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美国外交史上有三大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门罗主义、门户开放和冷战遏制政策。其中，门户开放政策承前启后，引导美国从此走上不以占有殖民地而以控制世界市场为战略目标的“非正式帝国”之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正值旧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向新帝国主义的过渡阶段，它是“反殖民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结合体，故有学者称其为“新殖民主义”。其时，英国不再是唯一的世界工业强国，美、德、法、日等新兴工业强国崛起，世界经济权力掌握在这些工业强国的少数垄断资本集团手中，尤其以美国最为显著。19世纪、20世纪之交，正是美国越出西半球积极介入东亚国际政治的转折年代。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意味着美国政府通过新的外交话语，塑造新的国家身份——有别于传统帝国的“非正式帝国”,扩张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进行“新殖民主义”控制。新的国家身份界定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基础不是列强竞相争夺的“势力范围”，而是广阔的“中国市场”。门户开放政策与“新殖民主义”是“体用关系”，“新殖民主义”是门户开放政策之“体”，而门户开放政策则为“新殖民主义”提供话语赋能。门户开放政策因融入美国门罗主义，而具有反对旧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特征。 

　　 长期以来，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史的研究，更多关注权力和利益等因素对美国国家行为的驱动，而忽略了观念因素（包括国家的身份意识）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家身份的形成，既是国际社会建构的产物，也依赖于其外交语言叙事话语的塑造。国家通过主动提出并维系特定的外交叙事话语，推动其国家身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广泛认可。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所塑造的新国家身份意识就是一个典型，由此衍生出一套以语言、文化、经济、宗教等“非军事”手段获取在华优势地位的外交话语体系，隐藏其殖民逻辑的本质，本文称此为“新殖民主义”话语。本文依据新发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摩尔（John B. Moore）档案及相关外交文献，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话语体系的酝酿、设计过程，及其与20世纪初东亚国际政治的关联，进行比较完整的探析，以期更深入、准确地理解这个经典案例。 

　　 一、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逻辑及其话语设计 

　　门罗主义既是美国19世纪在美洲大陆进行扩张的外交基石，也是其后门户开放政策赖以存在的历史逻辑。尽管门罗主义常被认为是“封闭”和“孤立”的代名词，但它真正的核心宗旨可以被概括为：“所有美洲国家的独立、在这一区域不存在殖民地、非美洲国家不得干涉这一空间。”尽管它也在历史变化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但发生变化的是其适用范围，从美洲推广到全球其他区域。这个变化的标志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伴随着对菲律宾的占有，美国的地缘政治版图越出西半球，向亚太地区延伸。

　　1900年春，美国扩张主义的精神领袖马汉（A.T. Mahan）指出，美国需要重新界定“门罗主义范围”。他说：“门罗主义是为了防止欧洲势力进入美洲大陆”，但是美国现在占有了菲律宾，由此带来诸多机遇，美国政府不应固守“过去式的”门罗主义，有必要重新予以解释。同时，这也是为了摆脱美国国会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牵绊，以说服反对者为目标的政治压力促使美国政府形成了强烈的外交话语权意识。具体而言，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及其智囊们将目光投向了帝国主义领土占有之外的其他扩张方式，采取文化、经济、宗教等隐形的新殖民控制方式。

　　与此同时，19世纪末期的国际形势也呈现出帝国主义逐渐衰落的趋势，美国政府由此找到关联门户开放的新政策与门罗主义的历史逻辑的“钥匙”，即以“门罗主义”的名义反对列强在美洲和东亚推行以瓜分领土为目标的“旧殖民政策”。 门罗主义不仅主张美国对欧洲的孤立，还追求整个美洲的集体孤立，在美欧之间筑起一道藩篱。门罗主义在美洲的推行以美国军事武力为后盾，而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推行依靠的是国际法武器，试图以最小的代价确保美国在华利益的最大化，即由美国主导中国未来的市场。正如美国学者裴斐（Nathaniel Peffer）所言，美国“竭力阻止某一国家来独占中国，自1905年日本把俄国威胁消灭了，她就专门对付日本。这并不是因为她尊重凯洛格非战公约的不可侵犯，而是由于她不让任何国家把中国占为己有的政策”。

