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与法国哲学相遇之前，欧陆的哲学家们虽各有国别，但他们习惯性地采用了统一性的语言，即拉丁语从事研究。到了18世纪，诸如法语、英语、德语等开始成为学术语言，哲学领域内的互动仍是围绕诸如“前定和谐”“自然体系”这样的统一问题而展开，以至于论证方法也保持了相似的结构和角度。欧洲哲学的统一品质因为康德的出现而被打破。康德的批判理论重新定义了哲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理论结构。这份哲学世界中的哥白尼革命宣告了德国哲学进入现代欧洲的思想发展谱系，欧陆哲学则由统一旋律的主调式分化为多声部相互交错的复调式。与此同步的历史现实是欧洲政治格局分化为众多独立的民族国家，普全的知识宇宙消弭在高度专业化且彼此隔离的学术门类之中。

　　康德与法国哲学的相遇正处于现代世界形成的开端。虽然康德曾经引用且承认卢梭对自己的影响，双方并没有充分地发展出关于“法国哲学”或者“德国哲学”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始于18世纪末法国哲学对康德思想的接受和讨论真正奏响了德法思想交流的首个乐章。法国哲学对康德理论的接受始于积极的文本翻译与差异的消解，理解过程虽缓慢，但却在持续的自我反思中，逐渐实现了理论范式转变与论证方法更新，在吸收康德哲学的同时又改造了后者的理论动量。

　　一、康德声部的出现：从第一哲学到形而上学 

　　在法国接受德国哲学的历史序列中，康德无疑排在了第一位。康德哲学在法国的历程不像黑格尔或尼采那样波澜起伏，但自从第一份关于康德的报道出现后，他的思想便始终未曾淡出法国哲学的视野。作为康德哲学进入法国的初始阶段，我们从作品翻译、哲学教育和理论辨析、社会影响等各层面逐步认识这一思想交流过程的历史展开。

　　（一）模仿对位：康德文本的翻译

　　 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被卷入革命的热情之中，启蒙志士们渴望将自己的学问付诸于国家的治理。诸如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孔狄亚克、拉美特里等哲人满怀深厚的时代责任感并将其投射到关于心灵、感觉、观念乃至制度等诸多主题的讨论。虽然主题分散，观点却大多交叠在唯物主义和感性主义之间。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康德哲学被引入了法国哲学。作为康德的经典作品，《纯粹理性批判》的首个法语译本直到 1835 年才出现。《判断力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于1846年、1848年被儒勒·巴尔尼(Jules Barni)翻译为法语，并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纯粹理性批判》（新译本）、《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等的法语译本构成了康德著作的首套法语全集。在巴尔尼之前，弗里德里希·戈特洛布·玻恩（Fredericus Gottlob Born）于1796—1798年间就已经完成了拉丁语译本《康德的批判哲学著作》，收录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等文本。虽然这套拉丁语译本的影响力有限，但至少为后来的法语译本铺设了基础。除了三大批判之外，最早被翻译为法语的康德著作，还包括1796年的《永久和平论》和《论优美感和崇高感》、1798年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99年的《纯粹理性批判》（概述本），以及1814年的《国际法权》（摘自《道德形而上学》）等多部文献。 

　　 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德语作者，比如歌德和席勒，康德著作的法语翻译之所以迟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文本思想的难度和术语的晦涩。如早期译者夏尔·德·维勒（Charles de Villers）坦言翻译康德的困难：“他的文风确实不总是清晰，他的句子过于冗长；若说他没有那些小品文作家的优雅，他却始终拥有哲学家的深度。”即使到了19世纪中期，人们仍然感觉到康德文本的距离性，“除了这种语言(即德语)本身的粗糙和不适合分解思想外，康德还有一种他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这种术语，一旦理解便极其清晰，甚至非常实用，只是如果突然呈现出来，没有必要的预备知识，就会显得一切都很模糊和怪异”。从德语到法语，译者们寻找着弥合传统和思想间距的桥梁，从法语的词汇和思想的资源中获得转化康德话语的有效表达。如在《国际法权》中，用“野蛮状态”（l’état sauvage）翻译康德文本中的“自然状态”（Naturzustande），显露出卢梭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痕迹。而从词汇引入的角度上看，康德的术语大大扩展了某些原有的法语概念的可解释性。比如“崇高”（le sublime），在康德的“崇高”（das Erhabene）被引入之前，只是人们追忆古罗马英雄气概的残留记忆。法国人沉迷于追求规则和清晰的古典主义美学框架，擅长将激情归咎于灵魂的欲望。经过康德崇高理念的洗礼，他们才得以摆脱艺术鉴赏的惯性，转向思索心灵的结构，发掘灵魂内在的无限性。“命运的力量和自然的广袤与地球上生物的悲惨依赖形成了无限的对立；然而，我们内心的一丝神圣火焰足以战胜整个宇宙，因为只需这一点火焰，就能抵抗世界上所有力量对我们的要求。”这些凭着自我经验展开的翻译，按照法国文化的逻辑转化和改造康德的思想，康德思想因此变得更易于接受，其中的他异性则被弱化。 

　　（二）转位模仿：哲学的哥白尼革命

　　 随着康德著作的翻译推进，校园教育也开始逐渐讲授康德。相关的考察资料显示，在法兰西帝国时期就已经有人开设关于康德先验哲学的课程。将康德哲学纳入哲学课程框架的尝试者，首推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库赞于1816年和1817年间开设《现代哲学史课程》，将康德哲学解释为哲学在19世纪的起点。“18世纪大胆地认为哲学需要从头再来，并且为了不会再次迷失方向，必须从谦虚地研究人类自身开始。因此，他们没有贸然建立关于万物的系统，而是着手考察人类知道什么和能知道什么，并将整个哲学引导到对人类能力的研究上，就像物理学刚刚被引导到对物体性质的研究上一样。这为哲学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起点，尽管这不是它的终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前言中提出要扭转哲学的方法，以新的形而上学确定知识的基础。而在法国哲学的传承中，笛卡尔早已提出了确定知识的观点，由此库赞把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视为笛卡尔哲学的新发展，虽然他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康德哲学所具有的强烈的体系自洽性，不过也正是在这种忽略中，法国与德国的哲学最终得以借助于“真理的热爱”而汇聚在一起，由此将哲学思考带入批判的时代。 

