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国际体系中，全球性大国的影响力毋庸置疑，但除了大国，还有这样一些国家，其政治影响力和经济体量亦不容小觑。它们不仅具备仅次于全球性大国的综合实力，还能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甚至在其所处地区还拥有自己的追随者。在全球及地区层面，此类国家在全球性大国之间均秉持相对自主的战略考量及提升权力的诉求，这使得这些国家尽管在客观实力与地区事务中所具备的主导性水平存在差异，内部亦不乏诸多不同之处，但其行为逻辑却呈现出相似性。将此类具备相似特征的国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深入探讨有其必要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坚国家（pillar states）概念，试图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次大国（secondary powers）、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s）概念进行整合。“中坚”意在凸显这类国家在体系结构中位置中坚、作用中坚，对国际及地区体系的稳定运行与持续演进发挥重要的支撑性作用。 

　　在国际体系中，中坚国家群体规模庞大，其战略动向对国际格局有着深刻影响。在全球性大国的互动中，中坚国家战略行为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既具有国际关系理论层面的参考价值，也为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可深入探索的切入点。当前，区域国别学已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但区域国别学面临研究对象数量庞大的挑战，全球190余个国家与众多区域、次区域，亟需通过提炼专属概念及系统性的理论架构对它们实现有机统合。而中坚国家这一概念的提出，将为相关理论建构提供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中坚国家的行为逻辑并探索其复杂多元的行为模式，将有助于挖掘中坚国家群体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预设的行为模式，这亦符合区域国别学对于在地化知识生产的旨趣。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的提出 

　　 相比于难以对国际体系产生实质影响的小国，处于国际体系的中间及中间偏上层级、具有重要地区影响力及一定战略自主性的国家群体对于大国互动演进态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学术界虽然常用地区大国、中等强国、次大国、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ies）、中间力量（intermediate forces）、中间地带（intermediate zone）等概念描述具有一定实力或位处大国权力交错区域中的国家，但这些概念范畴各自以不同标准选取对象，彼此存在交集也各有偏重，难以精确对应本文所关注的这类国家。把目标群体简单归入上述任一概念，既不足以反映其综合实力与战略自主性的复合特征，也容易导致区域层面与全球层面分析的割裂，甚至掺入价值判断，从而削弱对这类国家共同战略行为逻辑的系统性认识。缺乏恰当概念导致这类国家的战略行为长期被视为分散的经验案例，难以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进行系统比较与因果推断。在此背景下，提出中坚国家概念既是对现有概念体系的必要补充，也为实现对目标国家群体战略行为的系统性理论化解释、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首先，诸多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与成熟的工业体系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发达国家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经济指标界定的，并未涵盖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而这两者并不总是匹配。更值得警惕的是，发达国家概念与西方话语霸权紧密交织，长期沦为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的工具。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构建起二元对立关系，将西方现代化模式包装为“普适模板”，以此打压非西方发展路径，且当前发达国家的核心界定权仍掌握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手中。因此，发达国家所涵盖的大多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这一范畴与本文关注的国家群体具有显著差异。

　　其次，地区大国、中等强国与次大国概念与本文所探讨的国家群体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可视为中坚国家的子集。然而，这些概念本身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具体而言，地区大国概念聚焦于地区权力等级体系，是同时关涉区域和权力双重维度的概念。地区大国强调一国相对于域内次级国家具有综合实力优势，并且在特定地区拥有普遍利益和独立行事的能力，对地区事务具有高度影响力。以地区大国为切入点的研究多聚焦于国家在区域层面的战略行为，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与邻国合作等策略处理与大国的关系。然而，若仅关注地区层面的战略选择而忽视全球层面，则难免存在视角局限、以偏概全的问题。

　　 相较于地区大国，中等强国与次大国概念在学术界的应用更为广泛。罗伯特·基欧汉、戴维·马雷斯等学者认为，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可以依据其与体系的关系分为四类，即大国、次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分别对应“体系决定型”“体系影响型”“体系作用型”“体系无关型”四个层级。换言之，中等强国与次大国指的是在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方面处于中等及中等偏上层级的国家群体，这与本文所关注的国家群体存在显著交集。然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全球层面，或模糊国家在地区与全球层面的战略差异，默认中等强国的战略行为具有跨层面一致性。此外，该概念存在的另一显著缺陷在于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在行为特征的界定上，将具备中等实力，但不符合西方式民主政体、强调人道主义和奉行多边主义所谓“中等强国特征”的国家排除在中等强国范畴之外。这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价值偏好也导致学术界常从秩序自觉的视角解释中等强国与次大国的战略行为，强调其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维护决定了自身战略行为。尽管这一视角具有理论价值，但隐含了对霸权秩序正当性的预设，无法解释为何这些国家并未因霸权国自身破坏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反对或挑战其全球霸权，这反映出当前关于中等强国与次大国的讨论中存在潜在的意识形态偏见。 

　　最后，中间力量概念将霸权国及被边缘化的国家以外的国家均纳入其范围，包括新兴大国、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发展中国家、部分发达国家。这一概念是中间层级国家的泛化集合，这类国家不具备相似的战略行为逻辑。而中间地带在身份认同上具有一定的战略独立性，且具有调整大国实力对比的能力，但这一概念亦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其时常指向特定地缘政治区域，而非一个清晰的国家行为体类别。二是国内外学术界的讨论维度割裂，国内研究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并凸显反霸权色彩，国外学术界则通常将中间地带视为大国博弈的争夺对象及缓冲区，侧重其“被争取”的客体属性。

