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全球治理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既有全球治理模式与实践面临诸多挑战。与此相对照，以中国、印度与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积极表达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改革诉求，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贡献者。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中国认真履行相关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供给与传统大国不同的治理方案。同时，印度莫迪政府亦提出“改革的多边主义”倡议，将自身定位成“领导型大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新兴大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格局转型，提供了与传统大国不同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正在重构全球治理秩序。 

　　纵观历史，新兴大国与霸权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但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既有成果往往将目光聚焦在霸权国身上，片面地将霸权护持与全球秩序联系起来。这种充满霸权中心论色彩的逻辑，无法解释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全球治理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的特点，新兴大国既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改革不合理秩序的推动者。在大国竞争时代，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机制是什么？面对霸权国的竞争压力，其建立比较优势的策略路径有哪些？通过反思既有理论与实践局限，本文试为新兴大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逻辑及路径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一、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与实践反思 

　　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是化解全球治理赤字、提升大国领导力的重要方式。既有研究成果受经济学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框架影响，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端的竞争分析不足。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时期，霸权国供给实践中的道义性危机凸显，新兴大国则展现出供给能动性与比较优势，强化了全球治理的道义性基础。 

　　（一）既有理论框架及其逻辑局限 

　　学术界普遍认为公共产品是与市场产品不同的“集体消费品”，具有显著的社会属性。公共产品的收益可以被所有人享受。据此，所谓国际公共产品即在全球空间范围与世代时间维度上惠及所有人的公益品。鉴于公共产品的公共性，既有理论就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主要形成了三类研究取向。 

　　第一类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取向。该流派认为国际制度的利益约束与激励，可以让主权国家意识到参与全球治理有助于促进自身利益。尤其是在“复合相互依赖”的全球社会，国际制度可为全球合作发挥信息聚集、契约约束与利益分配的功能，从而促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而且制度具有自我强化惯性，一旦建立可能产生路径锁定与报酬递增效应。 

　　第二类是权力政治的霸权供给分析取向。该类研究认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依附或服务于权力政治，霸权国更有能力供给国际公共产品。霸权稳定论指出，最强大国家单独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可以避免多国协调的低效，扮演类似“准世界政府”与国际秩序“稳定器”的角色。然而，该逻辑夸大了霸权国的正面功能。即便没有霸权国，国际秩序也不必然陷入混乱危机。如果霸权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只是为了获得支配地位，那么国际公共产品就有可能被武器化。 

　　第三类是全球治理的反思主义分析。该类研究认为符合国际期望的国际公共产品可以提升大国政治权威。陈志敏等学者注意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基于“社会化”过程来投射影响力，引领和维护国际体系的大国权威。反思主义分析取向关注了全球治理的价值规范与观念契约，但没能提出完整的因果逻辑机制。 

　　上述理论重点关注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端特点，对供给竞争分析相对薄弱。尽管自由主义与霸权供给研究取向突出利益约束、反思主义关注规范约束，但都未触及制度竞争、权力竞争与观念竞争背后的根本因素——道义性竞争，因而无法回答大国为何会竞相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甚至欢迎他国“搭便车”。实际上，为争取国际社会的集体认同，大国有动力发挥自身优势、供给差异化的治理方案，以提升国际地位与大国领导力。 

　　（二）霸权治理实践的道义性危机 

　　在全球治理赤字背景下，霸权供给模式与国际制度供给模式都面临各种道义性危机。“道义性”根植于社会信念与主观期望，本质上是政治承认与社会认同的权威体现。但道义与实力并不完全对等，部分霸权国作为国际体系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却并不一定获得相应的道义性认同。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依托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能更有效、更公平地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基于共享价值和共同利益促进全球协调。然而，批判理论则认为现有制度是霸权护持的工具，非但不能改善全球福利，反而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全球问题。 

