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是物质的属性和基本存在形式之一，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空间问题呈现出特殊的社会历史向度，是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重要议题。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空间不仅是单纯的物理范畴，还深深植根于人类实践活动，与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紧密关联并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内涵。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基于实践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空间是人与世界互动的场所，也是人类实践的重要成果。伴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广度和深度的持续推进，空间领域也发生着深刻巨变。全球化、城市化、数字化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物质空间的形态与结构，重新塑造着空间格局，带来空间的革命性变革。我们只有全面透彻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思想，才能真正理解空间在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和人类文明嬗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解空间变迁以及人与世界意义建构所蕴含的丰富社会历史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将空间置于人类实践和历史发展语境中进行考察，洞察到空间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本质和角色，深刻揭示了空间的社会历史生成逻辑和实践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思想本身也内蕴着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深刻关联着人类社会实践，映照着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脉络。 

　　一、空间研究的唯物史观定位 

　　 空间研究是人类探索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拥有悠久且深厚的历史。自19世纪末以来，空间研究逐渐突破传统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界限，成为涵盖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多领域的综合性议题。空间研究范式背后有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思想，不仅构成了当代空间理论的重要源头，更在后续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实践中展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从第二国际后期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加关注到空间相关问题，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阐述中“隐含着一种空间的问题框架”，体现出一定的空间意识。列宁认为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突破地域界限进行扩张，将殖民地半殖民地纳入经济体系，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是对空间的占有，其本质是空间权力的争夺，这一进程加剧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与空间需求，导致其必定去寻找“非资本主义环境”进行资本积累，进而塑造了“中心—边缘”的世界空间秩序，空间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资本主义扩张的空间逻辑导致全球空间不平等。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空间转向”使得空间研究成为理解当代社会整体性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诸多学者积极进行空间研究的理论建构和范式创新。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研究法，认为空间与社会实践相互关联，并且也连接精神与文化、社会与历史。“社会空间的多元相关性”表明空间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与生产力、财产关系紧密相连，既作为被使用、消费的产品，又充当生产资料，其发展无法脱离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国家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哈维则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资本批判方法，对资本积累、城市化进程、地理景观等问题进行分析，揭示空间不均衡发展的逻辑。索亚倡导空间三元辩证法和后现代批判法，将空间视为社会关系的产物，批判空间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卡斯特尔强调信息技术变革对于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塑作用，关注空间的流动性和动态性，探讨信息时代空间的动态演变以及与社会空间相互建构的复杂过程。除此之外，福柯、梅西、霍尔、威廉斯、詹姆逊、鲍德里亚、维希留等学者从权力、性别和阶级、城市、文化、认知体验、消费社会符号、技术速度等不同方面为空间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这些学者及其思想共同交织成丰富多元且深入拓展的空间研究学术图谱，反映了当代社会空间问题的复杂化趋势。 

　　 这些学者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空间问题关注不够，对空间的讨论较少；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强烈的空间直觉，但其思想并未得到充分发展。然而，他们的空间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中汲取了重要资源和方法。其实他们为了建构创新性的研究范式，或是出于无意的忽视，或是故意遮蔽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空间的唯物史观洞见。他们的思想和判断之所以与马克思恩格斯存在差异，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和人类重要实践活动场所发生了重要变革。城市化进程加剧、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得空间问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突显出来。金融资本主导城市空间重组，全球化进程中空间扩张对地理边界进行重构，信息技术对空间体验的改变，使得人类经历剧烈的空间重组和变迁。这是人类空间实践前所未有地丰富、多样、深化的时代，也是空间矛盾与危机前所未有地集中突显和爆发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他们将空间研究作为理解社会的重要叙事范式。这种理论转向，既是他们建构自身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重要路径，更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空间研究中并没有真正缺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空间思想，他们对空间问题的分析与社会生产方式、阶级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对空间的思考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思想，聚焦于分析帝国主义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的空间特征及其内在矛盾，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资本积累的空间扩张及全球掠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这种空间上的不平衡，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成为绝对规律，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必然条件。正如列宁强调的“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这揭示了资本输出如何重新塑造全球空间关系。列宁具体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空间特征，指出“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这时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国内交换尤其是国际交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他注意到“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从而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全球空间结构。在革命策略方面，列宁将空间不平衡转化为革命的可能性，认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毛泽东对空间问题的讨论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思想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分析革命力量的空间布局时，他深刻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这一分析超越了单纯的地理视角，而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空间结构的深入洞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将中国特殊的城乡空间关系转化为革命发展的战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特殊的空间条件出发，指出“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这一认识直接指导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的开展，体现了对战局空间特性的准确把握。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些战略决策都是建立在对中国特殊空间条件的深刻理解之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注重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强调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以服务工业化进程。他提出要把握“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一认识直接推动了“三线建设”等重大空间布局的调整，促进传统工业基地的产业转移。在农业领域，优化农业空间布局，改碎片化农业生产为规模化大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当代空间研究的理论转向深刻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思想的源头意义，而唯物史观空间分析的生命力，无论是体现在列宁对帝国主义空间矛盾的剖析中，还是展现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空间战略的探索里，都印证了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空间经典论述的重要性。只有深入开掘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空间思想资源，才能真正把握空间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在守正创新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

