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事件”及其后续进展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大正德谟克拉西著名代表吉野作造与众不同，对中国学生抗议“侵略的日本”表示理解，进而提出了“和平的日本”与中国国民“提携”的诉求，并为此写信给曾经的学生李大钊，邀请北大师生访日。对吉野作造的提议，李大钊积极回应，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一波三折。为消除李大钊对吉野作造所创“黎明会”的疑虑，吉野作造不仅通过记者渊泉（陈溥贤）在报刊上发表谈话，而且派遣学生访问上海学生联合会和李大钊，亲自密访北大。“五四事件”一年后，北大学生访日得以实现，但这与吉野作造的中日两国相互“提携”的初衷——打倒各自国家的军阀和官僚政府、防止“过激思想”的蔓延，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在于无论是接待访日团的东京帝国大学的新人会，还是北京大学访问团，两国学生更关心的是苏俄革命。

　　关键词：五四事件  吉野作造  李大钊  新人会  过激思想

　　作者孙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南京210023）。

　　1920年5月20日，东京地方裁判所检事局出动警员逮捕了居住在神田的《大学评论》编辑信定泷太郎。21日，搜查位于本乡的东京帝国大学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宿舍，强行带走二年级学生早坂二郎。《大学评论》创刊于1917年1月1日，以“启发国民和文化批判”为宗旨，着眼于“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信定泷太郎还兼任以东京帝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为主结成的“新人会”机关刊物《德谟克拉西》的编辑。因此，检事局逮捕信定泷太郎可谓事出有因。但为何要逮捕尚为大学生的早坂二郎？次日《万朝报》道出了其中原委：

　　早坂于去年（1919）末，持吉博士介绍信，漫游支那（原文如此，以下同——引者注），经上海、哈尔滨、浦盐，于4月回东京。滞留上海期间，参加支那学生运动，因在当地发表过激演讲，为陆军当局所监视。回国后，常常召集学生聚会，试图解读俄罗斯革命的过程、支那学生运动。偶然看到某报载，派往莫斯科某氏，在通信中报道了过激派的住所，并说过激派用以宣传的备忘录被涂掉了。早坂搞到被涂掉的原稿，上月下旬以此为底本制作了过激的印刷品，分发给寄宿生。同会（基督教青年会）理事、学生监督藤田逸男获知后没收并烧毁印刷品。此事为官宪所知，结果导致检事局出动。

　　原来，早坂二郎曾到中国游历，从上海入境后，一路北上至哈尔滨，又转赴浦盐（海参崴）。在沪期间，他参加反日“学生运动”并发表亲苏俄革命的“过激演讲”；回日本后，印刷和散发介绍苏俄革命的小册子。如所周知，1919年5月4日发源于北京的“五四”学生抗议事件以燎原之势波及全国，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对此，日本各大报刊连日跟踪报道，刊出大量评论，有的甚至诬蔑抗议学生为“学生义和团”。在此背景下，一个连汉语都不会的日本大学生到上海参加反日游行，其动机何在？《万朝报》提到早坂二郎带了“吉博士”的介绍信。“吉博士”应为“吉野博士”之误，是时人对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的尊称，由此可知二人系师生关系。此外，《万朝报》还提供了另一条二人是高中校友的线索：“早坂二郎是以首席毕业于仙台高中的秀才，擅长文章和辩论。”吉野作造也曾就学于此并以次席毕业。早坂二郎在进入“二高”前，曾就读于东北学院（初中），该校是一所基督教中学。早坂二郎应为基督徒，故而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后得以入住基督教青年会宿舍，而该会理事长正是吉野作造。

　　早坂二郎抵沪后曾给吉野作造去过一信，并附上收集到的反日宣传品。吉野作造1920年1月17日日记中写道：“夜，出席基督教同志会演说会，为纪念之，在早坂君来信上贴（用红笔写的‘勿忘国耻，民国五年九日’印刷品）。”如果早坂二郎参加了中国学生运动，时间当在新旧年交替之际。查1919—1920年之交的中日报章，上海的反日运动业已沉寂，只有围绕“福州事件”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抗议活动。或许早坂二郎参加的是与“福州事件”有关的抗议活动，待考。令人不解的是，一个日本学生参加反日游行并发表“过激演讲”，竟然没有引起中日媒体关注。

　　所谓“五四”，既指具体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爱国反日游行及其余波——本文称之为“五四事件”，亦泛指在前后出现的文化思潮、社会运动乃至政治革命——本文称之为“五四运动”。“五四”无论作为事件，抑或作为运动，其意义都不仅局限于中国，而是具有世界性的。讨论“五四”，不能忽视朝鲜的“三一运动”、日本的“大正德谟克拉西”思潮、俄国的“十月革命”等，而将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探讨“五四事件”后日本知识界出现的新动向——与中国知识界“提携”（合作）的诉求，追寻吉野作造和新人会成员访问中国的足迹，揭示吉野作造提倡的中日青年“提携”的真实意图，呈现吉野作造与李大钊及“五四运动”的关系。