　　一方面，国际制度竞争影响全球治理绩效。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指出，当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时，国际制度可以成为激励主权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博弈的利益调节器。但是，国际制度的激励是外生的，并不能自动满足全球治理的绩效需要。当过多的国际制度缠绕在一起，相互重叠与竞争的制度反而可能降低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全球治理成效。需要明确的是，国际制度本身也是国际公共产品。一旦纳入权力因素，国际制度在危机时期是否能继续发挥作用就存在疑问。 

　　另一方面，霸权国可能阻碍与破坏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尽管就供给实力而言，霸权国实力最强、新兴大国次之，但其竞争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普遍信念与道义性认同。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积极供给国际经济、安全、技术与金融公共产品，形成所谓的“嵌入式自由主义”,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满足国际期望的能力与意愿弱化，霸权治理的道义性危机凸显。 霸权国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地缘政治化与武器化，则会进一步破坏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损伤道义性认同。 

　　总之，全球治理嵌入在国际社会之中，制度、规范与利益均受国际期望约束。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的综合实力与道义性认同并不一定同步提升，只有贡献惠及国际社会的国际公共产品，才更有助于建构道义性认同。 

　　二、新兴大国的供给能动性与差序性权威建构 

　　随着全球治理格局转型加速，新兴国家开始获得更多机会与平台，以非支配方式满足国际期望，并在多样化的全球治理中展示自身优势。新兴大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关键参与者、创新者与贡献者。在服务全球“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新兴大国为化解竞争阻力还需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从不平衡到逐渐平衡，从小范围合作到广泛合作。在多维社会互动进程中，社会学习与角色分化机制驱使新兴大国建立差异化供给。基于此，本文提出新兴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差序性权威”路径。 

　　（一）全球治理进程中的道义性认同逻辑 

　　当前全球治理问题层出不穷，其症结在于国际社会对集体行动的需求与领导权的衰落相互矛盾。在权力转移时期，充满地位焦虑的霸权国可能对新兴大国供给的国际公共产品持谨慎态度，甚至会主动“污名化”新型国际公共产品。而新兴大国向上面临霸权国压制，向下需要争取他国支持，因此更有能力与意愿供给差异化公共产品以赢得道义性认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道义性认同逻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国际社会对道义性认同的普遍期望日趋强化。道义性认同是指国家在满足国际期望过程中所积累的政治感召力与信任感。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是积累大国道义性认同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传递善意信号。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传递善意信号有助于避免造成战略误解。尤其是新兴大国因面临霸权国的战略意图猜疑，更需提出合理方案以满足国际社会对构建公平公正国际新秩序的共同期望。另一方面，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符合国际规范的发展趋势。冷战结束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为全球公共利益作出贡献、谋福利，成为“适当”的大国角色规范。基于此，国际公共产品可以定义为：为保持和获取道义性认同，国家供给的满足国际期望的跨国公益产品或服务。 

　　其二，全球治理的道义性认同具有规范与绩效双重内涵。全球治理的规范道义性认同可以理解为普遍的社会信念，即某些社会行为因符合集体期望而被认为是可取的或恰当的。在长期互动交往的国际体系中，“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某些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形成了”。当人类面临共同的生存与发展挑战时，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即是彰显道义的重要方式。当然道义性认同不仅限于主观信念，也与结果产出挂钩。从“结果论”角度来看，绩效道义性认同取决于能否成功提供契合承诺的公共产品，即能否对全人类的发展、安全与福利改善提出切实方案。实际上，正是绩效道义性认同与规范道义性认同的双重约束，反过来助推大国供给符合国际期望的公共产品。  

　　概言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道义性认同逻辑根本性地回答了“为何供给公共产品”与“如何供给公共产品”的问题。在道义性认同竞争压力下，新兴大国具有显著的治理能动性，希望供给有特色的差异化国际公共产品，夯实国际地位基础。面对霸权国的竞争压力，新兴大国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供给满足国际期望与治理绩效的优势产品。既关注结果导向的绩效道义性认同，也注重过程导向的规范道义性认同，会倒逼新兴大国供给更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际公共产品。鉴于新兴大国角色定位与能力要素存在自身特点，在竞争激烈的治理领域更需建立差序化的生态位，积累差序性权威。 

