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哲学运动的现象学，主要起源于20世纪胡塞尔的思想，并在梅洛-庞蒂、萨特、古尔维奇（A. Gurwitsch）和舒茨（A. Schutz）等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获得了解释和发展。近几十年来，它在德雷福斯（H. Dreyfus）、加拉格尔（S. Gallagher）和扎哈维（D. Zahavi）等新现象学家的努力下，经历了持续的更新。 

　　今天的现象学不只是一种概念化的或技术化的哲学，而是作为一种哲学的实践和跨学科的方法论。在许多经验科学的研究领域，如精神病学（Parnas et al. 2005）、心理学（Sass et al. 2017）、神经科学（Petitmengin et al. 2018）和病理学（Koch et al. 2013），以及关于公正（Weiss et al. 2020）、表演艺术（Montero 2015）和竞技体育（Ravn 2023）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表明，现象学不仅能够处理精深的哲学问题，而且能够在科学研究和实践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这些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象学访谈（phenomenological interview）技术的运用。 

　　尽管可能存在争议，但现象学访谈已成为现象学与经验科学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的最主要方式。本文聚焦于这种新兴的访谈技术，旨在探究以下两个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这种以第二人称式的（second-personal）双向建构为特征的访谈技术是“现象学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现象学访谈通过为那些待解释的问题提供关于个体经验（singular experience）的描述，推进了对相关问题的科学和哲学探究？要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求我们跨越现象学与科学之间的严格界限，以开放和包容的眼光重新审视（甚至拓展）那些现象学的主题和方法论。 

　　一、胡塞尔的先验分析与还原方法 

　　被视为现象学运动奠基者的胡塞尔聚焦于意识，将现象学看作“限制在纯粹直观中的……本质研究”。这里有两个要点。首先，现象学是关于本质（essence）的研究；其次，它限制在直观（intuition）中。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强调通过理性、抽象或辩证法等智力努力，抛开现象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胡塞尔同样关注事物本质，但他试图打破传统西方哲学中对个别与普遍、现象与本质的割裂，而强调要“朝向事物本身”，直接把握那些蕴藏在活生生现象中的本质。这是现象学的基本态度。 

　　不难发现，这种基本态度赋予了现象与本质以新的内涵。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理解中的“本质”概念，它不能被还原为实在的对象，而是浸润在现象中的、被当下情境所构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性特征；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理解中的“现象”概念，它蕴含着具有本质性的、普遍性的特征。这种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独特张力，使得现象学不只描述现象或事态，而要通过对现象和事态的描述，去挖掘事物的结构特征、运作方式以及可能产生的条件。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果现象学始于对现象和事态的描述，那么我们要如何在此过程中保持中立而不被可能存在的偏见所束缚呢？胡塞尔超越笛卡尔经验式的“我思”，效仿了康德的先验纲领。但不同于康德的先验演绎策略，胡塞尔认为我们要将自己置于一种先验的立场或态度中。处于这样一种先验立场，首先意味着要搁置“自然态度”。所谓“自然态度”，就是那些我们通常不假思索就接受了的关于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信念、态度、判断或形而上学的理论集合，例如，世界是实在的或者天下雨地就湿。无论在科学研究或者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自然态度中，并据此来理解事物。但在胡塞尔看来，想要从事一项严格的哲学研究，就不能以这种自然实在论为前提。由此，他强调暂时将那些作为我们理解事物出发点的自然态度搁置起来，是处于先验立场的第一步——悬置（epoché）。 

　　悬置并不意味着要怀疑或颠覆那些关于我们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而是要将它们置于括号之中，不作判断。如扎哈维（D. Zahavi）所说，在悬置了自然态度后，我们“不再将实在看作无可置疑的出发点，转而开始关注世界中的对象是如何呈现给我们的，以及那些与对象相关的意向性行动和经验性结构”。由此，我们得到的是关于事物如其所示地显现给我们的持续体验，“世界并没有缩小，反而更丰富了……事物死而复生，重新出现，甚至连原先没看到的，都出现了。这时凡是能显现自身、能自身被给予的都可以成为有效的、可利用的认识对象”。换言之，在悬置之后的先验立场中，我们只描述我们体验到的现象，并由此进一步把握其本质。 