　　 “独占中国”的目标更是由扩张中的帝国资本主义所决定的。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垄断资本家和利益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的是美国垄断资本家群体的战略利益诉求。当时推动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人员如：美国政府代表国务卿海约翰和远东事务专家柔克义（W. W. Rockhill）；军方代表陆军部部长罗脱（Elihu Root）、海军部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海军出身的学者马汉；国会代表参议员亨利·洛奇（Henry Lodge）；学术界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摩尔、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芮恩施（Paul S.Reinsch）。这些覆盖政、军、学等各界的精英们构筑起一个拥有资本、权力和话语权的关系网络，由此形成的跨界组织是1898年6月成立的美国亚洲协会。美国亚洲协会主要成员包括通用电气公司，担保信托公司，纽约中央和哈德逊河铁路公司，前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y）、柔克义，合兴公司布莱斯（Calvin Brice）和沃什伯恩（W. D. Washburn），以及若干从事棉花贸易的美国商人。为了推动麦金利政府尽快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意向落地，美国亚洲协会邀请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国会议员贝思福（Charles Beresford）访美，制造舆论给美国政府施压。 

　　1899年初，贝思福在回国途中来到美国，他试图游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1898年8月，英国议会对“门户开放”政策展开辩论，引起时任美国驻英大使海约翰的兴趣。1898年11月29日，贝思福在赴美前夕致信海约翰，提议英美两国缔结“商业联盟”，共同推进对中国的“门户开放”。他抵达华盛顿后，受到美国亚洲协会的热烈欢迎，成为海约翰国务卿的座上宾。在访美期间，贝思福的英国同胞、中国海关职员贺璧理（Alfred E. Hippisley）也通过柔克义接近美国外交决策圈。随后，贺璧理起草的备忘录经过柔克义的修改后被海约翰采纳。1899年9月6日，海约翰签署了以“在华贸易机会均等”为核心内容的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该照会于同年11月至12月间正式递交各国使馆。但这次照会只单方面表明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立场，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并无本质不同。

　　中国时局变化凸显美国的“与众不同”。1900年，义和团运动给了列强干预和侵入中国的“借口”，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这时，来自上海的一封电报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轨迹，美国从此走向“新殖民主义”扩张的历史道路。1900年7月初，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John Goodnow）给海约翰发送紧急电报，介绍了6月26日上海道台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签署的《中外互保章程》，章程规定东南督抚负责“保境安民”，列强不对东南动武，不干涉中国事务，史称“东南互保”。这封电报引起了海约翰的高度重视，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趁机联络其他列强支持中国的“东南互保”。

　　 海约翰此时仍未敢有定论，他于7月1日邀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摩尔，听取他对中国问题的建议。摩尔将此视为一个重要契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提出了一直在等待机会向国务卿先生表达的想法，即我国政府应抓住当前的机会，宣布指导原则是维护中华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努力争取列强对此表示明确同意。”摩尔反对列强的军事外交政策，坚持以国际法作为外交武器。海约翰担心摩尔的建议太过理想化，难以获得其他列强的支持，特别是俄法两国最可能提出反对意见，德国则将首鼠两端。对此，摩尔辩解说：“俄国可能会在表面上趋于附和，因为如果他们拒绝附和，就等于暴露了他们对中国有不可告人的企图。总的来说，俄国大约更愿意静观其变，而不会在此时贸然出头，招致列强的不满。”摩尔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指出中国比起南美洲国家更值得门罗主义的保护。因为“自从美国占有了菲律宾，中国的命运就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利益。如果俄国及其盟友控制了中国，那么美国在菲律宾就会任由他们摆布”。美国期望的“控制方式”不能等同于旧殖民政策，尤其是不能趁乱占据某一座中国港口，免遭“掠夺土地”的骂名。 

　　海约翰最终采纳摩尔的建议，采取蕴含解释空间的政策措辞。摩尔参照美国之前对华政策的某些表述，重新设计门户开放照会文本。7月3日，美国政府向相关列强发布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主张“保全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维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保护全世界在中华帝国境内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此即“保全中国”原则的由来，它一方面高举门罗主义的旗帜，反对列强武力侵略中国的“旧殖民政策”；另一方面又以国际法为幌子对中国采取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新殖民政策”。可以说，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完成了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衔接”。值得注意的是，海约翰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前，并未就此问题向美国国会咨询，以避免国会中孤立主义势力的阻挠，引起美国是否应向海外扩张的新争议。

　　除了摩尔，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芮恩施、美国陆军部部长罗脱等代表的美国政治精英都是门罗主义的信奉者，他们用美国公众熟悉的门罗主义话语对门户开放政策进行话语设计，将美国外交政策和自由主义价值观捆绑在一起。正如芮恩施自称的：“从安德鲁·怀特（Andrew D. White）到罗脱，美国的国际主义者一直在与世界争论应将法律和司法手段运用于国际事务”，换言之，“将门罗主义原则推广到全世界，是过去三十年来美国政治家的理想”。1903年，罗脱支持芮恩施等人创建了美国政治学会，汇聚政学两界的人脉资源；他建立的跨界精英联盟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推动美国法律的国际化。在东亚地区利用国际法推行美国主导的“新殖民主义”，实现了美国在中国建立“自由商业市场秩序”的梦想。

