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在思想和文化建设上的一个最大成果，就是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目标指向，就是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本文运用大历史观和生成逻辑分析框架，力求从实践、理论和根底三个维度对上述基础性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学理探究，认为在实践上，从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理论上，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根底上，基于“第二个结合”所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三个方面，构成中国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确立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进而“走入”世界的创新逻辑。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理解和把握上述问题，尤其从“走出—走入”的大思路理解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问题，具有本体论和发生学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创新逻辑 

　　世界现代化由欧洲开启，随之产生了欧洲中心主义。西方现代化及欧洲中心主义对世界现代化产生了广泛的历史影响，以至于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从西方现代化和“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谈起，是为了从实践上更加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创新逻辑，及其对确立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大意义。 

　　（一）从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到中国式现代化 

　　西方建构起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不仅用于解释世界，而且企图改造世界，它把世界各国都卷入现代化运动之中，把地域历史、民族历史转变为它们所谓的世界历史，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命运。 

　　以“东方从属于西方”为框架的西方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是从1840年开始的。从1840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历史区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对西方现代化冲击掀起一次次被动防御性回应，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就分别是沿着从“器物”经“制度”再到“文化”的历史逻辑进行的，这些回应具有被动性、依附性和不彻底性，存在着“主体性空场”。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区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一改过去的被动回应为积极主动应对，也一改过去外逼式现代化为内生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总体性、根本性重大成果，是在实践上开创并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确立并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其中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为什么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能一改过去被动防御的外逼式现代化为积极主动应对的内生式现代化？ 

　　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使我们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当时中国各种“主义”纷纷登场，它们都不能引领中国朝着具有光明前景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立刻被当时的先进仁人志士接受并得以快速传播。习近平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始终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相关，本质上是在批判和超越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道路中创立发展起来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凝聚各种积极力量的领导核心。20世纪初，中国军阀混战，各种“组织”和“力量”都难以整合当时的社会力量，也难以把中国人民团结和组织起来。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就有了自己的领导主体、领导组织和领导力量，从而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把中国社会各种积极力量团结起来。党和人民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在性质和方向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共产党是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科学社会主义契合的元素不仅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还使现代化成为中国的，对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古为今用的时代性作用，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华文明底蕴，赋予现代化建设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四，人民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主体与价值指归。中国人民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而在价值观上区别于西方资本至上的现代化。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有了实践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主题。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开辟了解决中国问题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创造性探索之最大成果，就是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它在本质上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需要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要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党提出的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是从中国本土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内生与创造出来的。 

　　第六，把平等、包容、普惠、和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根基，有了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真理力量。中国哲学具有注重平等（共生共进）、包容（和而不同、温良恭让）、普惠（天下为公、美美与共）、和平（倡导保和太和、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基因和传统；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两个结合”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主主平等”“包容普惠”“和平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主主平等普惠”的哲学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根本在于反对西方那种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倡导“主主平等普惠”。 

　　上述六大因素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与创新逻辑。生成过程即是创新过程。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在中国实践进程中内在自主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展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创新，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的实践中产生的。 

　　首先是提出“走自己的路”。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格局并确立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之历史展现的第一步，是提出“走自己的路”，这是逻辑起点。 

　　在逻辑上，“走自己的路”具有“破”“立”两个层面的内涵。“破”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立”就是在各方面坚守独立自主，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中国自己走出来的，既没有既定模式可以照搬，也没有现成公式可以遵循，只有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地进行探索、开创和开拓。 

　　在实践上，虽然“走自己的路”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来的，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就在实践中探索“走自己的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工业化）作出了具有自主性的战略思考和初步探索。现代化与工业化直接相关，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建设“国家大工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至关紧要，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发展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战略主张。这是基于当时中国具体实际做出的现代化道路选择。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走自己的路，体现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决心走自己的路，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以苏为鉴，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要探索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道路，就必须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一个全盘了解，这就需要进行周密细致地调查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走自己的路，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致力于在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推进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且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四个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提出的，既推进和拓展了工业化建设的目标，也鲜明体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内在要求。这是基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现代化努力。 

　　面对近代以来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华民族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艰辛守护和不懈探索中赓续中华文脉，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从上述逻辑和实践来看，走自己的路意味着道路问题上的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道路上的“自主性成长”，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道路问题上的重要体现，是中国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进而确立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起步之旅。 

　　其次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并确立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之历史展现的第二步，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理论逻辑来看，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发展、现实逻辑和实践要求，与时俱进地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就赋予“自己的”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道路。 