　　二、空间本体论奠基 

　　空间的本体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思想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挖掘了空间的本体论内涵，对空间的本质属性、存在根基以及在人类实践中的作用进行了剖析。这一探索明确了空间最根本的存在基础和前提，明确了空间的范畴和边界，为其空间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关键依据，成为理解其空间思想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对空间的存在论根基进行了探讨，对空间的本质进行了揭示，明晰了空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构本体论的革命性维度。相关探讨从起点上突显了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价值，揭示了空间并非孤立存在的抽象范畴，并且从空间维度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为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打下了基础。

　　（一）空间的存在论根基

　　 马克思恩格斯对空间存在论根基的探讨，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之上：空间首先表现为一种客观实在性的自然存在形式。在他们看来，原始自然空间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具有其自身的物理规律和客观属性，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的抽象方法时深刻地指出：“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继续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这一批判不仅揭示了将空间完全抽象为逻辑范畴的荒谬性，更从反面确证了空间本身所具有的物理实在性和自然规定性。空间绝不是思维的纯粹产物或先验形式，而是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是一切实物得以存在和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具体场所。这种自然空间，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也不依赖于社会形式，而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传统空间哲学的批判，突破将空间视为抽象实体或精神产物的形而上学框架，将空间坚实地立足于实践，这种实践转向实现了对空间存在的重塑，使空间从抽象、孤立的形而上学概念，转变为与人类实践紧密关联并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

　　 空间在传统哲学中长期被当作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问题。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的第四章集中讨论了空间，空间是物体存在的必要条件，“一切物体都是在空间里的”，事物存在于某处就意味着存于空间（“处所”）中。空间“是包围物体的限”，不是独立实体而是与物体紧密关联的存在，空间与运动紧密相关。牛顿认为空间是绝对的、独立于物质存在的实体，为物体运动提供了绝对的框架和参照系。空间均匀且永不移动，是独立于物质和物质运动的永恒、静止的容器。康德对空间进行了“形而上学阐明”，空间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不是什么从外部经验中抽引出来的经验性的概念”，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具有的属性，而是不依赖于经验、先于经验而存在的“先天给予”的认知形式。空间具有先验性和主观性，能为我们的感性材料提供秩序和框架。黑格尔在绝对精神运动发展的框架下理解空间，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范畴中，空间是力学首先考察的对象。空间最初的或直接的规定性就是“其己外存在的抽象普遍性，是这种存在的没有中介的无差别性”。空间是对自然界外在性的一种抽象表达，是自然哲学的起点，也是绝对精神从“纯粹思维”走向“感性存在”的必经环节。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空间观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抽象空间本体论倾向，这种对空间的抽象化理解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实际上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就提出“感性的空间”的概念，强调空间与原子运动相关，是在感性活动中呈现的，这已显露出其与将空间视为先验形式的康德观点的分野。马克思对空间基于感性活动与物质运动的理解，内在地蕴含了将空间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态进程考量的必然性，这一理解成为他日后建构科学空间观的逻辑依据。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实践是直接现实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并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进一步超越了康德将空间视为不依赖于实践的先验形式的抽象设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共产主义者，并强调，“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彻底摒弃了康德空间先验给定的观念，将空间置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空间并非先验给定的、永恒不变的抽象形式，空间在人类实践中不断被建构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意义。 