　　（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序性权威 

　　 所谓差序性权威即国家根据全球治理的功能绩效差异与空间位置分化，以非强制方式所积累的社会认可、支持追随与政治影响力。这一概念是基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提出的。他指出，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因“差序格局”对多重关系结构的运作机制极具解释力，近年来该概念已被中国学者引入国际关系研究。而本文提出的差序性权威概念更强调在冲突中寻求和谐、建构秩序。“差序性”体现了权威竞争的立体性特点，即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在纵向维度上处于不同的国际格局位置，同时在横向维度上供给彼此差异的功能性产品，以建立独具特色的道义性认同优势。其中，“差”是横向维度的功能绩效与供给方式差异，主要涉及新兴大国之间、新兴大国与霸权国所供给公共产品的功能重叠程度；“序”则是指纵向维度的国际位置与等级分化，主要涉及新兴大国与霸权国的地位排序和空间拥挤程度。“差序性权威”对全球治理的适用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 

　　在结构形态层面，展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道义性认同的“分层立体”分布。在横向维度上，若国际公共产品在功能上与既有产品高度重叠，则可替代性高，面临绩效道义性认同不足问题。在纵向维度上，当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空间拥挤度高，但地位排序与国际期望不相符时，则会面临规范道义性认同压力。 

　　在内容形态层面，突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功能差异化特征。如安德鲁·库珀（Andrew F. Cooper）所言，新兴大国应将资源集中在最能产生回报的特定领域，有选择地发现并填补治理空间，而非试图覆盖所有领域。正如大自然中的物种竞争存在不同生态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也存在功能分化与空间错位。基于差异化的供给策略形成错落梯次的供给格局是适应竞争压力的理性选择。 

　　综上，差序性权威是一种在不同领域形成的错位差序的道义性认同关系。在全球治理的权威竞争中，供给者的角色定位与地位区分也存在层次分化，涉及横向维度的功能“差”与纵向维度的等级“序”。差序性权威的这种立体分化逻辑能够解释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道义性认同逻辑，可为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带来重要启示。面临全球治理危机，新兴大国并非被动等待，而是通过社会学习与角色分化两大机制，满足国际期望并展示治理绩效。 

　　社会学习机制。作为追赶者，新兴大国有很强的动机学习模仿成功者，努力采取符合国际期望的行动，提升规范道义性认同。基于规范预期的社会模仿可以分为不同形式：一种是模仿频率。新兴大国如果观察到某类国际公共产品被频繁供给或需要，则可能优先供给代表广泛“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另一种是模仿特征。新兴大国也会观察其他大国的言行，展示普遍公认的负责任特征。如果国际社会认可与奖励承担国际责任的行为，那么新兴大国在正反馈激励下，就有动力展示这些特征。 

　　角色分化机制。新兴大国嵌入在既有国际格局中，其综合实力迅速增长，具有变革国际秩序的能力与意愿。尽管新兴大国与霸权国有着相似的战略目标，却有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定位。角色分化机制意味着不同行动者获得的反馈与认可存在差异，包括等级地位分化与角色功能分化。在角色分化机制的作用下，新兴大国需要突出比较优势，提出与霸权国不同的全球治理方案。由此，全球治理中的道义性认同压力，可能促使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形成不同的角色定位。 

　　上述两个机制有区别也有联系。社会学习是新兴大国模仿他国，向国际期望靠拢的过程，强调“趋同”。角色分化则是新兴大国区别自己与他国、突出自身比较优势与治理能力的过程，强调“分异”。两者是道义性认同建构的一体两面，统一在新兴大国追求差序性权威的进程之中。如下图所示，建构差序性权威体现出大国竞争关系的多维特点，既拓展纵向的供给空间，也建构横向的功能差异。

