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和震荡，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性时刻显得尤为重要。而重新审视中国对巩固和发展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贡献，无疑具有比以往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所谓的“战后国际秩序”，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反法西斯同盟国领导人在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会议所形成的制度设计及由此形成的新的国际秩序安排。政治上，建立起旨在“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等权利之信念” 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经济上，建立起以“布雷顿森林体系”（BWS）为标志，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世界银行（WB）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等协调组织的世界经济协调与管理机制。80年来，尽管国际关系已经发生多次历史性转变，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依然是支撑世界和平不可替代的支柱。 

　　 西方学术界往往将“战后国际秩序”称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此彰显美西方在创建战后国际秩序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及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并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现代性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起源”，或将其与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建立“世界政府”的尝试直接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中国不仅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和组建，而且还积极参与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最终使美英等国接受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落后国家的主张，夯实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基。尤为重要的是，经过 “冷战”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和洗礼，联合国体系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的理念、规则和制度，早已不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私货”，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建立更为公平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而斗争的舞台。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就曾公开抱怨联合国存在着“多数暴政”。即使像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被西方学术界视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阐释者和卫道士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实际上，这个秩序所蕴含的很多理念既是西方的，也是全球的”。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非西方大国，中国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巩固、发展和完善作出了卓越贡献，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一、从一战到二战：两种国际秩序的转换 

　　 第二次世界大战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崩塌，也就是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所概括的“二十年危机”。从19世纪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维也纳体系”开始，欧洲列强之间构建起一种“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机制，终结了彼此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大体上维持了欧洲“一个世纪的和平”。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但欧洲大国之间大规模的联盟战争消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由此得以迅速展开，欧洲各国的经济与技术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欧洲列强在欧洲以外疯狂争夺殖民地，构建起欧洲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国家及地区相继沦为欧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列强之间在经济、科技与军事方面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不断加剧，德国的崛起更是改变了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均势，引发了列强之间新的紧张关系，并重新按照两个对立的军事同盟组织起来，最终在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二世在萨拉热窝被刺这一“偶然”事件的刺激之下，走向“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在协约国和同盟国势均力敌、难解难分的情况下，一向奉行“孤立主义”对外政策的美国，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领导下终于介入到“旧大陆”的纷争中来，帮助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场当时所称的“大战”（the Great War），不仅促成了第二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的解体，而且也促成了欧洲世界主导地位的坍塌，促成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旨在终结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酝酿了规模更大、卷入国家更多、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更为惨重的二战。与一战不同的是，二战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传统的二战史研究一直以欧洲为中心，最新的研究则引入了全球史视角，将二战视为20世纪中叶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地区战争和政治革命。有学者认为，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到1953年朝鲜停战，凸显了亚洲在20世纪中叶世界危机的整体特征、进程和结果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发生的事件对战后世界的重构也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更正”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因为正是战后亚非拉国家的历史性变化，为二战后国际秩序发展注入了新的历史动力。

　　 无疑，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在汲取一战后国际秩序迅速崩塌的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对比一战终结之时，二战结束之时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如果说一战的主战场依然是欧洲，二战的战火则蔓延到全世界，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欧洲列强都在战争中遭遇了重创，一战后勉强维持的欧洲世界主导地位彻底终结了，欧洲侧翼的“两强”——苏联和美国——成为左右欧洲甚至世界命运的超级大国；日本构建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在中国和东南亚人民的殊死抵抗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灰飞烟灭。而历经百年磨难的中国则在战争中“浴火重生”，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对比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体系无疑具有更为广泛的民意基础和代表性，也更强调多边主义和大国合作，并在注重消除战争根源，清算法西斯主义的同时，通过制度化创新，建立起更为健全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尤为重要的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化设计为终结欧洲殖民体系奠定了更为公正和扎实的基础。如果说一战之后英、法继续保有殖民地，并以“委任统治的名义”瓜分了德国在非洲、中东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遗产”，甚至日本也企图以战胜国的名义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而二战之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迅速冲垮了几百年来西方列强建立起来的全球殖民体系，在数量上改变了联合国成员国中欧洲与非欧洲或者说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推动战后国际秩序不断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最终促成了西方主导地位的危机。 

　　 当然，大国政治依然在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不断加剧，“冷战”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间迅速展开，“两极化”取代战前的“多极化”，一度主导了全球国际关系格局。尽管随着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成，以及“第三世界”的发展壮大，美苏主导世界的战略能力都已明显下降，但大国肆意破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事情时有发生，大国政治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单极时刻”，美国尤以“现代罗马”自居，多次以“反恐”为名对中东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扶植亲美势力，将该地区置于长期动荡之中。2025年“卷土重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关系准则，干涉包括其西方盟友在内的他国主权和内政，从而使美国站到了二战后它所参与创建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无疑，战后国际秩序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 