　　 从理论实践来看，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十二大到二十大的大会报告，其主题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概念，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理论上的提升概括和实践上的战略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核心概念，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致力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承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就是直接且鲜明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线而命名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证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正确的历史选择，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概言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注重走自己的路，坚持改革开放，在实践上积极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自主开创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生性、自主性、创造性更加鲜明。 

　　从上述逻辑和实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独立的、自主的、独创的主体，具有“主体性”“创新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道路问题上具有主体性，是在道路问题上的“内涵式”成长，也是中国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格局进而确立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开创之旅。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并确立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之历史展现的第三步，就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从逻辑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进程中，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区别甚至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既然是区别且超越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它就是一种“新”的道路。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置于“现代化道路”这一“框架”中加以定义和解释，并与世界现代化进行对话，从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意义”和“世界意义”。 

　　 从实践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从中华大地、中国实践内生且拓展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开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程中实现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兴”，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三者是相互成就关系：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中，既不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文明支撑，使其“中国式”鲜明彰显，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文明根基。这样的关系，就为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实践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值得聚焦并从理论上加以提升的重要概念，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长期探索和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和提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的自主跃迁，实现了由“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自主飞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基于“重点突破”—“全面发展”—“系统整体”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逻辑，进一步“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便是“全面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国防等领域的现代化；近代以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所讲的现代化主要是“现代化在中国”，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成功推进和自主拓展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它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因而使中国式现代化走向世界并彰显其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历史任务。这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也必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进而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创新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国式”，表达的是区别于且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主体性，展现了创造现代化道路上的主体性，因而它在总体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上的主体性成长，是中国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进而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进一步拓展和创新之旅。 

　　（三）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生成与创新的鲜明特征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上述四次积极主动应对及其历史展现所生成与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有其鲜明特征。 

　　一是内生性。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所开创、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自身发展逻辑的“内在需要”，中国所实现的现代化具有“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自身实现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文明复兴”。要读懂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的中国，就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二是自主性。中国实现现代化逐步走出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具有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走自己的路”，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实践演进逻辑便是如此，即中国实现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了自己的新范式，也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三是主动性。这些应对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自身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实践发展需要主动进行的，达到了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四是创造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创造，它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出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为核心内容的“新范式”。它区别于作为西方现代化立脚点的“市民社会”，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那种基于丛林法则的“损人利己、充满战争”的文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中的“资本至上”和“资本驱动”，区别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两极分化”“单向度发展”“殖民主义掠夺”。由此，从历史总体看，中国式现代化力求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在思想和文化上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中，中华民族从属于西方，缺乏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其创新性贡献及其实质，就是通过内生、确立和建构现代化问题上的“中国式”，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五是世界性。从1840年到1921年所讲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在中国”，即在中国推进现代化；从1921年至今所开创、推进和拓展的现代化，总体上也是“现代化在中国”，不过与前者不同，后者具有内生自主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自主实现了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历史性飞跃。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中国，而且也正在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日趋彰显出“世界向我”的世界意义，即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从走自己的路，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分表达了道路问题上“坚定的自我”及其“历史主动”和“精神独立自主”，因而其在思想和文化上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实践上确立并巩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使我们更加坚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中国理论”的生成与建构逻辑 

　　实践创新必然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开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生成且建构着“中国理论”，其在理论上巩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里，“中国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是“党的创新理论”，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经由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最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现实的理论形态并推进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 

　　（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生成并建构的“中国理论”，在总体上首要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涵盖各领域、囊括多学科、融合各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促进不同学科、不同理论之间的协同，具有综合性；它将各学科各领域各方面的知识、理论有机整合起来，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总体性；它强调独立自主的创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具有主体性。 

　　近代以来，西方众多的哲学社会科学门类及其重大理论总体上是围绕西方中心论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从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而开创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从走自己的路中“走”出来的，是走自己的路在新时代最根本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既然“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同理，中国式现代化也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自然也应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立足点。就是说，可以从多维度入手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然而最根本的，就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现实基础”和“实践根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要“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主体性”，就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摆脱对西方学术和话语的盲目追随、简单模仿，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科学判断，能自主地推进学术研究和知识创新，在学术研究中具有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就是要把中国具体实际和发展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与理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是框架支撑，可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知识架构，学术体系是核心内容，可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推动知识体系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话语体系是表达方式，是知识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工具，它塑造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形象和话语权。简言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融合了学科体系中的知识分类、学术体系中的研究成果和话语体系中的传播内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追求的目标，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目的，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因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也从总体上区别以“东方从属于西方”为根基的西方知识体系且具有自主性，从而巩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且因“中国式”（或中国特色）而成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原创性”的基石。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主体性、原创性，把来自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成果与理论形态，通过抽象、归纳、概括、演绎形成标识性范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相互之间的本质联系、逻辑结构和知识体系，构成具有科学逻辑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样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由此建构起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坚守中国立场，弘扬中国价值，彰显中国智慧，是具有文化主体性的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自然具有主体性、原创性。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因其超越“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且展现出新图景而巩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立足点，以中国理论尤其是党的创新理论为理论源泉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蕴含“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两个大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人民至上”“道路多样”“新发展理念”“两个布局”“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治理”“共同价值”“命运共同体”“世界贡献”“两个结合”“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文化主体性”“党的领导”等标识范畴与核心内容，既超越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也与近代以来的西方众多哲学社会科学及其重大理论相区别，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支点。因此，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 