　　 库赞的课程塑造了康德作为哲学革命者的形象，这极大地唤起了大众对康德的理论动机和核心问题的好奇和关注。 为了及时回应这一期待，关于康德理论的分析和讨论往往先于作品翻译的展开，早期译本尤其如此。在翻译《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以及《纯粹理性批判》（缩略本）之前，维勒于1798年发表了全面介绍康德的一篇长文。在维勒看来，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会导致形而上学走向教条，失去对于知识的奠基作用。正是康德挽救了形而上学，他既吸收了经验主义对于主体有限性的解释，也吸收了理性主义所坚持的先验视角，在二者的基础上探索感知经验中的纯粹因素，借助于批判的方法走向了先验哲学，最终以先验方法为知识确定了范围，而这个范围的确能够避免错误：“他（康德——引者注）提供了识别这些界限的方法，使我们永远不会越过这些界限。我们现在知道了何时在我们的真实知识领域内，何时在想象的空间中。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康德为人类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康德的界限提出了“我能够知道什么”的问题，在法国认识论看来，这意味着把对知识的思考从真假分辨向前推到了知识的先验条件，哲学的思考也因此必然首先凝聚于心灵之上。 

　　在介绍康德著作时，维勒针对法国的感性主义传统，突出强调先天形式对知识的决定性影响。作为感性主义的先驱，孔狄亚克通过触觉经验的发生推导出了空间的实在性。对这一长期流行的观点，维勒指出：“我在此打断孔狄亚克，他已经假设了一个表面和一个移动的手，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所有这些机制和解释之前，空间已经在那里了”。所有经验都要预设空间的存在，但空间本身却可以摆脱经验，成为纯粹的空间，超越了所有具体的广延。在经验的角度上，空间是一个无限而连续的整体，所有物体都于其中获得自己的形状和位置。而几何学所要研究的就是空间在延展中的属性。与此类似，时间也是独立于感知的纯粹存在，建立于时间纯粹性之上的科学是算数。空间的延展属性和时间的延展属性相互结合，为探讨静力学、机械力学和理论物理学提供了纯粹的先天性依据。

　　维勒模仿康德的先验分析的逻辑，将其理论拓展到当时极为活跃的自然科学的领域内。当时法国的自然科学深受感性主义与机械唯物论的影响，为阐释康德的先验方法，维勒援引了多个自然科学示例。以食物营养吸收为例，食物能被分解为血液与乳糜，源于胃的内在构造具备这种能力；同样，我们能够形成特定认识，乃因我们拥有类似的先验认知结构。维勒的阐释在当时颇有代表性，把身体和心灵相互结合、相互对照，用身体和生理的可见形式解释不可见的心灵结构以及心理的发生机制。这已经脱离了康德唯心主义的架构，同时也逾越了机械唯物论的界限，是在法国感性认识论之上嫁接德国思辨认识论的突破性尝试。

　　（三）反向运动：“第一哲学”的应答

　　 全然不同于维勒，路易·弗雷德里克·安西永(Louis Frédéric Ancillon) 是康德的坚定的批评者。后者在《康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论文》(1799)中，拒绝来自于对岸的“新哲学”，因为以先天综合判断奠定知识的《纯粹理性批判》，既不对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做出回答，也拒绝探讨心灵中的观念来源，这样的哲学并没有超越现实的存在，且又失去了形而上学的立场，或者说这种哲学方法从根本上摧毁了形而上学。就其论证的核心内容而言，安西永所有的批评都集中于“因果性”之上，因其构成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在他看来，近代哲学对于因果性有两种认识方式。其一是以休谟和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他们从重复性的经验出发，因习惯而形成了因果观念；另一方是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认为因果关系既然是必然的和绝对的，那么就不可能来自于经验世界，而只能来自于理念世界。安西永在两种不同的立场中发现，首先他们虽然对因果观念的解释不同，然而他们都认识到了这个观念不可能由经验总结而来；其次，无论是将因果观念的来源理解为经验还是理念，都必然会在肯定因果性的前提下肯定外部事物的存在，因果性所反映出的正是观念和存在的对应性。但是，康德理论的出现却完全改变了因果性的解释方式。 

　　 康德将因果性定义为“关系”，属于纯粹知性概念，即先天的“范畴”。然而，安西永拒绝接受康德的“范畴”理论，认为范畴应遵循亚里士多德传统限制在语义关系的分析之中,“《纯粹理性批判》的作者对这个词的使用完全不同；在他那里，一个纯粹逻辑上的调节性术语，突然之间，几乎不被察觉地，变成了一个存在论（ontologique）术语。一个简单的分类标签，原本用来归类各种判断，突然变成了对这些判断的评价，并迫使它们无法证明任何东西。”安西永之所以认为康德的“范畴”成了存在论术语，是因为这些作为“先天”存在的范畴所发挥的作用是对认知的性质作形式区分，这就使判断无法证明任何实质内容，从而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作为康德对知识做出的感性材料和理性形式的区分的后果，我们既无法继续相信自己的经验，也不再能掌握非感性的对象，因为范畴不仅仅是我们思考的工具，同时也是我们思考的界限。如果接受这样的推断，那么知识就会成为从形式到形式、从范畴到范畴的空洞推理。如果不接受这个推断，就必须接受范畴和经验的结合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建立知识的有效性。不过这样一来，也就必须接受以下两个挑战：第一，在范畴和经验的结合中，在我们心灵之中被如此构造的因果关系，并不能排除事物之间也存在着因果联系的可能性；第二，必须解释心灵如何形成范畴和经验的结合，也就是解释心灵如何能将某些材料归于某些范畴之下从而形成知识？如果我们认为心灵是自由的，此处的结合是出于心灵的主动操作，那么我们就应当进一步地追问，心灵的操作如何能够精确地命中目标。这两个质疑恰恰表明了安西永没有完全地理解康德，因为关于主体认识和客体存在的关系，以及关于范畴所发挥的先天综合作用，都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核心理论。首先第一个质疑关乎存在论，就此康德完全拒绝作为最广泛知识形态的存在论。“关于这样一种存在论的高傲的名字，……必须让位给纯粹知性的单纯的分析论这个谦虚的名字。”其次，康德坚持无论是事物本身的存在，还是范畴的来源，都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因为它们都超出了经验的范围。而一旦超出了感性的世界，人们当然可以无限地扩展知识、对任何对象做出独断，然而这种毫无节制的知识根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因为其基础并不是确定无疑的。这也是为何曾经被称作“全部科学的女皇”的形而上学，现在被全然蔑视。而康德所要重建的形而上学，是要通过纯粹理性对自身的能力进行批判，为知识确定可靠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基础。 