　　二、中国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完善 

　　中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到与大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从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助力”，到对新的国际关系理念的阐发，再到对战后国际秩序制度化改革的深度参与和探索，中国展现出一个大国的使命和担当。尽管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巩固和发展战后国际秩序的努力就不断遭遇新的阻力，但中国都能够克服艰难险阻，一直努力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改变全球政治力量对比

　　二战结束、冷战开启，美苏冷战和东西方对抗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旋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发展模式及社会制度的竞争对当时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新中国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大增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政策，就是在这样一种客观条件下发生的，在当时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冲破了雅尔塔体系下的“东方战线”，改变了全球政治力量对比，而且也有效地分担了苏联在欧洲所面临的压力，让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得到有力的巩固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即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工业化建设、农业集体化以及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通过开启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编制和实施了多个五年计划，有计划地构建中国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在“一五”期间，通过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初步建立了国家的工业基础。通过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等方式，逐步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这些措施，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还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1978年，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原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总体上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地持续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战后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所探索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而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而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内乱，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拒绝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与英法俄等曾经纵横捭阖欧洲和世界几个世纪的列强不同，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与德、美、日等19世纪的大国也不一样，中国没有效仿西方列强的对外侵略、扩张之路，而是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厄运。在融入战后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中国通过自力更生，改变了一穷二白的经济面貌，建立起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通过改革开放，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发挥比较优势，成为和平崛起的非西方大国。正因如此，中国比其他大国更加珍惜在反对德意日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并努力推动这一秩序向更为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作为一个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重新站立起来的东方大国，新中国自然而然地与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站在一起，反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战后国际秩序向更加平等、公平的方向发展。二战结束之际，欧洲满目疮痍，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已经在二战之中元气大伤。尽管美、苏、英领导人在二战结束之际就已经划分了势力范围，但美苏“冷战”还是迅速展开，并且逐步形成了两个超级大国既竞争又合作的霸权体系。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几乎可以左右所有其他国家的命运的现象。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冷战初期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苏联也给予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诸多支持和帮助。但是，随着苏联在两国关系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霸权主义倾向，中苏关系逐渐开始破裂，直至20世纪60年代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而此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挫败了法国、美国试图在中国周边建立霸权统治的努力。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就曾对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对抗感到“震惊”。实际上，虽然早就被誉为“超级中国通”而且是著名的战略家，但是基辛格依然意识不到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站起来”的新中国是不可能容忍任何一个大国对其指手画脚的。归根结底，新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但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绝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有自己的战略和战术。20世纪70年代，通过与美国缓和关系，中国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战略孤立，并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相应的战略环境。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与苏联改善关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显现出来。正是中国在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方面的积极努力，极大地削弱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配地位，削弱了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传统的影响力，推动战后国际秩序向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方向不断迈进。

　　（三）助力发展中国家发展

　　作为挣脱了西方列强半殖民地命运的东方大国，新中国对战后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给予了大量的关怀和支持。从战后初期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到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伟大斗争，再到后冷战时代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合作与交流。中国一直将自己定位于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积极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和“南南合作”。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已经对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了如指掌，并不断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对策。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国际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国际和平实现之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在美苏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而“中间地带”国家又可以划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获得民族独立或即将获得独立的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另一部分是英法西德和日本等美国以为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种“中间地带”国家都是中国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斗争中应该争取的对象。当然，中国对第一种“中间地带”国家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美国和苏联阵营之内的西欧发达国家、日本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二世界”，其他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不难看出，中国领导人一直将中国与世界上的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有别于美苏和其他大国的突出标志。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但中国还是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支持，为实现主权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与技术援助。与其他大国不同，早在1964年，中国领导人就公开宣示其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强调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不是单方面的赐予，援助是相互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附加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这一对外援助的光荣传统延续至今。实际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了如指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步，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越来越多样化、力度也越来越大了，从经济、技术、医疗、教育，到低息和无息贷款、赠款和捐建、捐献和免除债务，等等，中国已经成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 

　　进入21世纪，中国参与发起并不断扩大“金砖国家”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冷战结束以来，一批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摆脱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单向依赖，从而为国际秩序向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奠定了更为雄厚的基础。而中国既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又是其中绝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从而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发挥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四）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注入新的理念

　　中国不仅以实际行动努力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作斗争，而且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与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指出：“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中国的这一主张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并被载入《中印关于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从而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和中缅两国的联合声明中都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1954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主席在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的多次谈话中，还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了详细阐释，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被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是一个长期的方针。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29个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成功化解了部分与会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和误解，从而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成为与会国家的共识。会议最后公报提出的国际关系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此后，中国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到1963年底至1964年春，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14国，发表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合作领域。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和1978年发表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以及1978年中日两国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等重要国际文件，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指导性原则。 