　　这种辨识或洞察本质的方法就是本质变更（eidetic variation）。胡塞尔将这种本质变更看作基于想象力的概念分析形式，这种分析形式揭示了主体的经验结构和现象之间的深刻联系。简而言之，本质变更就是主体在摆脱了先入为主的理论预设后的反思过程，它将我们带入事物向我们如是展现自身的还原方式。例如，我可以想象我手中的杯子是红色而非白色的，可以想象它带手柄或不带手柄，也可以想象它是某个朋友送的生日礼物，我甚至可以在不同灯光下感受它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光泽……尽管我对杯子的体验可以随着情境的变化或者我的想象力而变得不同，但是到底是哪些特征使它成为一个杯子？如果在悬置了所有关于杯子的形而上学的实在性判断后，那些未被悬置的、稳定的结构性特征令它成为一个杯子而非其他事物，那么这些特征的集合就构成了杯子的本质。 

　　由此，悬置和本质变更构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论。正如我们在上述例子中所见，杯子的本质不是通过形而上学的术语或某种独立于意识的理念而获得解释；相反，它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在我们关于杯子的体验中直接地给予我们。尽管，现象学的方法仍然是一种对主体与（世界中）对象关系的分析方法，但是由于它聚焦于主体关于对象的体验，将分析从自然领域回到其先验基础，而获得了不同于其他哲学分析方法的独特性。 

　　胡塞尔强调悬置和本质变更的方法是现象学之所以成为先验的哲学事业的核心要素。在他看来，只有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悬置和本质变更，现象学家才能完成其首要的使命——“将世界中存在的普遍的显而易见性变得可理解”。由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象学不应当根据其研究主题来定义，而应当根据其独特的方法论来定义。如果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出现了：一种恰当的现象学分析是否必须坚守包含了悬置和本质变更的方法论？换言之，一种淡化了悬置和本质变更的哲学探究还可能是现象学的吗？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试图表明：以加拉格尔和扎哈维为代表的新现象学，立足于先验现象学的理论立场，通过对经典现象学方法的拓展甚至重新定义，探索了现象学与经验科学互惠交流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推动了自然化的现象学运动，并由此为现象学访谈技术在经验科学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空间。 

　　二、自然化的现象学及其对现象学方法的重新定义 

　　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这篇文章中，胡塞尔将现象学称作“一门严格的科学”，主张要明确区分作为一种先验研究的现象学和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他试图使自己与康德（或批判哲学）、黑格尔以及浪漫主义（狄尔泰的浪漫主义解释学）之间建立联系，并远离一切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 

　　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定义是：“自然主义是人们发现自然之后作为结果的一种现象……自然被看作时间—空间存在者的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服从严格的自然法则……就自然主义者而言，他们只看到自然，而且主要是物理自然。任何东西要么本身是物理的，从而属于物理自然的统一体，要么作为一个随附在物理自然之上的变体，仅仅作为一个次要的‘平行的随附品’”。因此，自然主义蕴含了所有的事物都是物理的形而上学承诺，以及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理解一切事物的正当途径的方法论承诺。 

　　需要明确的是，胡塞尔批判的是那种认为一切都可以得到自然科学解释的极端自然主义观点。更确切地说，他反对的不是自然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解释，而是那种将自然科学视为探究一切事物的唯一合法工具的自然主义取向。例如，他认为将意识以及规范（如数学、逻辑或观念）还原到单纯心理—物理过程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将意识看作和火山、瀑布、石块类似的自然中的实体，而忽略了意识的先验维度。现象学需要排除的是那种自然主义的、单纯的经验分析过程，而一个接受了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也就不可能是现象学家。 