　　一、吉野作造的诉求

　　早坂二郎带着吉野作造的介绍信前来中国。要了解此行的前因后果，须确认吉野作造写信的意图以及他对“五四事件”的看法。

　　吉野作造（1878—1933）的名字是与“大正德谟克拉西”（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连在一起的。德谟克拉西（デモクラシー）系democracy的日语音译。除这一译名外，日本还使用民主主义、民本主义、平民主义、众民主义、民众主义、民政主义、主民主义、合众主义、民重主义、人本主义、民生主义、土民生活等译词，其中民本主义是音译之外最常用的译词。“民本”典出中国，意为以民为本。在“君本”——天皇制国家的绝对权威下，该词不但规避了主权在民这一民主主义的本义，而且还给推崇者以维护“国体”之名批判“顽冥的元老和固陋的阀族”之根据。吉野作造倡导的民本主义旨在提高天皇制下的行政效率、扩大普通选举等，与以国民为主体的政治诉求无涉。

　　“五四事件”发生后，日本倡言民本主义的媒体——无论是立场偏左的《东京朝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还是立场稍右的《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以及《中央公论》《太阳》《日本及日本人》等杂志，均与政府持同样立场，批判中国的所谓“排日运动”。《日本及日本人》刊载的稻垣伸太郎《支那排日风潮与我之对策》堪称罕见的例外。该文要求日本政府尽快缔结归还山东的协定，修订“二十一条”，放弃领事裁判权。稻垣甚至写道：“今日支那国民已非数年前支那国民，于冥顽固陋中有了些许进步，即使（其）误解了日本，也有必欲误解的根据；即使（其）故加曲解，日本也有被曲解的弱点或缺点。”吉野作造不仅支持稻垣的观点，还对中国学生的行动表示理解。

　　1919年6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刊登的卷头语《勿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中，呼吁日本读者不要被北京“学生团”在抗议活动中对“亲日派”（曹汝霖和章宗祥）的暴力表象遮蔽，指出中国学生知道的是“侵略的日本”，但不了解还有一个“和平的日本”。因此，“我们自己要制约军阀、财阀对支那政策，将日本国民真正的和平诉求传递给邻邦的友人”。同月，在给《新人》杂志撰写的卷头语《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骚扰事件》中，吉野作造提出，“排日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他呼吁日本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放弃官僚和军阀主导的对华外交政策，否则“将永远失去在中国发展的机会”。7月，他在给《东方时论》的《支那排日骚扰与根本解决对策》一文中，详陈不能用煽动者的图谋来曲解这场“自发运动”，中国民众不是“吴下阿蒙”，他们对外把日本视为“侵略主义的第一位代表”，对内反对专制的官僚军阀。“支那民众呼吁排斥官僚声高涨，某种意义是对日本的警告，也是攻击阻碍开启日支两国真正亲善的呐喊。”从这些言论可见，吉野作造是以二元分析框架来解读“五四事件”的。他认为，政治一方为军阀和财阀，非政治一方为普通民众；“五四事件”是中国民众和学生主体意识自觉的显现，当两国政治一方沆瀣一气时，两国非政治的国民可以结成跨越国界的“提携”关系。

　　日本政治思想史专家松本三之介认为，“吉野的思想可以视为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个思考轴的交错处展开的”；受理想主义支配的是“他饱含热情陈述对人性的信赖”，与现实主义相关的是他基于政治现实的“实证政治学”。1915年后，吉野作造的中国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开始批判日本帝国主义。1918年初，对日本警察逮捕“维新号”上的中国留学生，吉野作造予以严厉批评。1919年5月6日，“五四”抗议活动的消息传到日本后，5月7日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向日本政府表示抗议，结果大批学生被捕。吉野作造闻讯，积极保释学生，帮助被判实刑的学生上诉。

　　吉野作造对自己关于“五四事件”性质的认识很是自信，这既与他的观察和研究有关，亦得益于与中国友人的往来。他从“五四事件”中认识到，学生正成为中国新思想的传播者。如前所说，吉野作造试图从民间而不是国家与国家的角度，探讨“和平主义”的日本与中国“提携”的可能性。他对中国学生的援助反映了他对肩负中国未来的年轻学子的期许。倘若“和平”的日本是以黎明会、新人会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团体，那么，代表中国未来的知识分子团体则是聚集在《新青年》《新潮》等周边的青年学生。在《新人》的卷头语中，吉野作造写道，“北京大学学生显示出的飞跃性发展，某种意义上与日本思想自民间逐渐进入公立大学中可以进行比较”。“观察最近北京大学发生的这种现象，即以此开辟支那民众全体举国迈向开明的目标，为了东洋文化的发展，我们应该予以祝贺。”他感叹中国在政治、文学、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新变化，如北京大学发行的杂志基本上都是“口语体”：“连寄给我们的信也是口语体，而且是横写的，还不忘使用，。！等。”因而，不能因所谓“暴力行为”而忽视“新运动的真正价值”。

