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知者问题到作者问题 

　　（一）反思即创伤 

　　思想的奠基观念都经不起反思。休谟的两个怀疑论问题就给思想造成了深刻的创伤：（1）经验无法必然确定因果关系，因此，历史经验总和推不出未来，过去之是（were）推不出未来之将是（will be），这是知识论的创伤；（2）实然（is）推不出应然（ought），事实推不出价值。这不是知识论创伤，却是知识局限造成的精神创伤。如此釜底抽薪的休谟怀疑论等于宣告了知识论的终结：既然经验不能必然解释因果关系，知识就失去了基础，受制于时空变量的知识永远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性，于是知识的“西西弗斯石头”就只好祖祖辈辈推下去；另外，实然推不出应然等于宣告了价值是事实之外的虚构，价值不是客观事实的函数值，而是意识的主观函数值，也就不存在绝对价值。 

　　知识论寄托了思想的太多梦想，甚至知识论也是形而上学的地基，如果失去知识论，形而上学就基本上变成文学，可信度不会超过小说。休谟问题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思想创伤，但也是思想的重启机会。知识论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哲学的终结，但确实需要想想，还剩下什么哲学问题。我试图论证，知识论的终点只是意味着“知者问题”的极限，但它同时暗示着人类作为创造者的“作者问题”的起点，哲学可以从“知者问题”转向“作者问题”，从思考“存在”的形而上学切换到思考“创作存在”的创世存在论，从求解“是”或“应是”的问题转换为求解“何以创作”。 

　　 从知者到作者不仅是问题的转换，也意味着哲学的基因重组或重新定位：形而上学和存在论需要分离。在传统框架里，存在论“属于”形而上学，这个从属关系很有疑问。形而上学的标准理论是“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研究万物如何构成整体一致的世界，现代形而上学还包含了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无论哲学家们是否乐意，事实上形而上学的万物理论已移交给理论物理学，而伦理学的形而上学问题很可能实质上属于存在论（至于伦理学的规范和应用，都能够由博弈论、政治学和经济学来解释）。总之，现代科学证明了不存在一种高于科学的形而上知识，当形而上学失去知识的性质，就不难发现形而上学在实质上是思想所需的一些基本假设。因此进而发现，哲学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形而上学，而是存在论。但存在论的合法性也需要重新确定，传统的存在论试图研究“存在何以存在”，这是不可能的知识，等于试图认识上帝，可是要认识上帝除非变成上帝，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存在论的合法问题是，在存在之后又发生了何种新的创世。至今我们只知道，人类创造了文明，这是属于人的创世论，所以，存在论与创世论是一致的，存在论的问题就是作者问题。我倾向于相信，作者问题就是休谟之后需要思考的下一个难题，而且作者才是主体性的最终解释。反讽的是，人工智能将要成为另一个主体，如此反思不知是及时还是为时过晚。 

　　知识或真理是启蒙哲学的崇高理想，面对休谟的怀疑论，启蒙哲学家们既不想转向也不想掉头，而试图消解休谟问题来拯救知识和真理。康德佩服但不服气休谟，他为了克服休谟问题而发展了先验论，但终究未能解决休谟问题。作为一种顶级哲学成就的康德理论也无法解决休谟问题，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历史上每一轮怀疑论挑战都会引起拯救知识和真理的辩护，例如希腊的怀疑论问题就激发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及基督教神学的信念论。 

　　 康德之大哉问“人是什么”（人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可信什么）不可能找到先验论的答案。即使思想真有先验结构或原理（确实有，比如逻辑和数学），也无法充分解释事物的复杂涌现、思想的无穷可能世界或行为的丰富可能性，尤其不能解释人的自由和创造性。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先验原则相当于思想和行为的“谱”，但人可以故意“不靠谱”。这等价于苏格拉底理想主义命题“无人故意犯错”的反转命题“人可以故意犯错”，而且经常是以理性的理由去犯错。理性与创造性不矛盾，人类有价值的创造活动都不是非理性的，而是非常理性的，但理性却无法判断一种理性的创造是不是好的。之所以会出现这件怪事，是因为创造一个事物或一个观念系统等于创造了一种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存在论的事实，超越了知识论或伦理学的判断。而且，一种创造的意义和价值是在历史中慢慢展开甚至无限展开的，其无穷性超出了知识的能力。这个存在论的事实意味着，“人是什么”的形而上问题是一个错误提问，其实人是一个存在论事实，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因此，人的问题最终是“人凭什么创作”的存在论问题，即作者问题。作者才能最终解释人的主体性。如果只是静观的“知者”，没有创作，就没有成为任何存在的本源，也就不成其为主体。人创作了自然本来没有的制度、历史、技术和价值，因此人是人的世界的本源，人的根本问题就是作者问题。 

　　哲学和科学数百年来未能解决休谟问题（因果疑问和价值疑问），可见其切中了思想要害。长期以来，哲学迟迟没有转向作者问题（历史原因复杂，或与宗教和神学占用了创世问题有关），相反，先验论拼命试图证明思想有着内在先验结构，以便一劳永逸地拯救知识和价值（公理系统、逻辑和集合论是先验论的伟大成就），经验论则试图证明经验的“无穷”积累最终能够产生真知（概率论、实验法、统计学是经验论的伟大成就，其中贝叶斯概率成为大模型人工智能的基本方法论）。然而无论先验论或经验论、唯物论或唯心论、实在论或反实在论，都没有能力解决休谟问题。 

　　休谟问题几乎无解（除非借得遍历无穷性的上帝之眼），但思想可以切换问题。尽管切换问题并不能消除休谟问题带来的挫败感，但另有生机。既然无望以知识论去解决知识奠基问题，那么可以切换到作者问题来反思人类何以创作制度、历史、技术和价值。人类创作了自然本来没有的事物，意味着作者就是自因，所以人有人的创世论。一方面，在作者问题中，过去和未来、实然与应然都化为同时间的同一件事情，两者分离的难题消失了；但另一方面，人类的创作永远不可能被自我证明为最优选择，人没有能力遍历无穷性，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可能性。知识的局限也是创作的局限，但创作的第一原则是开发可能性，意味着以可能性去创造某种没有必然性的本源。作者问题的存在论基础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哲学。 

　　 人们经常苦恼于知识之无涯，但人类思维的真正局限性在内而不在外，即在于无法证明思想基础是可信的。思想的第一步就是作者问题，即思想必须为思想创作一个基础，之后都是知者问题。人类有多种方法用于证明或修正第二步以后的事情，但没有方法可以证明第一步选择的必然性或最优性，也就是说，我们总能够证明或修正从1到n的改进，但无法证明0到1的初始选择是否最优。针对第二步往后的知识建构，人类已有了逻辑、数学和科学的多种方法，但都无法解释第一步的创作。比如逻辑可证明推理的可信性，但无法证明前提是正确的；贝叶斯概率说明人类能够参照不断积累的经验把某事越做越好，但无法证明某事是最优选项。这意味着人类为自己创作的文明永远基于疑问：事情有可能从头就搞错了。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可以替人类处理所有大数据，但也不能替人类解决奠基性、初始性或本源性的问题，或证明0到1的选择是否最优——这个问题落在可计算的范围之外。 