　　 安西永对于康德的批评并没有击中要点。于康德而言，范畴不再仅仅是分类的工具，也不仅仅是思维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范畴被用以解释心灵的认识能力。透过范畴，心灵对经验进行组织、获得知识，“正是经由它们（范畴——引者注），对象的直观被看成这样的：联系着做出判断的诸逻辑功能之一得到了规定”。安西永之所以仍然坚持追问范畴的先天来源和合法应用，是因为他仍然坚持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不能是范畴，其任务应当是对最终因作出分析和解释。“有一种自然的形而上学，就像有一种由一系列观察和所有可感能思的有机体共同得出的结论组成的物理学一样确凿。”如果物理学是对于具体物理对象的属性及其他原理进行研究的话，那么形而上学就是在这些不同属性和原理之间，发现并确立统一性。这样的形而上学的确是“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的学问，其目标是在综合所有知识之后对于存在最终原因的确定。不过，知识从未达到完全的整体，仅因此这种“形而上学”只能被无限推迟，仅是虚构的理想性学科。一旦这种理想受到信仰的鼓舞，便会被视为真正的知识，作为终极知识成为“第一哲学”。笛卡尔认为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所讨论的上帝和灵魂是最根本的问题，而他在其中所解释的是“第一的、最主要的那些理由”, 这些理由也是推动其他存在的永恒原因，所以作为“第一哲学”，这本《第一哲学沉思集》当之无愧。从这个角度上，康德对旧的形而上学的批评，以及安西永对于康德的批评，正显露出在“第一哲学”和“形而上学”之间对哲学使命理解的不同，即到底是将哲学视为所有科学之上的超越，追求精神的普遍性？还是将哲学视为所有科学的基础，建构认识的运用范围？随着康德哲学的影响进一步深入，形而上学逐渐覆盖了第一哲学。尽管如此，从孔德的实证精神、柏格森的唯灵论再到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法国哲学从来没有放弃“第一哲学”对于作为整体的知识和生命的追求。 

　　（四）声部置换：“永久和平”的高音

　　 除了维勒和安西永之外，还有其他人，比如梅里安(Johann Bernhard Mérian)、博内(Charles Bonnet)等都曾执笔讨论过康德其人其学。这些阐释者的态度相差很大，对康德的理解角度和程度也各有不同，但无可置疑的是，正是在他们的笔下，康德的哲学理论获得了法国哲学的思考形态。从总体上看，关于康德先验哲学的法语讨论主要集中在先天范畴和感性经验之间的关系上。对观念和经验的关系的质疑，透露出此时法国哲学对理论和实践如何结合的多重探索。这正是推动康德哲学走进法国的最初动力，我们必须承认法国对康德哲学的兴趣来自哲学世界之外。相比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抽象和晦涩，《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和《永久和平》在法国得到认同的程度很高，前者为法国摆脱沉闷的古典主义审美提供了新鲜的空气，后者的影响尤其强烈而广泛。1795年才在德国出版的《永久和平》，立刻引起了法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并于1796年1月由《国民公报》(La Galette nationale/Le Moniteur)刊登了首份法语译本。尽管这份译本是节选版，译者雷因哈德(Karl Friedrich Reinhard)在翻译中仍然充分地表达了康德所坚持的“只有共和国才能实现和平”的理论主张，这也同样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政治信念。在康德关于共和制度的描述中，“自由原则”“法的普遍性”以及“平等法则”构成了公民宪法的基础，这三点完全呼应了1789年《人权宣言》的根本主张。基于《人权宣言》，法兰西第一部共和政体宪法于1793年6月出台，以个人的平等自由为根本原则，以法律作为制度保障，对公民资格、共和国主权作出了更细节性的解释。虽然这部宪法还未来得及实施就被暂停，但在政治生活中坚持了“制宪”精神，以最高的政治实践形式尝试了共和理想在法国社会中的实现程度。这部宪法的短暂生命也反映出彼时法国正在经历的急剧动荡的革命历史，共和国面临着分裂性的选择：是要解决社会危机、回归秩序，还是要继续反对特权、革命到底。 

　　当康德的《永久和平》传到法国的时候，激进者们在其中听到了自由平等的绝对价值，温和派却看到了秩序的宝贵。1796年10月督政府所支持的新期刊《公共经济、道德与政治》刊出了一篇《永久和平》的评论。这篇评论高度称赞了康德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建立政治原则的方法，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特别指出了两条适用于法国事务的原则。其一是，国家领导人应当遵从理性观念修正内部制度的缺陷，但不应当牺牲社会秩序和国际关系；其二是，既然革命带来了更好的制度，那么就应当维护革命成果。如果永久和平的理想只有通过共和制度才能实现，那么共和制度实现的方式首先是要通过法律建立秩序，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这篇评论要借助于康德的理性原则摆脱革命激情，试图以公共的利益说服公众维护公共秩序、尊重行政权力。

　　 作为《永久和平》法文译本的重要推动者，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参与过1789年的《人权宣言》以及1793年宪法的制定。他曾于1796年初委托友人邀请康德：“作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您无疑是世界公民，并且乐意为启蒙整个国家贡献力量——我冒昧地向您转达我兄弟最近从巴黎的来信，您会从中看到，如果您接受这一任务，您将为这个国家做出多么重要的贡献。”作为革命的推动者以及宪法的制定者，西耶斯对于法国和欧洲的现状都拥有着切实的了解。尽管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西耶斯掌握的康德的知识有限，但这并不影响此位务实的政治家在法国推广康德的哲学观念的想法。收到邀请后，康德在回复中拒绝了西耶斯的请求，不过他提出了关于法文翻译的建议：“我认为翻译以下三部作品是必要的：1、《纯粹理性批判》，2、《道德形而上学奠基》，3、《实践理性批判》。”这三本著作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性：纯粹的理论知识、纯粹的意志原则和纯粹的道德法则之间，在康德体系中有着层层递进的论证连续性，并且统一强调这些理性概念都有先天的基础，绝不能源自经验。康德虽然足不出户，却密切关注诸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远征等重要事件，也十分好奇新的政治体制的实践效果。从朋友们那里，康德已经了解到《永久和平》在莱茵河对岸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谨慎地回应法国人的热情，坚持在行动实现真理之前应该返回心灵审查认识能力的界限，将心灵从幻想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对于理性内在维度的思考，包括认知基础、普遍理性、平等权利等应当是追求永久和平的前提。康德认为这些正是法国哲学所需要的，也是第一共和国在决定国家行动时所需要的。但是，对于深陷冲突的法国思想界而言，康德哲学闪耀着人的自由和尊严,超越了道德与政治立场的对立，成为所有人都能共享的精神力量。康德倡导的启蒙力量源于人的心灵深处，凭借内在的光辉指引行动，进而改善世界。相比之下，法国启蒙思想家则致力于通过普及科学知识，驱散愚昧，以自然研究中的理性之光照亮人的内心世界，通过外在的实践探索激发内在的精神运动。由此，我们感受到德国启蒙与法国启蒙之间的深刻差异，然而对个体理性能力的肯定，对知识独立自主性的肯定——这两种完全独立甚至有所冲突的理念，却在反对权威和尊重个体的重音中产生了共鸣，也因此能够相互交织在一起，在层次错位和主题转变中把现代理性引入到更加复杂和壮阔的音域之中。 

