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征榷收入成为财政重要支柱，征榷管理主要采取官商联营或通商征税，财政收支广泛运用市场手段，使财政运行高度依赖市场。在“四民分业”语境下“市场”的性质，以及财政与市场的关系只有在“农商”观念中去理解，才能切近历史逻辑。学术界对宋代农商观念的普遍认识是：农商观念出现了“重农抑商”向“四业皆本”、“农本工商末”向“工商皆本”的变革，与宋代市场发展互为因果。关于宋代财政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宋代市场是财政主导下的市场；二是市场是国家经济政策和财政制度的基础；三是宋代财政中征榷收入的高比例是国家垄断攫取的结果，不能说明是工商业发达和商品关系的进步。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农商观念如何解说财政高度依赖市场的现实和工商业政策的合法性，如何影响财政性市场的性质和运行。　　

　　 一、宋代“工商皆本”说再检讨

　　 二、工商业财政政策的合法性解说

　　 三、农商观念下的财政性市场

　　结语 

　　学术界之前普遍认为宋代农商观念发生变革，即从“重农抑商”“农本工商末”转变为“工商皆本”或“四业皆本”的观点是材料误读和方法偏失导致的虚像。宋代作为国家意识层面的农商观念并无质变。该问题的经典研究从个案研究推导普遍性结论在方法上具有局限性。农商观念是关乎对宋代社会经济整体认识的重大问题，理解宋代农商观念及其影响下的宋代财政、市场和经济运行，需要细读史料，对工商业政策和社会经济作综合和整体的考察，揭示观念得以成立的基本原理，以及观念与实践的关系和张力，才能接近宋代历史的实情和逻辑。

　　宋代仍在“王土王民”原理，以及“崇本抑末”“抑兼并”“权轻重”的逻辑下坚持传统农商观念，解说工商业政策的合法性，从而使工商业收入得以“合法”增长。在这一原理和逻辑下，皇帝对山海资源和“四民”轻重有绝对支配权，有权在财政收益最大化目标下安排市场商品结构，将几乎所有具有广域流通性、农业不能自给的重要商品实行官营禁榷，财政收支广泛使用市场化手段，造就了规模空前的财政性市场，并在商品结构和远距离贸易中相对于自发性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

　　宋代财政性市场和自发性市场同时并存且秉持不同逻辑，构成市场二元结构。两种市场在宋代都达到了高峰，因官民共利分利机制的建立而彼此关联，相互推动，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财政性市场虽居于主导地位，但自发性市场也并非内存于财政性市场之中，或尚未发展起来，甚至因财政性市场发展而萎缩，而是同时出现制度重大新变，规模空前增长。一方面，两种市场特点和逻辑沿袭了汉武帝以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宋朝改变了汉武帝至唐中叶在禁榷品市场主要通过国家独占经营、拒斥商人实现“权轻重”“收利权”的方式，而采取更为实用和功利的“权商贾”方式，以山泽资源“驰走商贾”，建立国家与商人共利分利机制，相对于汉唐，推动了市场规模的增长。同时财政性市场也存在缺乏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成为大商人产生和发展樊篱等局限性。

　　 财政性市场与自发性市场并行互动的市场二元结构形成于汉武帝管榷政策和均输平准改革，奠定了此后市场的基本结构和运行形态。由汉至清，集权制王朝国家依据“王土王民”原理，在重农抑商观念下以禁榷官营和财政收支市场化手段追求财政收益最大化，始终存在财政性市场。汉唐时期，禁榷商品种类和财政收支市场化手段都有限，财政性市场规模远不及宋代。明及清前期禁榷品种类较宋代大为减少，财政对工商业收入的依赖程度也低于宋代。16世纪之前跨区域贸易主要限于盐、铁等特殊商品，粮食、布帛等大众消费品主要限于地方市场；16世纪之后跨地区贸易迅猛增长，粮食、布帛、丝织品成为长途贸易大宗商品。明清市场二元结构下财政性市场和自发性市场的轻重逐渐转换。宋代财政性市场和自发性市场的二元结构及其运行逻辑有历史共性，而空前规模的官营禁榷和财政性市场主导地位，是宋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政策取向的产物。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