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在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分析中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在此，本文就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市民社会”与物质生产：中西社会的转型逻辑差异 

　　 物质生产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逻辑，从唯物史观出发来透视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逻辑。众所周知，特殊性是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而普遍性是内含于特殊性中的普遍性，脱离普遍性的特殊性与无法具体化为特殊性的普遍性一样，都不过是狭隘的“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从一般层面来看，物质生产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它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这一抽象规定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也适用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过程。因此，用“生产一般”这一抽象概念“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就像用“类”这个概念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个体的特质一样。抽象的一般规定只揭示了特殊对象蕴含的一般属性，还不能揭示特殊对象具有的特殊规定性。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揭示不同社会条件下物质生产过程所具有的不同于这个抽象共性的本质差异。因此，要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物质生产逻辑，就必须揭示这一逻辑不同于一般生产逻辑和其他社会形态下物质生产过程的本质规定。在此，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马克思关于不同社会形态下物质生产之主导逻辑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厘清中国社会的转型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只要有人存在，就必须生产和再生产人类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即使用价值。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永恒的自然性与必然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价值生产构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导逻辑，而所谓的“财富”也主要表现为以使用价值为主导的物质财富。 

　　 对财富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作为独立形态的货币的产生。不论是自然物还是劳动产品都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效用，这是其自然属性，即使用价值功能。但物要成为商品，就离不开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只有那些用于经济交换的劳动产品才能成为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是商品价值关系和交换过程的结晶。货币原本只是表征其他商品价值的等价形式和交换手段，但随着买和卖的分离，一种既不同于价值尺度也不同于流通手段的货币，即作为独立形态的货币也就随之产生了。如果说价值尺度只是观念形态的货币，流通手段只是购买特定使用价值的手段，那么，作为独立形态的货币就翻转为所有使用价值的一般化身，成为所有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到了这时，货币就从“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当货币独立为所有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时，整个社会财富的衡量尺度必然会发生重大转变，此时人们就不再简单地以物质财富的多少，而是以货币量的大小来评估一个人财富的多寡。结果，货币就取代了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成为整个社会一般财富的化身和代表。如果说物质财富的源泉是具体劳动和自然界，那么，作为价值关系和商品交换的结晶，货币不是具体劳动的结果，而是抽象劳动和人类无差别劳动的产物。在货币欲的推动下，物质生产的主导逻辑也逐渐发生转变：个人从事生产的目的不再是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把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用于出售，通过满足别人需要的方式来获取一般交换价值。在这里，使用价值的生产逻辑逐步退居次要地位，屈从于交换价值的生产逻辑。 

　　 经过血腥的原始积累，西方社会也逐渐从近代市民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不仅成为一种“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更成了一个“吸血鬼”，它通过吮吸劳动力的血液来实现自己的增殖，把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变成了以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导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为了实现最大化增殖，资本把自然、时间、空间、性别、生命、知识、科学技术等吸纳到自己的魔爪之下，建构了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异化王国，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历程，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出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剥削之上的，它绝不是人类生产的最适当形式，必将被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所代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公有制的建立，物质生产也就摆脱了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性即剩余价值生产的外在强制，转化为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生产逻辑；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和劳动依然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但劳动的目的既不是简单地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更不是生产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而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届时，“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以此来看，在马克思那里，“财富”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物质财富到价值财富再到自由时间，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逻辑：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使用价值生产占主导；到了西方近代市民社会，交换价值生产占主导；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导逻辑则发展为剩余价值生产逻辑。在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彻底摆脱了剩余价值生产逻辑，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逻辑；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产仍是基础，但劳动的主导目的转换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实现自由王国。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转型逻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农耕文明的国家之一。在传统中国的演进过程中，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科学技术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统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虽然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但必须承认，交换价值逻辑并没有取代使用价值逻辑，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导逻辑。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主导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主导的逻辑转换呢？这就涉及东西方生产方式及社会演变逻辑的差异问题。 

　　 马克思指出，西欧资本主义是西欧社会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它离不开日耳曼式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市民社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说：“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西方社会，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社会生产和交换的主导逻辑，是与现代原子式个人和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这也是斯密和黑格尔所描述的近代西方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西欧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中世纪—近代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过程，由此开启了个人—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内在结构：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传统宗法式共同体，完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彻底分离；市民社会的交换价值逻辑逐步拓展到劳动和物质生产领域，演化为价值增殖和剩余价值生产逻辑，最终确立了资本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与西方社会不同，在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共同体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实体。传统社会中虽然也存在商品生产，但这只是社会的局部现象，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普遍原则。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从而把人作为共同体或宗法式群体的一员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所有这些共同体的目的就是把形成共同体的个人作为所有者保持下来，即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方式中把他们再生产出来，这种客观存在方式既形成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因而形成公社本身。”传统中国虽然经历了各种政治风暴，但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要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有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因此，传统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并不存在孕育个人主义和西方式市民社会的土壤。而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通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的，并没有经历过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的市民社会阶段：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推动下转化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断绝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而传统的家国伦理则转化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共同体逻辑，断绝了西方式个人主义和市民社会的可能性。 

