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解释和预测，以增进人们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相关领域的知识，助推人们理解和把握来自真实世界的体验、经验与规律，并促使人们采取措施积极地应对困境与问题，规避风险与危机。据此，在社会科学中重要的是提供了某种恰当解释和预测的理论，特别是在其提出时所包含的新思维新方法。概念是进行言说的基本元素，包含着新思维新方法的新理论往往需要用一些新概念或被重新定义的旧概念及其组合而成的命题和陈述来承载。在学术活动中有着特定指称对象的专用名词，即本文所谓的学术概念或严格来说是理论概念，与一般的概念又有所不同，它之所以被这么称呼，往往意味着它在对应的学术话语和理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将新思维新方法比作明珠，并将学术概念比作盛放相应明珠的特制的盒子，也许并不是特别妥当，但是这一比喻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两者被承载和承载的关系。而且，盒子是否耐看、是否引人注目，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有时候它甚至在明珠的销售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但是，在当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着较为严峻的“炒概念”风气。还有学者似乎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有利于学术概念作为公共产品流行开来；甚至“即使是误读或歧异性地使用该概念，也是学术共同体建构学术概念公共品的一种方式。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多元化的解读和概念使用。在这个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主流的解读和使用……概念从提出到歧异化和多元化，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一种绕不开的客观过程”。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同为公共产品，不仅优品比次品要好，而且新思维新方法显然要比用来承载它们的概念更为重要。只求学术概念流行，不问其中的真义特别是它们承载着的新思维新方法的运用，意味着一些乃至一群聪明人在干着“买椟还珠”的蠢事。其次，对概念的“歧异化和多元化”解读及使用，难免偏离和耽误新思维新方法的运用，试图借此实现所谓“社会科学知识建构”，恐怕是“南辕北辙”。最后，尽管“误读或歧异性地使用”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由他去吧”、不去做去伪存真的工作，让这种风险酿成一种系统性风险。 

　　本文尝试通过学术概念类型的区分和生成逻辑的考察，减少这类“买椟还珠”现象的发生，以促进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构建。首先，以“科斯定理”及其引发的误解为例，来呈现学术概念与其理论或知识体系及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之后，根据学术概念在其理论论证或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特别是其与实践活动的关系，区分出“具象参照型”和“现实逼近型”这么两种重要的、有相对性意味的社会科学学术概念。最后，通过探讨这两种类型学术概念的生产路径和共淀逻辑，推进人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学术概念—理论—新思维新方法—现实”这一连串的关系。 

　　一、学术概念的迷思：“科斯定理”及其引发的混乱 

　　 在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中，一个理论往往意味着一整套逻辑上自洽的思维与方法。一个新理论的提出过程，是将一整套新思维与新方法构建起来、表达出来的过程。一般而言，就像房屋的构建需要砖瓦或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一样，理论也需要依托于诸如概念、变量、陈述、格式等这样的基本元素——其中概念又是基本中的基本，才能构建起来。学术概念或理论概念往往需要依托于对应的理论，其存在才有意义。具体概念倾向于与特定时空中的特定现象有关，而抽象概念则往往被用来表述或指称跨越不同具体时空、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事物性质或运行特征。“理论概念”或本文所特别强调的“学术概念”与一般的抽象概念又有所不同。除了一般抽象概念所具有的突出特征——抽象性之外，本文所谓“理论概念”或“学术概念”指的是对建立某种理论而言比较重要的、能够对某种问题或现象的恰当解释或预测起到支持作用的那一类概念。服务于理论系统特定位置的学术概念，有着特定的现实性关系、抽象性所指，如果被简单地从其理论体系中剥离出来，去指称其所属的理论本身，或与其他概念平行搭配、混用、替代，就很容易出“张冠李戴”或“关公战秦琼”式的“事故”。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联邦通讯委员会》等文章中表述的阐释财产权利相关法律、经济和社会安排的重要性的思想或理论，其中的一环被其他学者归结为科斯本人其实不甚满意的“科斯定理”。比如斯蒂格勒就将其归结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将相等”。在科斯自己看来，用零交易成本来检验产权的“科斯定理”，不过是让其分析迈向正交易成本世界的垫脚石。科斯对相关内容的反讽性展示，目的在于表明：如果按照经济学家通常有关价格机制正常完美运行的假设——即科斯所谓“黑板经济学”中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设，那么责任规则的变化不会带来“效率”上的任何损失，也“并不引起任何财富分配的变化”。这可以看作科斯自己对所谓“科斯定理”的表述。 