　　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逻辑上首要就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使其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初步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我们需要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运用高度的哲学抽象思维，从学理上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以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学理上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首要是明确其体系主干、标识范畴、核心原理和哲学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主干，简要说包括“何以生成”（生成逻辑）、“何以为是”（性质方向和本质特征）、“何以实现”（怎么实现）、“何以重要”（为了什么）和“何为根基”（哲学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标识范畴，可以以体系主干为基础框架，从众多概念中提炼概括出来。第一，从“何以生成”层面可提炼概括出“道路多样”“复数文明”“民族特质”。它强调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文明是互学互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通往现代化的一条新路，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特质之中，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能内生和自主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超越了现代化道路问题上西方所谓的线性道路、单数文明和种族优越，强调道路多样、文明互鉴和民族特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第二，从“何以为是”层面可提炼概括出“党的领导”“人民至上”“命运共同体”。在本质要求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人民至上”，注重“命运共同体”。第三，从“何以实现”层面可提炼概括出“国家治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原则，就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所讲的“重大原则”及其“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发扬斗争精神，实质上讲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愿景的主要实践方略，它既能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也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愿景提供根本保障。第四，从“何以重要”层面可提炼概括出“世界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贡献主要体现在，能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第五，从“何为根基”层面可提炼概括出“共同价值”等。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基础，就是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和平发展，促进公平正义，坚持民主自由；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根基是“普惠哲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都具有“普惠”意蕴。这样，党的领导、道路多样、文明互鉴、民族特质、国家治理、人民至上、共同价值、命运共同体、世界贡献等，就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标识范畴，也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范畴来源之一。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原理，需经过全面深入研究后方能精准确定。不过，也可初步确定提炼概括其总体框架和基本思路。简要说：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成原理，回答“何以生成”；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回答“何以为是”；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愿景，回答“实现什么”；四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方略，回答“怎么实现”；五是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意义，回答“何以重要”；六是中国式现代化哲学根基，回答“何为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哲学根基是一个全新问题，需要尝试性地进行学理探索。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笔者以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根基是“主主平等普惠”。西方现代化的哲学根基是“主客二元对立”，它支撑“东方从属于西方”框架。西方现代化曾以两极分化、单向度发展、破坏自然、殖民主义扩张为本质特征，其哲学根基是“主客二元对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超越西方现代化和“东方从属于西方”格局的历史进程中出场的。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区别并超越于西方现代化，其哲学根基是“主主平等普惠”，即人人都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也应是享受现代化建设成果的主体，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也应当享受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作为主体，主体之间在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都应当是平等的；既然都应当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主体，也就应当具有普惠性。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具有平等包容普惠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就是全体人民都是创造财富的平等主体，也都是享有共同富裕的平等普惠的主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即两个文明都是齐头并进、同步发展的平等主体，两个文明相协调就是彼此相互成就，亦即普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是人与自然在和谐共生上都是平等主体且平等普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就是任何国家在权力、机会、规则上都是平等的主体、普惠的主体，都应当具有平等的普惠性。 

　　从世界现代化历史看，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生成及其实质看，从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态与基于“东方从属于西方”框架的西方理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谱系，二者较量根本上是意识形态的较量。意识形态之争实质上是“主体性”之争，是围绕“主体性”展开的。“古今中西之争”根本上可归结为这两种理论谱系及其主体性之争，各种争论都可在这两种理论谱系及其主体性之争中加以定义。研究这两种理论谱系及其主体性之争，构成我国思想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总体性、标识性的前沿问题。 

　　（三）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接着在逻辑上就是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态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这一思想就是在解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代课题中创立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 