　　 归根结底，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旨在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扩张的无形商业帝国，故而必须破除旧殖民体系。此时，清政府为摆脱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国际压力，主动寻求美国的外交斡旋。美国麦金利政府意识到这是落实其对华新政策的大好时机。1900年7月，清政府致函麦金利政府称：“中国与贵国交好已久，深知贵国专意通商，彼此毫无顾忌……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惟贵国是赖。”7月23日，海约翰再次和摩尔面谈，磋商应如何答复中国的请求。当日，麦金利总统在给清政府的回函中表示：“美国政府在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为此目的进行友好的斡旋。”同时，麦金利总统任命柔克义为特使，前往中国参与《辛丑条约》的具体谈判。为此，麦金利总统又一次和摩尔单独沟通，确定美国坚持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谈判立场：“只要求中国进行最充分的经济赔偿，不干涉中国的行政主权。”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意味着门罗主义从一种不干涉和抵御外部势力干涉的美洲原则，演变成以“新殖民主义”策略干涉东亚事务的自由主义霸权，将不干涉他国的国际法原则转变成“全球理念”，在人道主义的掩盖下插手东亚事务，甚至成为一种泛干涉主义的意识形态。《辛丑条约》谈判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新殖民主义”话语实践提供了一个实验场。

　　 二、门户开放政策话语在《辛丑条约》谈判中的运用 

　　门户开放政策诞生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时刻，尤其是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因中外多重势力的影响，麦金利政府要把外交观念转化为外交实践，显然会面临诸多挑战。在此过程中，门户开放政策必然会因应局势的变化而做出某种调整。但是，门罗主义作为门户开放政策的观念基础并没有发生改变。美国代表柔克义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将门户开放政策具体化为一种“话语实践”，通过强化“新殖民主义”话语，实现了从外交政策到外交话语的关键转换。在此过程中，柔克义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执行人”角色，负责将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落实到具体细节上。诚如论者所言，柔克义在此期间“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的影响力”。

　　与其他列强相比，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军事影响力极为有限。在钢铁巨头卡内基看来，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截至1898年，美国军舰数量还不及英国的七分之一。硬实力的严重不足，更是凸显了美国“软实力”即门户开放政策话语在《辛丑条约》谈判中的重要性。美国政府需要通过在谈判中与英法日德俄等列强代表进行有效的协商，制定一套符合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规则，在承认列强在华既有势力范围的前提下凝聚门户开放政策的共识，以“机会均等”的名义暗中嵌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逻辑。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中外条约体系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列强默认的历史共识，依然在发挥着惯性作用。这是麦金利政府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得以贯彻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门户开放政策理念在谈判中的落实，首要障碍并不是列强代表，而是在华美商群体。尽管门户开放政策符合美国在华利益集团的诉求，但是在“惩凶”“归政”等涉及清政府尊严的问题上，在华美商群体与麦金利政府存在严重分歧。换言之，在华美商群体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仍然停留在旧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而麦金利政府倾向于在“惩凶”问题上大事化小，贯彻门户开放政策。

　　 麦金利政府与在华美商群体的分歧，深刻反映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在谈判操作中的实际困难。双方在“惩凶”上的分歧，反映了美国在华利益集团尚未彻底走出旧帝国主义武力胁迫中国的惯性思维。其话语冲突主要体现在柔克义与在华美商的交涉中。1900年9月18日，柔克义抵达北京，接替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成为美国对华谈判的主导者。谈判开始不久，在华美商群体就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利用列强驻京军事力量，否认慈禧的合法地位，反对李鸿章担任中方谈判代表。9月25日，清政府颁布第一道“惩凶”上谕，对载漪、毓贤和董福祥等从宽处理。此举刺激在华美商群体进一步提出“惩凶”“归政”和“保护东南督抚”等建议，这些舆论压力都传递到谈判代表柔克义身上。与此同时，美华协会干事李曼（V. G. Lyman）也接连向柔克义提出对清政府的和谈意见，主张“严惩祸首”，并要求慈禧还政于光绪帝。 