　　（三）新兴大国的差异化供给策略选择 

　　全球治理的不同领域需要不同功能的公共产品，并构成相互依赖的“横向—纵向”交叉网络。处于不同生态位空间有助于形成互补程度较高的依赖系统。新兴大国是既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创新性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改革者。但鉴于新兴大国的综合实力与社会地位一般要弱于霸权国，因此需要适当规避正面竞争，采取差异化的供给策略。在横向维度上避免产品功能重叠，满足国际社会多元化需求；在纵向维度上以错位发展拓展生态位空间，缓冲崛起过程中的地位竞争压力。 

　　 建构差序性权威需要聚焦比较优势，其建构路径存在多种策略选择。新兴大国可根据空间拥挤与功能重叠的要素组合，将供给策略类型化。综合而言，差序性权威驱动下的新兴大国供给路径有以下四类：一是错位供给策略。在位置重叠但功能差异较大领域下，可局部共存。例如，冷战期间美苏地位竞争激烈，但东西阵营内部的公共产品功能不同，缓和了冲突。二是替代供给策略。功能重叠与空间拥挤度都很高，可能产生零和博弈。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国竞争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呈现排他性竞争。三是协作供给策略。功能重叠度较低、供给空间较大。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与美国合作供给大量国际公共产品，确保了权力转移的和平过渡与国际秩序稳定。四是嵌入供给策略。空间拥挤度低但功能重叠度高，可能引发绩效竞争。例如，1966年日本发起成立亚洲开发银行，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产生业务竞争。 

　　在替代供给与协作供给两种难度最大的类型之外，新兴大国大多采取的是错位供给策略与嵌入供给策略。当然，由于空间容量终归是有限的，地位竞争很可能转化为零和博弈。这也是全球治理面临的难题，即如何让大国追求国家利益的竞争服务于集体利益。 

　　进入21世纪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提出了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方案。一方面，在角色分化机制驱动下，新兴大国致力于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找准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建立独具特色的生态位。另一方面，在社会学习机制驱动下，新兴大国需要学习历史经验并顺应时代趋势，尽量供给非排他性的治理方案。在国际信任不足的环境下，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新方案有时也会招致可信度质疑，国际社会担忧缺乏道义性认同的新兴大国会改变既有国际秩序规则。随着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新兴大国需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避免与霸权国直接发生正面冲突。即便在部分领域采取局部替代策略，也需努力安抚与缓和国际焦虑情绪，积累规范与绩效双重道义性认同。 

　　三、新兴大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案例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新兴大国，金砖国家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与意愿都显著增强，展示出促进全球治理模式转型升级的能动性。基于案例选择的典型性与可比性原则，本文重点比较中国、印度与巴西。基于差序性权威的建构逻辑，中国、印度与巴西根据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纵向空间拥挤度与横向功能重叠度，均选择了差异化的供给策略，提出了创新性的治理方案。 

　　（一）中国特色的差序性权威建构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多个维度上展现出比较优势，不失时机地推动完善和升级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从供给动力上看，中国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不仅旨在服务国家利益，也在于积累符合国际期望的道义性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的治世情怀，在全球治理陷入赤字困境之际，更加注重义利融合、予取结合方式，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普惠全球。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策略选择方面，中国充分彰显大国道义，采取了错位式供给、嵌入式供给与局部替代式供给等差异化路径。 

　　首先，错位式供给新型国际多边机制。国际制度的创建涉及纵向权威竞争，但如果新机制更具包容性与功能差异，则可形成错位式供给格局。长期以来，传统多边机制的滞后性与封闭性难以应对新的全球治理挑战，其绩效道义性认同与规范道义性认同面临危机。2014年以来，中国倡导建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简称“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新型国际合作机制平台，正成为高标准、高起点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创造性拓展了国际合作空间。例如，与世界银行将援助与政治改革捆绑的做法不同，亚投行的贷款援助聚焦经济与民生发展，反对政治附加条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提升了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差序性权威。 