　　 上述既有概念与本文所关注国家群体的层次和范围并不完全相符，无法清晰、完整地捕捉这类国家的核心属性。不仅如此，既有概念还存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关注维度单一等诸多局限。在既有概念力有未逮时，有必要通过引入新概念进行“边际创新”以更好地揭示经验与现象的核心本质。这并非为了提出新概念而提出新概念，而是旨在为学术界提供一个既反映客观实际又具有独立分析价值的范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若不推动“术语的革命”，则容易“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此外，概念创新还涉及学科话语权的问题。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学科专有概念的提出是辨识学科特征、厘清学科边界的重要标志。因此，本文提出中坚国家概念，尝试突破既有研究的困境，将这类结构位置相似、行为逻辑相近的国家群体统一纳入分析框架，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提供独立于传统西方范式的分析工具。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中坚国家并非等于传统意义上的地区大国、中等强国或次大国，而是力图在同一概念框架下同时囊括并统摄三类国家。地区大国、中等强国与次大国概念指向的国家存在交集，但中坚国家这一概念并非机械地对其进行相加组合，而是从体系层次着眼于这类国家具有的共同属性进行研究。中坚国家概念具有动态特征与历史延展性，并非仅适用于当前国际格局的特定术语，其适用性可覆盖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各时期均存在中坚国家群体，只是其具体涵盖的国家范畴因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而有所差异，因此对于中坚国家标准的设定应保持适度的开放性和历史弹性。本文从国家实力及战略自主性两个维度综合界定中坚国家概念。其一，国家实力维度体现为国家在全球与地区两个层面的表现。从全球层面来看，在政治、经济领域均具备相当规模，并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国家可被视为符合中坚国家的实力特征；从地区层面来看，能够在地区内拥有较强战略投射能力、实质性地影响地区秩序的构建与演进的国家同样可被归入中坚国家的范畴。中坚国家在全球和地区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其综合国力尚不足以单独构成国际体系中的一极，不具有跨区域的战略投射能力。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全球和地区层面有着积极的权力追求。鉴于国家的权力抱负与其实力水平并不一定完全匹配，中坚国家不仅致力于拓展自身的经济利益，还谋求更大的话语权。其二，中坚国家在大国间拥有一定的战略自主空间，它们能够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展现出一定的决策灵活性，避免完全依附于单一全球性大国，与易被单一大国直接主导、丧失决策独立性的国家具有鲜明的区别。然而，这类国家在安全、经济等关键领域对全球性大国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尚不具备完全的战略自主性，其政策取向在相当程度上仍受到全球性大国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区分的是，本身缺乏战略自主性与主动选择压缩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并非同一情形。例如，尽管英国等欧洲国家积极追随霸权国看似完全缺乏战略自主性，但欧洲地区拥有庞大的经济体系，部分国家更具备核威慑能力，其主动选择让渡部分战略自主性以换取霸权体系下的收益，是有意识地基于自身损益计算的战略选择，本身就代表其具备一定的战略自主性。综上，本文将中坚国家界定为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中间及中间偏上层级，在地区事务中拥有重要影响力，同时具有一定战略自主性的国家。作为参照的全球性大国则是指具备全球战略投射能力、显著地区主导性以及高度战略自主性的国家。这类国家拥有足够的实力在国际体系中单独构成一极，其对外战略决策较少受制于他国，并能独立塑造全球及关键地区的重大议程。 

　　 考虑到政治领域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确定当前可被纳入中坚国家范畴的具体国家。首先，从军费开支、国内生产总值（GDP）及领土规模三个指标来确定中坚国家的最低国力限度，这三项指标分别反映了国家的国防实力、经济实力及国力支撑基础。其中，国家的军费开支作为一种客观行为表现，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在全球层面的战略诉求。本文将GDP为2000亿美元以上、军费开支为20亿美元以上且国土面积为10万平方千米以上作为当前中坚国家的最低国力限度，并从符合这一标准但未达到全球性大国实力门槛的国家群体中进一步筛选符合中坚国家特征的对象。同时满足这三项关键指标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波兰、芬兰、希腊、罗马尼亚、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孟加拉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巴基斯坦、伊朗、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中坚国家的地区影响力及在地区事务中的参与意愿，欧洲地区的瑞典、芬兰、希腊、荷兰、挪威、罗马尼亚，南亚地区的孟加拉国，中东地区的伊拉克，拉美地区的哥伦比亚，因在地区中的战略投射能力相对有限，或缺乏权力抱负，故暂不符合中坚国家的标准。由此，本文确定了当前国际体系中可归入中坚国家范畴的27个主权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加拿大、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伊朗、阿尔及利亚、南非、埃及、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并且这些国家均具有一定的战略自主性。需要说明的是，中坚国家的具体构成具有动态特征，会随着各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及地区影响力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同时，中坚国家的边界并非绝对清晰，部分未被列入或因阶段性实力变化暂未被纳入的国家，其行为特征亦可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得到解释。此外，即使在上述名单之内，各国与中坚国家典型特征的匹配度亦存在差异，部分国家在核心特征上的契合度更高，是更为典型的中坚国家；另一些国家则契合度相对较低，仅处于符合中坚国家界定标准的临界区间。 

　　 中美俄三国作为当今的全球性大国，其互动结果将深刻影响未来的国际秩序。伴随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冷战期间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演变为如今的中美俄三边关系，这也是影响当前国际格局演变最重要的一组三边关系。尽管有学者主张中国、美国和欧盟构成了当前全球政治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三边关系，鉴于本文讨论的是主权国家的行为逻辑，关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自身而非欧盟或欧洲整体的行为模式及战略选择。这三国不仅在全球层面的国家实力维度上没有达到全球性大国的标准，而且均没有实现高度的战略自主，难以完全根据自身的战略利益独立制定对外政策。在关键的安全与地缘战略议题上，这些国家乃至欧盟本身均对美国存在较强依赖。印度在经济增长、军事建设与国际参与等方面表现活跃，但印度尚难以主导区域外重大的安全与制度议程。因此，当前印度更应被视为一个具备大国潜质，但仍处于实力积累过程中的中坚国家，其未来是否迈入全球性大国行列，仍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相较之下，俄罗斯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凭借其强大的战略威慑能力，尤其是核武库规模与全球投射能力，确保了自身在全球安全议题中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是有能力在国际体系中单独构成一极的主权国家。 

　　二、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本文从全球和地区层面提炼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是中坚国家对其追随霸权国的收益认知及对其地区主导性受崛起国影响的认知，深入探讨中坚国家在大国互动下的差异化行为。国家间不同的战略定位使体系压力被转化为差异性的体系信号，呈现出四种基本情形。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不仅可用于解释当前中坚国家的行为，亦可用于解释历史中同类国家的选择逻辑，并对未来趋势提供前瞻性分析。

　　（一）中坚国家战略选择差异化的核心变量 

　　 系统探讨中坚国家的战略行为，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核心问题：相较于非中坚国家，中坚国家在大国互动下的战略行为究竟为何存在不同之处？回答这一问题是提炼中坚国家行为逻辑与规律时无法绕开的核心前提。本文的两个核心变量并非先验设定，而是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坚国家在全球及地区层面的战略定位中提炼出的变量。就全球层面而言，中坚国家需在霸权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中获取生存空间、发展机会与制度性认可。但战略自主性决定了中坚国家不会因此无条件追随霸权国，而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根据本国利益进行“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决定其战略行为。兰德尔·施韦勒提出利益平衡论，主张国家同盟等行为的实际战略动机是国家利益而非权力结构或威胁感知。中坚国家在霸权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收益直接决定其是否愿意为了维护该体系而承担与崛起国关系调整所附带的成本。就地区层面而言，中坚国家的安全、地位与核心利益集中于所在地区，维持既有地区权力结构及自身在地区内的优势地位是中坚国家的核心战略考量。因此，区域性的结构压力成为影响中坚国家行为的直接驱动。在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中，中坚国家可能会面对自身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位次调整，且对自身位次下降的担忧亦会造成结构压力，制约中坚国家的对外行为。 