　　显然，在科斯自己看来，这不过是对“黑板经济学”所分析的世界的某些特征的揭示：在这里，责任规则（庇古所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便是一种责任规则）将变得无关紧要，既不影响效率，也不会导致公正形势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应将科斯自己表述的与所谓“科斯定理”相关的那部分内容看作是一个学术概念或理论概念，而并不认为它算是一个命题。其实它的恰当的名称应该是“黑板经济学的世界颠覆性”或“零交易成本世界的反现实性”。科斯之所以要展示这部分内容，是为了说服经济学家们转向“让我们来研究正交易成本的世界”。后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无奈，一旦“科斯”和“定理”拼接在一起，这个词语的魅力和它作为一个盛放“明珠”的“盒子”的潜力就猛然增长。不少学者包括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就是热心于通过“科斯定理”这个“学术概念”或将其进一步命题化来把握科斯的丰富思想。比如，社会学学者周雪光就说：“不难看出，权利产权的理论思路强调产权的排他性、独立性，以及相应的组织间明确分离的边界。这个理论思路可以追溯到经济学中著名的科斯定理，即：所有权的明晰界定可以促使人们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率地分配风险和激励。用科斯提出的一个例子来说，在‘环境污染’的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条件下,只要将污染方和受害方的产权界定明确，双方就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谈判并找到解决方案，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分配。换言之，产权的明晰化可以导致外部效应内在化，减少交易成本，且有助于克服组织内部的投机行为”。更有甚者，还有学者提出了科斯第一、第二、第三定理。 

　　 其实，科斯在引述斯蒂格勒“鼓捣出来”（dubbed）的前文所述“科斯定理”之后，指出“似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这一限定语也可以省略”，追随颇具影响力的庇古的经济学家们总“试图运用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必须总是相等的理论”。由此可知，科斯的“不甚满意”之所在了：虽然斯蒂格勒的总结与科斯的观点并不矛盾，但只是在指称“理想世界”的意义上不矛盾。而反过来指称现实世界时，表述方式的不同，依托的学术概念不一样，就具有重要的差异了。斯蒂格勒概括的“科斯定理”，所沿袭的仍然是科斯所反对的庇古传统的那套概念，属于试图用旧瓶子装新酒。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的权责利三位一体，与他人的权责利边界清晰。沿着庇古这一“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必须总是相等”或 “私人产出应与社会产出一致”的思维路径，将更倾向于得出可能是错误的“所有权的明晰界定”“产权的明晰化”甚至“产权明晰到个人”的结论。在科斯看来，鉴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世界，各类组织边际替代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主要是基于法院判决的法定权利的稳妥化是同等重要的。指向“产权明晰到个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必须总是相等”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更有学者用“科斯世界” 这个概念来指称科斯所谓“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概念的始作俑者可能知道“科斯世界”其实并非科斯主张去研究的世界，但其后续使用者及读者基于该概念会形成怎样的认知，是否会形成恰恰相反的看法，就难说了。科斯自己就指出：“零交易费用的世界已常常被说成是科斯世界。真理多走半步往往变成谬误。科斯世界正是我竭力说服经济学家离开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世界。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所做的，只是揭示这一世界的某些特征”。 

　　如上文所示，科斯的理论，还被周雪光通过其自行界定的“科斯定理”归纳为“权利产权”的始作俑者，被当作了批评的靶子，以凸显周雪光本人所提出的“关系产权”理论。但其实“权利产权”概念更契合科斯所明确反对的庇古传统，“关系产权”这样的概念反而更适合用来描述科斯的理论。 

