抗战史研究。例如，抗战技术史、环境史的引入。日军化学战及其遗弃化学武器的调查与研究，需要田野调查、口述访谈、军事科技等多学科的知识、技术和方法。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被运用到日军慰安妇、强征劳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细菌战受害者的调查采访和诉讼索赔之中，成为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二是妥善处理政治原则、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外学者平等对话和自由交流的学术体系，无论中外都需要冷静的学术环境，通过学术研究为政治判断和民众理解提供认识基础。毕竟“战争遗留问题也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界限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亚洲、世界和平与人类美好前途的问题”。这需要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三是开展国际间的共同历史研究。中日韩三国民间团体、学者、教师等，从2002年至今持续举办每年一届的“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和共同编写历史辅助教材活动。中日之间还开展了官方、民间的共同历史研究活动。因此，继续开展共同历史研究，“积极建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国际网络”，也是构建抗战史学术体系和提升抗战史研究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三、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是抗战史话语体系建设的特殊支点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的表现和表达体系”，故抗战史话语体系是关于抗战史的史实及其研究的表现和表达体系，这是目前学术界关于抗战史“三大体系”建设研究中唯一有所涉及的领域。不过，学术界关于抗战史的话语或话语权的表述，虽与抗战史话语体系建设有关，但并非完全相同。具体而言，学术界关于抗战史的话语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扩大抗战史的话语阐释权和学术影响力。祝念峰提出，应及时回应和批驳关于抗战历史的错误观点，正确把握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和平发展道路与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四大关系，牢牢掌握抗战史的话语权；有学者还提出，通过研究抗战新史料，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二是从抗战期间至今关于抗战史的话语表述和纪念话语。杨东、李格琳认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概念意涵和行动意蕴；郭辉、侯佳宁指出，抗战纪念话语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演变而变化，呈现出不同时代独有的内涵主旨。三是从新闻传播角度比较不同媒体的抗战报道话语，分析不同报道话语的得失，考察其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这些研究成果虽触及抗战史的话语表述或话语权问题，但尚未从整体上思考构建抗战史话语体系的问题。 

　　 那么，如何构建系统性的抗战史话语体系？首先，我们要切实加强抗战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构建体系化的学科理论和提出原创性学术概念，这是抗战史研究形成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抗战史研究明确了方向。有学者呼吁，要在涉及抗战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如日本侵华战争策源地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作用研究、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研究、抗战时期中国与同盟国关系研究等，呼吁要推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力作。其次，我们要善于提炼抗战史研究的标识性词汇、话语和表述，打造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新表述、新词汇、新范畴，从而引导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中国学者无论从民族感情、历史记忆来说，还是从资料便利、实地考察而言，都对抗战史研究最有发言权。最后，我们要加强抗战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在国际合作研究和学术活动中主动设置议题、引领学术方向的能力和水平。目前，学术界虽有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抗战史交流与合作，以及中日官方、中日韩等国民间的共同历史研究，但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抗战史相关话题，推进中国和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加强抗战史与二战史、世界史的融合研究，引领抗战史国际联合研究都是未来的重要方向。 

　　 战争遗留问题容易引起国际社会共同关注，迄今为止尚未完全解决，是构建抗战史话语体系的一个关键切入点。谢如月通过考察《观察家报》《卫报》等英国主流报纸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认为英国虽然描述了中国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整体形象，把日军强征的中国慰安妇视为侵犯人权的全球性问题，将日军细菌战看作威胁全人类的警钟，但英国不认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而是一次偶发冲突事件，污蔑中国把南京大屠杀研究用于“政治目的”，这显然是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上的错误解读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偏见，既严重贬低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也不利于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日本一些政府领导人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肆意参拜供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错误行径，日本右翼分子和保守学者编撰的历史教科书接连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通过，以及他们发表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行和迄今尚未解决的其他战争遗留问题，这些都是容易引起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成为构建抗战史话语体系的重要着力点。 

　　 战争遗留问题的讨论与研究是抗战史话语体系建设的显著特征。如发端于日本右翼分子和保守学者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受到中国各界的强烈批判。南京大屠杀研究学者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论著，如由张宪文领衔主编了一套72册、约4200万字、包含8种语言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揭露了“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虚伪与荒谬。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虽就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进行了确认，但在屠杀人数、原因等方面仍未达成一致。日本右翼分子和保守学者还将“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研究成果”译成英文，向英语世界传播虚假历史观，试图误导国际舆论，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国际化，除了少数右翼分子和保守学者外，大多数专业历史学者都认为“南京事件”是一次大屠杀。这就使南京大屠杀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日军慰安妇索赔诉讼，至今也成为中日、日韩等国之间一个重要的战争遗留问题，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日本与相关各国的关系。关于日军实施细菌战和进行人体活体试验的主要部队——七三一部队的研究，从日本学术界到欧美学术界和中韩等国学术界均取得了突出进展，“逐步形成了东方与西方共同关注的学术格局”。无论是中国学术界还是海外学术界的抗战史、二战史研究，还是各国学者的单独研究或联合研究，战争遗留问题是国际学术界普遍关心和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成为抗战史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和鲜明特色。 

　　结语 

　　 抗战史“三大体系”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整体系统，其中，学科体系是前提和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和方法，话语体系是载体和形式，三者合力才能构建中国抗战史自主的知识体系。抗战史学科体系规定了抗战史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既以14年抗战史为主，又适当追溯和延伸抗战史的研究内容，而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正处于抗战史学科体系的延长线上，属于该学科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研究内容。抗战史学术体系承前启后、守正创新，既坚守抗战史学术研究的传统方法和模式，又努力打破学科壁垒，提倡跨学科研究，不断发掘新史料、运用新方法、开阔新视野、拓展新领域、打造新范式，推动抗战史学术研究的创新发展，而战争遗留问题与中日关系紧密相连，处于抗战史学术链条的“末端”及其政治敏感的“尖端”，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重要一环。抗战史话语体系是抗战史学科理论、学术研究和知识体系的载体与表达，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而战争遗留问题的久拖未决和反复争论，使之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这是抗战史话语体系的一大特征。抗战史“三大体系”虽可单独研究、分别阐述，但在具体构建中不可偏废、各行其是，应统筹推进、协调发力，以整体建设为要，从而加快构建具有学科特性和鲜明标识的抗战史“三大体系”，助力新时代抗战史学的繁荣发展。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武雪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