　　吉野作造的这种态度还体现在“黎明会”的活动上。1918年12月23日，他联合福田德三等发起成立“黎明会”，在维护天皇制“国体”的前提下，该会的宗旨为“在世界人文发展中弘扬日本的使命”“谋求在世界共存中的日本国运进展”“因应世界新形势，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定与充实”。亦即一方面张扬国际主义，另一方面以日本国民生活为第一要务。黎明会是以大学教授为主的知识分子团体，每月举行一次系列演讲，之后将演讲稿整理汇集为《黎明讲演集》出版。1919年6月5日，黎明会迎来又一次演讲会。吉野作造发表题为《日支相互谅解》的演讲，提出中国留学生对日本警察的敌视由来已久，这与日本官宪的态度不无关系；北京学生的“排日运动”完全是日本的“侵略主义”使然，两国的相互敌意很多是由于媒体煽动和“误解”造成的。他确信，如果日本国民与中国国民面对面地恳切交谈，必然能够“握手”和解。演讲会结束后，吉野作造等做出决定：邀请北京大学教授一名、学生二三名，访问日本。

　　二、李大钊的应答

　　对于吉野作造，中国知识界并不陌生，李大钊则极为熟悉。1907—1913年，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学习，曾师从吉野作造。1914—1916年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二人联系不断。黎明会成立后，李大钊参与创办的《每周评论》从1919年1月起就不断刊载黎明会的消息，这些消息继而被《申报》等媒体转载。1919年2月16日，李大钊致信祝贺黎明会成立，表示认同该会的纲领：“主张公理，反抗强权，打破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完成日本国民的共同生活，使他与世界人类的共同生活调和一致。”正因有如是互动，吉野作造才有邀请北大师生访日之倡议。关于吉野作造和李大钊之间为此而进行的交流，学界以往多有言及，但对其间的曲折不知其详。这里以吉野作造发表在《解放》上的《日支国民间亲善确立的曙光》为线索略作梳理。

　　1919年6月5日，黎明会决定邀请北大师生来访后，吉野作造很快给李大钊去信，并附寄已出版的《黎明讲演集》。李大钊接到书信后，将吉野作造的文章示之媒体。《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书》称：“贵会主干吉野博士致敝国某君书曰：……‘侵略的日本不独为贵国青年所排斥，抑亦我侪所反对者也。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之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东方杂志》刊文亦称“觅得吉野博士致北京大学某君书”，“摘译”道：“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之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此仆所确信不疑者也。”李大钊于6月15日复信：“此次敝国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反对侵略主义、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公正的国民绝无丝毫的恶意。此点愿贵国识者赐以谅解。惟不幸而因两国外交纷争问题表现之，诚为遗憾千万。……在黎明的曙光中，两国的青年可以握手提携，改造东亚，改造世界。”

　　从李大钊的回信看，他显然读过《勿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在《日支国民间亲善确立的曙光》一文中，吉野作造提到随信附上一二篇文章。李大钊读后说“尊论正大公明，当酌为发布，示之国人”，随即将文章译出并投给媒体。他对吉野作造邀请北大师生访问则表示：“两国大学的教授学生间应开一交通的道路，甚善甚善。”但是，鉴于蔡元培校长离京，陈独秀因发布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政府“捕拿”，对互派人员访问的要求，李大钊未予明确回答。在《日支国民间亲善确立的曙光》一文中，吉野作造提到李大钊另一封来信，内容与这封信不同，回译如下：

　　北京学界甚盼君之来游。即令大学交换教授未可，民间学会或媒体亦有聘请、聆听君之演讲者。今夏或今秋，屈驾来华数月，如能将日本国民之真意与德谟克拉西之精神示之于敝国国民，则必大利于亚东黎明运动之前途。

　　关于此信的来历，笔者推测在接到李大钊6月15日来信后，吉野作造因李大钊没有正面作答是否访日，在听说自己的学生、供职于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的冈上守道（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要去北京后，便委托冈上顺道拜访李大钊，询问北大师生访日事宜。7月1日，冈上守道离开东京，到北京后很快去拜访李大钊，并将结果报告给吉野作造。吉野在前文中节录了部分内容。

　　李大钊对冈上守道解释迟迟未能复信的原因。具体而言，既有校内原因——校长蔡元培离京不在，也有政治原因——一俟中日之间纠纷解决，即派师生前往。李大钊赞成吉野作造殷殷期待的中日知识界的“提携”，就在此次会面前后，总部设在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在李大钊的敦促下公开了致黎明会的信函，该信阐述了侵略必亡、爱好和平的中日两国青年应该友善。冈上守道走后，李大钊随即给吉野作造去信。这就是上文吉野作造提到的李大钊邀请其来访的信函。

　　一切看似顺利，但情况骤变。7月13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刊文，严厉批评黎明会和福田德三：“看了福田博士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出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在同期发表的《黑暗与光明》短文里，李大钊指出，“在日本的黎明会里，也可以分黑暗与光明两个层级。大概已竟（经）在社会上享有相当地位声望的一流人的思想，比较的不彻底，议论、态度，比较的暧昧。还是新人会一派的青年，较有朝气。他们的议论、思想，很有光明磊落的样子。这也是青年胜过老人的地方，也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分点”。