　　 比如，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结论部分就指出：“如果将生产要素设想为权利，也就变得更容易理解：做一些具有侵害效应（如产生烟尘、噪音、气味等）的事情的权利也是生产要素。我们使用一块土地的方式可能阻碍了某个他人穿过它，在它上面停放他的车辆，或建立他的房子于其上，同样，我们使用土地的方式也可能阻碍了这个人的视线，干扰了他的宁静，污染了他的空气。”这一目了然地指出了“权利”的人际关系性质。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科斯也指出：“看来有待了解的是，由联邦通讯委员会所分配的、或者说如果存在市场，那末所出售的是用设备以特定方式发送信号的权利。该问题一旦以这种方式来考察，就不必再考虑频率或以太的所有权了”。在科斯看来，沿着“所有权”的思维方法，虽然不至于导致错误的答案，“但确实存在使有待解决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的倾向”：“我们是否有权发射枪弹穿过另一人的土地之上就一直被设想为是有赖于谁对该土地之上的领空拥有所有权的问题”。而如果沿着科斯强调权利的“关系性”的思维方法，“该问题就将变得更为简单：我们可以转而探讨我们该被允许用枪干什么。正如我们早先看到的，我们甚至不应在自己的土地之上开枪，如果可能因此导致惊飞邻居正在设法诱捕的鸭子的话。此外，我们都知道，使用枪支还有许多其他限制”。 

　　 总之，“法定权利”“交易成本”“社会产出/社会成本”“生产的制度结构”等学术概念间的有机联系构成了科斯理论体系的核心，这一思维方法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对其提出之前一些盛行的思维方法构成冲击。就对科斯理论的支持作用，或抽象性所指、现实性关系而言，极具迷惑性的“科斯定理”（其更可取的名称是“黑板经济学的世界颠覆性”或“零交易成本世界的反现实性”）及“科斯世界”（准确说是“黑板经济学的世界”或“零交易成本世界”）与“法定权利”“交易成本”等学术概念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忽视前者与后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随意地抽离、调整、替换、挪用和衍生这样的学术概念，仿佛它们可以独立存在似的，甚至是用有偏的、生造出来的学术概念及其组合出来的命题或定理来指称其所属的全部理论，就容易导致不仅不能够借助前人理论研究之力，反而容易让学术研究和学术界陷入思维混乱之中。 

　　二、两种类型的学术概念：具象参照型VS.现实逼近型 

　　为了更好地在后文阐述学术概念的生产路径和共淀逻辑，笔者尝试根据学术概念在其对应理论论证或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特别是其与实践活动的关系，区分出两种类型：具象参照型和现实逼近型。前文科斯自己对“科斯定理”的表述（即“黑板经济学的世界颠覆性”或“零交易成本世界的反现实性”），可以看作具象参照型概念的例子；而“法定权利”“交易成本”“社会产出/社会成本”“生产的制度结构”等则可以看作现实逼近型概念的例子。 

　　 具象参照型概念指的是以某种典型的故事、图景、情境，或鲜明的形象、特色、性质等为参照以形成对某类社会现象思考之基础的那类抽象性学术概念。这里的故事、图景或形象、特色等，可以具有现实对应性，也可以不具备，但它们通常都带有典型、鲜明、醒目的具象性。它们提供的作用可以是启发性的、示例性的、隐喻性的，也可以是反衬性的、颠倒性的，往往能够为进一步的思考提供简明的框架，或明或暗地指出了未来相关知识体系构建所需的着眼点或用力处。比如，“买椟还珠”“智子疑邻”“死地则战”等概念。现实逼近型概念指的是直面生产生活某个关键环节或领域的现实性和复杂性，能为把握真实世界提供直接洞察作用的那类具有一定抽象性的学术概念。它提供的直接洞察可以是环节性的，也可以是系统性的，这类学术概念及其所隶属的社会科学理论有望成为未来有关真实世界的知识体系的直接而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交易成本”“非自愿失业”等概念。无论是具象参照型概念，还是现实逼近型概念，对于理论或知识体系的建构，都是重要的。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两点：其一，这样的学术概念区分事实上是从它的现实性和具象性两个维度出发而做出的，它并不妨碍人们从其他的维度出发对学术概念做出其他区分。而且，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沿着现实的逼近程度强弱和具象的参照水平高低，可以罗列出一个二维表，来对概念做出进一步区分。例如：强现实高具象型概念、强现实低具象型概念、弱现实高具象型概念、弱现实低具象型概念、非现实高具象型概念、非现实低具象型概念、反现实高具象型概念、反现实低具象型概念。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此做过多类型学的讨论，而只是在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边际地带强调具象参照型和现实逼近型这两种类型学术概念间的区分与联系。后文论述过程中因为特殊情况，需要这些更细致的类型指称的时候，也会适时运用。 