　　作者问题的知识论局限表现在无法为动态开放的无穷可能性求积分，这个局限性注定不存在事先“诸葛亮”，所有“诸葛亮”都是事后的（靠运气猜对的不算）。知识的事后性意味着，在知识的极限处，答案可期的知者问题就变为无答案的作者问题，其不可解性就来自思想极限的自反性，而人类尚未发展出能够自证的方法论，或许不存在自证方法论（这经常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的一个笑话：有人把手放在自己头顶来证明自己有“这么高”）。 

　　先验论者都对理性抱有过高期望，都试图在主体性的内在理性直观中去发现因为直接而无损的真理，可是无论理性直观多么清晰确定，就像几何学公理那样看起来“明明是真的”，也仍然无法证明对于无穷多的可能世界普遍必然为真。无穷性是个恐怖概念，是知识无法探底的深渊。在处理无穷性的问题上，中世纪的论证策略反而比先验论的漏洞少一些，即假设一个绝对完满的存在（上帝）来保证世界万物的存在与秩序（这个无理假设是唯一漏洞），同时反过来以万物秩序来证明上帝的理性设计。循环论证在证明真实世界上无效，但如果用来证明虚构的故事呢？虚构的世界不需要与真实世界进行对照，无理假设就变成有理了。 

　　 “故事”在此是个比喻，代表人类创作的任何一个可能世界，包括历史叙事、观念系统（比如数学世界）、制度和秩序、人工事物以及虚构作品。只要一个故事形成了自身完整性，就在概念上相当于一个世界。完整性要求闭环，类似于“自圆其说”。人类活在虚构故事里，首先语言本身就是虚构，以语言为载体的思想也都是虚构的故事或虚构的世界，所以，为主体性最终定性的是作者。形成思想自反性的创作显然超出了知识论问题，而是创世论的问题。思想一旦达到自身的内在极限，就进入自反状态，就不再有知识论的解释了，且再也没有什么可去认识的了。可是思想无法自证自己创作的基本假设，这意味着，思想虽然可以自由建构某个世界，但无法验收自己的基建。很久以来，哲学顽固地希望能够证明思想自身的基础是绝对真理（那样就放心了），但因缺乏有效的方法论而徒劳。这一点证明试图把知识论应用于思想自身是无效的，即“我证明（我是真的）”的先验论是个徒劳的方向。 

　　（二）重思哥德尔的提示 

　　思想自证的努力始于笛卡尔，众所周知的后继成就至少包括：康德的先验论证（用于证明“思想不能不需要如此这般的先验设定”）；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用于证明“思想为自身构造了内在而自足的先验对象”）；维特根斯坦的界限论（证明了“思想必定遇到自身形式所决定的界限”）。此类哲学善于讨论原理，但很少给出令人信服的实例。这是哲学的弱点，只要讨论实例，就会陷入“样本焦虑”，因为真的很难找到具有普遍说明力的完美样本。一些著名的哲学例子其实笨拙而牵强，例如“电车两难”或“缸中之脑”就相当幼稚且脱离实际。重视实事求是的维特根斯坦讨论了不少很机智的实例，但那些实例的规模偏小，也不是能够代表“所有事情”的完美样本。 

　　 对哲学有着重大意义的最优美实例来自数学家哥德尔，他发现了哲学家没有发现的深刻哲学问题。在人类思想里，唯有数学兼备无限丰富性和绝对严格性，因此数学被认为是真理的最后保证。如果连数学也不可信，真理就不存在了。哥德尔以自反性的方法（与自指悖论同构的方法）迫使数学系统自己“坦白”其元性质，证明了在足够丰富的数学系统里，可以构造出至少一个具有自反性而不可证的真命题，其语义形式为“本命题在本系统内不可证而为真”。此类命题称为哥德尔命题，证明了如果数学系统捍卫一致性（无矛盾性），就达不到完备性（总能够产生不可证的新命题）。推广地说，哥德尔证明了知识理想主义是不可能的，任何知识或思想都不可能生成万无一失的完美系统，这是对知识论的灾难性打击。然而平心而论，人类何德何能去建立“知道一切”的知识系统？我相信从哥德尔反而可以引出一个乐观的理解：不完美才有希望。哥德尔定理测定了知识论的极限，并不意味着思想死了，而是暗示思想需要另一个起点。既然哥德尔定理不是在知识论之内的一个路标（路到头了），那么就反而暗示了在知识论之外另有道路。哥德尔晚年研究上帝（牛顿也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做了如此诡异的事情，似乎不应该被简单视为荒谬之举。他们很可能意识到思想的终极问题不是知识而是创世，不过他们选错了研究对象（估计有宗教原因），上帝不是人能够理解的对象。无须舍近求远，人类自己就是创世者，但需要自我解释。 

　　在创世论的作者问题那里，绝对真理或普遍必然性等知识概念退场了，哲学于是更加茫然了。人们早已知道，知识系统的基础观念不是知识，而是思想的作品。观念系统所需的基本观念，通常包括一个系统预设或默认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在严格系统（数学和逻辑）里被称为公理和推导规则，在非严格系统（哲学和社会科学）里则被自大地称为“原理”。作者凭什么为思想创作了许多原理？为什么是这样一些原理而不是别样的原理？作者问题遇到的不仅是知识论的极限，而且是主体性的整体极限，意味着思想同时触及主体性的外在极限（世界）以及主体性的内在极限（内在形式）。当思想同时达到主体性的内外双重极限，就遭遇了思想的终极问题。 

　　 哲学专注于研究理性，是因为理性是人类最强的能力，所以理所当然要依靠理性去分析一切事情。为了强化理性的必然性或可信度，广义理性概念在现代缩水为“确实可信”的可实证性或可计算性。可问题是，标志着理性极限的奠基观念却是实证或计算无法解释的。在过于实用的当代世界里，可计算性和可实证性占用了大部分的思维空间，只剩下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和哲学仍然在施展思想的理性“魔法”（借用皮柯的概念），仍在冲击思想极限。思想魔法意味着理性化的创造性，但创造性很难定义，直到出现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才有了清晰的参照标准。大概可以说，凡可计算的，即在有限步之内可行的（feasible）并且可构造的（constructable），属于技术；凡是超越了可计算性的理性思想，都是创造性的魔法。魔法有别于魔术，魔术实为基于科学和数学的幻觉技术，而魔法却是基于理性的创作。大模型人工智能代表了技术里的最高“魔术”，纯理论（包括理论科学、理论数学和哲学）则代表了理性的“魔法”。技术的可信性在于实践灵验，而灵验在于可确定的因果关系，与之不同，理论的魔法理当“先验普遍有效”。然而，总有某些例外（比如各种两难和悖论）打击了先验论的信心，更何况，理论无法证明自身的基本假设，因为触及了思想极限。达到思想极限的思想魔法必定是自反的，必定遇到作者的困惑：人类能够创造，但无法创造一个关于创造的证明或充分解释。 

　　人类思想的各个方向都在逼近理性的极限，无论是观念系统还是制度建构都遇到了思想的自反问题，都接收到了来自思想边界的反弹力。自反性意味着在知识上无解，所以思想需要转入另一个维度，从知识论转入创世论，在维特根斯坦或哥德尔测定的思想边界那里，哲学问题从“什么是什么”转向“创作什么”。哲学自古以来基于两个根本事实：存在与意识，现在仍然是这样。虽然事实不变，但问题变了，从“存在是什么”和“意识能够认识什么”变成“如何创作存在”和“意识如何解释自身”。思想能够自造本源，这一点使人类获得骄傲的主体性，但思想无法充分解释自身，这个局限性又打击了人类的信心。作者问题的优势是超越了知识论的困难，而难处也在于失去了知识论的支持。 