　　 在华美商群体的舆论压力，并未改变麦金利政府“宽待”清政府的政治立场。摩尔的建议发挥了关键作用。摩尔认为，维护清政府的“惩凶”自主权，其实质就是把清政府视为一个可以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秩序代理人。摩尔的理由是：“如果一个政府无法控制那些危害外国人的本国公民，就很难指望它能保护国内的外国人。”摩尔还指出，列强在“惩凶”过程中面临的国际法困难：“除了德国和俄国，列强似乎并不认为自己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列强无从获得“惩凶权”。他告诉麦金利总统，“如果列强在惩凶上采取集体行动，美国的参与不会增加诉讼的有效性”，而如果采取“罪犯由各国分别惩治”的处理方式，美国同样面临因惩治标准与其他国家不统一而无从下手的尴尬难题，反而有损美国在谈判中精心构建的“尊重中国主权”的门户开放政策形象。摩尔的这番论证，巧妙地将美国避免直接承担殖民统治成本，选择清政府作为门户开放政策代理人，将对华实施间接控制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嵌入国际法和“尊重中国主权”的话语中。摩尔的建议直接影响到麦金利总统对《辛丑条约》的谈判决策。 

　　围绕所谓“惩凶”问题，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理念在《辛丑条约》谈判落实过程中的主要阻力来自在华美商群体，英俄两国与美国政府表现默契。其间，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多次要求列强尊重两宫：“现东南各省极力弹压，遵旨保护洋人，然假使各国不尊敬我皇太后、皇上，薄海臣民必然不服，以后事机实难逆料”；受此影响，英俄等国代表也主张宽待慈禧：“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作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执行人，柔克义的首要任务是与列强和清政府协商，尽快在谈判中落实门户开放政策。如果在“惩凶”问题上纠缠不休，只会导致谈判延宕不已。故而，柔克义倾向于不追究慈禧的罪责。

　　 在所谓“惩凶”问题上，德国政府因其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在谈判中也以“国际法”为奥援，要严惩“反国际法罪行”的中国“首犯”和“真正的罪犯”，以此作为列强与中国开展谈判的“先决条件”。9月18日，德国驻美国代办施特恩堡致信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委婉地批评美国政府“对公正赎罪观念的漠视，就等于对重新犯罪的无视”。美德两国竞相援引国际法，在“惩凶”问题上为各自辩护，无形中加强了国际法在《辛丑条约》谈判中的权重，从而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法阐释提供了机会。为了说服德国政府，麦金利政府也利用国际法进行回击。9月21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希尔致函施特恩堡，表达了美国政府利用国际法解决对华条约谈判的基本立场。美国政府发表如下声明：“本政府认为，对于作为已受侵害的赔偿和对今后的警戒，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由帝国最高当局亲自去罢黜和惩办肇事者；此举对中国基本公正，应当首先予以中国自行惩处的机会，才能使其在国际社会重新树立尊严。”在这份声明中，美国政府正式采纳了摩尔的建议，呼吁德国政府“不要求中国政府按照各国自己的确定，把那些可能被认为是造成这些侵害的首要和真正的罪犯交给各国”，并反对列强把“这一点作为同中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的先决条件”。美国打着国际法的幌子，将门户开放政策理念运用到《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 

　　 基于上述考虑，1900年10月18日，麦金利总统致函光绪帝，表示“只要陛下显示出公正地严惩祸首的能力和权力，谈判即可尽快开始。现在最紧迫的事情是，中国足以使我们和其他受害各国政府切实感到满意”。10月16日，英国与德国就义和团运动达成《英德协定》，主要内容是英德两国“不会利用中国目前的混乱局势，在中国的疆域内牟取任何领土主权”，表示尊重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致函英国驻美国公使庞赛福特（Lord Pauncefote），对《英德协定》表示完全赞同。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清政府争取到“惩凶”的主导权。10月27日，美国驻华公使康格接到李鸿章的书面通知：“刚毅死去，毓贤自尽，端王已不准陪伴皇上。”然而据康格11月20日的汇报透露，列强普遍对此处理结果不满，认为清政府的“所有惩罚实在太轻，与他们犯下的罪行极不相当”。为促使列强与清政府尽快达成谈判，美国政府积极斡旋，在谈判中贯彻门户开放政策。 

　　在赔款问题上，各国代表意见存在分歧，美国公使康格起初笼统的“降低赔偿总额，各国按比例缩减各自要求”的调和建议也未获赞同。在柔克义接手谈判后，国务卿海约翰发来两点指示：一是由各国联合向中国提出一项包括各种性质的赔偿诉求总额；二是将赔款数额降低到中国支付能力范围以内。各国代表委托德国、比利时、荷兰公使和柔克义组成“赔款委员会”，负责制订中国的赔款原则。赔款委员会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保证受损害者得到公正赔偿；第二，防止在任何情况下以义和团运动为借口，取得非法收益。