　　 其二，具象参照型概念和现实逼近型概念之间的区分有着多个层面的交叉性和相对性，强现实逼近程度且同时高具象参照水平的概念诚然是有的，但具象参照水平的提升，也可能更会带来现实逼近程度的损伤。沿着时间轴，纵向而言，同一个概念，在过去某个时期被人们普遍接受为是现实逼近型的，完全有可能在现在被普遍地视作具象参照型概念，甚至演变为“非现实高具象型概念”。比如,“上帝”这样一个概念。依此类推，现在被接受为现实逼近型的概念，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升，未来完全可能变成具象参照型概念，甚至是“反现实高具象型概念”。横向而言，被一部分人看作“反现实高具象型”的概念，完全有可能被另一部分人当作强现实或至少是弱现实高具象型概念，甚至发展成为所谓的命题。比如，上文所说的“科斯定理”。在科斯那里，它作为具象参照型概念，很大程度上是非现实和反现实的。在斯蒂格勒、周雪光等学者那里，却被转述成了或弱或强的“现实逼近型”陈述甚至是命题（斯蒂格勒甚至在考虑其所形式化的“科斯定理”的适用范围的问题）。鉴于科斯另有其自认是“现实逼近型”的学术概念，仅此，便可知斯蒂格勒、周雪光等学者所说的“科斯定理”并不符合科斯的本意。 

　　这两种类型的学术概念的区分，特别是沿着现实性维度所做的区分，意味着本文一定程度接纳了科斯的理论观。科斯认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中，理论的功能主要还在于为理解真实世界提供“解释”。事实上，前文对“学术概念”的界定已经潜在地表明，学术概念所对应的理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某种问题或现象”提供“恰当解释或预测”。至于何谓“恰当解释或预测”，可以从科斯和弗里德曼有关理论选择标准的讨论乃至争论中获得重要启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关于如何选择理论时，给出的答案是：一个理论的价值“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的精准度、覆盖率及一致性等指标来加以考察”，就弗里德曼所倡导的实证经济学而言，“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或‘假说’，使之能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对此，科斯表示不敢苟同。科斯指出：“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理论的涵义与真实经济体系中所发生的不相吻合，那么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重视这个理论。”因此，他认为，人们不能仅仅只对理论所作出的预测的精确度感兴趣。“一个理论也应作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它通过使我们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思想，从而对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帮助。面对一个能很好预测但不能提高我们对体系运行的洞察的理论，和一个能给我们这种洞察但预测很糟糕的理论，我宁愿选择后者，而且我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会这么做。”科斯坚信，这样发展起来的理论最终能使人们有能力预测真实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当然，因为这类预测将会发生在将来而不是现在，所以，人们在理论选择时，似乎就不应依据其预测力来进行优劣评判。 

　　科斯上述有关理论选择标准的说法是颇有道理的，这种说法为学术概念定义中所说的“恰当解释或预测”提供了诠释。对某种现实问题或现象提供“恰当解释”的理论意味着：（1）作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使人们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思想；（2）对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帮助，提升人们对体系运行的洞察力。这样一种提供了“恰当解释”的理论，经过发展有助于提升人们未来预测真实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并且可能是关于不同的事情）的能力。就本文所做的学术概念区分而言，以服务“恰当解释”第一方面功能为主的学术概念，可以看作本文所谓具象参照型概念；以服务第二方面功能为主的学术概念，可以看作现实逼近型概念。 

　　 无独有偶，这两种类型的学术概念的区分，还可以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处获得启发。谢林强调，人为情境的简化模型的建构，应服务于如下两个目的中的任意一个：其一为颇具雄心的目的，即提供“基础模型”（basic model），它意味着对事实的基本性、元级别的抽象和逼近，其能够进一步被用来建构对“所欲考察的真实情境”的深度逼真性模拟。其二为相对谦虚的目的，即提供某种“起始框架”（starting set），基于它可以进一步建构出更好的、对于事实的抽象和逼近；这类“起始框架”示例性地说明了被期待的分析所属的类型，所要预测的某类现象，以及一些值得提出的问题。就此而言，主要服务于第一个目的的学术概念，即为提供逼真性模拟的“基础模型”服务的学术概念，可以看作本文所谓现实逼近型概念；主要服务于第二个目的的学术概念，即为给出“起始框架”服务的学术概念，可以看作本文所谓具象参照型概念。 