　　 传统假设认为，理性的原理与自然规律或上帝思维是相通的（一厢情愿的假设），因此，凡是符合理性的秩序就被认为是世界理所当然的秩序。可是在思想遭遇自指悖论、两难和循环论证以及怀疑论的时候，理性就无法自证了。哥德尔无懈可击地证明了理性是不完备的，理性不可能证明一切事情，也处理不了自反性和无穷性的问题，因此可以推论，理性也不大可能构想完美的存在秩序或可能世界。在此不免要赞叹中世纪哲学家们的聪明，他们偷工减料地直接设定上帝的理性是全知的，于是替上帝省掉了所有困难。不过，上帝全知全能的荒谬假设却歪打正着地指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在全知的情况下，知识论才是完美的，于是反向预示了，既然人类没有完美的知识论，那么，基于知识论的哲学（以康德为典型代表）就不可能充分解释人的主体性。因此，主体性变成了一个令人茫然的作者问题：在缺乏完美知识论的条件下，人类如何思想？又如何创造？ 

　　（三）技术能够重新定义思维吗 

　　形而上学相信存在是自定义的，此种“准神学”的理想主义导致哲学一向轻视形而下事物。可是当代技术造反了，形而下的技术入侵了存在秩序乃至存在本身，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以形而下的技术去重新定义存在，把技术变成了存在论问题。即使我们宁愿抱残守缺，也改变不了技术重新定义存在的事实。当代的思想题目不是“古或今”（比如更需要古代价值还是现代价值；更需要古典传统还是启蒙观念）的价值选择题，而是技术重新定义存在的新问题。人类创造存在秩序的第一事实是技术，这个形而下的事实让形而上学失望了。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是改变存在的革命。通用人工智能或超级人工智能何时到来或是否成真，科学家有不同看法，似乎多数倾向于“不远的将来”，这意味着科学家们有信心突破若干技术瓶颈。若如此，人工智能将逼近人类思维能力，可完成人类的大部分思维工作。这将形成人类—人工智能的“双主体”格局。 

　　 当然，人工智能要实现完全的主体性，还需“涌现地”获得自反能力和自主创造性（不是目前基于联想和组装的伪“创造性”），这两种能力的前景尚有疑问，尚无实现这两种能力的方法论。首先缺乏在机器上形成思想自反性的方法论。人工智能已学会复制自身系统，但这不是自反能力，只是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当年想象的自复制功能。即使将来人工智能成功模仿了大脑的运行方式，恐怕仍然不能形成思想的自反性。人类思想的自反性不在大脑本身，而是“外来的”，来自语言结构的“先验”自反功能，不是大脑结构自动生成的（大脑系统只是运行语言的物质条件）。对于人工智能，语言不是思维形式，而是数据化的对象。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并不用语言进行思维，而是用算法去思维，而算法没有反思功能，因此至少目前人工智能还没有办法形成思想的自反性；至于创造性，更令人迷惑，人类的创造性是一种复杂的涌现，其中包含着超越了经验论的大数据概率论和统计学原理的某种反常建构，在本质上是反概率的。可是人工智能的思维原理是概率论，主要是贝叶斯概率，如果让人工智能故意选择反概率或小概率的可能性去创作某种从0到1的事物，显然违背了人工智能的概率论和统计学工作方式。毕竟概率论和统计学总是优先选择最常见最普通的选项，这些最平常的选项对于形成经验知识非常重要，但在需要创造性的事情上则显示为司空见惯的平庸选项。人类的创造性在于能够产生与众不同的革命性观念，直白地说，创造性在于与大众数据或主流看法相异或相反，而要产生反大众或反主流的观念，在价值上就必须反平庸，在知识论上就相应地表现为反概率或反经验主义，于是就与人工智能的工作方式有矛盾了。或许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看法是对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决定了人工智能终究不能代替人，这心灵不是那心灵。不过话不能说死，不排除人工智能会有难以置信的突破，因为科学家对人工智能的设计是创造性的。 

　　其实，最难以置信的事情是人类试图创造与人相对的另一种心灵。实在想不出这样做的充分理由。在这个意义上，创造人工智能就是作者困惑的一个最好实例：人类有必要在没有对手的时候故意创造一个对手吗？这不是伦理困惑，而是一个存在论的困惑。过去哲学讨论的他人心灵或他者问题，或者是无聊的或者是矫情的，但如果未来形成人类—人工智能的“双主体”结构，就会生成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的他者，他者就会成为一个真正严重的问题，不再是一个可以用小资产阶级哲学去笑谈的话题，而是一个远远超出知识论的维度而事关人类存在的存在论问题。 

　　如果未来人类能够保有主体性的最后荣耀，最后剩下的机会就是成为创造性的作者，所以哲学的最终问题是作者问题。人类创作了制度、历史、技术和价值，在存在论上获得了创世者的位置，但缺乏完美的知识论，这意味着在人类身上存在着“知者”与“作者”的不协调。人类为了生存而拼命认识世界，现在人工智能来了，还是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拼命认识意识。意识如何理解和解释自身，或者说意识的自反性，就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 

　　二、意识的极限 

　　（一）思想的自反性 

　　 人工智能是人类最神奇的作品，且不论人工智能是否已经能够思维（取决于不同标准），都以其“思维”方式成为意识的外部参照系，也使意识问题翻新，成为重新陌生化的问题：意识真的认识自身吗？意识能够解释自身吗？这里不准备研究作为心理过程或大脑活动的意识（已有大量理论和实验），而试图通过分析思维和语言来理解作为哲学概念的意识。如此选择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意识、思维和语言虽是三个对象，但语言是三者的共享圆心，因此语言是核心问题。要正面证明这个判断不容易，但有个使用“删除法”的简便反证：如果删除语言，思维就不可能了；如果删除思维，意识就退回动物的感知水平，所以，语言是思维的必要条件，而思维是高阶意识。大模型人工智能以语言作为分析对象而在思维和意识上取得奇迹般的发展，旁证了意识、思维和语言在核心意义上是重叠的问题。这里要讨论的是意识的极限现象，即思想的自反性（reflexivity），特征性地表现为自指性或曰自相关性（self-reference），经常形成思想无法处理的悖论而提醒我们：思想的基础从来都不牢靠，我们想得头头是道的事情，其出发点却或许并不合道。 

　　 意识的意向行为不会自己形成自反性，自反性只发生于思维中，而思维的反身反思能力来自语言。以时间为载体的意向活动只是按照时间方向的线性投射而指向其意向对象，不能反方向或逆反地形成自反性，所以意向本身没有反身能力。只有当意识借用语言的特殊能力把自身映射为语言里的一个对象时，才形成思想的自反性，就是说，当意识映射为语言时，才能使意识本身被对象化。其中秘密在于，语言有着化时间过程为空间结构的能力，可以把流动的时间性意识映射为静态的空间性对象。当动态思维过程（thinking）映射为语言的静态结构，就被固化为可以随时检索的对象化思想（thought），不会在时间中流失，在语言形式中滞留的思想就使思想本身变成了思想对象，于是思想在语言里“看见”了自身。现象学式的叙事或有助于理解：意向活动（noesis）产生了意向对象（noema），在意向对象里只看见被建构的意向对象（x+关于x的描述），看不见自我，因为自我始终身随时间性的思想流程，与时间过程合一而不能分身，既然在时间中无法脱身，也就不能现身为对象。但在语言中，语言把自我标识为主语而实现了自我的对象化，意向性的完整公式“自我—思—其所思”（ego-cogito-cogitatum）正是在语言中的反思结果，不是意识的直接显现。自我是语言建构的一个形而上存在。 