　　为淡化纵向维度的地位竞争，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际合作机制注重突出全球定位与世界属性，彰显中国“义利”兼容的独特道义观念。一方面，明确国际定位，专注全球治理的薄弱环节。面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混乱与低效，中国、印度与巴西等新兴国家共同寻求推进多边机制的投票权重与规则改革。通过积极扮演全球治理改革的推动者角色，中国在引领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强化了道义性认同。另一方面，以高度开放姿态对接传统多边机制。新型国际制度创建并非“另起炉灶”，而是以普惠包容原则，贯彻“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亚投行与新开发银行的制度设计就体现了这样的灵活包容性，赋予新兴大国更多的自主性与发言权。新制度设计与旧制度错位运行，在人员交流、经验分享、模式设计、联合融资等方面拓展合作交汇点，获得了差序性权威。 

　　其次，嵌入式供给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援助产品。中国式现代化积累的国家治理经验对世界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重大的国际公共产品创新。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其网络效应将显著降低经济发展成本，产生辐射带动作用，创新国际合作模式。在当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编织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网络，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大幅改善参与国的贸易、外商投资和公民生活条件，相关交通项目将使走廊经济体的贸易量增加2.8%至9.7%，使世界贸易额增加1.7%至6.2%，并因此带动约400万人脱贫。基于全球互惠互利的发展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渐进积累了国际社会的道义性认同。 

　　在差序性权威的建构机制驱动下，中国还致力于为国际发展供给差异化方案。一是以全球发展倡议引领国际发展格局转型。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机制存在成果分配不均衡与不平等难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潜力难以充分释放。2021年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不仅助推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为跳出西方发展叙事与观念制度带来新的选择，推动全球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发展阶段。二是分享发展经验推进南南合作转型升级。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前工业化、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阶梯式发展过程，探索出既有中国特色也反映普遍规律的发展减贫模式。基于此，中国主张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发展、相互学习与平等尊重。由此，中国不仅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也是为增长与发展赋能的“实干者”。  

　　 最后，局部替代式参与全球安全与技术竞争。全球安全治理具有显著的竞争性与敏感性特征，容易被霸权国工具化。为解决全球信任赤字，中国倡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促进世界和平。一是以新型国际准则构建安全共同体。冷战后全球安全格局复杂多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主导创建的上海合作组织供给了与排他式联盟体系不同的新型安全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主张超越零和博弈与冲突螺旋，建构不可分割的普遍安全共同体；全球文明倡议则呼吁以求同存异实现和平共处，超越“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与“弱肉强食”逻辑。二是以多边行动支持联合国安全机制。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从政治制度、人员派遣、资金投入与维和理念等多方面支持联合国维和事业。30多年来，中国已向2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为7000余艘中外船只护航。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更是展现了中国对联合国和平事业的长期承诺。  

　　此外，中国秉持合作共赢原则反对排他性技术霸权。针对中美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美国政府采取的是压制与“去风险”政策。中国则坚决反对将技术进步与地缘政治和安全捆绑，积极推动普惠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开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全球提供免费服务，并提出“新基础设施”等概念，大力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不断提升中国式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道义性认同。 

　　（二）印度的差异化公共产品供给策略 

　　冷战结束后，印度呼吁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强调印度的大国引领作用，并提升其全球治理参与质量。例如，促进区域安全与稳定、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扩散、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面对区域与全球竞争者，印度希望通过供给满足国际期望的多样化公共产品，积累道义性认同。基于差序性权威建构逻辑，印度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策略包括错位式供给、局部协作式供给与嵌入式供给几种类型。 

　　 其一，错位式供给新型国际制度改革方案。创建新型国际制度是提升大国地位与道义性认同的重要方式，印度希望在多极化世界中扮演关键角色。在新型国际制度创设过程中，印度充分发挥能动性，错位式提出全球新倡议或创建新型国际机制。例如，依托“印度—巴西—南非三边对话论坛”（IBSA）等国际机制，印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提出“改革的多边主义”理念，印度在强调改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同时，注重与欧美等国家保持良好政治关系，淡化纵向的地位空间竞争，重点突出印度方案的横向功能差异。长期以来，印度的官方叙事指出既有国际多边架构已无法适应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为了有效应对全球治理赤字，印度应把握历史机遇，趁势而为成为新的“规则制定者”。当前，印度还积极倡导“全球南方”合作，希望以此凸显印度的全球治理比较优势。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印度基于其南亚区域优势，努力提升全球话语权与影响力，但其道义性认同的积累还将受到全球范围内大国互动的制约，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战略空间相对受限。 