　　胡塞尔告诉我们自然主义的局限性，试图将我们从自然主义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同时，他也试图沿着笛卡尔和康德的脚步为自然科学提供坚实的认识论基础。他坚信现象学可以完成这项使命：“每一种先验现象学的分析或理论（包括一种客观世界的先验构造理论），通过放弃先验态度可以在自然领域获得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悬置和本质变更的方法进入现象学立场，同时将基于现象学立场获得的洞见运用到科学中去。尽管对于胡塞尔而言，先验研究可能更为根本。但问题的核心似乎并不在于现象学与自然科学何者更为根本，而在于两者是无法相互还原的不同类型的研究。胡塞尔认为，先验现象学的成果不应当被自然科学所忽视，而应当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看到，胡塞尔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是既革命又保守，既独立又开放。更一般地说，这引出了关于现象学能否被自然化的持久争论，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现象学是否应该与自然科学合作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现象学的基本主张就是要明确区分先验研究的现象学和经验研究的自然科学，自然化后的现象学就不再是现象学了。但正如加拉格尔指出，从胡塞尔本人关于现象心理学的设想，到古尔维奇对格式塔心理学的运用，再到梅洛-庞蒂基于大量的心理学、病理学以及神经科学的经验研究成果对知觉进行的现象学分析，古典现象学家们事实上已经对现象学能否自然化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以德雷福斯和加拉格尔为代表的新现象学家对以“计算—表征”为核心的第一代认知科学研究纲领不遗余力地批判，以及新一代具身认知研究纲领与经典现象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呼应，越来越多科学家开始关注现象学对于意识问题的独特思想洞见。另一方面，现象学家们也意识到：现象学所关注的意识论题同样也是其他经验科学的核心关切，现象学不应当忽视那些与这些论题相关的经验研究成果。同时，关于意识的哲学研究和经验研究在原则、方案和目标上相异，因此说后者会吞噬或取代前者是毫无意义的。如扎哈维所说：“宣称现象学应该从可用的最好的科学知识那里获得信息，同时坚持现象学的终极关注是先验哲学并且先验哲学不同于经验性科学，我认为两者是一致的”。在此意义上，固守现象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严格界限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现象学仍然要保留其独有的特征和研究方法。 

　　由此，今天关于现象学是否能被自然化的问题，更多地被转化为现象学如何与自然科学之间形成富有成效的互惠与合作的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如何将现象学在意识研究上的第一人称方法论纳入第三人称经验科学的研究框架中去。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自然化并非走向胡塞尔所批判的那种自然主义，而是面向一种被重新定义了的非还原主义的自然化。佩蒂托（Jean Petitot）等人提出：“所谓的‘自然化’，就是指将现象学整合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任何可接受的属性都与自然科学所承认的属性是连续的”。这暗示着，自然化的现象学不仅要将现象学洞见和方法运用于关于意识的经验研究中去，同时也要让现象学从经验研究的成果中受益并接受其挑战。 

　　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现象学对来自经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应当是开放和包容的。同时，现象学可能有必要进一步拓展甚至重新定义先验哲学的基本方法论以便更好地与关于现象的实在论框架整合起来。在这方面，现象学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具体方案。如前所述，本质变更是一种依赖主体想象能力的概念分析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主体的认知能力，而不同主体甚至同一主体在不同阶段和情境中的认知能力不尽相同。那么，我们的想象力是否足够可靠以帮助我们证实一切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呢？特别是在面对那些极其复杂的与意识相关的意向性、主体性以及时间性等问题的时候，本质变更就显现出了局限性，因为我们似乎很难通过想象来把握其丰富而精细的本质。 

　　 如果这样，是否还有其他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关于相关复杂现象的本质特征呢？加拉格尔提出，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转向经验或事实的变更（factual variation）以作为本质变更的补充或矫正策略。所谓事实变更，就是转向心理—病理学、神经科学、发展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中的经验案例或模拟程序来帮助我们揭示人类生存的基本结构。例如，一个拥有健全身体的人似乎很难想象缺失了身体部分肢体或感官以后的知觉和行动体验会是怎么样的，因此通过病理学中的幻肢现象来探究主体对身体的知觉体验可能会令我们受益匪浅。通过对真实病理学案例的讨论，可能促使我们回到最初的现象学描述以检验关于身体的知觉体验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此外，模拟程序也可以作为我们想象能力的技术扩展，为现象学研究复杂的自组织的、非线性的和动力学的心智现象提供重要的支撑。正如福罗斯（Tom Froese）所说，运用这些模型来理解相关现象，像是现象学的“工作外包”（outsourcing），帮助我们超越人类主体在没有技术辅助的情况下单凭现象力开展工作的局限。 