　　不仅自我，“世界”也是思想的建构。加布里尔（Markus Gabriel）的新实在论就断言“世界”不存在，因为“我们在世界中并没有见到世界本身”。人只能想到作为概念的世界，肯定没有见到作为实在的世界。不过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无论是实在世界还是概念世界，我们都不可能在思想之外理解世界。多数科学家默认了客观世界假设（可能有个别例外），否则难以要求思想的客观性。也许科学的客观性可以解释为来自数学的必然性，并非来自实在，但此种反实在论也没有能够反驳心外客观性，数学的必然性通常被认为对于所有可能世界为真，也就蕴含了实在世界。长期以来，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可能被误以为在争论同一个问题，实际上两者是各自兴趣所在的不同问题，分别属于意识和实在，并不能合并为一个问题。 

　　 假如意识可以还原为物理学的解释，事情就简单了。但事与愿违的是，事情往往不简单。当代流行的物理主义就试图把意识活动还原为物理学上可解释的神经反应，相当于试图把唯心论还原为唯物论。虽然物理学在科学里声誉最高，却也有其力所不及的事情：意识的精神负荷，思想、意义或价值，显然不存在或不显现于物理现象里，至少以物理方式不可测量或不可表达。即使在间接意义上“被测量”（比如脑波），其物理指标也不能必然对应着特定的观念、意义和价值，两者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映射。物理学的解释有其还原论的极限，而无法还原为物理现象的那些思想、意义和价值才是意识里真正令人迷惑的事情。顺带一提，同样采用还原论的行为主义也不能解释精神世界，行为主义的解释模型太接近生理学或动物学，最多不超过经济学，不足以解释超出自然性的文化或超出物质利益概念的精神世界。 

　　 物理主义的局限性并不反过来意味着心理主义能更好地解释意识。心理主义直接引用内在经验，其不受干涉或者说无噪音的直接性（immediacy，无中介性）有着“概念上的”优势，但弱点是，对于内在性缺乏必然可确认的取证方法。内省、内在直观或内在经验只是说法，不是方法，并没有可测量的操作、证明和验证方式。貌似科学的心理分析（弗洛伊德以来的分析路径）在实践上不能保证心理治疗效果，它不是可验证的科学，只是对典型症状进行了分类学的命名，比如无意识、潜意识或情结之类，听起来很深奥，却不太灵验。实际上，心理暗示或心理安慰的治病作用有限，除非能够穿越时空去删除造成患者心理创伤的早年历史，否则无法根治心病。佛学是最细致的心理主义，将意识或内在经验以独特的分类学分为许多种“见”“识”“觉”“观”“智”，外加多种情欲和各种困惑。非常细致的分类似乎很有专业性，但实质上也是命名，与心理分析学类似。心理主义的共同局限是，对内在经验的分类、命名和解释并无必然依据，也没有可验证的取证方法。对内在经验的内省自证等价于“自己说自己是对的”，实为无效证明。可参考一个旁证：凡在法庭上或破案时不能采信的心理主义解释，就意味着不是可信证据，即使声称“其实是”真的，也是无效证明。在理论上说，心理主义终结于维特根斯坦无懈可击的“反私人语言论证”。不过心理主义照旧流行，这与人们的心理需要有关，与真理无关。 

　　相对更接近内在事实客观性的是现象学。现象学能够表达内在意向性的先验结构，先验性意味着内在客观性（所以现象学也拒绝心理主义）。现象学是意识的良好自白或自我引用，表达了“我意识到（我意识到{x是如此这般}）”。这个自反意识在结构上是正确的，但结构的正确性并不能连带证明其意识内容也是可信的。在此略加分析：我思的抽象公式是“我意识到任意所思noema”，填充代入具体内容成为“我意识到（我意识到特定所思noema-x）”，noema-x可分析为“超验对象x+关于x的描述”。假如抽象地断言“我认为我是对的”，虽不是合法证明，但别人还未知在说什么是对的，无从提出异议，但只要确定了具体的“x+关于x的描述”，就会有主体间的分歧了，对于x可以有不同看法。如果主体间无法形成一致对证，我思要自证合理性就只好坚持唯我论了。 

　　只要反思触及构成思想基础或边界的观念，就必然导出自反结果，这是思想结构决定的。康德认为理性如果贸然超出思想边界就会形成二律背反，这个著名的判断似乎正确但不太准确，其实不是理性而是传统形而上学导致了二律背反，比如“无限性和有限性”的问题后来在物理学和集合论里都得到解释了，并不存在二律背反。准确地说，思想边界是不可逾越的，想逾越也越不过去，因此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更为准确：思想边界封死了思想，不存在解释余地了，只是“显示自身”。这个洞见可理解为，对于边界性的事物或观念，现身即解释，或自身即解释，故有“不可说”之论。由此可以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认为思想在本质上是“唯我论”。不过，唯我论必定导致自指而形成悖论。可是思想真的害怕悖论吗？这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悖论。 

　　（二）思想更怕悖论还是更怕不可证明 

　　 自反性（自指或自相关）是思想的“唯我论”本质，一方面意味着思想居然能够反思自身，这是惊天的本事，除了人，别的存在都无此本领；另一方面意味着思想触及自身边界就无法解释自身或无法证明自身，这又让思想困惑。思想在反思中难免遇到哥德尔式的不可证问题以及各种悖论。哥德尔定理揭示的是最致命的思想难题，很像“悖论”但不是悖论。哥德尔只是利用了悖论的形式，但产出的结果不是真的悖论，而是思想无法自证的真命题。数学、逻辑学和哲学如临大敌地看待悖论，一度被悖论吓得半死（即被认为彻底危及真理概念的第三次数学危机），但实际上悖论的创伤并不太深（这样说也可能低估了悖论，可以讨论），而不可证命题才是思想的深度困惑。不可证命题包括哥德尔命题，也包括所有思想系统的初始概念和初始命题，即预定了一个思想系统的整个语义域和运作方式的基本观念。不可证命题之所以是最深的困惑，是因为此类基本命题是思想直接创作出来的，既不是经验的也不是先验的，而是“无中生有”的——略有夸张，人不是上帝，人类的创造总有约束条件以及某些启发性的参照系，其中要点是，作者创造了不可证的基本观念，所以人类必须害怕自己。 

　　在自指悖论中，集合论悖论是产生影响比较严重的，但只是危及以“实无限”为基础的数学，而“实无限”并非数学的唯一选择，例如以“潜无限”为基础的直觉主义数学也可以建立同样有效的数学系统。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以不同方式理解世界，并不必然需要康托式的世界观。另外，似乎并非所有的自指悖论都适合转译为集合论悖论，比如精炼的“说谎者悖论”（本句子是假的）可能仅仅是语义悖论，与集合论悖论不能一并处理，似乎另有疑点。 