　　在赔款方法的讨论过程中，柔克义不失时机地利用门户开放政策，维护美国在华通商利益。一些列强代表极力提倡中国“应当借外债支付赔款”，柔克义认为这样虽然是偿付赔款最快的方法，但是会导致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财政管制”，影响中国“行政主权的完整”，违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最后，英国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建议“按照中国的岁入分期偿付赔款”。柔克义认为这种办法“对中国非常有利”，因为这会有助于促使清政府加快行政改革，更好地确保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运行。在《辛丑条约》谈判期间，美国政府还试图在条约中规定北京开放为“商埠”，强行要求清政府外交官员必须说“洋话”，实施语言殖民。1900年11月16日，海约翰致电康格公使，要求中国的外交人员“必须能讲某种外国语”。

　　 在1901年5月1日的外交团会议上，柔克义打着门户开放政策的旗号，引导“赔款委员会”将中国赔偿的总额定为6500万英镑，刻意将中国的偿付能力与关税主权挂钩。同日，柔克义致函海约翰，请他考虑“将关税率提高到值百抽十的问题”，柔克义指出，如果要提高到“值百抽十”，必须为美国对华贸易提供相等的补偿，但将关税提高到“值百抽五”，“我想不会有反对意见。”随着5月7日中国应赔偿总额飙升到45亿两白银，柔克义向海约翰强调必须通过“各国联合担保”的方式控制中国财政。在给海约翰的信中，柔克义高唱所谓“削减赔款以帮助中国恢复秩序”的论调，充分暴露了其实质是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利用“新殖民主义”话语，力图保证中国市场向美国商业和资本持续开放，用柔克义的话说，就是“使中国有喘息的空间在国内建立秩序”。.7月18日，海约翰回复柔克义：“您在有关关税、厘金和通商利益等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完全符合今年（1901年——引者注）春天给您的电报指示。”海约翰赞扬了柔克义在《辛丑条约》谈判中以门户开放政策为工具，贯彻了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维护了美国在华通商利益。 

　　在提高中国关税问题上，柔克义设法阻挠，意欲通过关税将门户开放政策转化为控制中国的新型经济武器，迫使清政府在经济层面对美国和列强全面开放。这种以“商业机会均等”为幌子的话语策略，标志着美国政府将“新殖民主义”话语深度嵌入《辛丑条约》。

　　美国所谓的“通商利益”着眼于中国未来的庞大市场预期，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无限的可能性，而不必像其他列强那样被具体细微的“蝇头小利”所束缚。因此在《辛丑条约》谈判中，柔克义假意保持超然的立场，用其“新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主导列强对华谈判进程。诚如柔克义所言：“我们在保持完全独立的同时，能与各国协调一致地行动，这种协调一致对于迅速、和平地解决争端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为了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地进行平等和公平的贸易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在此期间，麦金利政府及其谈判代表柔克义娴熟地操弄着“国际法”武器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新殖民主义”话语工具，其角色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充当捍卫中国的“主权卫士”，在涉及中国的行政主权完整，如“惩凶”“归政”等非核心利益上，美国国务院和柔克义相配合，基于美国主导中国市场的长远战略考虑，充当中国行政主权的“保护者”；另一方面又充当捍卫列强在华通商利益的“急先锋”。一旦触及美国在华通商的核心利益，美国国务院和柔克义就撕下伪装，毫不犹豫地与列强联手，对清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强制清政府外交官员在未来谈判时必须说“洋话”，进行语言殖民。与列强倾向于追求巨额赔款的“眼前利益”相比，美国在谈判中的战略重心是确保美国商品和资本在未来中国市场的“准入权”和“商业特权”。在谈判接近尾声时，柔克义感叹道，“我能够为美国的商业利益作一些贡献，并且在许多方面都能贯彻国务卿的意见”，但是在谈判中“几乎是孤军奋战”地为落实门户开放政策而拼命搏杀。这恰恰暴露了美国政府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利用“新殖民主义”话语的策略性：以维护中国主权完整之名行经济控制之实，以商业机会均等为幌子在谈判桌上为美国野心勃勃的商业帝国战略铺路。柔克义在《辛丑条约》谈判中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成功地把门户开放政策与国际法挂钩，使其成为美国更加隐蔽的“新殖民主义”手段，确保了美国未来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霸权地位。故而，海约翰称赞他是“美国外交界最有能力的人”。 

　　在《辛丑条约》谈判期间，美国麦金利政府采纳摩尔的国际法建议，海约翰与柔克义电报往返，柔克义贯彻了门户开放政策谈判原则，在谈判中表面上尽量维护清政府的行政主权尊严，甚至赢得了清政府官员的好感。柔克义践行了麦金利政府利用国际法作为谈判武器的策略，形成以门户开放政策为标志的“新殖民主义”话语。