　　实际上，中国最初提出这五项原则时，主要强调用它来指导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如果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能尖锐对抗甚至发生冲突。1982年，中国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发展同各国的对外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写入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准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进入21世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载入中国与170多个国家的建交公报或相关重要文件之中。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其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处理国际关系的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0年后的今天，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中国又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答案。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有力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

　　（五）通过推进全球治理，助力国际秩序发展进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80周年之际，也是战后国际秩序面临最为严峻的挑战之时。大国冲突再起，地区冲突加剧，世界经济发展遭遇“逆全球化”袭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同时出现，“战后”国际关系似乎正在向“战前”倒退。美国有学者声称“世界正在回归正常”，正在经历“历史的回归”, 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中国竭力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努力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中国努力推动全球治理规则的完善。通过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成为维护多边主义的中坚力量；通过坚持以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的精神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鼓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事务；通过推动建立健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促进国际合作机制更加完善；通过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的金融机构，弥补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通过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经贸议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通过围绕当前全球治理的突出问题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提出重要倡议，强化全球治理议题设置，积极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通过在全球经济、安全、生态等各领域的公共事务中积极发挥作用，参与国际和区域合作框架内的执法安全合作，努力推动国际核安全体系建设；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气候问题谈判，带头落实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坚定支持《巴黎协定》，积极搭建中国促进绿色产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等，引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 

　　三、战后的中国与世界 

　　 从“战前”到“战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如果说“战前”的中国依然在摆脱近代以来西方势力重压之下的苦海里挣扎，山河破碎，那么“战后”的中国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起点，重新站起来了，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崛起为世人眼中另一个可以对美国说“不”的大国。可以说，二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逆转了近代以来“西升东降”过程中中华民族命运的滑落，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使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重新开始走向中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8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列强”来说，二战及其结果或许只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兴衰和霸权更迭的又一个轮回；对于中国而言，二战及其结果，不仅是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起点，也是近代以来重塑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起点。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比其他大国更加珍视战后国际秩序的巩固和发展，并不断为这种秩序的巩固和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首先，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从来没有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侵犯他国领土，干涉他国主权和内政；而是在与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作斗争的同时，率先摆脱了战后美苏“冷战”的集团政治，在改革开放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寻求与所有不同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合作关系，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并与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建立起贸易关系，进而又发展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让世界各地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更为密切的依存关系，这无疑为冷战后国际局势的稳定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及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次，作为战后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作为西方“列强”之外率先崛起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崛起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大国崛起的比较和借鉴。中国没有凭借穷兵黩武、殖民掠夺和争霸世界而跻身大国行列，而是凭借改革开放、比较优势与和平外交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已经超出了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和规律，同时也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注入了新的驱动力量。战后的中国，既是一个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崛起既延续了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发展模式的竞争，同时又超越了美苏“冷战”的历史框架，将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建立在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进程之中，从而推动着国际秩序超越“战后”时代的局限，向着一个新的时代发展。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冷战后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发展和升级，已经消解了西方国家在经济总量、产业优势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主导地位，中国在这方面尤其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换言之，传统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外围国家发生了分化，中心国家的成分正在重组，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物质基础和优势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有学者甚至认为，非西方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新的分工体系，没有西方国家，世界体系照样可以运转下去。可以说，战后中国与世界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中国的改变在推动世界之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80年前，中国既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大国，直接参与了战后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创建，又是雅尔塔大国秘密外交的牺牲品，主权和权益在并不知晓的情况下被美苏两个大国“安排”。80年来，其他大国各有兴衰，唯有中国保持着持续成长、不断壮大的步伐，崛起为新的世界大国。19世纪中叶， “在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人被迫接受了现存的国际秩序，也开始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进行生存竞争；但是，在心灵深处，中国人却始终认为这个秩序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切肤之痛，使中国人期待着，总有一天要打破它、改造它”。

　　结语 

　　 实际上，不仅世界正在面对一个新的中国，中国也正在面对一个新的世界。在经过了一百多年衰败之后，中国摆脱了贫穷和落后，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融入并且正在改变着这个世界。而世界在经历了非殖民化运动、“冷战”及其终结和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冲击之后，经济和政治生态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以研究大国兴衰和大国战略著称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写过一本关于联合国的书，并在该书的前言里写道，不管你认同与否，一个完全自我的国家并不是人类唯一的需要。这一组织始建于1945年，经过适当改进却又不改初衷，并且矢志不渝地为其崇高目标而奋斗，现在乃至将来，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联合国组织。当然， 21世纪的历史将如何谱写，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人类对这一挑战的共同回应。“肯尼迪之问”实际上道出了许多人心中的疑惑：一方面，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局限的要求早已浮出水面，联合国体系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应对这一挑战；另一方面，世界各大国，包括当年创建联合国体系的战胜国，却依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依然没有走出“战前”的世界。唯有在经历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之后的中国，能够超越欧洲和西方大国主导世界时代的局限，推动战后国际秩序向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前行。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  汪书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