　　 除了通过运用经验性的研究证据和模拟方案更新现象学对待解释事物的描述，加拉格尔主张通过“前载现象学”（front-loaded phenomenology）的方案推进现象学在经验性研究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他主张，现象学的洞见不仅用来应对相关实验结果的挑战和进行解释，还可以融入实验设计中以指导设计实验的范例（experimental paradigm）。这些洞见“可能来自胡塞尔式的先验研究，或者来自现象学的实验，或者来自更具经验导向的现象学分析。前载现象学并不意味着预设或自动接受由他人获得的现象学结果。相反，它要测试那些结果，更一般地说，它包含在一种以前从现象学中获得的洞见与（处于特定的实验或经验研究的目的）规定或扩展这些洞见的初步试验之前的辩证运动”。这是因为，实验设计总是涉及一些基本的概念和背景假设，如果现象学的分析能够帮助研究者们更谨慎、更细致地对待那些实验的概念和背景假设并提供新的灵感来源，那么实验设计就有可能较少受到已有理论预设的影响，从而获得更好的实验控制并令实验设计更贴近于真实经验。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前载现象学或现象学在经验科学中的运用过程必然涉及悬置或想象变更这样的现象学方法？在最近的一篇论文《应用现象学：为什么可以忽略悬置？》中，扎哈维指出：当一种方法声称自己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方法，显然是在强调自己的研究方法与现象学研究传统之间的关联；然而，如果现象学想要和经验科学间达成真正的互惠与合作，迫切需要我们将自己从胡塞尔哲学中的一些技术性细节中解放出来。更明确地说，尽管悬置和还原的方法对于哲学现象学来说是重要的，但并不要求所有对现象学感兴趣或试图将现象学思维应用到经验研究中去的研究者都必须用到悬置和还原这样的现象学方法。事实上，“现象学并没有说现象学还原方法是一种简单、直接、不存在问题的方法。正是这样的考虑促使梅洛-庞蒂说：‘从现象学还原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完全的还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胡塞尔总是不断地就还原的可能性质问自己的原因’”。在此意义上，经验科学研究对于现象学方法的运用，并不在于研究者对所有已有理论的抛弃，也不在于仅仅对第一人称的经验保持开放的态度，而从根本上说，在于经验研究者能否运用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从而捕捉到生活世界中关于主体经验的那些稳定的基础结构。 

　　三、第二人称式的现象学访谈 

　　以加拉格尔、扎哈维为代表的现象学家通过对经典现象学方法的拓展和重新思考，推动了自然化现象学运动的发展。在这一运动中，现象学不仅是哲学家对经典现象学著作和思想的诠释，也不仅是哲学家在探究世界本质中所采取的进路，更是作为一种哲学实践和跨学科的实践，立足于现象学的主题与方法，为推动现象学和经验科学之间富有成效的互动而作出的努力。扎哈维这样描述现象学和经验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如现象学也许在发展新的实验范例时提供帮助一样，现象学能够在对经验科学作出的基本理论假定发问并进行说明。经验科学也可以给现象学提供它不能简单忽略而必须能够调和的具体的研究结果，以及也许会促使现象学提炼或修改它自己的分析的证据”。 

　　今天，现象学访谈技术的兴起和应用已经成为自然化现象学运动的具体展开方式，同时也成为现象学与精神病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病理学等经验学科实现互动最主要的方式。长久以来，认知科学研究者们认为只有那些由外部实验观察者收集到的、可重复的实验数据才是科学的、可靠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对现象学关注的增加，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第一人称的经验描述对于认知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佩蒂门金（Clair Petitmengin）等强调：在我们的经验中，有一部分是以一种“未被认识、未被注意或前反思（prereflective）的方式被体验的”，现象学访谈旨在通过具体的提示和问题触发这些经验，以帮助主体意识到经验中未被意识到的部分，并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它们。 