　　 根据现实性和具象性这两个维度，回头再看，科斯自己表述的“科斯定理”相关内容与斯蒂格勒、周雪光所总结并命题化的“科斯定理”差别何在？一方面，科斯自己表述的“科斯定理”（“黑板经济学的世界颠覆性”或“零交易成本世界的反现实性”）主要目的在于去动摇庇古的体系，它使得“私人产出应与社会产出一致”的庇古方案，在现代经济学家经常假定的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是不必要的或是“无关紧要”的。这是用典型、鲜明、醒目的图景或极端性质作为参照，来凸显庇古方案的“反现实”形象。另一方面，它及其定义中的一些抽象概念又为研究真实世界提供了一种更应去关注的着眼点和用力处，一个“起始框架”：应如何妥善化“权利的初始分配”，并利用市场、企业、政府等组织在经济运行中的边际替代降低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特别是谈判成本。在科斯那里，“零交易成本世界的反现实性”是个反现实高具象型概念；在斯蒂格勒那里，“科斯定理”是个弱现实高具象型的命题；在周雪光那里，“科斯定理”则是个强现实高具象型命题。在科斯那里，形成参照的具象是黑板经济学和庇古方案的性质；在斯蒂格勒、周雪光那里，根据其用语的字面意思，形成参照的具象都是科斯所描述的情境。这里存在具象错位问题。 

　　三、学术概念的生产路径：从具象参照型迈向现实逼近型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学术概念的来源主要有两个：（1）从既有沉淀的语言文化中归纳、演绎、提炼；（2）从仍待审思的生活实践中挖掘、捕捉、创造。当然，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者同时从这两个来源获得启迪，是常有的事。不难明白，所谓“学术概念的生产”及其“路径”有相当丰富的内容。不过，就其主流而言，存在比较明显的从辨析和解剖具象参照型概念及相应事例、命题、分析框架乃至理论体系，迈向现实逼近型概念建构的趋势；以及在相同或近似领域中不同现实逼近型概念之间在现实性程度上彼此竞争的趋势。 

　　作为两类概念间“相对性”关系的一种体现，当一个相对“更”“现实逼近型”的概念横空出世，并通过相关的命题和理论阐释，“对某种问题或现象”形成了能提供更好、更具操作性的“恰当解释或预测”的新思维新方法时，一些相形见绌的思维与方法及其理论阐释中的、一度被认为是“现实逼近型”的概念，长远来看就只能更多地作为“具象参照型”概念而存续了——如果不是因为其“现实性”遭受重创、逐渐与现实无关而被搁置乃至淘汰的话。比如，当“法定权利”“交易成本”“生产的制度结构”等相对“更”“现实逼近型”的概念横空出世，并获得了有效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新思维新方法之后，“完全竞争”“所有权”“外部效应”等概念就越可能会被当成“具象参照型”概念了。比如，“所有权”只不过是“法定权利”或“责任规则”的某种极端形态而已。 

　　社会科学中的学术概念生产存在比较明显的“迈向现实逼近型概念建构及不同现实逼近型概念之间竞争的趋势”，意味着：对研究者面对的研究对象、问题或内容而言，确有需要逼近方能模拟、把握、解释的真实存在，不管它是人类的经济现象、文化模式，还是政治活动或社会运行。当然，“真实存在”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也是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及社会变迁而在逐步改变着的。所以，不仅仅是现实逼近型概念间的竞争，更有真实存在本身的改变，会令我们曾经以为的“现实逼近型概念”，变成“具象参照型概念”，当然也完全可能会沦落为“现实无关型概念”。换言之，人类实践活动的推陈出新，能让既有的知识框架在现实性上相形见绌，而只能越来越多地彰显其具象性维度的价值和意义。 