　　 恩格斯站在自然科学史的哲学高度，有力地突破了诸多空间观念上的唯心主义禁锢。一方面，恩格斯打破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束缚，明确提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空间作为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物质的自身属性而并非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产物，空间的客观性由此得以确立。“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空间与时间和物质运动不可分割，物质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运动构成世界的动态发展过程。“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也否定了牛顿将空间看作绝对静止的与运动无关的容器。“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将辩证法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揭示了基于物质运动、空间和时间相统一的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且对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现象和规律进行总结，认为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表明自然界的演化发展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辩证法的真理性要通过对自然界的研究来验证。另一方面，恩格斯针对策尔纳唯心主义空间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策尔纳将时空观念与宗教唯心主义联系起来，试图用“神灵”论证“第四维空间”的存在，再用“第四维空间”担保“神灵”的存在。这种循环自证的唯心主义逻辑不仅荒谬，也彻底背离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空间不是神秘主义和超自然现象的混合体，而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其本质应基于科学的观察、严谨的实验与理性的思考来探寻，只有坚守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才能真正把握空间的本质内涵。 

　　上述梳理清晰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实践原则的确立、物质基础的复归以及辩证法变革所建构起的实践唯物主义，为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存在论基础。

　　（二）空间的本质内涵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空间是人类作为实践主体，在遵循空间客观实在性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并拓展人类自由发展的空间维度的动态场域。在对空间的本质阐释中，人并非孤立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从来都不是脱离历史和空间而单独存在的，是处于特定历史进程中凭借实践活动塑造空间的主体。人通过实践活动推进历史进程和自身发展，人类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也不断实现着对空间环境的改造，这种改造一方面使自然空间人化，赋予空间以人的属性和意义，另一方面还深入社会关系领域，形成具有特定社会内涵的社会空间，塑造了空间的形态与功能。空间的本质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互动中得以彰显，也在这种互动中不断丰富和深化。这种互动所蕴含的深层价值意蕴紧密关联着人的解放与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指向“人的发展的空间”。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进程，就是人类不断打破限制发展的空间枷锁，拓展自由发展的空间、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深刻彰显了唯物史观“人—实践—自由”的逻辑。 

　　 进一步看，空间自身所具备的特性，既是空间本质的具体呈现，也是理解空间与人类历史互嵌互动的关键。首先，空间具有客观实在性，它是物质存在和人类活动的基础。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空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而且“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深刻说明了人类基于物质存在与自然空间的紧密关联。自然基础是指包括人类肉体组织、人类与其他自然要素的关系等在内的物质存在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它构成空间的基本范畴，并且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不断被改变，是人类生存空间的物质根基。其次，空间具有社会历史性，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受生产力、生产关系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演变。“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是指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组成部分的排列组合方式、分布状态，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联形式，体现了民族在空间上的组织秩序和运行逻辑，它取决于生产以及内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种因生产与交往发展而塑造的民族内部空间结构并非固定不变的，在历史进程中，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生产关系的变革，都促使民族空间不断重塑。空间具有动态生成性，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变革性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被塑造与更新。“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每一代所继承的生产力总和、资金以及自然与社会环境等，都是空间演变的基础。空间的形态和功能，是在前代遗留的物质基础、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关系等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新的一代又会通过新的实践活动改变既有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等要素，推进空间的变革。 

　　三、政治经济学空间批判的逻辑深化 

　　 空间本体论为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空间批判及其逻辑深化提供了理论基石。政治经济学空间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一批判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批判精神，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空间逻辑。政治经济学空间批判的逻辑深化，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从对空间本质的探讨深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去剖析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空间的扩张、分化与重组来维持自身的运动，即剖析空间与政治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机制。它本身就是对空间的本质运用到现实经济领域的验证和发展，也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空间批判逻辑深化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具体表现和核心驱动因素就是资本增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空间活动和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资本增殖展开的，通过资本积累、商品货币资本的运行、循环周转、对土地空间的控制以及劳动空间的塑造等，深刻影响着社会的空间结构和经济发展。资本增殖通过对空间的系统性重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样态。传统社会关系和共同体纽带被消解，人的劳动空间、居住空间、日常生活空间被资本全面占有和渗透。人的劳动自主性丧失，人的本质和自由追求受到根本限制，陷入全面的空间异化状态。 