　　尽管中坚国家在全球与地区两个层面的战略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根植于认知层面。一方面，认知反映的是中坚国家基于自身立场、利益考量、战略判断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所形成的主观观念，这一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霸权国和崛起国实际作用于中坚国家所产生的真实损益情况，其中包含错误知觉。即使崛起国的实际行为未造成实质性损害，但错误的主观认知可能驱使中坚国家采取防范性战略。另一方面，认知变量内在地包含历时性的双重维度，一是对现状的解析判断，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未来的前景预判，两者互相关联，并最终转化为中坚国家的战略选择。

　　1.全球层面：追随霸权国的收益认知

　　 在霸权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中，其自身享有“首席公民”（first citizen）的特权，凭借对规则网络的突出掌控力获得“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即霸权收益。同时，霸权国通常主导并通过具有歧视性的国际制度间接进行利益分配，使得在规则非中性的影响下，同一规则在实施过程中会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损益。中坚国家对于自身能否通过与霸权国的捆绑分享霸权收益的认知，对其战略选择具有强有力的诱导作用。与霸权国同属一个价值观体系的中坚国家通常认为本国能够在权力和利益的非中性分配中分享霸权收益，并与霸权国形成紧密的共生关系。为了维持现有体系，霸权国也愿意主动向这些国家分享霸权收益。特别是在霸权衰落时期，霸权国拉拢的动力增强，这类中坚国家通过追随霸权国所能获得的收益也会相应上升，因此，选择追随而非挑战霸权国成为其利益最大化的关键策略。具体而言，中坚国家在全球层面追随霸权国能够获得的复合型收益可以解构为物质收益与地位收益两方面。物质收益主要包括经济利益与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收益，特别是霸权国主导确立了技术垄断、资本流动、贸易规则等制度框架，可将技术和利润更集中于霸权国及与其同属一个价值观体系的中坚国家，进而在制度层面固化南北分工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霸权国将地位收益与制度准入深度捆绑，能够为其所接纳的中坚国家提供排他性俱乐部的成员资格甚至是领导地位，这也是霸权国拉拢中坚国家的独特手法。相较而言，尽管崛起国也能够给予中坚国家一定物质收益，但很难给予地位收益。而对于中坚国家而言，恰恰在很多时候声誉、尊严比物质利益更为重要。国际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所创造的，而崛起国自身的地位也处于被霸权国压制的处境，霸权国正是通过针对崛起国的叙事霸权、制度锁定等方式不断强化现有的等级秩序。  

　　 崛起国的发展不会直接冲击此类中坚国家的利益，而霸权国因感知其首要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面临潜在的长期性、系统性压力，会主动采取行动维系霸权体系。当中坚国家作为现行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时，具有维护既有体系的自觉，且当霸权国凭借体系主导地位施压，要求其实施协同政策时，中坚国家为巩固在霸权体系中的既得利益，会选择主动追随霸权国，参与削弱崛起国的实力及其国际支持基础，试图将崛起国孤立在国际体系的边缘位置。此类追随行为具体表现为配合霸权国实施贸易壁垒、技术封锁及制裁；维护霸权国主导的国际规则框架，抵制崛起国的国际规范主张；在意识形态及价值观议题中附和霸权国对崛起国的舆论抹黑等。即使在某些具体事件中，追随霸权国会使得中坚国家利益受损，特别是其与崛起国的经贸关系可能受到扰动，但中坚国家仍倾向于认为，自身可通过维系霸权体系的整体稳定而继续获得霸权收益并能够弥补这部分损失，因此追随霸权国遏制崛起国仍然是经济合算的理性选择。此外，尽管霸权国内部政治周期变化可能导致部分中坚国家对其政府认同度出现波动，但这不会削弱其维护霸权体系本身的战略自觉性。 

　　 而当中坚国家不是与霸权国属于同一价值观体系时，通常认为其无法通过追随霸权国获得正向的霸权收益。即便霸权国为这类中坚国家提供物质利益或拉拢其加入自身主导的国际制度，但由于双方互动框架无法摆脱监护和依附关系，霸权国难以真正赋予其地位收益。且霸权国集团依靠产权保护等手段垄断其尖端技术以及创新成果，导致这类国家难以跨越发展瓶颈，因此倾向于改变现行霸权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不会追随霸权国遏制崛起国。相反，崛起国能够在崛起过程中推动国际规则去中心化，使其偏离霸权国集团的利益诉求，这也会进一步在客观上削弱霸权国集团的主导权。此类中坚国家反而认为自身能够在崛起国推动的国际秩序革新中获得更多的物质及地位收益，其对崛起国的积极态度体现为支持崛起国提出的旨在推动国际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演变的规范性提议，与崛起国进行战略层面的国际合作，并加入由崛起国主导构建的新型国际合作机制等。   

　　 中坚国家与霸权国价值观的适配度，影响其对所分享霸权收益份额多少的认知，即除性质的划分外，内部还存在程度的差异。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当下美国盟友的战略行为出现明显的差异。对中坚国家与霸权国价值观契合度的判断，可围绕政治制度类型、语言文化共性、法系传统及历史渊源脉络展开，并可基于此划分为三个层级：盎格鲁—撒克逊海洋文明国家、其他西方体系国家以及非西方国家。以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中的中坚国家为代表的美国盟友为盎格鲁—撒克逊海洋文明国家，这一层级的国家不仅奉行所谓西式“民主”制度，与美国共享相同的语言、宗教与文化传统，而且同属海洋法系国家，在盎格鲁—撒克逊海洋文明的深度价值观黏合的基础上形成了紧密的联盟关系。这些国家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目标高度一致，普遍认为只有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才能够维持其现有地位和利益，因此维护这一秩序的意愿也最为强烈，堪称美国的“核心盟友”。相较而言，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其他西方体系的中坚国家虽然同样奉行所谓西式“民主”制度，但在语言、文化传统上与美国存在明显差异，并多属大陆法系。这类国家虽然能够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得一定的霸权收益，但份额相对有限，与美国霸权体系的捆绑相对第一个层级的国家较弱，这些国家可被视为美国的“次级盟友”。而同样是美国盟友的哥伦比亚、土耳其等中坚国家并非西方体系国家，即便在形式上“移植”了部分西式政治制度，但这些制度并未在其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中深度内化，加之语言、宗教与历史背景均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它们在价值理念上与美国的契合度较低。这些国家普遍认为自身难以从现行国际秩序中获得实质性利益，因此即便是美国盟友，但对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缺乏强烈认同，甚至会在某些情况下挑战霸权秩序，故而在美国的战略框架中更接近“边缘盟友”的角色。  