　　李大钊何以突然批评福田德三，进而间接批评吉野作造？在吉野寄来的《黎明讲演集》中收录了吉野《关于德谟克拉西我辈之意见》和《关于支那问题》两篇演讲，其中针对有听众质疑吉野作造与福田德三结盟，吉野作造解释二人只是形式上不同，实则一致。李大钊了解二人的分歧所在，但这还不能构成他批判福田德三的理由。虽然正在转向布尔什维克的李大钊与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在思想上存在沟壑，但从李大钊发表的关于“新亚细亚主义”的文章看，他是赞成被压迫民族之间联合的，这与吉野作造“和平的”日本与中国国民“提携”的主张一致。因此，李大钊态度的转变应当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李大钊批判福田德三“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一句提示笔者，莫非李大钊读到了福田德三在《解放》创刊号上发表的反对日本将山东权益返还给中国的文章？一个月后，《晨报》署名渊泉的文章《访问吉野作造博士记》道出了个中原委。

　　获知李大钊刊文批评福田德三和黎明会后，感到事态严重的吉野作造邀约驻东京的《晨报》记者渊泉相谈，向其陈述黎明会的宗旨和福田德三文章的撰述缘由。吉野作造首先解释了黎明会的情况，“吾黎明会同志于排斥旧日本旧思想，则全会之立脚点皆属相同，特如何建造新日本，即根据何种主义以改造日本，会员间意见不甚一致耳。故对于一种具体的问题，往往有相反之议论，此亦无可如何者也。”在黎明会内部，如果说麻生久属于最激进的倾向苏俄革命的一极，那么福田德三则偏向福利国家主义一极，而吉野作造属于中间派。接着，吉野作造转入正题：“福田德三博士在解放杂志所发表之山东问题意见，吾亦不以为然。中国人读之自生恶感。福田博士为人爽直，经济学问为吾日本第一人。特关于中国问题，博士无甚研究，且下笔时亦未加充分之斟酌，致有误解之处。自该文发表之后，颇有忠告博士者，博士乃搜集中国问题材料，详为考究，始大悟日本军阀处置之不当。本月曾为文登《新时代》杂志中，其态度全然一变，望君详读之，便知博士之真意也。”原来，对于福田德三在《解放》发表的文章，黎明会内部也不乏反对者。

　　在吉野作造忠告下，福田德三撰写了《小岛国侵略主义的报应》一文，发表在1919年7月《新时代》上。在文章中，福田纠正了自己先前的看法，改而认为中国排日乃是日本“利己的、小岛国侵略主义”所致。吉野作造坦言：“吾敢请君转告中国青年曰：日本之军阀官僚资本家纵不了解诸君之精神，而诸君之知己则有日本青年在，勿视吾日本人皆抱此顽冥之思想也可。”吉野作造在对中国青年的行动表示理解的同时，认为日本青年也心同此理。黎明会内部虽然存在分歧，但在朝鲜和中国问题上意见趋于一致：“吾敢告中国青年曰：吾日本青年亦痛心疾首于吾军阀之行动也。”而面对渊泉既然日本青年痛恨日本的军阀、为何不起而斗争的疑问，吉野作造意味深长地说：“彼军阀之根深蒂固，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打破，吾青年今日在社会上虽已有一种潜势力，而尚嫌根基未固，故不能有显著之活动。待时机一至，则易如摧枯拉朽矣。彼军阀之势力非已日见收缩乎？中国之军阀倘能早日倒坏，则日本之军阀亦当随之而倒（渊泉曰：此二语颇有意味），即不倒亦较易推倒。”由此可知，吉野作造积极倡议中日民间“提携”，背后深藏着欲借中国学生打倒中国军阀之力、唤起日本学生起而打倒日本军阀的想法。在文章结尾，渊泉写道：“吾敢正告我国人曰，吉野博士意见非常彻底，而与吉野博士最有关系之新人会（帝国大学学生之结合）亦吾国人唯一之良友。”

　　在解开了李大钊对黎明会和福田德三的疑虑之后，吉野作造没有止步。1920年5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前夕，吉野作造接受《大阪每日新闻》采访时说：

　　为了新的日支亲善运动，北京方面的教授以胡适、陈独秀氏为代表，支那学生诸君在第二年六月前来访，关于这一报道或认为是事实，或认为时机尚早。这个计划是，去年夏天我个人去了北京，住在友人家中，与各方面的人进行了接触，在这一极其简便的方法后，如我所做的，想以简便的方法邀请北京大学青壮年教授和学生来日本访问。从支那方面考虑，不能以如此简单的方法了事，回答想邀请我访问三四个月。其时，因实施的时机尚不成熟，一度无限期延后。

　　可见，与渊泉谈话后，吉野作造悄悄访问了北京。他是怎么去的？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曾密访李大钊，应该是为吉野作造的到访做准备。吉野作造和李大钊相见，旧话重提，一致决定继续推动北大师生访日。由于中日政治形势和其他方面的困难，计划一度搁浅。但是，吉野作造试图让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提携”的愿望一无减弱，继冈上守道访问李大钊后，受吉野作造影响的新人会成员陆续踏上中国大地，早坂二郎便是其中一人。