　　（一）资本积累驱动的空间扩张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的这种逐利本性，使得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而“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这个过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而且在空间层面表现得非常显著，决定了资本具有不断增殖的内在冲动，进而成为驱动空间扩张的根本动力。资本积累驱动的空间扩张，在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地理空间的拓展。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欧洲列强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就是资本为了实现快速增殖，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掘新空间的表现。通过“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积累了大量资本并加速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这些深刻说明了资本为了持续追逐更高利润，必然要跨越空间的界限，不断吞噬新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在微观层面，资本积累则主要推动着城市空间的扩张。从劳动力供给来看，城市作为工商业中心不断发展壮大，吸引人口和资本等要素的聚集。“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规模随着对土地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从工业自身发展需求来看，“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城市工业有了更为充足的劳动力来扩大生产，工业集聚需要更多土地建设工厂、仓库等空间，进而推动了城市空间的扩张。“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这一过程为城市工业进一步发展，吸引更多工业企业聚集，不断推动城市规模扩大奠定了基础。 

　　（二）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空间运行

　　 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细胞，其价值实现需要通过流通完成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空间转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生产和消费在空间的分离使市场和交换成为商品转移的中介。“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来换取另一个具有能够满足他本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只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为价值来实现，也就是通过他所中意的任何另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来实现，而不问他自己的商品对于这另一个商品的占有者是不是有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社会的过程。”这揭示了商品在空间中的运行不仅是物质位置和形态的改变，也是价值实现的社会化过程。商品在空间中的运行也是价值形式转换的必要环节，“资本价值最初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而这次是在扩大规模上进行的”，这段论述清晰地表明了商品只有通过售卖，才能从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完成商品形态到货币形态的转化，从而实现价值并推动资本积累持续进行。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中介，能够打破地域限制，使商品在更广阔的空间范畴内流通。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流通直接赋予货币的运动形式，就是货币不断地离开起点，就是货币从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或者说，就是货币流通”。在资本循环过程中，货币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马克思阐述过单个资本家的积累过程，清晰地说明了货币在资本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及资本增殖的过程，资本家将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售卖，实现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转化；随后，货币资本从流通领域回流至生产领域，被资本家用来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场地、增加设备和增加劳动力，生产资本在空间上实现扩张。扩张后的生产资本生产更多商品，商品再经生产到流通的空间转移实现资本增殖。由此可见货币的空间流动成为资本循环各个环节的关键纽带，推动资本不断增殖。资本具有逐利本性，这一本性通过空间扩张来实现。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交通运输工具从早期殖民扩张阶段的船只，到工业革命时期的铁路和火车，可以看到资本为了实现增殖，通过技术变革实现交通运输工具的先进化，不断压缩空间距离对交换的阻碍，促进要素快速流通，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在空间扩张中不断强化自身的增殖能力，“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三）资本循环周转的空间优化

　　 资本循环周转过程中空间因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各环节在空间上要顺畅衔接、合理安排，以实现资本价值增殖最大化，“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这不仅揭示了资本循环的整体性和空间性，也深刻说明了产业资本循环的内在要求。产业资本循环包括三个阶段（购买、生产和售卖）和三种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空间上并列”是资本循环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说明了产业资本循环的空间依赖性。“空间上并列”能够使不同阶段的资本相互衔接，保证产业资本循环的连续性和协调性。“空间上并列”也可以帮助资本在不同阶段和形式之间快速转移，因此可以说资本在空间上的并列是资本循环的关键特征。进一步看，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都在空间中展开。“G—W表示一个货币额转化为一个商品额；对买者来说，是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对卖者来说，则是他们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在此过程中，货币资本需通过空间网络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此为生产剩余价值提供前期准备，完成从货币形式向生产资本形式转化的关键步骤；生产资本的运作基于“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些基本要素，生产资本要合理运用劳动力就需要依据地理布局和空间规划组织生产活动，既要充分考虑劳动对象的存放和流转，也要对劳动资料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创造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商品资本则在复杂的空间（如市场的地理范围、层次结构、表现形态、消费群体、垄断与竞争等）中，通过多样的销售渠道努力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一过程需要商品在恰当的时间和空间，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找到买家，否则资本循环就会中断，再生产也难以为继。 