　　二、康德旋律的调和：从先验理性到批判理性 

　　 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欧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民族国家建立，现代政体初步形成，大学教育推行，学科分界逐渐确立。到了19世纪中期，康德的主要著作都有了法语译本，他的理论也随之在法国学校的课堂里落脚，纳入了第三共和国的中学必修课程，并且是哲学专业教育中重要的基础课。在法国的哲学圈中，康德被视为严肃的思辨唯心主义者和纯粹的批判哲学家，他延续了笛卡尔关于认识之主体的讨论，且由此拓展出实践的主体、审美感受的主体。因为康德体系性方法的引入，法国哲学改变了一贯的综合性论证方式，把心灵的静态结构和认识的动态发展结合起来，发展出新的哲学理论形态和阐释领域。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康德和法国哲学的交汇处最初集中于认识活动的社会性考察，以孔德的实证哲学和涂尔干的社会范畴论为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重返认识活动的心灵状态的考察，以布伦茨威格（Léon Brunschvicg）的新康德主义和法国现象学思潮为代表。福柯对康德理论的历史贡献的总结，为这段协奏增添了最后的和声。康德哲学之方法与法国哲学之兴趣的交织越来越密切，同时也越来越复杂。我们按照从简到繁的顺序，逐渐展开康德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中参与的多个声部。 

　　（一）实证科学的修正：先验方法的嫁接

　　作为新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有效利用了康德的理论框架。该理论的奠基者孔德将康德解释为一名带着新教精神的伟大的形而上学家，因为他“一方面认定任何神学观念都无法加以证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出于社会需要，不得不永远维持神学观念的主宰地位”。在认识论中被排除的神学观念，在实践理论中又被保留了下来。康德为实践理性保留了宗教信仰的承诺，以确保道德与幸福的统一。然而，这一神学观念的保留阻碍了理性自主化的进程。孔德倡导的实证精神，其核心主张是通过实践理性的不断修正与深化，推动理论理性的发展，最终实现理性整体的自我完善。孔德继承了康德批判理论的基本结构，沿用了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区别，但他同时也突破了康德的界限阻隔，坚持实践和理论必须发生直接的关联。

　　 平行于实证哲学，科学认识论和康德相遇于自然科学的概念, 特别聚焦于 “空间”和“因果性” 的先验分析。 康德把“空间”解释为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此论证以欧式几何的不变性为依据。自19世纪以来，非欧几何的合理性逐渐获得广泛认可，欧氏几何的绝对性被相对化，康德所依赖的空间科学不再被视为“先验科学”。然而，几何学并未因此沦为“经验科学”，在特定的平面或曲面上，空间关系依然保持稳定。 为修正康德理论，彭加勒提出了 “约定理论”: “几何学的公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 亦非实验事实。 它们是约定; 我们在所有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要受实验事实的指导; 但选择依然是自由的, 只是受到避免一切矛盾的必要性的限制”。几何公理的重新定位表明，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一切研究皆预设了某种起点理论。康德的先验理论，在此意义上，转变为解释某一选项必要性的依据。这样的解释指向了将科学发展纳入哲学史的思路。布伦茨威格坚持正是康德以关系范畴解释因果性，切断了其经验性联系，才为理性力学（physique rationnelle）扫清了障碍，并促进了热力学的发展。 

　　 实证哲学、科学认识论和康德哲学的相遇犹如热情的快板，它们短暂地引入了康德的关键词但却有效地提高了音调的强度。相比之下，孔德的继承者——涂尔干为了建构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借鉴了康德的理念并让其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经过涂尔干的重置，先天范畴的应用从理论知识构成的先天条件，扩展到经验知识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方法，“先验”依旧保留了“经验条件”的内涵，而“范畴”作为最高的概念，则被理解为支配经验的组织形式，决定了经验被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因此，“先验的方法”和确定的“范畴”为解释集体生活的理性秩序提供了规范性依据。涂尔干对空间、时间以及因果性补充了经验论证。个体经验中的空间和时间仅以自我为中心，体现为相对关系，无法形成普遍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同样，个体也许能通过经验获得某种规律感，但是这种感觉绝不可能上升到因果范畴的地位，不可能发挥因果范畴对于他人的说明力和强制性。因果性“不仅仅是内在的、具有特定形式的思想倾向，还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它凌驾于我们的表现流，它的支配作用和统治作用都是不容侵犯的”。通过把范畴的实质解释为发生在自我和他人之间一致的驱动效力，涂尔干将康德逻辑层面上的“纯粹的先天范畴”置换为经验层面上的“社会的先天范畴”。但是涂尔干如此处理作为“社会的先天范畴”的集体概念，并非意在否定其确定性或普遍性。相反，他通过将概念置于经验的动态流动之中，既保留了概念对生命秩序的组织与解释功能，又使其在生命变迁中实现渐进发展。通过保持对经验的统摄力，涂尔干捍卫了集体概念的先验地位；而通过排除概念中的个体主观的因素，他又捍卫了集体概念的客观性质。由此，我们可以如此判断，康德先验哲学构成了涂尔干的社会学的奠基理论。 

　　孔德、彭加勒和涂尔干的研究分属于几个不同但平等的理论视野，但由于和康德声部的相遇，他们之间发生了微妙的思想共振，都表现出对先验方法的兴趣和回应。和前一历史阶段不同的是，此时的理论焦点不再是先天范畴的确定性，而是在接受先天范畴的前提下，如何兼顾经验的复杂，保持理论的开放度及其与实践的契合度。