　　无论是在既有沉淀的语言文化中，还是在仍待审思的生活实践中，除了一些已经形式化了的思维方法外，还存在大量生动活泼的话语、故事、实例，它们被广泛地转述、使用、传播并在操练中逐步实现向共识性意涵的演变。它们往往能让表达者或发送者做到“一切尽在不言中”，还能让关注者或接收者实现“心领神会”。尽管其中一些符号、用语等具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内部各组成部分间的一些逻辑关系及它们与其被运用的具体场景间的关系也很难说得上缜密，但它们在“约定俗成”中，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社会交往之所需。这样的事实本身意味着，它们或多或少具备提供具象参照以组织起人际相通的思维的功能。这是我们挖掘和提炼学术概念的富矿。 

　　 这些“富矿”，有些有逼近现实的功能，也有不少是本身便被人们清醒地当作具象参照型来使用的。这类具象参照型概念或事例、命题等陈述具有穿透时空结构之分割、地域场景之包裹，带领人们联想、理解和认识某个问题与现象的功能。它们往往带有一定的案例性、故事性、示例性、推导性、演绎性色彩，服务于且也往往来自于拓展的、能举一反三式的抽象性思考或反复性、累积性观察。它们能够以类似简笔画或者漫画般的方式，概括一类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社会现象，或直接指称和呈现某种要素间的联系。以它们为基本构件的话语系统或抽象性框架通常会使人们对类似的现象或事件变得更为敏感，并能一定程度富有逻辑地将类似现象、事件和相关陈述及话语串联在一起。但这套话语系统对真正的现实提供的解释仍然带有模糊性，需要以极其严格的前提假设为基础。即便形式上可能很完美，也可能存在大量的方程式，但它们对于需要解释的现实也只具备隐喻性意味。它们被用于说明现实问题时，相关的前提条件要么很大程度被有意识地忽略，要么缺乏更进一步的反思。相应地，它们的适用范围和为现实提供启示的边界，往往还需要进一步的阐述和厘定。 

　　要在这些“富矿”中提炼和建构现实逼近型概念或相对已有的相关概念“更”“现实逼近型”的概念，就需要善于围绕理论陈述的前提性、基础性，以及社会现实的常识性、普遍性提问。这时，就往往需要戒断天马行空式的联想，带着理论框架，回头去直面真实的世界，无论它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是沉淀于文化中的，还是留痕于实践里的。这一点，可以比较直观地从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中获得启示。科斯提出的相关问题是：如果市场真的像经济学家所描述的价格机制那样完美地运转，那么企业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这是“黑板经济学的世界颠覆性”或“零交易成本世界的反现实性”的又一种相关表述）；但现实生活中企业为什么又切实地存在着呢？看来用市场来组织交易并不是毫无成本的，企业应被看作市场的替代物。 

　　凯恩斯“非自愿失业”概念的提出与科斯“交易成本”的提出有异曲同工之处。需要注意的是，“非自愿失业”指向的分析单位并非个人，而是社会，它并非网络中通常所谓的“工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与工作条件，但仍找不到工作而形成的失业”；而是指，一个社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如果当下工资购买物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而言上涨少许，在现行货币工资下（或如果货币工资增加而真实工资下降少许），就能令劳动力的总需求量与总供给量都增大，那么，这样一种有总量改善空间的社会当下便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就此而言，凯恩斯针对既有理论框架提出的相关问题是：难道所有的失业不过是古典经济学派所说的“摩擦性失业”“自愿性失业”两者之一吗？在那些“该富不富”的社会或国家之中，不是有一些原本可以提供，却并未切实提供的工作岗位吗？这该如何看待？ 

　　强调存在迈向现实逼近型概念建构的主流趋势，并不意味着排斥具象参照型概念以及事例、命题、分析框架乃至理论。相反，笔者认为后者的存在许多时候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在于它们具有相当强的群体认知或集体意识协调功能；而且在于：新提出的现实逼近型概念，要为人所知，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推广，不仅有必要去对照和抗辩既有重要的现实逼近型和具象参照型概念、命题及理论等，还常常需要纳入到（有时是既有的，有时则是有了一定程度改变的）具象参照型命题、分析框架乃至理论之中去。 