　　二、从物质生产到全面生产：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规定，仅仅停留在一般层面是行不通的，必须按照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在分析一般逻辑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逻辑。而物质生产毫无疑问可作为分析的出发点。 

　　西方社会的主导生产逻辑表现为从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再向剩余价值生产逻辑的转换。在资本主义生产空间中，三者是并存的，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资本增殖和剩余价值生产逻辑。从社会转型来看，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形态和物质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证明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判断的正确性。不过，抛开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单从生产的主导逻辑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导逻辑仍是使用价值生产逻辑，即生产满足人民生存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化，我们充分发挥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的长处，创造出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财富，商品化和市场化逻辑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交换价值逻辑也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必须清楚地看到，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存在着本质性差别。资本主义遵循的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逻辑，物质生产、知识生产、精神生产等都被吸纳到资本积累和价值增殖的逻辑之中，而国家本身也是服务于资本利益的；或者说，作为一种“特殊的以太”，资本控制了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本身。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是作为发展手段存在的，我们一方面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大力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使资本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的扬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虽然我国也存在其他类型的资本，但这些资本必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制约。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利用资本来发展生产，但又始终将资本逻辑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将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结合起来，切实保证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在主导逻辑上服务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完成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转换，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消除了延续几千年的绝对贫困，解决了马克思所说的吃喝住穿等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表现为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也表现为极大丰富的精神财富，更表现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标志。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逻辑必须超越单纯的物质财富生产逻辑，更要扬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生产和增殖逻辑，把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生产”作为自己的逻辑基础。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 

　　 第一，全面生产与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因此，它的最终指向必然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单纯基于主体逻辑推导出来的“应该”状态，而是奠基于历史发展规律之上的现实产物，离开了现实的客观条件，单纯从主体逻辑来论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会陷入唯意志论的抽象之中。譬如，在前现代畅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像在原始社会谈劳动解放一样，是一种缺乏现实基础的臆想。只有当社会发展到足以解决人的“肉体需要”，并且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而进行“真正的生产”时，才具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前提。美好生活不仅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而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生活的现代化，还包括精神生活和人自身的现代化。我们在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还必须创造出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在解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存问题后，还要解决精神世界的现代化和人的自我现代化。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一出场就必然意味着生产逻辑从以物质生活资料为主导的生产逻辑向全面生产逻辑的转换。具体而言，全面生产逻辑包括以下四点。 

　　1. 物质生产的现代化。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人类生存的底线，任何时候都必须守住物质生产的红线和底线，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提升生产效率，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节约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时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2. 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要塑造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个体，就必须推进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社会关系的深度变革。物质生产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验范畴，而是包含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超感性的哲学范畴。在新时代，我们必须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推动新型物质生产方式的转型，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而进一步全面深化上层建筑改革。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推动人的社会联系、能力、行为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发展。 

　　3．精神生产的现代化。资本逻辑不仅控制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也渗透到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之中，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精英主义、拜物教等不过是资本逻辑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早期的现代化，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严格规范资本在文化和精神生产领域的边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面发展。 

　　 4．人的全面现代化。“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系统，不仅包括人格、能力、社会联系，也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基本素养和行为方式等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需要长期教化和培育的过程。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精神生产的现代化必然会推动人自身的现代化。进入新时代，我们逐步推动了从过去高耗能、高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到以创新驱动和一般智力为主导的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转型，这是生产力和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跃变。作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基础的生产力只可能是新质生产力，而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必然是全面生产和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科技创新作为支撑，而创新则需要高素质的人本身，没有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人才，就不可能有科学的重大发现和技术的重大突破，就不可能有原创性、颠覆性的科学技术。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归结为主体自身的创造力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和生产力的跃变，如果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大势，不能将我国的人口优势转化为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优势，那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会受到极大限制。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统筹人口发展战略，全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能力，不断推动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高素质的人才优势，实现从人口大国到人口强国、人才强国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已经进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推动人口工作由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打造高素质人力资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这一论断的真实内涵，才能真正理解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过程是极其艰巨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规模不同，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同，其艰巨性、复杂性就不同，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现在，全球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就20多个，总人口10亿左右。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 