　　2.地区层面：地区主导性受崛起国影响的认知

　　中坚国家在其所属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与权力抱负，并且部分中坚国家还具有地区主导性或以实现地区主导为目标。鉴于崛起国在全球层面积极参与并扩展其影响力，不仅与崛起国邻近的中坚国家会感知到地区格局的变化，而且与地理上不相邻但在地区利益上相关的中坚国家同样会感知到崛起国给本地区带来的影响。伴随崛起国的崛起进程，中坚国家会形成对于本地区秩序动态变化的不同判断及未来预期，进而采取行动以维持自身在地区中的现有权力等级。而霸权国为阻止其主导的全球霸权体系衰落，往往着意将崛起国的发展塑造为地区性挑战，放大中坚国家对地区权力格局再分配的敏感性。

　　 当中坚国家将崛起国的发展进程解读为对地区权力结构的潜在挑战，并认为其地区主导性因崛起国崛起受损时，中坚国家的战略选择呈现特定逻辑，即基于对自身地区战略利益的考量主动借势，在地区层面与霸权国建立“战略合作”而非“战略跟随”关系以处理与崛起国的地区关系，目的在于通过借重霸权国的力量，平衡霸权国渲染的崛起国地区影响力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若中坚国家与崛起国还存在未决的领土主张或海洋权益争端时，中坚国家本就对崛起国对其地区主导性的影响有潜在不安，通常会更为担忧崛起国的实力提升使其地区主导性受损，相关领土主张或海洋权益争议也往往会在崛起国地区层面相对影响力迅速提升的过程中升温，并且霸权国会利用并放大这些议题，将双边争议塑造为所谓“崛起国威胁地区稳定与主权安全”的叙事工具。此外，部分中坚国家的地区主导性并非完全依靠自身实力获得，而是深度依赖霸权国的安全承诺与资源支持。在此类情境中，中坚国家会进一步出现认知偏差，高估崛起国的崛起进程可能给自身地区主导性造成损失的程度，并倾向于采取制衡策略。 

　　根据对地区主导权的不同认知，上述情况内部也存在程度的差异，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中坚国家将地区主导权视为零和博弈的稀缺资源，认为应对地区主导权进行排他性争夺，并将自身界定为地区主导地位的唯一合法竞争者。在此背景下，中坚国家可能将崛起国的正常发展误判为对自身地区主导性的重大威胁。第二种模式则是中坚国家秉持更为开放、多元的地区影响力竞争观，认为地区主导权可共享。这类中坚国家不谋求成为唯一的主导力量，更注重在地区事务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避免任何单一国家在地区事务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这类中坚国家对崛起国发展保持相对理性的判断，通常不认为崛起国发展会实质性地严重损害其自身利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崛起国的正常发展是主权国家的合理权益，中坚国家在地区层面的制衡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应激反应。特别是鉴于国家本身是有限理性的，在霸权国的叙事影响下，中坚国家会在主观认知中判定自身利益受损并寻求补偿，试图借助霸权国力量，推动地区权力结构向崛起国发展前的状态复归。这一行为与全球层面的遏制行为在核心动机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因此中坚国家采取的具体行为也具有差异。在安全领域，中坚国家倾向于主动强化与霸权国的地区安全联动，如将霸权国引入自身主导的地区多边机制或与霸权国共同倡导建立地区多边机制。在经济领域，中坚国家倾向于通过与霸权国推动共同的地区经济安排等，降低对崛起国的经济依赖程度。

　　 当中坚国家判断其地区主导性没有因崛起国发展进程受损时，倾向于对崛起国采取温和友善的态度，不仅主动在地区治理等议题上寻求协调合作，积极参与崛起国倡导的区域合作机制，还能客观看待崛起国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甚至支持其承担相应的领导角色。部分中坚国家虽具备地区影响力，并致力于在地区议题中争取话语权，但其不具有地区主导性并且不追求成为地区主导者，崛起国不会影响其既定的地区权力定位，这部分中坚国家自然也不会产生地区主导性因崛起国的发展进程受损之感。此外，一些中坚国家的地区主导性原本就长期受到霸权国的威胁和打压，而崛起国能够通过向中坚国家提供经济支持和发展援助、支持中坚国家主导建立的地区制度及地区倡议、破坏霸权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企图、转移霸权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关注等路径提升这类国家对自身地区地位的正向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中坚国家会基于自身在地区层面的利益考量进一步向崛起国靠拢。  

　　（二）中坚国家战略选择差异化的四种情形  

　　 基于上述两个核心变量构成的理论框架呈现为四种不同的情形，并系统演绎出中坚国家在大国互动下的基本战略模式（见下图）。鉴于霸权国通常具备最强的结构性施压能力与资源动员能力，能够显著影响中坚国家的战略认知取向，而理论框架中的四类情形均属于静态形式的经典情形，也因此更多地展现了霸权国的能动性。然而，这一理论框架整体并未忽视崛起国的战略能动性维度。崛起国并非被动地等待其影响力被中坚国家所感知或承受霸权国对自身形象的负面塑造，其能够通过向中坚国家共享发展红利、提供替代性治理模式、倡导新国际规范、建立区域性或新兴多边机制等方式积极调试中坚国家的认知框架。这种能动性作用有助于推动中坚国家在全球与地区两个层面的认知发生转变，进而促使其战略行为在各类经典情形内部实现动态调整，亦可能处于不同经典情形之间的中间过渡状态，直至在较长时期实现基本战略模式的转变，从一种情形质变到另一种情形。具体而言，对于全球层面能否通过追随霸权国获取收益的认知，崛起国在这一因素中的能动空间较小。由于霸权国的盟友间共享价值观且形成极为稳定的霸权集团政治生态，能够从遏制崛起国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巩固霸权收益，这使得通过经济拉拢等手段改变这类国家对于崛起国态度的难度变大，并且即便发生改变，其效力也较为有限。然而，对于地区层面主导性受崛起国影响的认知这一因素，崛起国的政策调整空间相对较大。在地区主导权矛盾没有上升为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崛起国可以通过采取自我克制、加强战略协商等策略，在坚守核心利益底线的同时释放积极信号，主动释疑以改善对象国的敏感和焦虑情绪，从而扭转相关国家对待崛起国的防范态度，营造有利于崛起国崛起的良好外部战略环境。 