　　（二）认识论的调式配置：重释先验的理论基础

　　 法国感性主义的低声部在经历两次战争的灾难之后逐渐增强为法国现象学坚定又灵活的理论主调。当萨特、梅洛庞蒂等人听到胡塞尔“朝向事物本身”的现象学观念时，他们立刻认出了现象学赋予康德理论的新旋律，并在吸收意识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重新围绕先验和经验的关系进行发挥。在萨特看来，意识是关于对象的意识，这一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应当被理解为意识必须通过揭示存在的意义而显示自身，而存在是意识自我揭示的先验条件。萨特给予存在本身的先验性，似乎要重新反转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梅洛庞蒂继承了胡塞尔意识结构，同时也吸收了康德先验论方法，并且用前者重新诠释后者，也就是通过语言解释意识结构的形成，通过身体确定感官统一性的基础，最终通过“深度”奠定空间的先验性结构。梅洛庞蒂着重强调，先验性的本质并不是作为决定性条件，而是作为奠定的基础。那么先验性结构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前者先行存在且预先决定后者的发生，而是两者总是自发地相统一。所有的意识都指向某物，所有的经验都带有意义。如果更进一步地追问意识和意义自发统一的基础，那么现象世界就是梅洛庞蒂所给出的答案。当然，这个并不是唯一的答案，至少列维纳斯认为，这还没有实现哲学的最终反思。 

　　 康德在形而上学的道路上为了得到纯粹的概念而清除任何来自经验的因素。他对先验知性的追求是为了克服经验本身的差异性，从而在理性层面建立知识的普遍和稳定的基础。形而上学对感性的抗拒，也就是理性对经验的超越，正宣告了理性对自身命令的能力。列维纳斯提出理性的绝对命令应当从知识的领域延展到实践的领域：在实践活动中，理性以超越一切具体境遇的“纯粹性”保持了绝对的自主能力，他称此为“纯粹实践理性”。列维纳斯由康德而建构的“纯粹实践理性”正是他绝对义务论的理论前提。不过以纯粹理性嫁接实践理性，这在根本上就违背了康德知识和道德相互独立的理论结构，但列维纳斯却认为康德的认识论已经预设了真理的价值以及主体的自由，也正是因此纯粹理性事实上已经处于实践之中，且因此始终都保持在实践经验之中，“实践是罗格斯的基础”。从表面上看列维纳斯是对康德先验方法的服从和延续，然而前者通过加入自我和他者的实践关联，悄然地置换掉了康德理性的“自主”和“纯粹”，使其更接近于第一哲学的体系下以神学、道德价值等附加效应为前提的知识论。 

　　实证哲学、科学哲学到法国现象学——这些学派各有核心的问题和独立的方法。康德的旋律从这些相互平行的思想路径穿插而过，所引发的共鸣盘桓在认识论的基础声部之中。除了上文提到的萨特等人之外，德勒兹、德里达、马舍雷等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从认识论出发，建构自己把握康德的角度和超越康德的路径。在这样的思想态势下，福柯的视角和方法都成为了例外。福柯认为，康德哲学凝聚了18世纪以来人文科学的核心问题：“人是什么”，康德辨析并统一心灵结构的哲学建筑术代表了人文科学对该问题的回答。而福柯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赋予康德哲学以历史现实，也就是使其随着历史发生、也随着历史而改变。

　　（三）福柯的转调：现代理性的总结

　　福柯指出康德式理性人是现代思维的极致表达，也是现代思维的最后强音。为了考察康德理论中理性人的建构方法，福柯选择了康德晚年的作品——《实用人类学》，对其进行剖析。人类学的实用性使其区别于《实践理性批判》，因为后者对实践理性的审查乃是要排除经验元素的，而人类学却是要指导那些参与世界、创造世界的实际行动。

　　相比于批判理性所注重的秩序感，《实用人类学》侧重思考精神失常的种种方式，集中描述和讨论这些有缺陷的心灵状态，诸如忧郁症、癔症、癫狂这样明显的病症，也有诸如痴傻、愚笨和迟钝等状态。在这些病态中，被严谨约束的理性表现出越界或者退缩，所设立的先验条件湮没在实际行为的各种错误之中。据此福柯指出，实用的“人类学”是对批判理论的“先验哲学”的突破：“先验性(le transcendantal)将被骤然摒弃，而经验的条件最终将指向自然最初之惰性”。因此《实用人类学》在康德思想中的地位并不是作为批判体系的补充工作，而是暴露了纯粹理性无法摆脱非理性的搅扰，在纯粹理性的核心处隐藏着自身崩溃的风险。这也就表示关于人的全面认识永远不可能彻底完成，而其原因并不来自外部的经验，而是源于心灵的内在无限深度。

　　《实用人类学》在自身无法完成的使命中显露出理性的绝对任务，即人通过理性不断地完善自我，“实用的人类知识关注的是人作为自由行动的存在物，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或者他能够且应当如何成就自己”。这个目标贯穿了康德的哲学思考。在批判理论中，人的自我完善表现为自我审判的理性法庭、检查认知的能力、重立理性的原则；《实用人类学》中则表现为在交往世界中，如何认识心灵、认识自我，并且使用这些知识以管理自己的行为乃至心灵。理性人的形象揭示出康德哲学的内在统一：求知是为了实践操作；实践中的探索又充实了知识，或者说求知本身并不是抽象的；实践也绝不是盲目的。知识和实践的结合是要成为独立自主的成熟主体。

　　剖析《实用人类学》是福柯解读康德的序曲。与序曲相继的，就是福柯正面揭示康德批判理论内在矛盾的主要乐章。康德将批判作为哲学的方法，是为了查看知识大厦的基础是否牢靠，使知识理性远离错误。但他又在知识基座的工程中，设置了启蒙的任务。启蒙要求人们“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从批判的展开要建立理性的法庭，在审判中确定理性正当的使用界限。这是理性为自身立法，其目的也是使理性免去不应也不能承受的要求。康德所设定的“法庭”使启蒙处于一种交错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启蒙构成知识进展的前提；另一方面，它自身又以知识的可能性为其条件。启蒙所内含的勇气，既体现为对一切界限的超越意志，又必须受到认知能力所设定之限的约束。