　　 第二，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在农业文明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类只能依附于自然界，整个生产过程主要表现为服从自然、顺应自然、辅助自然的过程，表现为遵照大自然的成长和运动规律对劳动对象进行“引导”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大自然以其威力确立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人的主体性始终被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和领域之内。进入工业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类也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换，即由自然的客体变为支配自然的主人，社会生产力获得历史性突破，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历史性彰显，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的问题和弊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西方国家不断滥用自己的“主体”权力，肆意压缩自然的生存空间，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生态，导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引发了自然的“报复”。如果说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代，作为自在主体的自然界占据主导，而人类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向自然“索取”自己的生活生产资料，那么，在工业文明时代，资本借助科学技术实现了对自然的征服和支配，导致自然生态的恶化。前者是自在自然的主体逻辑，后者是资本支配下的客体逻辑，两者都不是对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而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此时的生产是人类在有能力改造自然的前提下，力图实现与自然的和解，这不仅克服了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资本中心主义的逻辑，也扬弃了主体单向度征服、支配自然的逻辑，彰显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导的绿色生产逻辑，因而是对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社会的生产逻辑逐步从以物质生活资料和使用价值生产为主导的逻辑走向服务于人的现代化的全面生产逻辑，其中资本和交换价值生产仅仅作为手段服从于社会主义生产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而西方现代化本身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整个自然界、社会生产过程和国家权力等都是服务于资本逻辑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要通过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现代化，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主体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则是要把人变成劳动力和螺丝钉并受资本压制的物化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财富生产、经济发展、现代化道路等注入了绿色和生态维度；而西方现代化却使自然屈从于资本的增殖逻辑，甚至不惜转嫁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勤劳革命为基础的和平主义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则是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之上的“枪炮”现代化，对内“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对外窃取了其他国家创造的社会财富和文明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文明的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倡导文明共生；而西方现代化强调“唯我独尊”和排他性，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之中。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走的是家—国家—天下的内部转型，通向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西方走的是个人—市民社会—民族国家的外部转型，最终走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霸权逻辑。以此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不论是起源转型、发展路径、物质基础、目标指向还是其中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都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因而代表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从“两个彻底决裂”到“两个结合”：唯物史观的具体化逻辑 

　　前面我们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逻辑的转型。遵循唯物史观的逻辑，还需要在生产逻辑的基础上，考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逻辑。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彻底决裂”的论断。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对“两个彻底决裂”的理解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偏差。今天，尤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两个结合”的时代背景下，回过头来重新理解“两个彻底决裂”之内涵的时机已日趋成熟。更重要的是，如何基于当代中国实践，准确理解从“两个彻底决裂”到“两个结合”的逻辑转换，是我们必须要予以解答的问题。 

　　首先，应当如何理解“两个彻底决裂”的出场语境和内涵？我们在诠释这一论断时，必须要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和历史使命，切不可泛化这一论断的历史语境或仅凭“最彻底的决裂”的字面意思，走向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第一，“两个彻底决裂”是服务于“共产主义革命”这一总任务的。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革命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就范式而言，革命一般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社会革命来看，无产阶级必须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新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作为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不仅要实现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决裂，也要与过去的各种所有制实现彻底决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成长为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为什么呢？在《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得非常明确：除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外，还存在其他各种流派，如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等。这些反动的社会主义流派虽然也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它们的目的恰恰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所以，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也要在经济基础上实现与之前所有制的彻底决裂，建立一种新的所有制，而不是开历史倒车，恢复之前的所有制形式。同理，传统的那些观念都是在传统所有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作为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也必须抛弃那些陈旧的传统观念，根据新的形势形成符合革命需要的观念意识；反之，如果没有这种坚定的革命意识，无产阶级至多是一种自在阶级，根本无法完成历史赋予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重任。从这个角度而言，“两个彻底决裂”的论断是服务于“共产主义革命”这一总纲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泛化这一前提语境。 

　　第二，“两个彻底决裂”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框架下做出的诊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目标非常明确。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产物，他们的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而革命道路是以城市为中心，在发达国家同时革命。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出现的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它将保留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和文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建设。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为后面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参照系。 

　　 第三，“彻底决裂”是一蹴而就的吗？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提出了“两个彻底决裂”的论断，但他们对这种“彻底决裂”的艰辛程度还是有明确判断的，即这种决裂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实现的。社会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即便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彻底摆脱过去的痕迹，如马克思所言：“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此外，一个政党从诞生到成熟的转变是需要经过革命的火炉淬炼的，而理论上的指导转化为成熟的现实实践也是需要时间的。同时，思想观念虽然最终决定于社会存在，但它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譬如，针对法国传统，马克思就曾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表明，在现实世界中，无产阶级要实现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次，“两个彻底决裂”论断在中国的具体化历程是什么？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当我们把视角从西欧转移到中国社会时，相关原理和论述的实际运用必然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两个彻底决裂”的论断也必然如此。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必须要具体化。就1848年的西欧来看，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国和德国的工业革命尚在进行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在法国农村，占据主导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块土地私有制，而德国正处于从封建地主经济向容克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转型过程之中。不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法德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会消灭之前遗留下来的各种前现代的所有制形式，即消灭德法的小农经济和封建所有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实现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决裂，也自然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深化逐步实现与各种前现代所有制形式的彻底决裂。从这个角度而言，“两个彻底决裂”“同时革命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等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西欧社会得出来的具体结论。 