　　本文据此提出四个研究假说。

　　假说1：当中坚国家认为其追随霸权国能够获益，且感知自身地区主导性因崛起国受损时，会在全球及地区层面主动追随霸权国。

　　 作为霸权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时，中坚国家会担忧崛起国推动的秩序调整损害其既有收益。对其而言，体系性收益的存在提高了维持现状的边际净收益，使得承担与崛起国调整关系的成本相对可接受，因而中坚国家会在“成本—收益”的权衡下主动配合霸权国实施遏制策略。与此同时，中坚国家在霸权国诱导下将崛起国发展视为对自身地区主导地位的威胁，产生对自身地区位次下降的焦虑，希望借势霸权国以维护或恢复其地区优势。两者形成全球遏制与地区制衡的战略联动，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不仅是程度的累加，更是性质的叠加。全球层面的遏制行动为地区层面的制衡提供了外部支持，地区层面的制衡行动又通过削弱崛起国的地区领导地位和地区影响力，间接服务于霸权国的全球遏制战略。两种机制相互强化，致使崛起国对于第一象限国家的争取空间最为有限，崛起国极难促成与其合作，可视其为反制霸权国集团及其体系压力的样本国家。 

　　假说2：当中坚国家认为其追随霸权国能够获益，且感知自身地区主导性不会因崛起国的崛起受损时，会在全球层面追随霸权国遏制崛起国，但不会在地区层面借势霸权国制衡崛起国。

　　 当中坚国家认为追随霸权国有利可图时会试图延续霸权秩序，因而其在全球层面会在既得利益受损的担忧下配合霸权国。但因未感知到直接的地区压力，中坚国家若主动在地区层面引入霸权国制衡崛起国反而可能会影响地区稳定，甚至致使自身被迫将地区主导权让渡给霸权国，因此中坚国家不会冒险改变地区秩序，还会倾向于在地区层面与崛起国进行微观和中观层面上的有限合作。这类中坚国家打压崛起国的原发性机制在于维护全球霸权秩序。然而，一旦霸权国施加的压力达到一定强度，这类国家将转而在地区性议题上被动配合霸权国，形成全球战略的地区延伸，但这类行为体现为策略性顺应与被动呼应，与在地区层面主动引导地区议程并借势霸权国制衡崛起国的行为存在明显差别。崛起国可以在全球层面通过予以战略保证的方式削弱第二象限中这类中坚国家的疑虑，但很难取得实质性改变，崛起国可更多通过深化地区合作以平衡并缓和这类国家在全球层面对崛起国的防范态度。 

　　假说3：当中坚国家认为其追随霸权国无法获益，同时感知自身地区主导性因崛起国崛起受损时，不会在全球层面主动追随霸权国遏制崛起国，但会在地区层面主动借势霸权国制衡崛起国。

　　 当既有国际秩序对中坚国家缺乏显著的优势，其追随霸权国不仅无利益可言，甚至可能受损，因此中坚国家对崛起国的发展保持开放态度，不会在全球层面为维护霸权体系而孤立崛起国。但若中坚国家感知崛起国的崛起进程威胁其地区主导性时，这一近端的直接利益冲击感与地区层面的竞争压力会驱使其主动与霸权国开展地区性协作以平衡崛起国的影响，利用大国互动关系维护自身地区主导性，防止其在地区的位次下降。由于这类国家的应对策略主要根据自身在地区的战略利益形成，调整空间远比前两种情形灵活，因此这类国家一般避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其与崛起国的合作空间视彼此在地区层面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或矛盾强弱而有所不同。这类中坚国家打压崛起国的原发性机制在于维护地区主导性。然而，为了获得霸权国在地区层面的协助，中坚国家会在全球层面被动配合霸权国，但双方战略协调性较弱。崛起国可重点强化双方在反对单边霸权方面的共同关切，在国际秩序调整方面拓展与这类第四象限国家的合作空间，并关注地区影响力的妥善分配，在防范这类国家挤压自身地区主导性的同时，尊重相关国家的地区核心利益及关切，并积极寻求低政治领域的地区共识及合作。  

　　假说4：当中坚国家认为其无法从追随霸权国中获益，且感知其地区主导性不因崛起国崛起受损时，会在霸权国压力下与崛起国在全球、地区层面展开合作。

　　 当中坚国家认为难以通过跟随霸权国获得实际红利时，其往往面临霸权国秩序给自身发展带来的实际损失，如与霸权国集团存在价值观分歧等原因面临被干涉内政的风险，政治独立性受限时，中坚国家不仅缺乏维护霸权秩序的动机，而且迫切需要突破发展瓶颈，甚至认为自身能够在崛起国发展过程中受益，与崛起国共同推动国际秩序向去中心化方向演进成为其在全球层面的理性选择，因此对崛起国保持友善、期待的态度，反而倾向通过与崛起国合作的收益弥补其在现行秩序中的损失。再加之若这类中坚国家认为自身与崛起国不存在地区主导性竞争，其地区主导性可能原本就因为地缘因素面临霸权国挤压，则会出于维护战略自主性与拓展政策选择空间的考虑，倾向于同崛起国在地区层面展开合作。此外，鉴于中坚国家普遍具备一定的综合实力与战略自主性，并非霸权体系中的完全附属者或霸权国能够随意惩罚的对象，这类中坚国家不仅是崛起国可以争取的对象，也是霸权国努力拉拢的对象，若对这类国家随意施加惩罚反而会致使霸权国损伤其合法性。正因如此，中坚国家在与崛起国开展合作时，面临的来自霸权国的打压风险和利益损失相对有限。在全球与地区层面的双重动因叠加下，此类中坚国家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顶住来自霸权国的选边压力，在全球及地区层面与崛起国建立合作关系。第三象限中的中坚国家是对崛起国态度最为温和的国家，崛起国可将其作为争取合作的重点国家，通过给予其必要支持以提升双方战略互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首先，本研究重点讨论的是中坚国家原发性的战略选择，而非中坚国家在霸权国压力下的被动行为。主动与被动的对外行为看似相同，实则在政策力度及持续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别，混淆两者将导致难以对这类国家精准施策。其次，本研究关注的是中坚国家在霸权国和崛起国间的基本战略行为组合及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因此既不试图解释中坚国家所有与大国有关的具体外交行为，也无意解释中坚国家对外战略行为中与霸权国或崛起国无关的部分，研究重心在于揭示霸权国强化体系控制背景下，中坚国家战略行为的逻辑主线。再次，本框架展现的四种情形与中坚国家选边站队的态度强弱程度不存在相对应的关系。一方面，两个核心变量的性质不同，分别在全球与地区两个不同层面展开运作；另一方面，两个变量各自也并非完全的二分变量，每种情形内部的国家对崛起国态度也存在差异，因而无法简单地根据中坚国家追随霸权国意向的强弱程度对这四种基本情形进行排序。最后，本文在讨论战略行为时重点使用的追随、制衡等概念在传统上主要应用于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集中体现在军备和结盟等军事层面。然而，当下的大国互动呈现全维度博弈的显著特征。霸权国的战略制定中更是常常将安全、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相互捆绑。有鉴于此，尽管本研究借用了追随、制衡等概念，但由于研究框架本身具有跨时间的普适性，因此在概念应用中充分拓展了其外延，将分析维度延伸至多领域博弈。 