　　不过，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一项研究或一种方法论提供了关于主体的第一人称描述，我们就能把它称为现象学的吗？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聚焦于现象学访谈技术，探究这种以第二人称的双向建构为特征的访谈过程在何种意义上是“现象学的”。 

　　 一般而言，访谈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被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具有意识和能动性并且能够描述自身经历和感受的主体。加拉格尔和扎哈维强调，现象学访谈的目标“不是对特定的经验进行描述——‘这就是当下我所经验到的’——而是试图捕捉经验中那些不变的结构。在此意义上，它更像是科学而非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将主体看作一个特定的个体，并且诉诸主体关于为什么在当下会有这样的经验的内省过程。在此意义上，现象学对那些不可检验、不可言说、不可比较的感受性（qualia）特征不感兴趣。现象学不关注心理过程（与行为过程或物理过程相对）。现象学关注的是现象的可能性和结构；它旨在探究经验的本质结构以及可能性的实现条件。现象学的目标是揭示在主体间（intersubjectively）可通达的结构，因此对这些经验的分析对任何（与现象相一致）的主体而言都是可修正和控制的”。 

　　这就是说，一方面，现象学访谈聚焦于特定主体的经验描述以及呈现方式；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局限于特定主体描述经验的个体表征，而注重通过运用现象学方法，挖掘这些特定主体的经验描述中隐藏的稳定的前反思结构。正是这种对前反思的经验结构的关注，而非对主体经验内容或语境的关注，令现象学访谈既不同于定性研究中常用的第三人称式的经验观察，也不同于第一人称的内省描述，而呈现出方法论意义上的独特性。 

　　首先，现象学访谈是一种半结构化的（semi-structured）研究性访谈过程。访谈过程不是按照“建立假说—收集数据—验证理论构想”这样传统的定性研究思路展开的，而是通过悬置那些关于研究主题先入为主的信念、判断和理论，运用一些特定的开放式提问，将主体的注意力引导至对具体体验的关注，如“你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怎么样了”等。通过这样“没有内容但却由结构驱动”的更具体的提问方式，研究者帮助主体将对经验“是什么”（狭义的经验内容）的关注转移到“如何”的问题（意识结构的完整行为）上来。 

　　尽管主体的经验是私人的、稍纵即逝的、无法被直接追溯的，但却不是纯粹内在的东西，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特征，而这些结构特征是可被挖掘或可通达的。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并不是在测试主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描述或复述在过去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拥有的经验，而是聚焦于访谈过程本身，将主体的经验视为一个回忆、反思、描述甚至自我怀疑和否定中不断展开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主体可能需要在研究者的数次干预和引导下，才能在碎片化的意识流中发现自身经验的特征并提供相关的精细描述。因此，在现象学访谈开始以及进行过程中，研究者和被访谈者都无法预知访谈将会导向哪里或者形成何种结论。 

　　其次，现象学访谈是一个第二人称式的双向建构过程。正因为它是一个半结构化的、高度开放的过程，所以才令这种双向建构成为可能。沙尔巴赫（Leonhard Schilbach）等提出了社会认知研究中的“第二人称”视角，即通过创造共同参与的实时交互情境，考察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真实互动过程及其结果。按照扎哈维的理解，第二人称式的交互以“互惠”（reciprocal）为主要特征：“第二人称视角涉及我和你的互惠关系，其中将你看作你的一个独特性在于，你也以一种第二人称的视角来看待我，也就是你将我看作你的你。在此意义上，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你——总是有两个主体存在。简而言之，采取第二人称的视角就是参与到一种主体—主体（你—我）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我意识到他人的存在，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我是他人的对象，一个被他人关注或交互的对象”。 