　　与西欧相比，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面临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如果不顾语境和国情上的差异，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或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西欧社会所得出来的具体结论，直接当成教义套用到中国社会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注定是行不通的。唯有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问题。 

　　 我们在此以土地所有制为例来论证这一问题。就当时中国的情况而言，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买办官僚的双重压迫，经济基础较弱，经济规模较小；而在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始终占主导地位。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无产阶级应当坚持土地国有化和集体化原则，反对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可以说，《井冈山土地法》坚持了这一原则，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一原则发生了变化：不再坚守土地国有化，而是改成了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历史证明，这一策略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土地革命路线，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随着“一化三改造”的完成，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然而，在后来的探索中，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崛起，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在总结农村改革的基础上，改革重心逐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 

　　以此来看，在第一个“彻底决裂”方面，我们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模板演进，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所有制发展道路，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理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同样，在第二个“彻底决裂”上也是如此。关于这一问题，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与发展过程，国内学术界已展开了较丰富的研究，笔者就不再赘述了。在此主要澄清三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看待“传统”的？如果仅仅依据第二个“彻底决裂”的论断，将马克思诠释为彻底否定一切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就大错特错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传统的观念”是与第一个“彻底决裂”密切相关的，主要是指那些与传统所有制相适应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为统治阶级和传统所有制辩护的观念以及因循守旧的思想意识等。因此，不能将这里的“传统的观念”泛化为“传统”本身，更不能将其与传统文明混淆起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需要自己的政治纲领、指导思想和科学理论，无产阶级也需要自己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这一点决定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必须实现与以往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思想的彻底决裂，同时也要与那些因循守旧的旧思想旧观念彻底决裂，但这不意味着要抛弃和否定一切传统，更不是对传统文化和文明的拒绝。马克思自己思想的发展历程就是鲜活的例证。他对古希腊神话的赞誉,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辩证分析，对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等的辩证超越以及对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集大成等无不体现出辩证法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随着从革命到建设任务的转换，无产阶级的文化形态也要根据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而不断创新发展。可以说，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到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每一次创新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 

　　 第二，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要把握这一问题，必须基于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是形而上学的对立关系。任何传统都是在历史和社会实践中生成的，每一个传统对它当时生成的社会而言都是现实的，传统是历史现实的组成部分，而现实则是未来的可能“传统”。任何历史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延续，理解不了传统，也就无法更好地理解现实；反过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只有更好地理解了现实，才能更好地理解传统。传统不是僵死的“木乃伊”和“化石”，而是流动的、生成的，“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可水往哪个方向流，却是与现实的实践需要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的”。哪些思想观念需要被扬弃，哪些传统需要被否定，哪些文化需要被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并不取决于文化和传统本身，而是取决于时代和现实实践。 

　　第三，如何看待“两个彻底决裂”与“两个结合”的关系？从革命到建设逻辑的转换是我们分析这一问题的总框架，但这绝不是说在革命时代只强调“彻底决裂”，在建设时期仅强调“两个结合”，这样就把“两个彻底决裂”与“两个结合”的关系僵硬地对立起来了。实际上，在革命时期，在强化“决裂”的同时，也存在“结合”方面；而在建设时期，在强化“结合”的同时，也必然要求与传统守旧观点进行彻底决裂，这不仅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这意味着，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逻辑，必须从唯物史观的一般逻辑上升到“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从“两个结合”和中西方社会发展演变的大历史中，具体地历史地把握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转型逻辑。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物质生产是基础逻辑。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市民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在主导逻辑上表现为从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再向剩余价值生产逻辑的转变。而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克服了西方原子式“市民社会”问题和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实现了从物质生产逻辑到全面生产逻辑的升华，从而为人的现代化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两个彻底决裂”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西欧社会得出来的具体结论，我们需要对其辩证理解，不能直接作为“模板”简单地套用到中国。相反，当我们立足中国社会发展逻辑就会发现，“两个彻底决裂”与“两个结合”是辩证统一的过程：在“决裂”的同时也存在“结合”的方面，而在“结合”的过程中也存在“决裂”，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 常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