　　三、案例分析 

　　 中坚国家在大国互动的背景下作出了差异性极强的战略选择，这些战略行为并非传统的中等强国、地区大国或中间地带等概念框架所能精准界定的。举例而言，中间地带更多指地缘政治上的缓冲或权力交错区域，其典型行为是不选边或中立，而中坚国家展现出更强的战略自主意识，其战略行为也不仅是一贯的中立。再者，中等强国概念框架倾向于将其行为归因于维护国际规范或推动多边主义的秩序自觉，但中坚国家的战略选择更多由现实的利益诉求驱动，而非局限于以规范为行动坐标。在既有概念框架无法完整覆盖并阐释这类国家行为逻辑的情况下，中坚国家概念恰好为精准捕捉其差异化战略选择的本质提供了适配的分析视角。当前的国际体系存在中美俄三个全球性大国，中美分别代表了当今的霸权国和最具潜力的崛起国。美国作为霸权国，为防止霸权进一步衰落，持续在全球及地区层面强化干预力度。而中国始终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寻求与美国竞争，也不寻求替代美国霸权。本文以若干典型中坚国家在现行国际格局中的差异性战略行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一）假说1的案例分析：日本、澳大利亚在全球及地区层面主动追随霸权国以护持自身地位 

　　既有理论难以解释为何日本与澳大利亚两国表现出更积极地追随霸权国打压崛起国的战略倾向。中日经贸联系紧密，且日本作为非西方文明国家，在价值观体系的融入程度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不存在领土纠纷，并且中国长期是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伙伴，为其带来显著经济收益。然而，两国却主动扮演美国遏华帮手，宁愿承受部分利益损失也要积极跟随美国。这表明两国的战略选择并非单纯由中等强国或西方国家身份逻辑驱动下对霸权国的被动依附，也不完全基于各国自身与崛起国交往的损益。

　　 日本是美国霸权秩序的重要得益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借助美国的经济援助与重建计划实现了经济复苏，并通过承接美国钢铁、纺织等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及技术转让实现了崛起。至1970年，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跻身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之列。同时，日本通过分享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获得了国际话语权等重要收益。日本是七国集团中唯一的亚洲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重要股东。因此，日本自诩为“自由主义国家”在亚洲的先驱，在全球层面的对外战略中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在涉华议题上积极策应欧美国家，将中国的国内议题延伸至国际舆论与外交层面，推动塑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同时，日本在历史上长期与中国竞争东亚地区主导权。因此，日本致力于成为日美同盟中的“前线国家”，追求在亚太地区秩序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且中日复杂的历史纠葛使得日本对中国持有防范心理，加之美国的战略诱导，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权力格局重构表现出较高敏感性。日本最早明确提出“印太战略”这一区域性秩序框架，试图在自身资源与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借助美国的联盟网络强化自身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存在与秩序塑造能力，防止自身的地区主导性受到削弱。 

　　 鉴于澳大利亚是由与美国“同根同源”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建立的国家，其持有自身是美国霸权秩序中最大受益者之一的自我认知，有动力支持美国维持现有全球权力体系架构，并甘愿牺牲部分战略自主性。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将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纳入其安全战略利益，并意图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充当美西方利益的“代言人”以彰显自身国际地位。为此，澳大利亚成为首个明确禁止华为参与其5G建设的国家。地区层面，澳大利亚担忧自身地区主导性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下降。澳大利亚2023年颁布的《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声称“中国在澳大利亚周边地区积极参与战略竞争”。一方面，澳大利亚将南太平洋地区视为战略“后院”，力图在该地区保持绝对主导性。中国凭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且切中南太平洋岛国发展需求的援助与合作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攀升，澳大利亚产生在南太平洋地区主导性受到削弱的战略焦虑。2017年，澳大利亚提出“太平洋进阶”战略以加强本国与该地区国家的互动，并且极力阻挠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正常合作，主动加强与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和安全合作。2022年，澳大利亚与美国、日本、新西兰和英国共同发起“蓝色太平洋伙伴”倡议，旨在借助美国同盟网络提升自身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还在“印太”地区“鼓励美国在本地区保持尽可能强劲的经济和安全参与”，并将自身定位为南海事务攸关方而非局外人，在南海问题上广泛联络多方介入区域议题，以此强化自身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地位。 

　　（二）假说2的案例分析：英法德加韩等中坚国家倾向于在全球层面与霸权国协同以巩固其霸权收益 

　　加拿大、韩国以及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中坚国家均普遍依赖体系性红利维持其国际地位，因此对崛起国发展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收益变动尤为敏感，在全球层面往往表现出追随霸权国遏制崛起国的战略倾向。具有显著地区影响力的中坚国家虽关注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动，但在未感受到崛起国对其地区主导性削弱的情况下，它们制衡崛起国的主动性相对有限，更多是在霸权国压力下被动调整对崛起国的政策。因此，尽管同为西方国家及美国盟友，但这类国家对崛起国的打压力度明显低于日本和澳大利亚，且主要集中在全球层面，在地区层面则保留了与崛起国开展合作的空间。