　　四、学术概念的共淀逻辑：融入新思维新方法和理论中 

　　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满足于提出一个个新奇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无论在一时看来如何新奇，都面临怎么沉淀到人们思维之中去的问题。如果不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个新奇的概念就会像一堆毫无关系的单词那样，哪怕人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去背诵，恐怕也不那么容易记下来，更别提成为某种集体意识乃至共识的组成部分了。这么看，哪怕是真正有益的、历经传承的现实逼近型概念，想让它们在人们的思维中沉淀下来、稳定下来，就有必要去挖掘其一般性的意涵、引人注目的魅力，对其进行前提审视和批评，并融入到一整套可能是更逼近真实世界的、但往往也仍是具象参照型的理论体系中去。 

　　 比如，“智子疑邻”“假公济私”“疏不间亲”这样的成语，一定程度上逼近了某些古人真实的心理和行为倾向，具有强现实性。但是，如果没有更能阐释其底层逻辑的学术概念——“差序格局”的提出及其提出者费孝通的系统性阐述，人们就不会将它们串联起来，也难以懂得这几个成语的一般性和限度。而，一旦我们用“差序格局”这个学术概念来把握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了解到每个人或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的圈子有伸缩性、放收性之后，对那位宋国富人在“天雨墙坏”遭遇偷盗，却对给自己说同样话来示警的儿子和“邻人之父”抱不同态度——“智子”而“疑邻”，也就很能理解了。至于“假公济私”“疏不间亲”的一般性及其限度，费孝通下面的这些话，可以说是诠释得相当精彩了：“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以及，“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没有义务了”。“差序格局”这个概念，在具象性维度上无疑也是相当成功的，提到它，人们便不禁联想到费孝通所使用的“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的比喻，眼前一片波光粼粼。 

　　新的理论，往往意味着新思维新方法。在这一新的思维与方法确实对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帮助时，人们通常会基于此为真实世界状况的改善提出新的方案。由于基础理论上新的思维与方法的突破带有一般性，能够运用于不少问题领域之中，并且比以往的思维与方法要更为精确、根本，也就会促使人们不断试着去操演这种新思维新方法，以解决新问题。这样，其中的一些现实逼近型学术概念，由于融合进了组织良好、富有成效的新思维与方法及其对应的理论体系之中，也就有了在社会文化中沉淀下来的更大的可能性。 

　　 比如，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谢林提出了可以总结为“任责—威胁/承诺”的分析框架，强调：在博弈之中，一方所发出的威胁或承诺，其可信程度有赖于背后是否有明显且为对方见证或意识到的“任责”行为。烧毁身后的桥梁，让自己的军队无路可退，是一种“任责”行为——任责于绝不后退，誓死一战；直接将自己的部队摆开驻扎在交通要道，让敌人一旦进攻就将付出惨重代价，以至于无心进攻，当然也是更为直接的“任责”行为。据此，“置之死地而后生”中的“置之死地”不过是一种极端情况下的极端形态有着强烈具象的“任责”行为，如果能将部队置于“生地”而同时进行“誓死一战”的“任责”行为，其发出的威胁效果完全可能优于“置之死地”。理解了“任责—威胁/承诺”这个分析框架，显然就能进一步提升兵法水平乃至外交能力，而不会过于信奉和固守“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一种具体性、个案性“具象参照型”陈述了。可以设想：有了对冲突战略学中“任责—威胁/承诺”这一由现实逼近型概念组成的分析框架同时也是基础性逻辑机制或理论的理解与把握，《三国演义》中的马谡在守街亭时，估计也就不会有放开大道不去守而将部队驻扎在旁边的山上这样一种操作了。 