　　 自指悖论至今没有彻底解决，只有某种“合理化”的规避方式，通常是在逻辑上或集合论上建立规避此类悖论出现的某种规定，例如策梅洛-弗兰克尔(Zermolo-Franenkel)的ZF系统或冯·诺依曼的NBG系统。但有个疑点：设定规避方式只是类似于宣布一种法律去禁止某种罪行，但不等于解决了思想争论，比如法律规定偷东西是违法的，但无法证明“偷面包给快饿死的母亲吃”是坏事。人为规定的“法”可能管用，但不足以证明“自指悖论就其本身而言是非法的”。给思想强加法规，天性自由的思想未必服气。如果一种思想在绝对意义上是非法的，只能是这种思想自己否证自己，或者说，一种思想的绝对非法性仅在于这种思想必然自我挫败，只有自我挫败才能使一种思想哑口无言。因此，要认定自指悖论是非法的，只能依靠思想的内在法则，而依靠人为规定只是治标不治本。自指悖论的症结在于语义，恐怕并不属于逻辑或集合论的问题。数学家们对自指悖论的集合论解决方案虽然高明，却是牛刀杀鸡，效果反而不太理想。不过，哥德尔就充分理解其中奥秘在于语义，他成功地利用了悖论的语义结构（这是后话）。 

　　 我尝试仅仅征用单纯语义的理由（等价于思想自身的内在理由）来证伪自指悖论。给定任意一个有意义的命题p有语义结构（x是如此这般），p代入x形成自指，成为p=(p是如此这般)。“如此这般”是p的“语义任务”，可以是描述d（x看起来是如此这般的事态），或可以是价值判断v（x表现了某种价值），这两种赋值的性质不同，不能合并同类项。如果是描述，其真值承诺了以对象作为验证标准（何种“对象”可以有知识论争议，但在这里无差别），比如一个满足塔斯基T-scheme的命题：“雪是白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如果是价值判断，其真值必须承诺某种确定可比较的参照系或标准，比如“一个人是聪明的，当且仅当，智商120以上”或“能考上大学”或“发明了一种产品”或“解决了一个技术难题”，甚至可以是奇怪的标准“能够听懂猫的语言”。无论标准多么离奇，只要有确定的可比较性，就是合理的价值标准。但如果缺乏可比较性，就等于无标准，价值判断就不成立了。就“本句子是假的”而言，不包含关于事物的描述，因此只能是一个价值判断，也就必须承诺某个可比较的标准，否则语义缺失，没有完成语义任务。因此，需要补足语义任务为“本句子p是假的，当且仅当，根据标准m”。可是自指命题的标准就是自身，即m等于p，没有提供可比较性，因此这只是一个没有完成语义任务的语义不全命题（说了等于没说）——不是逻辑错误，而是没有完成语义任务，因此是一个不可判断而只能“悬搁”（存而不论）的命题。如果把自指悖论理解为逻辑或集合论的高级难题，反而难以解决。如果将其理解为关于语义任务的日常问题，自指悖论可以消解——在语义缺失的情况下，无所谓悖论，只是无意义的命题。思想不怕无意义的命题。 

　　有趣的是，一般认为，自我否定的自指命题才形成悖论，而自我肯定的自指命题只是盲目自大，仍然是合法命题。但维特根斯坦证明了“本命题是对的”这种自我肯定的自指命题也是无意义的。这是基于维特根斯坦“反私人语言论证”的一个推论：陈述了内在私人经验的私人语言命题需要外部证明，否则无法锚定自身的意义，也就是说，私人意义是纯时间性的，必定在时间中流失，而“本命题是对的”之语义结构与私人语言的语义结构是同构的，因此同样不成立。自我肯定的自指命题与自我否定的自指命题虽有语义区别，但同样缺乏确定可查询或可对证的可比较标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识在语言里获得了思想能力，于是构思了很多“世界”，创作了许多相当于“神级眼界”的观念（例如易经、逻辑学、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思想在语言中还同时获得了反思能力，于是发现了挑战自身的自反难题，而且自己无法解决。既然思想和反思能力的基础是语言，那么语言就是根本问题，可是我们是否真正理解语言？ 

　　三、语言的自述 

　　（一）语言不是描述 

　　分析哲学力主研究语言，是非常正确的选题。分析哲学的退潮只能说明分析哲学的局限性，不等于语言哲学也要退位。大模型人工智能的成功意味着邀请语言哲学重新复位，但也提示我们需要去重新理解语言。 

　　语言的主要功能通常被认为是描述（description）。这不仅是维特根斯坦的早期看法，也是一个天长日久的教条。这个教条之所以成为共识，一方面是因为语言结构形成的心理暗示，谓语和宾语实在太像是对主语的图像式描述；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思想的任务被假定是生产知识，而知识是描述，于是“顺理成章”地以为语言是描述。这个知识论偏见误解了语言。 

　　语言的起源与知识无关，语言的初始基因不是表达知识。原始人的“知识”是本能加经验，是做事的模式，不是对事物的描述。原型语言是用于合作和交流的信号系统，只有提示功能，没有描述功能。原始岩画壁画才是最早的描述，然而绘画直接发展为艺术，并没有成为知识和思想，这一点旁证了语言不是描述。原型语言得以突变为语言，是因为发明了否定词而开启了反思功能。用否定词去否定某种信息，就在信号系统内部创建了反思结构，这个基因突变把信号系统变性为真正的语言（另有专论，在此不复述）。这里只是说明，语言的初始基因决定了语言本身不是知识，而从一开始就是思想，而思想是对思想的解释，即一些语句对另一些语句的解释和说明，仍然不是知识，至今如此。 

　　把思想和语言的任务定位为知识的“知识论偏见”或可能源于基督教，至少得到基督教的强大助力。在基督教的指导下，中世纪哲学认为思想的正当功能就是去认识上帝安排的一切原理，别的不需要苦思。现代哲学的“知识论转向”实源于中世纪对知识的执着，并非奇点式的创新。现代分析哲学把语言理解为知识的形式，局限于研究如何满足有效描述的正确表述，即逻辑和科学上可接受的表述，语言问题就严重缩水了。语言是整个生活的表达，因此语言必须言说一切，包括胡说；语言必须支持整个精神世界，包括幻象，而不限于逻辑和科学。分析的语言哲学确实证明了，对于知识，除了逻辑和科学，不存在别的合法表述，但这不是对语言的全面解释，语言远远大于知识。最早的觉悟者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提示了语言与生活的全面互动。 

　　 语言不是描述，没有“图像式”的写实能力，不是对事物的复制或临摹。以知识论去分析语言，虽不能说文不对题，但题目缩水了。实际上，语言是一个标签系统，词汇是标签，句子是标签组合。作为标签系统，语言有着细致的分类学而成为所有事物的检索系统，任何一个标签组合（句子）都以复合坐标的定位方式指定了要检索的对象和状态，因此我们找到了事物。原则上，检索指标可以无穷增加，直到形成唯一识别，表现为：需要检索的对象x=检索指标的无穷集合(a∧b∧c…n…)。在经验领域里，人比理论聪明，比如听到“某个事物等值于（圆的，红的，可吃的，甜的……）”，尽管这些指标不足以形成唯一识别的封闭定义，但人们多半已经猜到是苹果，有趣的是，人工智能也会猜到。但对于超验对象，人就经常不如理论聪明，比如关于康德的先验图式（transcendental scheme），即使把康德书里谈到的所有指标都罗列出来，恐怕也难以让人猜到，即使猜到了（学过哲学），也难以理解或只能假装理解。以上粗浅例子足以说明，语言不是描述——要真是描述，就一定与对象有着直接可识别的相似性，就不需要复杂的定义或解释了。所以语言其实是检索标签，标签与对象有着对应性，但没有相似性。在缺乏经验参照的情况下，超越的对象就很难被识别，这也证明语言没有描述性。总之，语言不是“按图索骥”而是“按标索骥”。 