　　三、新人会成员访华

　　在论及“五四事件”后中日知识界的互动时，论者皆聚焦于北大学生访日一事，除松尾尊兑略加涉及外，没有研究关注过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成员访问中国。“新人会”是1918年12月5日由东京帝国大学学生组建的，发起人为赤松克麿、宫崎龙介和石渡春雄，接受吉野作造的指导。黎明会在北京知识界名气颇大，但除演讲会外基本上没有活动；而新人会不但成员多、言论激进，活动范围亦广。该会成立后，很快与已经毕业的麻生久的“木曜会”合并。后者厌恶“传统主义”，核心成员有冈上守道和佐野学。由赤松克麿起草的新人会纲领宣称：“吾人拥护并促进作为世界文化大势的人类解放新气运；吾人响应现代日本合理的改造运动。”与黎明会保障国民生活的宗旨相比较，新人会倡言“合理的改造运动”，其前卫性一目了然。

　　1928年新人会成立十周年之际，赤松克麿回忆道：“新人会出身的很多社会活动家属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分野，并非限于特定阵营的集团。”“新人会最初是作为对抗长期支配东京帝大法科传统的官僚思想的反逆者而诞生的。”新人会的活动地点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生第二活动室。1919年1月30日，麻生久在此作《青年知识阶级的一项使命》演讲：“青年知识阶级的一个使命是立足于拥有政治的、资本的能力的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实现其应有的社会性的符合真理的理想。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在与现在垄断政治的、物质的权力者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同时，还须向劳动阶级宣传，最大限度地促使其理性的自觉。”麻生久的演讲极具煽动性，文字稿刊于《德谟克拉西》创刊号，堪称新人会的成立宣言，一年级新生早坂二郎就是听了演讲而加入新人会的。

　　虽然新人会与吉野作造关系密切，但主张远比黎明会激进。最早研究新人会的史密斯（Henry DeWitt Smith）将其著作定名为“日本最早的学生激进分子”，可谓一语中的。以麻生久为代表的原“木曜会”成员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后即已研读苏俄革命。当吉野作造寻求日本和中国民间“提携”时，访问中国的新人会成员的想法并不止于此。赤松克麿回忆同仁到中国的情形：有三名新人会成员先后访问中国，分别是冈上守道、佐野学、宫崎龙介。冈上守道回国后报告了旅行观感，认为中国的“新建设运动”——新文化运动，受到日本新思潮影响。这显系夸大之辞。而北大学生了解新人会云云，确切地说应该是黎明会。

　　冈上守道足至西伯利亚。佐野学行迹不甚清楚，最后止步于“满洲”。其时，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加入欧美围剿苏维埃革命的行动。二人行至“满洲”和西伯利亚，表现出对苏俄革命的关心。赤松克麿回忆中有一句话颇有余韵：“他们有其他事情，对新人会的任务也不懈怠。”

　　第三位访华的新人会成员宫崎龙介比较特殊。因为宫崎家与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密切关系，宫崎龙介常到上海。“我来上海并非吉野博士的委托，因为我每年例行地会到上海，博士要求我‘如果在上海碰到学生，请打听一下交换讲演的事’。”在谈到邀请北大学生来访时，吉野作造说：“因为其间我们中会有宫崎法学士去上海，想必会加速具体落实。”1919年秋到上海后，宫崎龙介在“一高”时代的同学、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李汉俊安排下，在其家中见到全国学生联合会干事孙越崎、程天放和詹大悲等人，畅谈中国的社会改革理想，彼此有一家人之感。此外，宫崎龙介还专门拜访了其父老友孙中山。当被问及“日本何时改革”时，宫崎龙介乐观地答称：“这一天不久即会到来。”宫崎龙介详细记录了此次上海之行，以《来自新装的民国》为题发表在同年12月底的《解放》杂志上。在文章结尾处，宫崎龙介说“因为有事曾去了天津”。在宫崎家所藏书信中，有两封李大钊写的短笺，一封是10月7日邀请宫崎龙介“假座香厂六味斋与同志一聚”；一封是9日邀请其“来弟处一谈为祷”。短笺证明，宫崎所说的“天津”应该指北京，即宫崎10月初曾秘密拜访过李大钊。

　　宫崎龙介在回忆文章中闭口不谈访问李大钊之事，是因为此行乃是为吉野作造的到访打前站。吉野作造虽然只是大学教授，但在日本知识界和舆论界影响颇大，他不敢暴露自己访问北京的目的。李大钊的短笺亦证明，吉野作造前文所说“去年夏天我个人去了北京”的“夏天”，应为“秋天”。

　　赤松克麿的回忆没有提到早坂二郎。在新人会成立十周年时，早坂二郎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大概事先读过赤松克麿的文章，有些段落与赤松克麿的文字类同，但作为当事人，早坂有自己的视角：

　　在北京大学，同仁每次往访都受到热诚欢迎。文学革命的主导者胡适、共产党事件中被张作霖枪杀的李大钊等在排日示威正炽烈之时，与同仁共进午餐等事令人难忘。……对于作为新支那建设运动的先驱而战士辈出的北京大学（特别是新潮社、少年中国社等），我们可以回忆出新人会进行了相当多的工作的深远意义。