　　 三、清政府对门户开放政策话语的认知偏误 

　　门户开放政策的政治功能是为美国向亚太扩张提供一种“基本话语”或“主导叙事”，借此确定美国在东亚世界的国际地位，规范美国与在华列强的国际关系，由此彰显美国与众不同的国家身份。门户开放政策旨在拓展美国在东亚世界的自由市场秩序，作为一个霸权性话语，它不仅主导着美国扩张主义者的自我认知，而且影响了其他国家对美国国家身份的认知。门户开放政策把美国塑造成一个不同于欧洲列强的“利他主义国家”，这种主导性叙事话语深刻影响了清政府官员对美国的认知。

　　 门户开放政策反对列强瓜分中国领土，其外交话语叙事的“东亚空间维度”揭示了美国政府有意将“东亚地理空间”与美国急于彰显的“国家身份”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对东亚特定地理空间的想象，由门户开放政策主导的美国“利他主义国家”身份建构是难以形成的。事实上，清政府外交官员也是基于此种空间想象尝试理解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900年2月22日，伍廷芳应邀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题目是《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他主张美国应当行华盛顿总统之遗教，乘着平定菲律宾之势，将门罗主义的适用范围扩展至亚洲。7月3日，海约翰发布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后，伍廷芳在同日致电总理衙门，指出美国“首倡保全中国疆土，照会各国”。伍廷芳在美国发表演说时还表示：“在所有的国家中，中国最信任的是美国。”可以说，伍廷芳对门户开放政策满心拥护，但对其“新殖民主义”政策本质缺乏认识。与之相对，梁启超已经认识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是服务于其国家利益。1899年，梁启超已讨论列强的“有形瓜分”与“无形瓜分”之不同。按照梁启超的标准，美国属于“无形瓜分”的新帝国主义。他提醒国人，无形瓜分比有形瓜分更可怕，是“彼族用心最险最巧之处”。所谓无形瓜分，其实质是英美两国“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国主义”，防止欧洲列强独占中国，实现自由通商。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确属一种“新帝国主义”，它不以领土占有为目的，而是着眼于市场控制，这种典型的“新殖民主义”体系主要依靠本地精英的支持来维护其政治商业利益，而这些精英也从中获利。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就是美国政府看中的此类代表。1901年12月6日，柔克义致信祝贺袁世凯：“你的任命对美国国务卿来说则是一件令人满意和愉快的事情。我经常向国务卿和总统谈论有关你的情况。”美国政府通过亲美的袁世凯成功地对清政府进行间接的政治影响。据日本外务省观察，在袁世凯主持晚清外交的那几年，清朝高官普遍认为，中国的命运“掌握在美国手里”。例如，庆亲王奕劻就是一位对美国有好感的高官，他曾聘请耶鲁大学毕业的唐国安担任其秘书，而唐国安与美国社会各界有着密切的往来。美国人也会通过唐国安了解袁世凯和清政府高层的政治动态。

　　 彼时，中国连绵不断的边疆危机也促使清政府重施“以夷制夷”的故技，主张“保全”中国的美国自然成为联络的对象。首先是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武力侵占，刺激清政府实施“联美”。1901年2月11日，驻俄公使杨儒在与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Vladimir Lamsdorf）的谈判中，俄方劝告杨儒对于两国谈判内容“秘密不宣为妙”，言称“我两国办事，均有自主之权，无庸他国干预”。杨儒对此表面应承，实际上很快将他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Sergei Witte）的秘密谈话泄露。此举激起反应，1901年2月23日，维特在与杨儒的谈话中，指责其故意泄露谈话内容。杨儒对此反驳：“惟日后定局，外人总要知道。既是好榜样，不妨使外人早知，可以效法。”同时他又故意将阻挠责任推卸给日本政府，借此挑拨俄国与日本的关系。3月2日，杨儒告诉拉姆：“日本之多方煽动各国，出场搅扰此事，殆欲报复前年中日战后俄助中国索还辽东之仇乎？”清政府没有认清美国“保全中国”只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口号，故而对美国心存幻想，希望美国出面干涉。实际上，海约翰在1901年3月28日与俄国大使喀西尼的谈话中，已经表示“只要保持门户开放，美国并不关心满洲命运”。 

　　 尽管如此，“联美”之说在清政府内部仍占据上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一批清朝重臣都有此主张，认为“中国赖美国主持公道，方能在日俄战争中不被侵占”，力主查禁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讨好美国。究其原因，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催化剂。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汪康年就已经上书清政府，呼吁“速定外交政策”：“凡地球上诸国，必有暗中联盟之国，庶平时既隐有所恃，有事亦可相助”。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俨然成为东亚霸主，中国东北局势岌岌可危。1906年7月，熊希龄在给军机大臣瞿鸿禨的上书中，提议把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联盟对象”。他说：“以目前大局论之，同盟之事，舍日、英、美，其难属也。”熊希龄认为必须要联合日本，是因为考虑到当时世界上的黄白种族之争。但日俄战争以后，留给中国可联盟的对象已所剩无几。1907年，日本与法国、俄国、英国相继签订了《日法协定》《日俄协定》《英俄协定》等双边条约，加之此前的《英日同盟》，提升了日本在东亚的国际地位。 