　　 语言检索标签在交叉、延伸和叠层中形成的链接构成了对事物的识别，为检索标签建立最有效链接的数学、语文和逻辑就意味着思想能力。如果不能建立有效识别的链接，就等于没有形成思想。在其中，语文能力可能是最基本的，语文很差就意味着思想混乱（至少惨遭语文折磨的编辑们都会同意）。人工智能科学家很可能意识到了这个秘密，于是创作了语言大模型人工智能，把人文语言还原为机器可识别可操作的标签（token），这也旁证了语言的原本性质是标签——否则转换无效。当然，人工智能只理解标签之间的相关性而尚未理解语言承载的经验或文化意义，那是因为人工智能没有生物经验能力。借助于经验，语言能够成功引导人类检索到与经验对应的事物即“所指”（referent）,而意义就是“指向性”（reference）。但对于超出经验的对象，语言标签的指向性就经常失灵。我们可以抽象地知道光速很快，但难以体会“那么快”；至于绝对超越的对象，上帝鬼神以及万物本质或人生意义之类，无论何种指向性都难以定位其所指，所以可以胡编，也可以假装理解，这是神学家、哲学家和迷信大师的共同强项。 

　　既然语言不是描述，而是生成识别性的标签，那么，语言何以生成一个有“内容”的世界？又何以承载精神世界？这是更复杂的问题，意义、价值、思想的形成是语言运行而产生的涌现（emergence）。这里涉及语言的另一个本质，即自反性。思想的自反性来自语言的自反性，是语言自反性的运用。语言能够言说自身，标签对标签的外向意义进行解释就产生了内向性的意义，所谓含义（sense）或有别于外延的内涵，语言对语言里产生的意义不断进行回应和解释就生成了无限演化和缠绕的意义网络，就生成了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而为混乱的意义世界建立理性化的秩序、概念和原理乃至理论就产生了思想。 

　　 语言的自反能力来自语言的自解释系统，而自解释系统的运作条件是语言的先验对答结构，它表现为每个词语都要求在语言内部至少有一种解释，每个句子都要求在语言内部至少有另一个句子来应答。这相当于每个词语或每个句子都是语言对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而语言内部必须生成与之相应的答案。如果一个词语或句子在语言里找不到解释，就是无意义或无效的符号。海德格尔认为“语言自己言说”，对于语言的自反性倒是一个优美表达（其实海德格尔另有别的意思，这里只是挪用这个表述，不要误会）。语言在不断循环的自我解释中生成一个无限意义世界，并支撑起思想世界或精神世界，这意味着，语言的意义系统来自语言的自我释义，不是来自对事物的描述。当然，假如我们太喜欢“描述”这个概念而非用不可，也只能说，语言没有描述事物，而（在广义上）“描述”了意识与事物的关系——这种“描述”实质上等价于标签的识别性。 

　　语言的对答结构先验地预设了思想的自反性，思想借力于语言而反思一切观念。尽管自反性会产生让思想为难的悖论，但自反性的积极意义更大，得大于失。如果没有反思能力，意识就仅仅是经验而不可能涌现为思想。假如人类思想没有自反性（幸亏有），就不可能产生思想和理论，那么人类意识里就只有刺激—反应的信息，甚至不会发展为人类，至多是非常聪明的动物。语言的发明是除了宇宙生成之外最深刻的创世性“存在论事件”，也是达尔文式进化论难以充分解释的事情（进化论至多解释了产生语言的某些必要条件，远远不是充分条件）。进化论能够解释的事情恐怕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语言是唯一具有自反性的思想形式，再说一遍，是唯一的。无论是否乐意，任何反思都只能使用语言（非语言的神秘思想不存在，只是某种感觉而已）。哥德尔天才地赋予数学以相当于语言的功能，因此迫使数学系统进行自我反思。这个奇迹的神奇之处在于，数学不是表达所有事情的全能语言，只是表达可量化的任何函数关系的专门语言，数学本身没有自反功能的配置，不会主动去反思自身。哥德尔利用自指悖论的形式，即套用悖论之外壳去产生至少一个陈述了系统自身性质的“自白式”自指命题，虽有悖论的外形，却无悖论的语义，因此成功地制造了一个不可证而为真的哥德尔命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非常有趣，就在于哥德尔挪用自然语言功能的做法等于强迫数学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去做数学本来不会去做的事情（在严格意义上，数学本身的“意愿”不会超出数学直觉主义可以接受的能行操作）。自指悖论的语义不全，没有完成语义任务，所以无真值，而与自指悖论（本句子是假的）不同，哥德尔命题虽不可证却是真命题（并且居然是系统内一个合法表述的命题），语义上没毛病。哥德尔定理表面上是坏消息，其实是好消息，意味着人类思想永远有创造的余地。如果加以反思，不难发现，追求思想的完备性反而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要求太高的执念，其根源或可追溯至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欧几里得公理法。完美是罕见的。 

　　（二）在语言里建构一个仿哥德尔问题 

　　 回头看来，分析的语言哲学以逻辑和科学的语言去批评形而上学，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悖论，所以不可能成功。事实上每种理论都不可避免地承诺了一些形而上学概念。准确地说，并非只是某些“不清楚的”语言是形而上学，而是整个语言都是形而上学，所有概念都是形而上学，所有概念的关系也是形而上学，因此思想在实质上都是形而上学。人类天才地发明了以化繁为简的形而上学概念去“蒸馏”那些信息过于复杂的形而下事物，相当于“道”对“器”的解释。形而上学是无法回避的思想配置，因此，语言反思最需要的不是批判的语言哲学（比如分析哲学），而是某种建设性的语言哲学，任务是去发现自然语言里被隐藏的思想维度。能够反思任何语言的元语言只能是自然语言，而自然语言的元语言是自然语言自身，没有更深的元语言了（数学语言是元语言的另一个竞争者，但数学的语义域小于自然语言。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人工智能之所以尚未真正学会思维，除了对事物缺乏亲身经验，另一个原因是，对于人工智能，语言只是对象化的标签，不是建立反思的元语言，而真正的思想只能在反思中形成。 

　　如果发展一种建设性的语言哲学，具有最大潜力的可能性是去开发语言的动词思维以及动词逻辑。理由是，人类语言因为历史原因而演化为以名词为本的语言，所以名词思维已经得到充分发展，而动词是语言里与名词同等重要的另一个思想维度，因此蕴含着最值得开发的思想可能性。 