　　批判法庭和启蒙主体之间显露出直接的冲突。作为解决方案，或者我们选择把边界的设置权交给启蒙主体，人要求自己既勇敢地使用理性，同时也勇敢地承认理性的有效界限。如此将启蒙置于批判之上，这种勇敢就有陷入自我独断论的危险。或者我们选择将批判的权威置于启蒙主体之上，主体将获得理性法庭所给定的有限自由，勇气被限制在可靠的范围内。“批判会告知说，并不是在我们或多或少勇敢地所作之事当中，而是在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及其限制所具有的观念当中才涉及我们的自由”。无论以什么方式限制自由，最终都会改变自由在行动中的自然状态，使其成为理论上被预设的空洞前提，却没有任何实践性事实。

　　（四）启蒙的赋格：理念的历史跳跃

　　批判和启蒙之间的冲突之所以无法调解，是因为尽管这两个主张都要克服现实、走出现实，但是他们所摆脱的现实各有所指，却又在对方的胜利中重新返回。换言之，批判与启蒙因自身的否定原则，并不能获得独立性，总是需要附着于具体的对象才能体现出理性的作为，而他们各自的抵抗对象却正是另一方的附着位置。批判作为理性自我审查方法，包括作为理性自我立法的法庭，均表现出对于现有的知识产生方式的怀疑。

　　 作为勇敢运用理性的号召，启蒙表达了对人类因依赖权威而陷入不成熟状态的深刻批判。批判是为了导向真理，准确地说是未来的真理，启蒙是为了导向未来的“成年人”：“启蒙是人类脱离自身造成的不成熟状态的出路”。康德认为人们的不成熟主要归咎于对宗教、法律和知识权威的依赖，但他不允许启蒙导向暴力，不允许以启蒙的名义发生如法国大革命的暴行和恐怖，所以为了实现启蒙，就必须谨慎地安置批判理性的发生方式，这就是理性的私人使用和公共使用原则。前者运用于主体承担社会职责的情况下，后者运用于主体作为普遍的人进行推理的情况下。如此安排确保了主体能够同时拥有认知的自由和社会的约束，然而设定并追求这样的目的就是对认知提出了服从社会规范的要求，实质上是从社会规范的角度再次为理性的运用划定界限。所以，福柯犀利地质疑：“理性的运用怎样取得对于它来说是必需的公共形式，追求知识的勇气怎样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施展而同时又使个人确实地俯首听命”。福柯的质疑暗示出康德式理性面对权力时的自觉服从，这既违背了启蒙的勇气，也从未经过批判的审视。是什么说服理性做出这样的自愿选择——康德隐藏了自己的动机，却因此泄露出理论的界限。 

　　 福柯对于康德的解剖显示出两种取向不同的启蒙理念和实践，这是现代理性在欧陆哲学中分化出的相互对峙的启蒙意识。在法国，启蒙的形成是通过社会运动而不断推进的。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思想理念持续世俗化，人们不断质疑外在权威对于自然理性的粗暴干涉。诸如狄德罗、达朗贝尔等法国学者将知识等同于启蒙， 试图通过像百科全书般全备的知识驱散人内在的愚昧，以理性的自然之光照亮心灵中的昏暗。相应地，他们所要坚持的就是外在的反抗运动，为知识解除外在的束缚和阻力，让人们自然接受知识的启迪。在德国，新教改革影响深远，“因信称义”在个体意义上确立了每一位信众自我反省、自我肯定的心灵能力。康德所提出的启蒙则确立了每个人都拥有的理性能力，以知识和道德的充分发展畅想人的成熟状态。实现理性能力的前提是使用理性的勇气，尤其是在面对权威时更需要这种勇气。勇气作为理性能力的第一推动力，首要之处在于克服内在的惰性和软弱。在康德的透视之下，德国的启蒙不需要诉诸外在的反抗行动，只是全然专注于理性主体。 

　　 德法之间本是相互独立的启蒙传统，却在关于现代理性的构成分析中，显露出双方的关联和重叠：一旦承认反抗外在束缚也需要内在勇气，勇气就必须成为去除愚昧和使用理性的力量根源。在这个意义上，主体的勇气就是现代理性的内在支撑。借助这份内在的勇气，福柯最终为理性启蒙注入了感性冲动。他从18世纪的欧洲境况出发重新定位康德哲学所引起的思想革命，冷静的理性法庭建立于反抗权威、自由平等的渴望之上。福柯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解读康德启蒙观念，他的谱系学方法尽管受到了康德学者的批评甚至拒绝，但是从康德的启蒙到福柯的启蒙，哲学理念的跳跃却显示出人对于自身理解的转变，也引发了对这种转变背后历史事件的深入探寻。正如康德晚年在《实用人类学》中重提理性启蒙，他的思考不可能不包括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反省，同样晚期福柯在多次报告中重提启蒙之问，他的目光也不可能绕过纳粹和集中营。福柯承认“我们都是新康德主义者”，对康德和启蒙的历史回顾，都是为了解释现代理性的发生，也就是为了确定形成这种现代理性的历史先天条件，最终在确定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现实的前提下，才能找到走出这个时代的“出路”。 

　　20世纪的法国哲学对于康德的阐释更加细致和深入，因此能更加从容地转化康德的主张和观点，充实自己的哲学理念。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法国哲学消解了康德理论的整体性，但这些阐释是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出发尝试恢复隐藏在康德哲学中的人的形象。他们的尝试从认识论开始，经由福柯对于实践理性的批判，逐渐聚焦于审美领域。诸如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朗西埃等都积极地探讨《判断力批判》中潜在的感性革命，从康德的浪漫主义中寻找对抗现代生活方式的支点。法国哲学以阐释康德的方式表明，他们的理论目的不是要复活康德，而是要进入现在，认识当下所发生的历史事实，而康德理论正是必须跨过的门槛。

　　三、康德哲学的终止式：从理性批判转向语言方法 

　　 在康德与法国哲学的相遇历程中，前者参与了后者所有重要的转折时刻。这不仅仅因为从18世纪开始，康德哲学以他者的方式出现在法国哲学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康德哲学所描绘的人的肖像正是现代理性给予人的形象。这个肖像展现在康德所总结的哲学任务中。康德最初将自己的理性兴趣总结为对三个问题的回答：“1.我能够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 我可以希望什么？”后来在《逻辑学讲义》中，他又增补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前三个问题的解答最终都指向了第四个问题。“人”自身成为问题。尽管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哲学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尝试为人的存在给出定义，但不同的是，康德的提问要求对人的定义不再从属于任何其他的参照。由此，人从自身出发决定成为独立的主体，成为属于世界的公民。从人自身出发认识人，每种可能的回答既是基于自己的时空有限性，但又在理解和把握中超越了自身的有限性。这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哲学思维模式，正是康德给予我们的礼物。在经过理性法庭的严格审查之后，经验的元素被去除，纯粹理性被保留。思考的主体成为从历史中脱离而出的纯粹主体，同时也是从群体中抽离出来的单个主体。 