　　 不同于第三人称式的“主体—对象”的观察过程，在现象学访谈中的第二人称式的交互意味着研究者和主体作为彼此的“你”，共同参与到面对面的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不但要采取开放的态度，还要基于一种同感（empathy）的立场，与被采访者的经验和态度形成共鸣。更具体地说，这是一个两个“你”通过语言、表情、手势、身体姿势和眼神等的具身性交互过程，积极参与并共同建构知识的生成过程。尽管主体的经验描述大部分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隐性的知识内容。这部分内容无法被涵盖在语言陈述中，而往往体现在主体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或者语音语调中。例如，某一陈述是以非常自信和肯定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还是以含混而犹豫的方式传达的；或者主体在访谈过程中目光不再与研究者接触，而转向空旷的地方等。在这种情形中，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反复提问，进一步提升主体聚焦相关经验并提供细致描述的能力，帮助主体验证自身对某一问题的理解，并允许主体对自己之前的描述进行补充或修正。同时，对于研究者而言，当一个问题得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可能会引导她修改下一个问题，或提出原先没有设定的新问题。因此，现象学访谈过程实际上是两个主体通过复杂的动态交互共同生成知识的过程。这种第二人称式的交互及其特定的情境，以建构性的方式直接影响了主体双方语言和非语言性知识的生成。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象学访谈所生成的经验描述实际上是由主体双方共同生成的描述。 

　　最后，现象学访谈并不止于面对面的访谈过程，而延伸至研究者对主体经验描述进行的现象学分析过程。赫夫丁（Simon Høffding）和马丁尼（Kristian Martiny）强调现象学访谈从本质上作为一种知识的生成过程，包含了两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面对面的访谈本身，研究者生成对主体经验内容的描述；第二个层次是研究者运用悬置和想象／事实还原等现象学方法，对访谈中主体提供的描述进行检验，并将那些有效的经验描述作为现象学分析的出发点。 

　　 如前文所述，访谈是一个不断反复的、以第二人称的方式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描述的时间顺序和经验的时间顺序可能并不一致。当主体的经验在访谈中第一次被唤起的时候，他提供的可能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大网眼’（large-mesh）的描述。他需要在研究者的帮助下，反复多次才能意识到经验的连续性维度，并提供精细的网格性描述。因此，记录下来的报告就好像是由零散的经验描述组合成的拼图，研究者必须重新组织这些描述的顺序和样式”。这就要求研究者悬置那些来自自身专业背景的理论或者来自自身经验的先入为主的判断，对以文字、录音或视频等形式记录下来的主体描述进行重新组织、整理和精简，以形成更清晰的描述。正是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对来自访谈的描述材料进行分析、反思和讨论，并进一步探究这些活生生的经验描述中所蕴藏着的稳定结构。当然，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有可能会挑战已有的现象学洞见或者其主导的理论框架。 

　　四、定性研究中的现象学访谈实例 

　　不同于第三人称式的经验观察，也不同于第一人称式的内省描述，现象学访谈通过以第二人称式的动态知识建构，获得主体关于特定生活经验的第一人称描述，并运用现象学的分析方法揭示那些隐含在活生生经验描述中的稳定经验结构。尽管现象学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哲学传统，但是我们看到在现象学访谈中，从半结构化的访谈设计，到第二人称式的访谈过程，再到对描述进行的现象学分析，都渗透着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并由此获得了其在现象学方法论意义上的一般性和独特性。 

　　近年来，现象学访谈作为一种描述性的现象学方法被应用于认知科学、临床治疗以及其他与生活经验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并成为现象学与经验科学进行互惠合作的重要方式。接下来，我们将以对竞技舞蹈定性研究中的现象学访谈为例，探究在何种程度上，现象学访谈通过为那些待解释的问题提供关于个体经验的描述，推进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与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相对应的一种研究方法。如果说，定量研究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定性研究解决的就是“为什么”的问题，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或行为，探究这些特征或行为产生的原因。这样的方法论特征，使得现象学访谈技术能够被广泛地运用于定性研究中。 

　　在一项由南丹麦大学运动科学与生物机械中心主持的关于竞技舞蹈的定性研究中，丹麦舞蹈家比阳（Bjorn Bitsch）和阿什丽（Ashli Williamson）、米歇尔（Michelle Abildtrup）和马蒂诺（Martino Zanibellato）参与了现象学访谈。这两对竞技舞蹈的世界冠军不仅在训练过程和赛场上是搭档，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伴侣。他们每一天都要进行艰苦的专业训练，以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保持世界冠军的竞技舞蹈水准。 