　　 人类语言何以发展为以名词为本的语言，自有多种历史原因，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原因可能是“信息经济学”的理由（历史成因已另有文章论述，在此省略）。总之，就结果而论，名词成为语言的“主角”（主语和宾语），因此决定了以名词为焦点的意向性，进而形成“什么是什么”的思想主题（哲学最重视的论题）以及“以什么解释什么”（科学最关心的因果关系）的思想结构。名词就是生活、思想和知识都关心的“话题”，名词思维则是围绕名词话题而展开的思想“故事”。在数万年的语言发展史中，名词思维的容量得到优先开发并且已得到充分开发，几近极限，已发展了由通名以及专名组成的世界图景、为万物建立秩序的分类学、保证观念真值传递性的逻辑学、可以定义所有系统的集合论以及据说可以解释世界通理的哲学。名词的世界类似有着良好分类、确定关系和稳定秩序的无限大仓储空间，对名词空间里信息的有效解释就称为知识。名词思维的优越性在于其思维“算法”在节省“算力”上有着很高的经济效率，概括和分类压缩了巨量信息（所以说是信息经济学）。但名词思维的信息经济优势是建立在损失大量动态信息之上的，当思想发展到足够复杂而需要更多动态知识的时候，名词思维就不够用了。历史上发生思想维度不够用的例子很多，对于弯曲的空间，欧几里得几何就不合适了，或者，在需要量子解释的微观世界里，宏观物理学就不合适了。 

　　动词思维很可能就是语言里被卷曲藏匿的隐性维度，如果展开为显性维度，或许能够更好地表达动态知识，因此可考虑在名词思维之外去开发另一种以动词为本的动词思维。可以想象，在以动词为中心的思想结构里，思想能够建立对存在的另一种理解，尤其能更好地解释名词拙于表达的动态关系，就是说，以动词作为思想对象，意味着思想表达方式（representation）的重组，从而发现存在的另一种面貌（presence）。思想“话题”变了，“故事”也发生变化。 

　　为什么必须是动词？理由是：（1）在自然语言里，与名词同等重要的词汇就是动词，名词和动词构成了语言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维度，具有同等思维能量，其他词汇只有锦上添花的辅助功能，因此，动词必定蕴含着被隐藏的另一个思想维度和另一种思维方式。（2）名词系统善于表达确定性、稳定性、必然性、结构性、封闭性、独立性等静态意义，但难以表达因果性、变易性、不确定性、可能性、偶然性、开放性、互动性、连续性等动态意义。动态意义属于动词系统。（3）由于名词系统缺乏理解动态的能力，为了理解事物的动态，人类已经发展了数学的动态函数。但数学函数限于关于动态的量化表达，尚不足以全面表达动词的丰富实质意义，就是说，数学的语义域小于动词系统的语义域。超出量化表达的事情不归数学负责，所以需要发展通用的动词思维以及动词逻辑。 

　　 尽管以名词为本的语言里也有很多动词，但除了少数在科学中能够以操作程序来定义的动词（比如数学或物理学里的动词），通用动词的意义几乎都是模糊的，随境而定，需要在经验语境中依靠不确定的心领神会去理解。人们熟知的例子是，每种语言里都有许多含糊表达“做（某事）”而含义不定的动词，比如中文里的“搞”“干”“做”“整”“弄”“造”“用”之类，或英文里的“make”“have”“take”“get”“do”“go”“put”“use”之类，此类动词其实都是“搞”的不同说法，含义取决于具体语境和情况。甚至似乎有点理论性的词汇比如“发生”“产生”“导致”“推想”“创造”之类，或“produce”“cause”“generate”“infer”“emerge”“create”之类，意义也相当于措辞比较严肃的各种“搞”。除了少数特指动词（吃喝之类），多数动词只表达了含糊的意向性，并没有表达如何实现动词的实质意义，相当于只提出“话题”但没有讲出“故事”。动词缺乏故事，意味着动词思维相对薄弱，尚未成熟。 

　　 为什么会相对忽视动词？历史真相过于久远，没有任何实证。如果允许大胆推测，原因或许如此：口语大概基本成形于旧石器时期，那时生活里最需要传达的信息是提示分类的识别，那些分类性的“提示语”就被强化而发展为名词，这个初始基因形成了后继的路径依赖，使得名词的准确性和丰富性得到优先发展。在旧石器、新石器甚至整个古代和前现代的生活里，大多数行动都基于本能或默会的经验，手艺（狩猎、制作—使用工具和生产）的传承主要依靠手把手示范和动作模仿，解说只是提示，所涉及的动词不需要理论性的解释，只需满足对行动的提示功能，经验会自动补足其情景意义。于是，没有得到“理论性”发展的动词就一直保持提示语的初始状态，至今多数动词还是模糊的提示语，提示功能已成为动词的传统。数学里的动词是例外，由于需要量化，数学动词必须有明确的意义（人人都知道加减乘除的意义）。由于承载密集信息的语言形式主要依靠名词系统，而动词的信息量一直比较稀薄，因此名词思维的发达程度远超动词思维。基因变化十分缓慢，文明、语言或文化的基因变化尽管快于生物基因，但仍然比较缓慢。生物学也发现人类大脑万年甚至数万年来并没有实质性的明显进化，这意味着大脑“觉得”自身已经够用。与此类似，人类意识在历史长时段里也觉得名词为本的语言已经够用，不会刻意去开发动词思维。 

　　 时至今日，名词思维对于日常生活和大多数知识仍然够用，但对于思考复杂的动态事情，以静态和闭合性为特征的名词思维就不够用了，所以需要开发动词思维以及动词逻辑。目前通用的逻辑是基于名词思维的名词逻辑，其基本连接词里只有一个动词，即蕴含，对于表达单调的真值传递关系是够用了，但无法表达过程、结构、功能、性质和系统化等实质语义及其变化模式，甚至在表达因果关系上也有疑问。我在另一篇论文里论证过，名词逻辑的基本假设属于形而上学概念，因此只是展开了形而上学空间里的逻辑能力，却难以表达在存在论时间上的实存和实质动态关系。由此想象，动词逻辑或许能展开存在论上的逻辑能力。这相当于重提莱布尼茨关于充足理由的问题，但充足理由律是无法满足的想象（全部科学加起来也不能解释“充分”理由）。如果不去想象与上帝比肩，只是谦虚地开发一种为人服务的动词逻辑来理解动态涌现，则似乎是可能的。 

　　 给定的事实是，语言信息主要储存在名词里，如果对思想进行反思，就必须反思名词系统。如前所论，名词难以表达动态，因此，以名词反思名词只是产生分析性的意义或循环解释。如果开发动词思维，并且将动词系统设置为元语言，以动词系统来解释名词系统，或能对语言自身构成一个仿哥德尔的反思，它意味着把名词系统映入（投射为）动词系统，化静态意义为动态意义，以动词去解释名词。准确地说，以动词去重新解释名词之间的存在论关系，相当于把名词理解为动词的函数值。名词系统自身早已建立了对任何名词的形而上学解释，包括分类、分析、逻辑推导所确定的形而上关系，这些形而上关系形成了名词的“分布图”，而动词系统则试图以存在论关系去表达动词对名词的“营造图”，这样就可以检查名词的意义是否具备可解释性以及每个名词在思想系统中的功能，以此形成语言对自身的一种实质性的反思——不知道是否相当于维特根斯坦想建立而未能实现的关于一切思想的“哲学语法”？ 

　　与名词不同，动词概念不需要封闭性的定义，而可以表达为一组动态的语义函数来界定语境和意义涌现。如果能够开发出动词逻辑，或可进一步建构一个基于存在论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通用思维模式，以“行动—涌现”的时间性动态思维去补充“概念—判断”的空间性静态思维。换句话说，在“以名词去理解事物”或“以空间去理解时间”的形而上的“化动为静”模式之外，去反向开发“以动词去理解事物”或“以时间去理解空间”的存在论的“化静为动”模式，或可为思维补齐思想维度，甚至可以互相反思，互为元语言。 