　　（四）土地和地租的空间控制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所有权、空间特性以及地租之间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的垄断权实现了对土地空间的控制，这种控制以资本增殖为目标，并通过地租的形式得以体现。“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做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域。”这种垄断使得土地所有者能够依据自身利益考量决定土地的开发和使用，形成对土地空间的实质性控制，追求土地空间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土地所有者的控制不只是对土地物理空间的简单支配，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地租这一经济形式实现对土地空间经济价值的深度提取。级差地租的产生与土地自然条件（肥力、位置等）存在紧密的联系。马克思明确指出，“很明显，级差地租的这两个不同的原因，肥力和位置，其作用可以是彼此相反的。”这个论断说明级差地租的动态变化，同时也表明土地的肥力和空间位置这两个主要决定因素并不总是协同作用，而是具有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一般而言，肥力高或位置优越的土地往往具备更高的经济价值，能够产生更丰厚的收益。然而肥力和位置两种因素可能会出现相互抵消或强化的情形，比如肥力高但位置偏远的土地，会因为运输成本高而地租相对来说较低，肥力低但位置优越的土地，会因为交通便利而地租相对来说较高。马克思讨论过资本的投资，如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土地改良等，进一步加剧肥力和位置对地租影响的复杂性。“作用可以是彼此相反的”蕴含着深层次的含义，肥力和位置对于地租来说不只是自然条件或自然禀赋，还反映了土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两者也是在社会经济活动动态演进中不断被重塑和博弈的关系变量。土地和地租的空间控制，其深层次含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对土地空间的权力支配，在空间维度上驱动资源配置和价值分配。 

　　（五）劳动异化的空间强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空间受资本逻辑支配，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资本剥削的工具和强化劳动异化的场所。劳动空间的设计以资本增殖为核心，分工细化、协作劳动的布局加剧了工人与劳动过程、成果及自身本质的疏离。这不仅体现了资本剥削和劳动异化，更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对空间和人的双重支配和内在矛盾。政治经济学空间批判正是对劳动空间中资本剥削、劳动异化的空间强化等问题的深刻剖析。这一深刻剖析首先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空间的鲜明特征。一是劳动空间规模化、集中化。“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生产资料大量聚集，工人被集中在一起在大规模的生产场所劳动。二是劳动空间中分工更加精细，因分工精细产生的差异则形成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工场手工业发展了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并且“一方面，单个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另一方面，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分工精细使工人技能越来越单一和固化，“使之孤立和独立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每一种操作成为一个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马克思描述的“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在这样的情境下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空间中人与劳动、劳动成果之间的异化不断加深。工人如同生产机构的“器官”，深深嵌入庞大的生产体系中，而且“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工人失去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劳动不是工人实现自身价值的活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厂房等劳动空间成为资本家控制工人的手段，工人受劳动条件支配和控制，进一步强化了工人在劳动空间中的被压迫地位。 

　　四、马克思恩格斯空间视角的转向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空间批判揭示了资本如何借助殖民扩张、劳动地理分工等手段，制造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对立。这一批判框架不仅为马克思晚年将研究视野由西欧拓展到东方社会提供了理论工具，也意味着其空间思想向实践领域的发展。通过分析公社土地制度的空间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空间特征、殖民现代性对传统空间秩序的重构，马克思的空间批判从欧洲资本主义模式延伸至非西方社会，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空间维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一论断，在其东方社会研究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注意到，以俄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在土地所有制、生产方式以及村社组织结构等方面，表现出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特点和发展逻辑。例如，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印度村社自治体系，都构成了独特的空间结构，使得东方社会的发展路径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在相关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对地理环境条件、经济生产基础、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结构、文化实践等多个层面互动的关联性考察，这些考察表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分析始终贯穿着一种空间视角，即社会关系如何在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下形成特定的空间组织形式。正如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设想所表明的“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这些要素的特殊组合方式使东方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非线性的多元可能。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理论探索，虽然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印度村社等个案研究，揭示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特征与可能的发展趋向，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延伸了政治经济学空间批判的实践解释潜力，但本质上仍是一个未完成的理论草图。这些基于有限经验材料的探索性思考，既不能简单等同于成熟的理论体系，更不能直接套用于分析全球化时代东方国家的复杂空间实践。马克思东方社会研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空间维度，使得空间批判不再局限于欧洲资本主义模式；其次，它深化了对空间社会性的理解，通过考察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揭示了不同文明形态下空间结构的生成逻辑。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于，分析社会空间时，必须关注其具体历史条件，而不是简单套用普遍化的理论，避免理论教条化。因此，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研究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分析工具，而在于推动了其空间思想本身的发展——尤其是深化了唯物史观空间的分析范式。这一研究启示我们，空间的社会性必须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来理解，空间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与社会历史进程中诸要素的辩证运动中不断重构的动态存在，这一认识对于建立具体的历史的空间分析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公社土地制度的空间形态