　　 不过，新的“现实逼近型”概念在提出来之初，还面临获得关注并被逐步理解进而产生恰当影响力这道关，“闯关”过程其实是典型的理论或知识的“共淀”过程。“现实逼近型”概念所针对和所要形成的形式化具象化框架、提出者在相应研究领域的名气、其他相关学者的知识结构和进一步的阐释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将交易成本明确引入经济学分析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发表时，科斯才27岁，大学毕业没多久，名气不大，论文发表后二三十年基本无人问津，引发的关注甚少。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发表时，科斯已50岁，名气越来越大，针对的又是“黑板经济学”这一具象参照型理论的基本问题，能迅速地获得极大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被斯蒂格勒形式化、具象化的“科斯定理”以及让科斯本人哭笑不得的“科斯世界”等提法，尽管极大地不同于乃至违背了科斯的本意，却也因合乎经济学者的知识结构及大学生思维与方法学习上追求简洁性、明确性的需求，进一步令科斯声名鹊起，并为其理论获得更多关注甚至成为探讨的热点拓展了空间。作为知识与经验交流“聚点”的具象参照型概念、事例、命题、分析框架乃至理论在知识“共淀”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在社会科学界出现了明显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思维新方法之后，学者们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是在系统性地掌握好这一新思维新方法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其中的学术概念特别是现实逼近型概念，组织成能更好地逼近现实的命题、分析框架和理论，在一些可能是不同的研究对象、内容和领域中进行操演。这么做，一方面有助于避免不断制造没有什么真正价值的形形色色的概念，扰乱人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则有助于通过现实操演和经验验证，进一步厘清学术概念在理论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而增强其解释力，让对应的新思维新方法获得更好的稳健性和进一步沉淀的可能。 

　　凯恩斯提出“非自愿失业”时相对于科斯对“交易成本”的提出而言要显得更“老谋深算”一些。“交易成本”是用现实去比较“黑板经济学”这套理论造成“逆向反差”而得出的；而“非自愿失业”主要是用现实去参照拟议创新中的“货币幻觉—总需求和总供给”理论形成“顺势凸显”而得出的。同为“垫脚石”，“交易成本”容易让原本就执着于“黑板经济学”具象的人倾向于“旧瓶装新酒”；“非自愿失业”则相当于读者在作者引导下进行了一次新思想新方法的操演，有助于为作者的新理论带来高具象性，进而帮助其获得正确的理解。 

　　结论与讨论 

　　学术概念与其理论或知识体系难以简单分开，依据它们之于理论的重要性、它们与现实和具象的关系，本文区分了两种重要的社会科学学术概念：“具象参照型”和“现实逼近型”。而学术概念的来源也被区分为两个：“既有沉淀的语言文化”和“仍待审思的生活实践”。就学术概念生成逻辑的主流而言，笔者认为有着比较明显的从辨析和解剖具象参照型概念以及事例、命题、分析框架乃至理论体系，迈向现实逼近型概念建构的主流趋势。 

　　“科斯定理”所承载的故事表明，用旧的概念来阐释新思维新方法，或用有偏的、生造出来的概念来指称包含着新思维新方法的全部理论，不仅不能够操演新思维新方法以给自己的研究提供助力，反而容易让学术研究和学术界陷入思维混乱之中。在新思维新方法的操演过程中，学者们需要特别注意反思自己的成见，提升对于理论整体和一些关键性学术概念的把握能力。具体而言，需要注意明晰所提出和所使用的重要概念在理论或知识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需要注意相关概念的现实的逼近程度强弱和具象的参照水平高低，及其相对于解释对象所处的层次与地位，尽量避免不经必要的审思就随意挪用术语。 

　　仅就概念而不顾理论特别是忽视其中包含的新思维新方法去做概念拼接式的文字游戏，是“现实无关型概念”或大量“冗余概念”被不断“创造”出来，甚至是“炒概念”大行其道的主要方式。其表现为：一些看似精巧、带有辩证性、对立或对称性的文字拆凑游戏。这种做法很容易人为地缩小或误导既有学术概念背后所牵涉的原有理论的解释范围。这样的概念“创造”不仅难以提升相关的理论分析水平，事实上还很容易导致原本可能有大发展的理论或知识体系错失发展良机。 

　　无论是从语言文化还是从生活实践来看，中国都有着极为丰富的社会科学学术概念的潜在资源。在悠久的历史和纷繁的社会活动背景下，一些具象参照型和现实逼近型概念或表述完全可能沉淀为日常生活用语，相关用语也随之成为常识，推进中国人思维方式和整体知识水平的提升。不过，这些用语、概念或表述，仍有待系统性地纳入到（哪怕暂时还只是具象参照型的）命题、分析框架乃至理论中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威力。中国的研究者可以比照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将日常生活用语、成语或俗语，经严格界定乃至重新诠释，发展成具象参照型或现实逼近型概念与命题，并进一步纳入到更具基础性、一般性的理论建构、变革和创新之中去，以便生成一整套新的更容易让人们接受的思维方法和知识体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