　　 欧洲国家在价值观体系方面同美国接近，普遍受益于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因此英法德三个欧洲中坚国家均认同美国对国际秩序的领导，具有维护美国霸权的强烈动机并在全球层面积极追随霸权国遏制崛起国，如在涉及中国内政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议题上主动配合美国抹黑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但相较于采取经济务实主义的德国以及注重在全球治理等议题上与中国保持接触的法国，英国坚定地维护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涉华议题上更为积极地追随美国的战略行动并打压崛起国。原因在于英美具有“特殊关系”，两者不仅在价值观、语言、法律等领域展现了紧密且深刻的联系，更具有共同的安全及经济利益需求，这使得英国认为自身追随美国能够获得更多的霸权收益。尽管作为美国次级盟友的德国分享的霸权收益相对有限，但在美国施加的选边压力下仍会选择追随美国并调整对华姿态。法国与美国在价值观上的联结并不十分紧密，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独立外交传统，认为自身追随霸权国获取的收益份额相对较小，因此法国对中国相对友好，但受美国施压后其涉华政策同样会发生摇摆。英法德三国并未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感受到其地区主导性发生变动，不主动制衡中国。三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主要体现为在美国压力下通过被动跟随防止自身在霸权体系中面临地位降级的风险，如即便参与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其通常选择绕开高度敏感的海域，以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甚至在地区层面，英法德与中国能够在低政治领域进行有限度的合作，即使在美国的反对下，三国仍然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中国主导建立的地区金融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且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欧亚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公共产品。  

　　加拿大作为美国的核心盟友，认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霸权秩序。因此，在加拿大认为中国发展尚未影响到霸权秩序及其霸权收益的阶段，加拿大选择尽可能保持对华战略沉默，21世纪初期多次推迟将中加关系纳入其总体外交政策的战略框架。但随着中国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加拿大在整体战略布局上配合美国，并声称中国正在朝着偏离加拿大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向塑造国际秩序。在地区层面，中加在地缘上并不邻近，加拿大并未感知到中国对其地区影响力的影响，因而加拿大在地区事务上总体保持审慎姿态，不主动采取制衡行动，甚至加拿大能够与中国在某些地区议题上展开合作，但合作关系稳定性相对较差。例如，加拿大是亚投行的成员之一，但其近年来冻结了自身在该多边银行的参与。

　　 冷战时期，美国向韩国提供安全保障，同时通过技术转让对其开放市场，将韩国打造为一个走西方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样本国家”。正是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韩国成为自196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创立以来首个国际地位跃升的国家。因此，韩国在全球层面紧随美国的战略节奏，参与美国对霸权体系的维系安排，推动韩美同盟升级并强调与美国共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地区层面，韩国充分认识到其国家实力与地区影响力使其难以同中国甚至日本争夺地区主导权。鉴于朝鲜半岛局势始终是韩国外交关注的焦点，因此韩国在地区层面上与美国在强化对朝鲜遏制方面具有高度共识，高度依赖美国保障安全，积极追随美国以减轻自身面临的地区压力。韩国在地区层面未表现出主动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倾向，重视维系与中国的包容性地区伙伴关系，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对话与合作空间。但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为稳定韩美同盟这一对外战略基轴，韩国也会在地区涉华议题上被动配合美国。例如，2019年，韩国单方面拟终止其与日本2016年签署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美国的强力斡旋和压力下，韩国宣布保留与日本的情报协议。 

　　（三）假说3的案例分析：印度、印尼、越南等中坚国家谨慎选择借助霸权国力量平衡地区格局 

　　与上述两类依赖体系性红利的中坚国家不同，印度、印尼、越南等国并未在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中获得霸权收益。尽管这类国家也可被视为中等强国，但其并不具有维护现行秩序的自觉。在地区层面，这些国家普遍认为自身地区主导性在崛起国发展过程中受损，因此会主动借助霸权国力量平衡地区格局。但恰恰因为这类国家的应对举措主要基于自身的地区战略利益构建，其调整余地远大于前两种情形。

　　 作为新兴大国，尽管与美国合作能够短时期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但其对全球未来秩序的核心诉求与美西方国家主导设置的全球规则与理念并不完全兼容，具有打破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秩序和话语权垄断、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代表性的需要。因此，尽管印度长期将中国视为追赶对象，但印度不主动配合美国在全球层面对崛起国的遏制战略，认为中印两国在塑造民主、公平、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及推动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贸易体系改革等方面具有合作空间，在金砖国家组织等多边机构中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同时在乌克兰危机中拒绝追随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孤立和制裁。在地区层面，印度将印度洋视作对自身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并自认在南亚地区具有排他性的主导权。在亚太地区秩序变动中，印度产生了地区主导权被削弱的焦虑感，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和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等中印边境冲突均映射了印度对于地区主导性受损的焦虑。为此，印度主动深化与美国的海上安全协作，并定期举行联合军演。但这一战略合作并非印度主动的“附势”之举，而是更多体现为“借势”策略。即便在边界争议等敏感问题上，印度也倾向于通过中印双边机制进行沟通解决，而非完全接受第三方介入或按照美方设定的框架行事。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在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中实难获得实质性的霸权收益，其市场经济地位至今没有得到美国商务部的承认，同时还面临西方“和平演变”的压力。越南倾向于与崛起国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为自身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越南奉行“竹子外交”，在多个场合明确表明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队的基本立场。越南2019年国防白皮书重申其“三不”原则，强调越南不加入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外国在越南设立军事基地、不仰仗任何一国对抗第三国。在地区层面，越南在中南半岛地区具有地区主导性追求，并且在该地区与泰国存在竞争关系，将中泰在地区层面的合作视作对其主导性的削弱。因此，越南担忧中国发展影响其地区主导性，这也致使该国对南海局势较为敏感。越南2019年国防白皮书提及“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航行和飞越自由”受到威胁。越南积极与美国在海上安全事务方面展开合作以防范其地区主导性被动摇，同时还提出“印亚太”的区域概念，试图通过大区域视野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议题上的重要伙伴。但鉴于越南不持有排他性的地区主导权认知，因此并不完全排斥与中国的地区联系，尽管担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超过“两廊一圈”，但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显现积极影响后积极参与其中。 

　　 印尼与美国不属于同一价值观体系，并曾遭受帝国主义殖民掠夺。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和东盟“领头羊”的印尼不认为自身可以通过追随美国霸权而获益。印尼拒绝在全球层面盲目选边站队，奉行大国平衡外交，与中国始终保持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地区层面，伴随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提升，美国施压要求选边站队，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凝聚力与中心地位面临一定挑战，印尼作为东盟领导国，其地区主导性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印尼曾多次表示东盟不能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并推动加强东盟的团结、稳固和中心地位，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印尼在地区层面主动加强与美国军事联系并借此传递其海上权益主张，与美国主办联合军演并且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提出“印太合作伞”（Indo-Pacific cooperation umbrella）概念。但中国与印尼在地区主导性方面也并非零和博弈关系，印尼在东南亚的地区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和中国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因此两国在地区互动中也具有一定的互惠性和兼容性。 