　　九年五月，作为回访，北京大学的五名访日学生代表来了，与年轻的东洋战士紧紧握手，在神田青年会馆召开了没有先例的日支学生联合演说会。

　　早坂二郎的回忆内容比较具体。关于访问北大一节，指出新人会成员往访时受到“热诚欢迎”；在排日浪潮下，胡适和李大钊专门“与同仁共进午餐”。早坂二郎没有谈及会见李大钊的具体细节。据同行的平贞藏回忆，他总共见过李大钊三次。第一次在李大钊家，“李大钊出身早稻田，因为会说日语，说了很多话。相约过些日子在北京大学见，我就回去了”。第二次在北大李大钊组织的具有新思想的十余人参加的欢迎会上，“互相提问，说了很多话”。第三次在北大图书馆的“附属食堂”，边吃饭边聊，“很有收获”。可以与赤松克麿的回忆相对照的是，早坂二郎提到包括自己在内共有三个人去过中国：“大正八年（1919）十二月平贞藏和早坂二郎以上海为起点，前往北京、哈尔滨、浦盐，次年千叶雄次郎也前往浦盐方面。”赤松提到冈上守道去过西伯利亚，而早坂则明确说三人均到了海参崴。可见，至少有四名新人会成员去过战争状态下的苏俄。新人会成员去苏俄访问，显然超出了吉野作造提倡的日中“提携”的界限。早坂二郎为掩饰其对“过激思想”的兴趣，对访问海参崴闭口不谈。不仅如此，他在天津、青岛、北京以及“满洲”、朝鲜等地都受到东北学院校友的接应，唯独称“在上海，和谁都没有见”。

　　赤松克麿和早坂二郎在回忆欢迎北大学生来访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战士”和“握手”。赤松说：“年轻的支那战士和年轻的日本战士，紧紧地握手。”早坂说：“北京大学的五名访日学生代表来了，与年轻的东洋战士紧紧握手。”北大学生访日某种意义上是作为日本大学生访华的回访。为筹措旅资，李大钊、胡适等慷慨解囊。两国“年轻的战士”之间的“握手”表明，他们对于作为“排日运动”的“五四事件”是有共识的。借吉野的话，是以和平的日本反对侵略的日本。但是，对新人会来说，“握手”的含义还不止于此，“战士”二字绝非随意的修辞，带有对“过激思想”——苏俄革命的憧憬。

　　新人会成员为何要访问中国？或者确切地说，为何要去战争状态下的西伯利亚——日军占领下的海参崴？本文开头曾引用《万朝报》报道：“（早坂）回国后，常常召集学生聚会，试图解读俄罗斯革命的过程、支那学生运动。”这似乎说早坂二郎的“过激”是到中国和海参崴的结果，但事实恰恰相反，应该说早坂二郎及其他人是因为“过激”而去了海参崴。

　　先说赤松克麿提到的冈上守道和佐野学。冈上守道1916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随后进入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主要研究犹太人和俄罗斯农村问题。佐野学1917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科毕业，在继续攻读两年农政学硕士课程后，于1919年成为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契约职员。在学期间佐野学就对俄罗斯感兴趣，撰写过关于俄罗斯农村共同体“米尔”（мир）的报告书。在同僚冈上守道的介绍下，佐野学加入麻生久的“木曜会”。对于“十月革命”，当时的日本报章充斥着谩骂和嘲笑，甚至将列宁的汉字译名故意译作“冷忍”。在对苏俄革命批判性的舆论下，1919年6月石川六郎编辑出版的《过激派》是日本第一本介绍苏俄革命的著作，全书分为“过激派发达史”“露国社会思想史”“过激派思想与国家及社会”和“过激派与艺术”四编。该书实际作者是麻生久、冈上守道和佐野学。冈上守道和佐野学编写这本书表明他们对苏俄革命的兴趣和认同。在同一时期的新人会机关报《德谟克拉西》上，冈上守道发表了若干关于古希腊哲学中“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佐野学是日共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长，直到1933年在狱中“转向”。在《德谟克拉西》上，佐野学用真名或笔名片岛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克鲁泡特金和苏俄革命的文章。综合看，冈上守道和佐野学选择进入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工作，与他们对苏俄革命的关注不无关系，也正因如此，二人对中国发生的“排日运动”似乎并不感兴趣。

　　再说包括早坂二郎在内的其他三个人的行迹。千叶雄次郎192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其访华情形不详。千叶在新人会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时间较晚，《德谟克拉西》改刊为《先驱》后，1920年发行的五月号和七月号刊登了他撰写的《社会改造的两条途径》及《土地资本与劳动》，表现出他对社会和政治革命之关心。平贞藏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昭和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在去中国之前，他先后在《德谟克拉西》上发表过三篇文章，涉及奴隶解放、同业罢工等问题。早坂二郎192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科毕业，在《德谟克拉西》上没有发表过正式文章，只有一篇批评在电车里吸烟的杂文。