　　面对日本在东亚地缘政治上的空间挤压，清政府希冀联合被日本排斥在外的美国、德国，共同抵制日本的侵略。清政府反制日本的战略构想逐渐清晰起来。1907年8月14日，两江总督端方在给朝廷的电报中建议：“如能派亲贵重臣游历欧美，密与德美两国设立协约，以互换利益为主，尤足为无形之抵制。”两广总督张人骏的“联美”主张表达得最直接，他认为，“独美国所处僻远，而在中国商务最盛……彼为保商计，岂能不竭力维持”。张人骏的看法，不仅体现出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政治思维，还带有“美国例外论”的意味。张人骏并无留美背景，他对美国格外青睐，与他的姻亲袁世凯同声相应，更反映出当时清政府重臣普遍的认知偏差：他们对美国的观察和认识基本停留在门户开放政策的表面，并没有意识到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的全方面、深层次的侵略性。

　　以袁世凯为首的清政府外务部官员，仍然把美国与英法德等列强等量齐观，视为可以外交结盟的对象。1908年6月1日，袁世凯对德国驻华公使雷克斯（Arthur Alexander Kaspar von Rex）说，中国与德美两国接近是“既定路线”，并表达了他的“不安之情”。袁世凯的不安，显示出清政府高层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理解尚存诸多不确定性。这一时期，清政府高层的“联美”呼声不断，一项旨在改变东亚地缘政治秩序的“联美制日”计划呼之欲出。

　　 四、门户开放政策话语对东亚空间秩序的影响 

　　门户开放政策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新殖民主义”方案，通过取代传统军事外交政策的旧殖民主义，在东亚建立一个基于自由主义霸权理念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其显著特征是减少对军事武力的依赖，以“机会均等”破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束缚，以开放性的“合作模式”代替赤裸裸的殖民掠夺，通过条约体系来维持列强在华均势格局，逐步建立基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这套国际秩序是服务于美国的商业帝国构想。然而，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与日本以武力为依托在东亚建构的旧帝国主义秩序是格格不入的。这两种秩序理念的博弈，集中表现为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话语霸权与日本的政治军事霸权的较量，对其后东亚空间秩序构建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对日本政府试图主导的东亚地区霸权构成了无形的约束,促使帝国主义列强从争夺势力范围回归到19世纪中期之后的“合作模式”时代。列强就帝国主义侵华的新形式——国际银行团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达成了共识。面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阳奉阴违，1902年《英日同盟》的缔结，就是日本打着“亚洲门罗主义”的旗帜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制。其后，日本又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巩固了在东亚的区域霸权地位。1906年6月，日本设立“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作为侵略东北的大本营，不久又设置“关东都督府”，对旅大租借地进行殖民统治。1907年6月在巴黎签订的《日法协定》，实质就是日法承认彼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日法协定》外的秘密换文明确了这一范围的划分；同年7月订立的《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划分了双方在东北的势力范围，相互承认各自在朝鲜和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以日本为中心构建的东亚条约体系把德国和美国排斥在外，令美国的处境尴尬而孤立。不过，日本主导的这些国际条约也显示了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表面尊重”。在此过程中，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让曾经相互对立的列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罗斯福政府呼吁“机会均等”，号召列强支持共同投资和“开发”中国市场，使门户开放政策成为美国对华开展金元外交的指导方针。门罗主义从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地缘秩序，转向为帝国主义扩张服务的普遍原则，在东亚地区实现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W.Straight）认为，“如果外国资本家要在中国投资发展经济，就必须以合作替代竞争，并为此组成一国际联合的银行团”；在美国倡导下，银行团从最初的三国发展成由英美法日德俄组成的“六国银行团”。国际银行团在中国的投资，本质上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体系，建立了一个单方面有利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不平等贸易体系，其对中国的破坏性影响无法估量。

　　其次，门户开放政策充满“利他主义”的迷惑性话语，这也激发了清政府推动“中德美联盟”计划的主观愿望，为这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构建描绘了新的愿景。但是，清政府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认知鸿沟。这是由于中美两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关切点不同，也与门户开放政策话语的迷惑性有关。门户开放政策表面上是在保障中国的主权，实际上却让中国门户大开，使外国商品更为便利地倾销到中国，中国资金不断外流，本国工业难有起色。这就是梁启超所谓的“灭国新法”，就是通过金融、借债、修筑铁路、派遣顾问等方式实现对中国的新殖民控制。故而，梁启超才是清末真正理解美国“新殖民主义”话语本质的有识之士。