　　总之，名词都是形而上概念（专名除外），名词思维几乎已经达到能力的极限。名词思维的形而上客观边界（并非真的客观，是想象的客观）可表达为“存在即如其所是”（to be is to be as it is），其现象学的主观边界可表达为“存在即如其所现”（to be is to be perceived as such），这两个思想边界都是完成式的，虽可包含无限内容，但相当于“实无限”。与之不同，动词属于存在论，在动词思维里，存在都被解释为动词，表达为“存在即成为动词”（to be is to be a verb）。我们尚无理由预期动词思维的边界，或与“潜无限”一样无边界，至少可以说，动词思维不追求完成式的封闭定义，因此有无限余地。 

　　也许需要补充一点，在名词思维里，并非没有人意识到存在是变易，因此试图在名词思维里去解释动态。最典型的努力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虽然辩证逻辑有解释变易之心，可惜仍然属于名词思维。用名词去解释变化，性质上不一致或不配套，难免削足适履，终究徒劳。结果是，辩证逻辑没有成为一种逻辑，只是一种类似神学的形而上学，所以逻辑学家都不承认辩证逻辑。这里设想的动词逻辑与辩证逻辑没有丝毫关系，而且性质相反。特地补充这个说明，是因为太多的人想到变化的问题就要联想到黑格尔。所有科学都证明了黑格尔的辩证“规律”或“原理”无论在数学、逻辑学、物理学还是生物学里都不存在，只是一种关于抽象概念的神学，主要用于虚构各种“历史的终结”，对于解释真实存在没有任何意义。 

　　（三）复杂性、未来性和无穷性 

　　动词思维对理解复杂性或许是个有用的注解。复杂性是数十年来的一个前沿科学问题，是试图成为新一代科学的“复杂科学”（complexity science）的研究对象。复杂科学虽有不少推进，但在方法论上尚无重大突破，未能成为与相对论或量子力学比肩的新科学，具体地说，尚未发展出胜过还原论的新方法，只有超越还原论的思路。因此可提出一个怀疑论问题：复杂性到底是事态本身的复杂性还是思想处理不了的复杂现象？或，复杂性会不会其实是意识的现象？只因思想缺乏相应的解释能力而呈现为复杂性？ 

　　不可测性并不能证明复杂性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复杂性也许是知识局限性的反射。这里的疑问是：复杂性或许是相对于人类思维的简化模式而反衬呈现出来的现象？或许只是因为不能充分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所以事物才呈现出复杂性？ 

　　必须承认，我们无从知道事物本身是否复杂，唯一可确知的情况是，对于知识能力来说，事情显得（appears）复杂而不可测。人类的头脑需要简化，但不知道“头脑简单”是好还是不好。这不是笑话，事实是，知识模型必须足够简单，才能把纷乱信息整理成为可理解的知识，只有简化的信息，头脑才能理解（生物学应该可以解释这个事情）。与习惯的预期不同，思想的首要性质并不是真理，而是可理解，所以还原论（reductionism,化简法）就成为人类思维的基本方法，大部分知识都是以还原论方法建构起来的。当代知识论知道还原论的局限性，但超越还原论的新模式尚未成功，比如整体论“在概念上”似乎更为正确，但身为作者的人类尚未发明出生产整体知识的必然方法。 

　　 因果关系是全部经验知识的基本预设，如果不能认识因果关系就等于没有知识（逻辑命题是真理，却不是知识，重言式没有新内容）。可是因果概念从来不清楚。最接近因果关系的逻辑表达是充分条件，但近乎空话。对于任何一个存在，充分条件或充分原因只能是整个世界，因为没有理由可以排除任何事物成为变量的可能性。可问题是，没有知识能够解释整个世界，所以，以充分条件去解释原因是空话。另一个办法是，也是通常的理解，把常量之外的变量定义为原因。这种理解生产了大部分的“知识”，但这样的知识永远是或然的。且不说很难确定哪些事物不是变量，更严重的是，变量是动态的，显然不可能提前知道未来的所有变化。只要考虑到未来，就等于要求知道无穷性，而认识无穷性是不可能的。复杂性或不可测性的底牌是无穷性和未来性。不能解释复杂性和不可测性，是因为不存在认识无穷性和未来的方法——回到了休谟的先见之明。 

　　 “整个世界”在知识上令人绝望，主要不在于无限空间，而在于无限时间。传统形而上学的因果概念忽视了未来和无穷性对因果的影响，单向度“顺时针”地从原因去理解结果，以为结果是原因的终点。这种理解在存在论里变得非常可疑，与形而上学的完成式理解不同，存在论的有效概念是可能性、未来性和无穷性，意味着必须在“顺时针”和“逆时针”双向度上去理解因果概念。于是，结果不是终点，而是无限展开的效果，或者说，结果被理解为一个无穷开放的未来概念，它不是某个故事的结局，而是展开为无限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的“结果”概念需要替换为存在论的“后果”概念才更准确。后果是因果函数里的持久自变量，于是反过来看，后果才是确定原因的决定性因素。对事物更为有效的理解必须是时间穿越的理解，必须“往事越千年”。时间穿越正是思想的特殊能力。 

　　 形而上学是“知者眼界”，讲述了从头开始的“顺时针”故事。与之相反，存在论以“作者眼界”去讲述“逆时针”的故事，从无限后果去理解原因，而后果反过来改变了因果概念。这意味着，理解未来，才理解原因；理解未来，才理解过去。从未来的可能性逆出发，可以回头理解原因能够达到的最大化能量，可以回头理解过去事情的最大化历史意义。某种意义上，逆时针的理解似乎是对休谟问题的一种回答。不过，充分理解未来或无穷性是不可能的，因此，知识或思想终究是“无涯”的。追求一切存在的终极解释的“万物理论”只是夸张的文学措辞，显然无法想象一种能够解释所有无限动态的科学。对于遍历无穷多可能世界的全知上帝（假如有的话），世界不存在复杂性或不可测性。所谓万物理论，就是试图获得全知。以潜意识而言，理想主义的知识论实基于基督教神学的执念。复杂性和不可测性更可能是人类知识的性质，不是万物本身的性质。 

　　如果人类以作者身份进入动词思维，虽不足以认识复杂性或无穷性，但可以扭转神学知识论试图“知道一切”的执念，从知识问题切换到作者问题，把认识无穷性的不可能任务转换为有限的创作任务。人不可能认识世界的本源（of the world），但可以去成为世界中（in the world）的一个本源；不可能认识万物的原因，但可以自己去成为一个原因。人类可以让自己成为动词，去成为原因和本源。人类不对宇宙负责，但必须对历史负责。哲学问题变小了，但变得更有意义。 

　　结论：作者问题即本源问题 

　　思想的自反性使得意识获得召集全部时间的能力，于是，意识时间是所有历时性的共时性，是所有不同时间的同时性。意识可以调用任何时间，包括已经流逝的过去时或尚未发生的将来时。这种把时间变成自由调用资源的“存在论自由”正是作者的性质：去成为一个本源，去创建一个原因。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很可能是个悲剧，人类也许有责任心，但未必有负责任的能力。 

　　人工智能尚未成为作者，思想里只有知识论，其中最重要的知识论问题是：什么是最可能的下一个标签？或，如何预测最优的下一步？也许某一天人工智能会好奇地向人类提出“作者问题”：听说人有自由，却没有全知的能力，没有配得上自由的完美知识论，那么人下一步将做什么？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赵培杰  常达 责任编审：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