　　早坂二郎访华得到在上海的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资助。平贞藏因吉野作造之推荐也得到了资助。中国之行结束后，平贞藏在《先驱》发表《在上海听到的话》，据此可知二人是1919年12月27日抵达上海的，在中国和海参崴游历了4个月，其中在上海停留了半个月。平贞藏说：“在孙逸仙氏的面前，在讲了两小时日本现状中，感到氏的脸庞轮廓在渐渐地变大。在与学生联合会的人会谈的时候，对政界不抱指望的学生，与他们步调一致的会面，令人感到心与心连在一起。”何时、何地、如何见中国学生联合会成员的，平贞藏没有交代清楚。在文章里，平贞藏提到自己做过两次演讲，“一次是在妇人会，我的演讲题目是《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有点按捺不住。与东京的妇人会相比，（这里的妇人会）有其特色，似乎是些很认真的人。但是，话没有讲到一半，就有妇人直说犯困，让人吃惊。‘得考虑一下在什么场合’，回来的路上，友人如是告诫我”。“一次是元月二日，在青年会讲的，题目是《青年学徒的对支政策观》，因为相当没有顾忌地讲，以为必然会遭到祖国礼拜党的抗议，不料竟然相反。会结束后，召开欢迎茶话会，席间冒出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话，有人比我们更严厉地批判军阀、资本家。”文中的“友人”“我们”等词语说明平贞藏不是一个人在行动，另一个人无疑就是早坂二郎。

　　《万朝报》说早坂二郎滞留上海期间，曾参加中国的学生运动，发表过激演讲。早坂二郎是在公众场合发表了“过激演讲”，还是在平贞藏所说的青年会上发表了“过激演讲”呢？笔者倾向于后者。也就是说，二人面向在上海的日本人的演讲被听众告发了，从而行动一直处在日本陆军当局的监视下。有意味的是，在上海的日本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互有往来，大概受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有人参与“排日运动”的影响，前者中也有一些批评日本“军阀”“财阀”的“过激分子”。

　　四、北京大学学生访日

　　“五四事件”一周年之际，1920年5月5日，由北大学生康白情、黄日葵、徐彦之、孟寿椿、方豪等组成的访日团抵达日本。这个没有教授参加的访日团看似是吉野作造努力的结果，实则与吉野没有直接关系。访问团到日本的消息传出后，在接受《大阪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吉野作造道：

　　在北京的组合教会牧师清水安三，急于快一点实施这一计划，好像因此促成了胡适教授及学生诸君来访事宜。实际上，我自己也没有得到详细的报道，但我认为除北京大学方面的李大钊、陈启修氏等教授之外，《晨报》的大记者陈溥贤氏等人，一定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

　　由上可知，吉野作造密访北京期间，除见李大钊外，还见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陈启修。谈话中提到的清水安三是在“五四事件”后不久迁居北京的。到北京后，清水安三很快结识了胡适等人。吉野作造说清水安三似乎策划了胡适教授及若干学生来日本，说明北大学生最后得以访问日本，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李大钊，而是胡适。不仅如此，胡适本人也准备访日。在东京的北大教员高一涵送走访日团后，曾着手迎接胡适的到访。

　　虽然是清水安三最后促成了北大学生访日，但这并非意味着吉野作造无足轻重。吉野及新人会是访日团在东京主要访问的对象。访日团在日本的行程可以一分为二：关东和关西。在东京的活动主要如下：5月7日参加东京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举办的“国耻”纪念大会；5月9日出席留日学生总会的欢迎大会；5月11日上午拜访吉野作造，晚上与新人会成员聚会，宾主发表演说；5月12日访问位于日向的新村；5月13日与东京帝国大学辩论部召开演说会；5月17日参加“十七日会”演说会；5月19日参观早稻田大学，晚间与建设者同盟举办演说会；5月21日参加留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演讲会；5月27日离开东京。公开活动主要是出席一系列演讲会。

　　听到访日团到来的消息，5月8日，新人会、辩论会、青年会成员拜访了访日团，约定下周开会并交换意见。5月9日，吉野作造与访日团联系，相约11日访日团成员到吉野家做客。除这次会面外，吉野与访日团至少还见过两次面。

　　5月11日晚，访日团与新人会举行晚餐会和演讲会。与会者除吉野作造外，还有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森户辰男，后者因1919年发表《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之研究》而被告为“紊乱朝宪”，遭到停职处分；1920年1月被判三个月徒刑，其时正在申诉之中。吉野作造是森户的特别辩护人，二人和康白情、黄日葵等在席间分别发表简短演说，“不外论扩大国民外交之必要，与无诚意的中日亲善之不可能”。

　　5月17日，访日团与“十七日会”举办演说会。据《民国日报》6月11日报道，与会者甚众，中日人士各二三百人。会上，高一涵谈“中日亲善之障碍”，提出障碍有三，即帝国主义、狭义的国家主义、以虚假的中日亲善为名而企图达成其他目的的心理。早坂二郎讲“国际生活更新之一大暗示”，认为今后的外交应当由政府外交转为国民外交。接着，方豪讲“世界改造与思想之关系”，提出中国的排日是基于世界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田汉讲“中日文化之结合”，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日本新文化运动有共通点，中日应联合起来，共同进步。康白情讲“中日学生提携运动”，认为“今中日学生实处于同一难堪之境遇，即皆受军阀官僚资本压迫是也。吾人欲举提携之实，惟有互相扶助，推倒贵族，推倒官僚，推倒军阀，推倒资本家”。最后吉野演说，呼吁中日学生“提携”，将中日不能亲善的原因归于日本军阀和财阀，重申了以往的主张。