　　门户开放政策暗藏着美国的“新殖民主义”霸权野心，以新兴的世界经济强国姿态对东亚秩序实施战略干预，激化了美日冲突，更为数十年后的美日战争埋下伏笔。长远看来，清政府联美制日的战略构想，符合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关切：预防和牵制日本的殖民扩张。但是，就罗斯福总统而言，其东亚政策仍然是坚持对日本妥协的原则，让日本成为美国门罗主义在亚洲发挥效力的重要支点。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罗斯福总统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利益来换取日本政府的妥协。然而，对此浑然不觉的清政府为制衡日本的侵略，急于寻求美国的支持，此即1908年唐绍仪使美与联美活动之意图。

　　 1908年7月20日，清政府任命唐绍仪为“赴美致谢著兼充考量财政大臣”，并未提及唐绍仪是否有“联美”的秘密使命。但是，唐绍仪暗中告诉德国驻华公使雷克司，“道谢美国退还赔款只是一个借口”，其真正目的是为“接近德、美铺平一条道路”。美国公使柔克义认为，唐绍仪赴美就是为了“与美国达成某种协定，借此抵制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政策”。但是，美国主流媒体支持罗斯福总统的对日妥协政策，认为不必担忧日本会侵犯菲律宾，因为日本还是会附和欧美列强所主张的“确保东亚和平政策”。11月30日中午，唐绍仪抵达华盛顿，国务卿罗脱向唐绍仪出示了《罗脱—高平协定》文本。罗脱辩解说，此次美日协定旨在向日本重申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实与中国有裨”。12月13日夜，罗斯福又与唐绍仪密谈，表示美日双方将“互相保证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内容加入换文中，防止日本将来“有意外之举”。美国政府的欺人之谈跃然纸上。不久前，柔克义已将美日协定内容通告袁世凯。袁世凯抱怨说，“为何美国突然决定与日本达成协定，而不等到唐绍仪抵达美国的时候再行动”，柔克义反驳说，“清政府只向他告知唐绍仪赴美的公开使命”。至此，袁世凯主持的联美制日计划彻底落空。 

　　 最后，门户开放政策话语推进了中国政治秩序的变革，支持以袁世凯为首的亲美派推动晚清新政改革。其目的就是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落地创造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这是罗斯福总统的既定目标。1901年当选总统后不久，他就希望中国口岸对所有到访者开放，要迫使“中国变得彻底按规矩行事”。1903年签署的《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为美国进一步介入中国内政，尤其与国际投资和贸易体制有关的改革，提供了条约依据，力图将清末新政纳入美国主导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为了利用门户开放政策引导清政府朝着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方向改革，柔克义在1902年5月21日美国亚洲协会的演讲中指出：“由我们的国务卿通过成功的外交谈判所获得的中国门户开放可能会被称为是纯粹商业性的吗？它们难道没有对中国的政治状况产生深远影响吗？”这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所代表的“新殖民主义”话语最好的注解。 

　　 结语 

　　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实现海外扩张的战略目标，已经显露出利用国际法增强外交话语权的意识。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摩尔的帮助下，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开凿巴拿马运河是为了人类“集体文明”利益，反对巴拿马政府的阻挠，并以此说服美国国会内部的反对派。在1900—1901年间，摩尔作为国际法顾问密切参与了美国政府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制定，他成功地说服麦金利总统，将国际法理论作为美国参与《辛丑条约》谈判的指导思想，由此形成一套以门户开放政策为准则的“新殖民主义”话语系统。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要建立一套由其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以及由此生成的国际法体系，其实质是非平等性的。19世纪、20世纪之交，门罗主义远渡重洋，摇身变为“门户开放”，在看似“机会均等”“主权平等”的自由主义国际法体系之下，隐藏着美国的新殖民帝国野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价值，在于让原本局限于美洲的门罗主义，成为超越单一国界和美亚洲际边界的“新国际法”。传统国际法以“国”为单位，门户开放政策则是以跨地域“大空间”为单位的“美式国际法”，服务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维护其自由主义霸权。

　　在20世纪初，美国围绕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新殖民主义”话语，是在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博弈中形成的。美国政府凭借其外交话语的“软实力”意图弥补在东亚地区政治军事上“硬实力”的不足。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真实用意是把中国最终变成由它独占的经济市场，事实上，美国政府通过与国民政府签署的1946年《中美商约》几乎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理解，如果放在二百余年来美国对华活动的历史脉络中予以考察，就可以看出其“新殖民主义”的本质。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武雪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