　　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详细考察的“卡尔普里”制度，展现了东方社会土地制度的典型空间特征。“卡尔普里”是公社土地所有制，“土地是全体居民的共同财富”，通过禁止土地出让来维持土地集体所有的稳定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结论主要基于马克思对有限文献材料的研读，其理论概括仍带有明显的探索性）。在东方社会，这种特定的土地占有和使用方式，形成了东方社会独特的空间基础，土地被划分为家庭份地，其分配规模与家族世系身份相关联，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等级特征的空间组织形式。这些土地制度的安排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关系特征，也在实践中影响着人与土地的结合形式，最终促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间组织形式。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公社土地制度的考察，是对特定土地制度空间效应的初步理论思考。东方社会的土地制度，通过特定的资源分配方式，影响着社会空间的组织形态。以印度为例，其土地制度呈现出复杂多样性，“除了氏族公社之外还有比邻公社或农村公社；定期的平均的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包括交换住房——的制度与终身的不平等的份地制度并存”，“公社的经营和私人的经营同时存在”，还有“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与“包括整个区的大面积的大土地所有制”。氏族公社、比邻公社或农村公社等不同形态的并存，反映了差异化的空间组织形式；定期重新分配的耕地草地制度（包括住房交换）与终身世袭的不平等份地制度的共存，以及公社经营和私人经营的交织并存，加上小农所有制与大地产制的对立，共同构成了充满复杂张力的土地关系，这些共同构成具有东方社会特质的空间形态：以集体所有制为根基的空间稳定性，多元制度并置产生的异质性结构，动态调节机制维持着空间的平衡，以及阶级矛盾所投射的空间对抗。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土地关系与社会空间的辩证互动关系，一方面，土地制度通过资源配置决定空间形态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既有的空间结构反过来又影响着土地制度的演变。这种互动通过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影响聚落组织形式等途径，在东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认识并非等同于马克思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价值在于为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照，展现出对东方社会土地制度空间逻辑的早期理论思考。 

　　（二）亚细亚生产的自然—社会空间

　　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空间分析，同样具有明显的探索性质。其研究主要呈现为对几个关键特征的观察性概括。在空间视角下，东方社会呈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自然条件、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所造就的自然—社会空间形态。通过对这些互动关系的考察，马克思初步揭示了这一空间形态的若干基本特征。

　　 首先，从物质基础来看，“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水利工程需要大规模集体劳动，这就形成了围绕水利设施进行生产和生活的空间组织形式。这一观察指出了水利系统在塑造东方社会空间组织中的关键作用，但对其具体运作机制并没有深入分析。其次，就组织方式而言，单个公社的力量难以承担大型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这体现了水利农业与空间组织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核心特征是土地归公社集体所有，“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这种所有制决定了生产活动以公社为基本单位展开，每个公社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单元，在空间上表现为各自独立的生产生活区域，而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最后，这种稳定性在空间上体现为公社聚落的长期延续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们内部产生财产上的差别从而发生解体以前，可以存在几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亚细亚社会的城乡关系呈现出“无差别的统一”特征。对此，马克思有着深刻的论述。“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来理解：从城市性质来看，亚细亚的城市本质上是王公的统治据点，在政治上对统治阶层高度依附，在经济方面是寄生性和依附性的存在，缺乏独立生产的能力，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中心。亚细亚城市是军事化的农村公社的空间聚集，家庭组成的公社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住处集中于城市”，是军事组织的基础。“因此公社事实上不是像在古代民族那里那样，作为国家、作为国家组织而存在，因为它不是作为城市而存在的。”从城乡关系来看，城市的功能依附于农村生产，支配土地的力量决定着城市空间的布局和形态。公社成员与土地之间保持着马克思所描述的牢固的依附关系，“因为公社的单个成员对公社从来不处于可能会使他丧失他同公社的联系（客观的、经济的联系）的那种自由的关系之中。他是同公社牢牢地长在一起的。其原因也在于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城市（乡村）和土地的结合”。从生产方式来看，这种城乡空间格局的产生可以看作土地公有制、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及公社组织形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历史—地理结果。 