　　 像单子一样游离的主体，按照康德的设定，是被保护在先验领域之内，并被赋予建构形而上学的使命。康德把主体从历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给予他最大化的普遍性，也给予他最高程度的自我决定的自由。康德式主体诞生的历史背景恰恰是统一欧洲的分化，民族精神的兴起，也就是现代世界的形成时刻。其理性主体之所以能够超越重重国界线，乃是由于康德在人的理性能力和人的具体存在之间所实现的理论分离。纯粹理性为各民族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奠基性理论。法国接受康德先验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进一步地分离先验哲学和形而上学，并弱化形而上学的追求，有意识地抵抗后者所要求的统一性。因此，尽管先验论被保留下来，然而康德的先天范畴早已被剥离，只留下作为方法的先验论。从本文的开始直到当下，我们已经通过法国哲学对于先验论的不同运用方式，清晰地观察到康德的影响力。这就是福柯在概览法国哲学的整体时所发现的分界线：区分“经验、感觉和主体的哲学”与“知识、理性和概念的哲学”的分界线。时至今日，这条分界线仍然能帮我们观察法国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对峙：一方面有诸如德勒兹这样的现代经验主义者，在无限性的乐观中期待着新生命随着科学技术而生成。而另一方面也有带着乡愁的形式主义者，在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的余热中勘探概念的历史延展性。一个指向开放性的未来，一个则指向有待发现的过去，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这两种研究方法不断地渗入对方，关于过去的重新发现映照出未来新的形象，关于未来的可能性的设想又往往激发了对过去的发掘和发现。 

　　（一）康德的延留音：理性批判的历史化和社会化

　　福柯通过对于康德启蒙理念的分析，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理念乃是来自对自身所处历史境况的觉知，而先验论正是由该觉知形成的理论形态：历史性的统一原则崩溃之后，每个人都能且仅能从自身的理性出发，建构知识和实践的原则。历史性乃是现代理性的一个面相，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面相是现代理性对自身历史存在的摆脱。福柯在强调启蒙中的“勇气”时，已经暗示了他为走出现代理性而策划的出路：这条路以先验的方法揭示合理性的历史形式，以批判的态度松动现实境遇，在自我批判和自我关注中不断地发现新的生命形象，以此覆盖在理性人的肖像之上，直到将其完全地湮没和抹去。

　　福柯为突破现代理性而设计的解放策略，综合当代法国哲学的诸多方法，尤其是结构主义的历史先验性、法国现象学中的感性主张，以及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方法。该综合策略没有得到康德哲学的德国继承者的认可，且被指责缺少方法的理论论证和规范的建制向度，尤其是同样坚持批判传统的哈贝马斯对福柯以及当代法国哲学提出了最严肃的批评。

　　 哈贝马斯认为福柯等人所提出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突破的哲学方法，其实仅仅是发生在意识之中的自我指涉，而且自始至终，所指涉的主体都是源自自身又返回自身的孤立主体。现代理性的弊病就在于主体的孤立存在。作为解决的方案，哈贝马斯通过交往理性提出，主体之间在批判性反思中能够相互理解和承认, 在互动中能够达成普遍的共同生活形式, 也就是具有规范性的共识。所有商谈和交流,都能够不断地整合各种认识, 提高社会的合理化程度, 最终社会成为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共同生活方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目的在于建构社会规范，并且不必诉诸政府或者国家的人为管理，只需诉诸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因为社会生活总是已经处于某种规范之中，否则身处其中的人们将无法相互理解；同时社会生活也不断地形成新的规范，因为人们也在不断地更新相互的理解。通过观察和解释社会规范，哲学承担起引导社会的责任，这构成了哈贝马斯的基本立场。 

　　当代法国哲学所追求的是如何恢复被压抑的生命，如何从重重的界限中解放生命，恢复生命的平等和自由。福柯认为哲学的任务并不是去找出社会规范中所包含的道德或者价值判断，也不是要预言新规范的产生，而是要揭示个体接受规范的态度和方式，也就是揭示个体在实践中如何通过使用这些规范而使自己获得自由支配的可能，使自己成为主体。哲学应当展示如何在规范和个体之间创造出生活的自由技艺，这必然包括不断地审视自我，对于凌驾在生命上的任何力量展开批判的思想训练。

　　如果说哈贝马斯、福柯分别代表当代德法哲学的理论取向，那么他们透露出德法哲学关注人的角度悄然发生了相互置换：康德呼唤由内在照亮外在的启蒙主体，法国启蒙派着力于由外在照亮内在的社会运动；哈贝马斯坚持外在规范对于个体的建构，而福柯等人却转向内在，经由自我审视而自我创造。在他们的分歧中，我们看到了康德的理性被分离为理性的形式和理性的内容两个层面。相比于哈贝马斯强调理性的形式，福柯偏重理性的内容，一方面我们承认表达心灵活动的敏感丰富、展现感性的细腻复杂一贯是法国哲学的擅长之处。另一方面，我们更应看到，当代法国哲学的确没有坚持共同体的建构，因为这在根本上意味着思想退回保守的姿态、重陷封闭的危险，故而要继续沿着感性的路线，发挥超越功利的态度，通过感性在自我和他者的无意识流动中构想如何继续完成人类的解放。

　　关于德法哲学之间的当代分歧，我们与其视其为对立性的主张，不如把视角从德法之间扩展为欧洲的历史和现实处境，那么就会看到康德的哲学革命不仅仅在理论上树立起现代性的主体，而且也在观念上引导了现代欧洲的政治实践。德法的当代分歧向我们揭示欧洲理性协奏经历过震荡后，逐渐分化成多个相互独立的旋律，康德式主调也逐渐淡化为若隐若现的背景音，抑或是某段的修饰音。曾经积极为现代知识体系和道德原则奠基的理性主体，越来越不足以应对新知识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也难以阻止道德生活的世俗化，最终不得不失去在开端处的主导性力量。