　　其二，局部协作式供给印度洋安全产品。冷战期间，为实现南亚区域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印度在南亚建立“安全综合体”。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印度主动谋求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印度洋安全治理方面，印度一方面强化印度洋“净安全供给者”定位，另一方面与美国保持密切的战略合作。尤其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印美战略合作趋强，安全合作领域呈现局部协作趋势。随着印美“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印度更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秩序框架，以提升其世界大国地位。 

　　当前“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呈现交替叠加趋势，在所谓“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框架下，美国积极提升印度全球战略地位，将其作为“四方安全对话”（QUAD）核心成员。在美国的大力推进下，印度已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关键支柱。印美双方重申基于推进“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建立“安全可靠有弹性的供应链”。但从综合实力上看，印度的全球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仍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其三，嵌入式供给国际发展与区域合作公共产品。为了展示自身优势，基于社会学习与角色分化机制，印度积极发展自身生态位空间。一方面，印度主张基于平等尊重原则，建立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伙伴关系，实现双赢互惠。印度还努力在南亚一体化进程中扮演引领者角色，并促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但与此同时，南亚区域一体化的相对滞后，使得如何进一步提升南亚邻国的信任感、获得感成为印度在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印度大力实施“邻国优先”政策。冷战结束后，“古杰拉尔主义”强调印度对周边国家的不对称让惠。近年来，莫迪政府在区域层次积极发挥印度在南亚的实力优势，推进诸如“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湄公河—恒河合作”（MGC）、“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倡议”（BBIN）等区域一体化项目。在全球层面，印度还启动了“季风计划”（Project Mausam）将印度洋打造成为世界互联互通的枢纽节点，将自身定位为全球经贸网络的“编织者”。但印度的差序性权威建构还受限于区域地缘竞争、综合国力与大国关系调整的影响，并面临国内政治极化、跨区域宗教冲突与少数群体压迫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三）巴西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建构 

　　巴西的生态位既与中国和印度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自身特性。通过供给差异化公共产品，巴西在南美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中努力展现“巴西道路”的比较优势。巴西根据供给空间拥挤度与产品功能重叠度，采取了错位式供给、局部协作式供给与嵌入式供给策略，差异化地提升了其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地位。 

　　第一，以错位式供给策略推进一体化机制建设。国际机制供给一直是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巴西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主动供给新型治理方案，以渐进方式采取错位竞争的策略。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南方超级大国”，巴西寻求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并在等级地位方面淡化与霸权国的竞争。为突出巴西方案的功能差异化，在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执政时期，巴西以协商推进一体化机制建设扮演地区领导者角色。到了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执政时期，巴西则通过地区一体化战略加速整合拉美发展，提升国际地位。此后，在迪尔玛·罗塞芙（Dilma Rousseff）执政时期，巴西政府继续推动全球外交、开展南南对话、提高巴西在国际合作机制中的影响力。 

　　整体上，在空间拥挤度较高的制度创建方面，巴西通过供给功能差异度高的国际公共产品赢得国际社会认可。同时，巴西与其他新兴大国之间也存在一定横向竞争，在敦促国际社会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国际机制、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权方面，巴西也会受其他国家挑战。而从纵向国际位置角度看，巴西的综合实力在全球次于中国与印度，其与美国的复杂关系，也会影响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道义性认同。作为一个尚未充分发挥潜能的南美大国，巴西仍需进一步地将国际机制创新与区域一体化需求对接起来，以获得更多差序性权威。  