　　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空间分析具有探索性而非结论性的理论意义，确立了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形态的基本方向，示范了自然条件与社会组织的空间互动研究方法，也为唯物史观的空间维度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但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对特定区域的有限观察，在概念体系的完备、制度运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三）殖民现代性的空间重构

　　 殖民统治对传统社会的改造，也是一种空间权力的重构。这种重构在印度村社制度的瓦解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在分析印度传统社会时，将村社视为其核心结构。“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从地理上看，村社占有一定的耕地和荒地，从政治上看，村社有自己的管理机构，由不同官员和职员组成，负责处理各类事务，构成地方自治体。村社成员对外部政治变动比如王国更迭或分裂往往不关心，只要村社自身组织构架完整，其内部经济生活就不会受影响。这充分体现出村社组织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自主性。在村社内部，有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蓄水池和水道管理员，也有进行宗教活动的婆罗门等，也就是说生产生活区域按照既定的社会分工进行布局。这种空间布局反映了村社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直接统一的结合关系，并通过持续的物质生产实践不断再生产。马克思指出，“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在这种生产模式下，既定的社会分工体系不仅规定了各类生产活动的承担者，同时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空间组织形态。反过来，不同的空间组织又通过日常生产实践活动和仪式活动，持续巩固着原有的社会结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 

　　 然而殖民势力的介入撕裂和破坏了印度村社原有的社会空间结构，英国殖民者“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切断了村社原有的生产联系网络，而且“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可见，殖民统治不仅摧毁了村社作为相对独立单元的空间整体性，更将其改造为依附性的殖民地经济结构。这一过程被马克思描述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然而这种所谓的重建本质则是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空间扩张，即通过暴力手段重构殖民地的社会经济格局。当这种植根于本土生产方式的有机社会空间被外在力量强行解构时，不仅会造成原有社会关系的扭曲和空间的异化，更会引发整个传统文明体系的深刻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马克思在对殖民统治摧毁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批判的同时，其理论探索也蕴含着对历史发展替代性路径的思考。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提道：“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地块耕种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机体不相容的个性的发展”，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俄国农村公社独特的二重性结构，土地归集体所有和私人占有产品共存，既具备“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又通过产品私人占有为个体发展提供条件。这种社会结构与空间秩序的特殊结合——土地公有与定期重分土地、集体协作的劳动实践相互建构，为俄国创造了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这表明了社会结构与空间秩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结合，能创造替代性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空间视角，既揭示了殖民权力如何通过解构传统空间秩序来重塑社会关系，又通过对村社二重性的考察，展现了空间形态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这种视角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理论，但为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逻辑及其殖民改造提供了重要方法切入点，也提示我们，既要继承其空间批判的方法论内核，又要避免将基于特定历史条件的探索性认识简单上升为普遍的理论。

　　结语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思想的梳理，展现其空间理论的整体架构与理论意涵。马克思恩格斯对空间问题的系统阐释不仅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空间的整体性框架，而且呈现出一个动态发展的理论进程：从空间观的哲学革命的起点——空间本体论的人学转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拓展，再到东方社会研究中对多元空间逻辑的探索。这一思想进程展现出马克思恩格斯鲜明的理论纵深与方法论自觉，具有双重理论意义：一方面，它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维度在批判与建构中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内在理路；另一方面，它展现了空间思想在批判与建构中不断深化的辩证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实现了空间观的哲学革命，将空间从形而上学的理解重构为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其本质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辩证运动中生成，也构建了“人—实践—自由”的唯物史观空间分析范式，从根本上确立了人在空间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了空间理论向以人为实践基点与价值主导的转变。这一理论遗产在当代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要真正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自由发展这一愿景，需要在继承其理论精髓和方法内核的基础上，立足新时代发展实践，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 原文责任编审：李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