　　康德以现代理性参与了现代世界的形成，那么随着现代世界的历史性衰落，康德留给人们的启示也发生了变化。诸如福柯的自我关注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这些从康德体系中引申出的哲学理念，完全能够在不同的思想配置中发挥出对于经验的组织和解释效力。尽管所指向的生活方式不同，福柯和哈贝马斯的理论路线却交汇在话语实践的分析和论证中。福柯在各种档案的文本中探测推理性的语言，他想追问话语的方式和理由，而哈贝马斯则是要在各种话语中辨识出人们确切的立场和主张。

　　福柯和哈贝马斯以不同的方式显示出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思想诉诸语言的必然性，这不仅是由于思考的过程中必须借助语言才能展开，更重要的是语言给予了思想以确定的形态，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我们解释思想展开的步骤以及越过的界限。阐释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是当代哲学的重要理论动向，而欧陆哲学尤其强调语言所包含的历史性。海德格尔致力于分析哲学思考方式从希腊语到拉丁语的替换中所经历的深刻改变，类似地，梅洛庞蒂、列维纳斯等当代法国哲学家也曾从语义或者构词的角度出发反思理性获得说服力的依据何在。越是深入考察语言的具体实践，无论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语言，还是知识学科的语言，就越能从话语能力中揭示理性的先天结构。对语言的敏感，显示出对理性能力的谨慎。关于语言的敏感早已潜伏在欧陆哲学发生分化的最初时刻。

　　（二）哲学的新和弦：语言的主题和方法

　　正是从康德哲学开始，法国人才开始承认作为独特理论存在的德国哲学。他们在康德哲学中感受到极为不同但又深刻的理性力量，同时也在面对这种思维的语言表达的抽象和艰涩时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我们尚不清楚康德的法语水平如何，至少他在建构哲学体系的过程中，笛卡尔、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已经表明法国哲学是“先在”的现实。令人意外的是，康德并不认为法语在哲学表述方面就更为准确，作为实例证明，他就灵魂(Geist)、机智(Witz)、天才（Genie）进行比较，展示了德语较法语更精微准确的表达潜力。尽管法语因其拉丁语根源在康德时代显得成熟，但德语作为仍在发展中的语言，其表达体系必将通过持续进化臻于完善。

　　法语对拉丁语并不是简单的承袭，法国哲学的形成同样包含了自我语言的意识。笛卡尔在《谈谈方法》结尾处说明自己为何选择法语而非拉丁语：“如果我用我的母语法文写作，而不用我的老师们的拉丁文，是因为我希望，那些仅仅使用他们完全纯粹的自然理性的人，会比那些仅仅相信古书的人能够更好地判断我的意见。”如果“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是清楚明白的，那么无论是用哪一种语言书写都应当保持其真理性。因此，法语和拉丁语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和真理的距离，而在于作为语言所发挥的说服力。拉丁语属于理论权威，他们是教会中的神父以及学院里的学者，法语则属于具有自然推理能力的普通人。选择使用法语而非拉丁语，意味着不再将思想与理论的表达特权赋予特定阶层，因为真理的显明性正体现在其不设区分的普遍性与平等性之中。

　　哲学的书写从统一的拉丁语，逐渐分化为法语、英语以及德语等不同的语言。民族语言的采用至少改变了真理的超越性，要求一贯恒常的真理必须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发挥出确切的说服力。真理不再先行于语言，反而需要在话语实践中确立自身：“这种真理更为内在且复杂，因为它存在于交流的过程中，交流完成了人类普遍的真理”。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是真理的体现，也是真理被思考被认识的前提。

　　从拉丁语到各民族语言的转变是哲学历史的重要进程。当代哲学又一次改变了思考语言及其界限的向度，使其不仅具有历史性的纵向维度，同时也补充了共时性的横向视域。在这个群体中，法语可以是自动继承的“母语”，也可以是自主求学而习得的语言能力。随着哲学理论在越来越多的民族语言之间被翻译和传播，曾经在思考和交流中被遗忘的语言，越来越被揭示为思想的历史先验条件。因此，法语不仅仅是某一语言种类，而是构造意义世界的不同方式。法国哲学既可以被理解为使用法语进行哲学思考，也可以被解释为哲学思考在法语之中自我展开时所获得的独特方式。而当这些理论被称为法国哲学时，只是为了突出思考在这里所获得的特殊风格。

　　 从具有共同问题、历史、方法乃至前提的拉丁哲学，到各民族语言的哲学，再到各种主题和方法的哲学，哲学的主体、视野与对象和问题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分化、位移和转变。法国哲学的主旋律也经历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实证主义”“先验论”和“批判理论”等诸多变换。这些旋律的基础声部一段发端于另一段，一部嵌入另一部。每一次调式的转换都不只是哲学理论的延伸，而是问题和结构的革新和展开，更是哲学对现实问题和实在世界的创造性回应。因此，在关注哲学创造所带来的具体概念、观念和理论时，人们还应放眼更宏观的层面：这些思想为人类所处的现实世界指出了怎样的全新出路。康德以现代理性开辟了启蒙的新道路，但这同时乃是人类理性整体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当代，法国哲学尝试从生命视角迈出克服技术化困境的第一步，也是人类面对现代世界而寻求出路的整体努力的一个部分。如果当代法国哲学的“生命旋律”要求在如此广阔的思想音域中实现自身的使命，就必须批判地扬弃其自身的传统——正如康德当年扬弃了先前的拉丁哲学传统一样。这正是人类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赋予自身的根本任务。 

　　法国哲学在当今所面临的历史境遇表明，它所承担的思想使命早已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内部维度，而与整个欧洲的发展乃至现代人类的生存境遇、未来前途都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一更具开放和跨文化意识的思想视域中，法国对康德哲学的回应没有被简化为德法之间的双边思想交流，而是被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关涉理性现代性建构与转型的思想关联中加以理解。由此我们观察到，哲学观念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传播与重构，不是单向度的被动接受过程，而是一个在异质互动的张力之中不断发生嬗变、转化与再阐释的生成性历程。这一历程既揭示出现代理性在多重文化传统中具体展开的路径差异，也呈现出理性范式如何在历史语境的相互争执与吸收中完成自我更新。

　　德法哲学之间相互开放与互动的关系被揭示为欧洲精神的现代性生成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持续演进显示出现代理性的本质特征——理性同时作为基础原则与自我构造机制的双重属性。作为基础原则，在不同文明的相互遭遇与持续交流过程中，理性逐步建构的理解结构与对话框架得以实现，而这正是多元文化之间沟通、翻译与批判反思得以可能的条件。理性从来不是某一特定文明的专属，而是人类共同的真理、规范与秩序的思想渊源。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蒋净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