　　第二，以局部协作式策略参与公域合作。冷战后，巴西积极在全球层面扮演南北国家之间的沟通“桥梁”角色，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置于区域利益与全球治理需求之中。随着南南合作浪潮兴起，巴西作为南美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尝试采取局部协作策略，与美国合作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和平与健康议题上，巴西长期与欧美国家合作，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力所能及地补齐治理短板。在环境保护领域，巴西主动配合与支持既有气候治理机制，推进实现联合国气候大会定下的一系列“减碳目标”。立足比较优势，巴西政府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2012年里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20”峰会）与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均以建设性合作者姿态与其他大国合作制定气候治理的中长期控制方案，积累了差异化的道义性认同。 

　　全球和平与人道主义保护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规范，巴西的全球外交展示出很强的调解能力。例如，2005年至2007年，巴西维和部队不仅在海地出色完成维和任务，而且为和平规范赋予新的内涵。传统的国际规范辩论往往围绕“安全、和解与发展”三角议程展开，欧美国家力推“保护的责任”（R2P）概念，而巴西则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与迫切发展需要出发，提出“保护中的责任”（RwP）概念，旨在完善国际人权规范。在对外援助方面，巴西也坚持不干涉受援国主权与内政原则，以高度责任感可持续提升受援国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能力。整体而言，巴西在空间拥挤度与功能重叠度都较低的全球公域治理中成功建构了差序性权威。 

　　第三，以嵌入式策略彰显巴西发展合作优势。国际发展领域的空间拥挤度低，但产品功能重叠度较高。对此，巴西以满足“全球南方”发展需求为目标，采取嵌入式的供给策略。一方面，在社会学习机制驱动下，巴西不仅学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而且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建立完善的发展援助体系。巴西的社会发展政策和国际合作实践，促进了新的机制安排和知识生产。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04年在巴西建立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搭建了南南合作与发展能力提升的全球知识网络。另一方面，在角色分化机制驱动下，巴西突出自身特色，依托葡语国家共同体（CPLP）、非洲葡语国家（PALOP）、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ZOPACAS）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等国际组织推动多边发展合作。 

　　此外，巴西在粮食生产和营养安全方面，注重以受援国需求为导向，创新多边与去中心化合作模式。例如，巴西为弘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通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建立“反饥饿卓越中心”，为各国“学校供餐政策”建立样板，并在非洲推广巴西的“家庭援助金计划”和“学校供餐计划”。此外，巴西还在“非洲食品采购计划”框架下帮助埃塞俄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尔和塞内加尔等国改善粮食安全、消除饥饿。当然，巴西的差序性权威建立还面临诸多挑战，拉美地缘政治竞争与综合实力相对不足亦影响其全球道义性认同建构。 

　　结论 

　　21世纪的全球治理挑战正在以非线性方式引发国际秩序震荡。随着霸权国道义性认同相对衰落，新兴大国具有强大能动性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优质方案。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动力源于道义性认同建构，任何一个大国都需要回应国际预期、展示治理能力，在比较优势领域积累差序性权威。基于全球治理的生态位差异，新兴大国可以依据空间拥挤度与功能重叠度组合，采取错位式供给、替代式供给、协作式供给与嵌入式供给等差异化策略。社会学习与角色分化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印度与巴西的行动存在“趋同”与“分异”双重特点。一方面，新兴国家希望适应国际规范变化，以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为抓手提升道义性认同；但另一方面，国际地位空间有限，新兴大国需要区分自己与霸权国、其他大国的角色定位，采取多种策略结合的合理布局,突出比较优势。 

　　通过建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道义性认同逻辑，将差序性权威引入全球治理，并基于横向与纵向维度的立体分析，可以探索新兴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多种路径。在动态演化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新兴大国不是被动等待霸权国的压制、制衡与猜疑，而是会主动积累道义性认同，并基于空间位置与功能差异，形成差异化的全球治理生态位梯队。 

　　着眼未来，新兴大国在差序性权威建构过程中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功能重叠领域展现特色，在位置拥挤领域提出错位方案。新兴大国的“差序格局”既是激励差异化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动力，也是合作建立“和而不同”世界的前提。当前中国大力倡导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契合了全球治理的多层性与复杂性特点，将为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球普惠愿景奠定坚实的道义性认同基础。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吕佳  责任编审：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