　　选择对专业舞者进行现象学访谈的原因有：一方面，与普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身体运动的体验不同，专业舞者高度关注身体的运动过程并致力于将对它们的控制和表达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通过对竞技舞蹈案例的观察、定性分析和哲学反思，研究者希望深入探究主体对身体运动的感知能力。同时，莱文（Susanne Ravn）教授本人也曾是韵律体操运动员和专业舞蹈家，她的经历不但令她更容易与比阳和阿什丽、米歇尔和马蒂诺在访谈中的描述产生共鸣、共同生成经验描述，同时也有助于课题组对竞技舞蹈这项特殊联合行动的相关数据进行更加深刻的剖析。 

　　 在2010年5月到7月，莱文教授及其课题组分别跟踪研究了比阳、阿什丽以及米歇尔、马蒂诺两对竞技舞蹈世界冠军的日常训练。他们大约跟随每对选手进行5—7天的训练，并在此期间分别对舞者进行时长约为1小时的两次访谈。莱文教授和课题组会预先设置一些开放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序列、内容和表述方式进行反复思考、确认，并且避免自己的经验和预设带入访谈而产生诱导性的作用。在访谈中，课题组要求比阳和阿什丽、米歇尔和马蒂诺根据自己作为专业舞者的经验来回答问题。这种研究者与舞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并不是研究者直接追溯那些隐匿在被访问者大脑或身体中的体验或知识的过程；而是通过回忆、反思、描述和质疑，将访谈变成一个经验之轴展开的过程——依据被访问者自身所提供的描述性信息，进一步通过提问等方式引导他们对自己在联合舞蹈中的行动和感受进行反思和描述。在描述过程中，舞者有时会用一些很技术性的词汇，有时又会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体验。他们对舞蹈的不同描述，可能取决于舞蹈的类型，也可能取决于他们被访问时的精神状态（如，疲劳、兴奋等）。例如，他们用“舞蹈技巧”和“运动质量”来表达他们在训练的时候是如何关注自身的身体运动。他们会用涉及“塑造”“时间控制”等词语来描述自己的身体动作。同时，在具体的训练中，他们还会特别关注如何能够将自身的运动流与舞伴的运动流相协调。当他们聚焦于质量方面的时候，会将注意力放在对每一个动作和步伐的具身感受以及对如何形成“共同起舞”的知觉体验。 

　　在后续的数据分析阶段，研究者对来自访谈的记录脚本、录音、注释、反馈表、照片和视频等进行反复阅读、确认甚至质疑后，按照不同的主题内容进行整理。在最新的论文中，莱文教授基于来自现象学访谈的数据，运用本质还原和事实变更的方法，丰富并修正了现象学中关于前反思身体运动的相关讨论。 

　　结语 

　　早在1912年，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在论文中就阐述自己的研究和实践如何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受益。在现象学内部，从胡塞尔关于现象心理学的设想，到梅洛-庞蒂将来自心理学、病理学的经验研究成果作为现象学分析的重要灵感来源，再到加拉格尔和扎哈维等在自然化现象学运动中对经典现象学方法的拓展甚至重新定义，现象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实现现象学与经验科学互惠合作的可能性。 

　　近年来，现象学访谈已经成为现象学与经验学科实现互动的重要方式。我们欣喜地看到，现象学访谈作为一种哲学实践，展现了现象学不断更新自身的思维方式去探究意识、世界以及胡塞尔所说的所有事物本身的努力；同时，现象学访谈还作为一种跨学科定性研究的工具，通过积极运用现象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呈现出不同于第三人称观察方法和第一人称内省描述的独特的方法论优势。但是，就研究现状而言，现象学访谈技术的应用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如对研究人员的专业要求过高、应用领域有限、数据解释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访谈目标哲学化以及现象学分析肤浅等问题，亟待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究。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