　　（四）假说4的案例分析：巴西、沙特、土耳其等中坚国家选择在全球及地区层面与崛起国合作 

　　 同样作为中坚国家，拉美地区的巴西等国与美国地理位置更为接近，地缘因素使其面临更大的选边压力，但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却较为友善与温和。与中美两国同样处于不同区域的土耳其和沙特也是美国的盟友或深度战略合作伙伴，且土耳其在宗教问题、沙特在伊朗问题上与中国存在一定分歧，但随着美国深化对华战略竞争，这些国家不但未追随美国打压中国，相反与中国开展战略性合作和经贸领域务实合作的意愿上升。此类看似反常的现象凸显了中坚国家概念及相应理论框架在解释这类国家差异化战略行为时的独特价值。一方面，与依赖体系性红利的中坚国家不同，巴西、土耳其和沙特等国并未在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中获得实质性的霸权收益，因此它们在全球层面普遍对现行秩序保持疏离，倾向于与崛起国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而在地区层面，这些国家往往面临美国的结构性挤压或干涉，因此主动通过深化与中国的地区合作关系以强化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巴西与美国的价值观体系契合度较低，始终被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锁定在原材料出口国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国的低端位置。因此，巴西不认为自身能够从现行霸权体系中获益，不愿意追随美国打压中国。尽管中巴在贸易结构上亦存在不对称性，但巴西在金砖国家组织、基础四国等机制框架中仍选择与中国密切合作，推动国际秩序向平等发展和公正开放的方向变革。作为南美大国，巴西长期警惕美国在南美地区的干涉行为，将美国视为其地区主导性的重大威胁。巴西能够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减少多维度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并且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有助于巴西提升经济实力，进而与南美国家分享发展红利，巩固在南美地区的领导地位。因此，巴西在中国—拉共体论坛等机制中积极推动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整体合作。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虽然身处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但其在民族、宗教及社会制度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始终难以真正融入西方国家的核心圈层，无法在霸权体系中获益。美国频繁以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为借口干涉土耳其内政，欧盟同样对其采取排斥态度，土耳其入盟进程长期停滞。因此，土耳其不仅未在全球层面追随美国，反而从“向西看”转向“向东看”，对中国态度更为温和友善，明确表示始终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参与任何敌视中国的行动。而作为地缘交会处的重要区域性大国，土耳其具有担当中东地区领导者角色的雄心，自认理应在中东、中亚等地区事务中占据重要话语权。由于受制于美西方大国，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一度被边缘化，因此土耳其认为借助中国支持有助于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性，主动与中国在地区层面展开合作。土耳其提出“中间走廊”（Middle Corridor）计划，以积极响应并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谋求在区域互联互通和多边经济合作中占据枢纽位置。土耳其还积极参与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于2016年成为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希望通过地区多边金融合作推动国内经济发展以及加强自身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性。 

　　 沙特与美国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有明显分歧，不仅难以在当前体系中分享霸权收益，其政治独立性还存在受到美国干预的风险。尽管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与美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合作密切，其石油出口也依赖于美国市场。然而，美国仍通过制造地区冲突影响能源价格，并多次呼吁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提高原油产量，意图将沙特塑造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廉价资源提供者，从而稳固自身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沙特积极与中国加强战略层面的对接，并在与中国的石油贸易中逐渐接受人民币结算，降低过度依赖美元的风险。在地区层面，沙特作为中东地区大国，在地区事务中有重要影响力，但美国长期在中东保持大量军事存在，沙特的地区主导性长期面临美国挤压。因此，即便沙特与伊朗在宗教、地缘政治等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与竞争，但两国均高度重视与中国保持长期友好关系，并愿意接受中国在地区层面的斡旋与调解，进而重启合作，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在不疏远美国的前提下，积极同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促推中国在海湾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除上述重点案例外，本文对案例池中所有中坚国家均进行实证分析，相关案例均符合本文理论框架。需要强调的是，诚然国家的具体战略选择会受到政治安全关系、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内部政局变动等一系列增加项的影响，致使中坚国家在应对大国的战略选择时出现偏离本框架的波动性调整，但这种转变一般是暂时性的，其一般性战略行为受体系性损益结构的刚性约束，长期来看还是会逐渐复归到其在框架中的对应情形。本研究作为一项关于大势的一般性研究，旨在超越“国别特色论”，解释中坚国家长期性、普遍性的行为模式，因此不将个别案例短期内的异常选择算作负面案例，本文提炼的两个核心变量在中坚国家行为逻辑的解释中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是更具有根本性的解释变量。同时，作为科学演绎式的理论建构，该框架并非追求绝对无例外的普遍规律。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反例的存在可能性，恰恰是其作为一个科学命题必须接受的检验门槛。正如波普尔所言：“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加之考虑到大国博弈的动态性，未来出现持续性、系统性的反例并非无可能，但即便如此，这并不会否定整个理论框架的价值，反而为我们提供了在现有框架下引入限界条件等局部调整的契机。“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只有不断用经验否定并修正现有理论，才能使其解释力持续贴近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  

　　结论 

　　中坚国家是影响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行为体。特别是在大国互动的关键时期，相较于传统的二元阵营划分，中坚国家展现出更具灵活性与自主性的战略模式，其在霸权国与崛起国间的战略行为不仅取决于对全球层面能否通过追随霸权国获得霸权收益的认知，还深受地区主导性受崛起国影响的认知。这一双变量分析框架为识别及理解中坚国家的行为模式提供了一种兼顾理论解释力与政策适用性的分析视角。

　　这一框架能够对崛起国优化其外交战略提供以下启示：尽管部分中坚国家的行为外在表现上看似相同，但其行为根源却可能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崛起国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中坚国家进行差异化应对，将有限的战略资源投入能够开展有效政策调整的国家，进行外交资源的高效配置，合理重塑与相关国家的互动关系，这对于处于发展关键进程中的大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的中国区域国别学正处于建设的关键阶段，但在过往研究中使用的诸多概念存在隐性规范预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坚国家概念并非对国际行为体的一种简单描述性归类，更是一种认知框架与行动视角，其目的在于推动在知识层面建构一个新世界，为构建多元共生的全球秩序提供新的知识供给。中坚国家概念的提出，初步回答了“我们如何界定全球中的国家群体”这一问题，但依然有很多关键的问题尚待探讨。例如，中坚国家的认知演化机制是怎样的，在不同具体领域中坚国家的战略行为有何异同等。未来的中坚国家研究视野应涵盖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研究出发点应立足于肯定中坚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加深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以在知识领域推动国家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打破大国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期冲突对抗的传统逻辑。这与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不仅关系到理论的创新，也关系到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总而言之，在全球秩序深刻变革的时代浪潮下，中坚国家研究既是对国际体系深刻调整的回应，也是对未来新秩序建构的一种知识准备。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茜  吕佳 责任编审：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