　　27日，访日团离开东京。在京都和大阪期间，访日团与京都大学学生开演讲会，拜访河上肇，与朝鲜青年、中国台湾青年及社会主义团体六日社等接触，活动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6月5日，访日团结束一个月的访问，从神户港离开日本。

　　对于北大学生访日团，赤松和早坂不约而同地用“握手”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友谊。康白情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函写道：

　　我们很受欢迎。他们对于少年中国学会表示十分信托。他们都以改造中国底责任信仰她。这种运动，寿昌、伯奇、懋德都很出得有力。我们已经和他们相约，互通消息，交换印刷品。

　　虽然访日团与新人会接触的时间很短，但彼此间似已建立信任关系。1921年4月，少年中国学会将停刊的《少年世界》复刊，出版了一期“增刊日本号”，收录了包括访日团成员所写、所译的关于日本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如小野信尔所指出的，存在诸如将森户辰男说成无政府主义者一类的错误，但对于日本社会的观察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如郑伯奇关于日本思想界现状的概观。有些评论很尖锐，如李宗武同意中国知识界批判日本是一个专制国家的说法，进而指出：“仔细考察起来，日本人的脑海中，Democracy一个字，却比我们中国人印得深。”

　　访日团显然没有实现吉野作造企盼的中日学生之间的“提携”。其时，两国大学生中都出现了“过激化”的势头，这与坚守民本主义立场的吉野是不一致的。上文谈到17日的演讲会，《民国日报》6月11日的介绍很中立，但该报同日副刊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却对中日学生之间的亲善表达了怀疑：“日本人底演说，除青皮学者（此日人所加底徽号）底吉野作造，不能有明了的表示以外，早坂二郎底演说，也很彻底。”文章作者不明，石川祯浩认为和留日学生中的反日风潮有关。确实，高一涵、徐彦之给胡适的信中都指出留日学生中存在极端的反日倾向。在此笔者要指出的是，该文记者的评论与当日演说现场的实际情形并不相符，准确地说，吉野与早坂的观点完全一致。那么，记者为什么要特地拿早坂二郎作比较呢？这与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早坂二郎被捕事件有关。早坂被捕事件凸现了日本知识界出现了思想上的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倾向于“国际思想”——苏俄革命。这影响到记者对日本知识界的看法。

　　结语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事件”震撼日本。与绝大部分日本舆论的反应相反，吉野作造肯定中国学生抗议行动的正当性，认为面对“侵略主义”的日本，“和平主义”的日本应该与中国人民“提携”。1920年5月5日，“五四事件”一周年之际，北大访日团一行五人抵达日本。为访日团顺利成行，吉野作造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不仅请求昔日的学生李大钊予以帮助，委托日本学生前往中国与李大钊及中国大学生团体接触，最后还亲自秘密访问李大钊等人。吉野作造的所作所为，旨在警告日本人，如果日本不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将会永远失去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但是，吉野作造的愿望与实际是不协调的。虽然他在“五四事件”中的言论受到中国知识界普遍赞许，但在邀请北大师生访日一事上，诚如李大钊所说，在两国纷争之际倡言“提携”，显然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作为主张以苏俄为师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绝不可能赞同吉野作造以民本主义防范“过激思想”。除了往昔的师生情谊和对两国国民之间亲善的期盼，二人的政治主张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因此，北大学生的访日行为毋宁说只具有象征意义，而访日团一行拜访河上肇等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团体，显然亦非吉野作造乐见。

　　一般认为，吉野作造是新人会的精神领袖，但该会成员思想的“过激化”势不可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大背景下，苏俄革命对日本和中国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按平贞藏的说法，在新人会中，麻生久的影响力比吉野作造要大。《德谟克拉西》创刊后不时出现苏俄式词语——“到人民中去”（в народу）。浓重的苏俄色彩使得《德谟克拉西》不断遭到警方的检查和处分，先后改名为《先驱》《同胞》《人民》。在新人会成立十周年之际，赤松克麿承认成员普遍有“过激思想”，虽然还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5月17日，在东京神田青年会馆召开的欢迎北大学生访日团的集会上，现场给吉野作造演讲当翻译的是中国留学生殷汝耕，身临其境的早坂二郎对中日文间的同声传译颇感新鲜。几天后，早坂二郎因誊抄和散布苏俄“过激思想”的《反战之檄》而被捕，檄文赫然写着：反对战争、打倒Mikado（天皇）、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5月27日，送走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后，高一涵致信胡适道：“自他们讲演之后，日本政府取缔新人物更加严厉，——这几天新人会的早坂二郎已被检察所传问，早稻田大学教授木村和中央大学的学生信定都收监了。”此即本文开头所引《万朝报》报道的事件。从本文的考察可以清晰地感到，苏俄革命对中日两国青年的影响和共产主义悄然兴起的足音。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武雪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