　　 从中国式现代化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看，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本源意义，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走自己的路，是对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探寻和确定的道路的一般性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四大历史时期，道路都是具有本源意义的根本问题。“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这意味着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立足并聚焦于走自己的路，都建立在走自己的路的基础上。同理，走自己的路在新时代的重大实践创新成果，就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从“走自己的路”走出来的，因而可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科学回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立起来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实践，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和丰富的现实依据。 

　　 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本质联系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彰显了“世界向我”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其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关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理论。它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而为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进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实践根基。其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关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理论。它为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进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根基。其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关于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进而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充分彰显了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和坚定坚守，从而为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进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其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关于新时代进一步把握历史主动和精神主动的中国理论。它让世界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从而为解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进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其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关于坚持胸怀天下并解答“世界之问”的世界理论。它倡导文明互学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它以开放包容姿态对待世界各国文化，既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向人类文明发展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既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保持民族独立和精神主动，也在国际舞台上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进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广阔的世界视野。 

　　（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进而在逻辑上就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篇。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既要有中国维度，也要有世界维度。在世界维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之源、时代源泉，它巩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至今依然具有指导意义，是我们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20世纪，列宁、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也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由西方走向东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21世纪，在传承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基本原理、方法原则、理想信念基础上，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发展源主要在当代中国，且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既意味着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途径，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还意味着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这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正在历史性地转移到当代中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蕴含一条规律，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哪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发展源就历史性地转移到哪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正在历史性地转移到当代中国，当代中国就必然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生长点和发展源。 

　　当代中国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石。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本源性、总体性、根本性与世界意义，有助于解答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包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解决中国如何由大国成为强国、科学社会主义如何在21世纪中国焕发强大生机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走向世界并彰显超越资本主义的显著优势、如何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等重大时代性问题。从中国式现代化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逻辑层层递进且不断提升的关系，构成严密的有机整体，构成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经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总体”，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别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核心内容”“时代源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态的进一步推进和拓展，就是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篇，在理论上巩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使我们更加坚定理论自信。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实践和理论的根脉在文化。从根底或底层逻辑讲，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更基本更深厚更持久更集中更鲜明的，是聚焦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形成的，也是在党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创新发展的集大成者。其注重“第二个结合”且在思想文化上的目标旨向，就是破除东方对西方的文化依附，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就是说，基于“第二个结合”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根底上创新发展且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一种规律性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把建设文化强国推到历史前台，成为人们关切的紧迫问题，从中可提升出一种规律性认识，即从“物质”经“制度”再到“文化”。从马克思主义维度看，马克思是从“物化资本批判”入手，深入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走向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革命，这是马克思思想演进的逻辑；从历史维度看，从1840年到1921年，中国对西方现代化冲击的回应，经历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经“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文化”层面的五四运动，这是近代中国对西方现代化冲击予以回应的逻辑；从实践维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前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因而相对注重物质世界建设，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我们党既要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实践活动予以制度规范，也认为创造中国奇迹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于是我们就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的历史任务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制度的背后是文化。在物质建设和制度建设基础上，因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充分彰显出来，又把建设文化强国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使我们注重寻求制度优势的文化根源，使文化强国建设成为新时代的鲜明标识，这是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逻辑。 

　　 上述逻辑意味着文化的重要性，它关乎国本、国运，关乎国家、民族灵魂，关乎人心根基，塑造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世界。文化是相对于未经人的活动外化的“原始自然”而言的，讲的是“人化自然”的“人化”过程，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及其成果。一切人类的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的成果，在事实上都可称为文化。人类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的一切“成果”之历史沉淀、选择和升华，就会“凝结”为一种“基因”，基因的群体化、共同体化就是“根脉”，对基因、根脉的传承就是“传统”，而基因、根脉和传统直接影响人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进而影响“结果”（“东方从属于西方”所蕴含的依附性，其深层就是东方对西方的文化依附）。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形成的，符合历史发展逻辑，体现一种规律性认识，这种规律性认识内在要求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阐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内涵指明方向 

　　创新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阐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指明方向。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内涵？这是一个前提性、基础性问题，依据习近平文化思想，可从本原、关系、过程、空间和功能五个维度入手。 

　　从“本原”角度提出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命题，表达出我们党在中华民族文化“由何而来—现在何处—走向何方—价值何在”与“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传统和现代”等问题上的高度自觉；它指中华民族在对待文化自我上具有自觉性、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引领性与话语权，既在对待自身文化上具有主体性，也在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上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或“统治”意义上的主体性危机，是具有“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互鉴性”“普惠性”“和平性”的主体性；其目标旨向，在于重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从“关系”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与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关系中得以确定的。这四个概念存在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主体性是前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文化主体性的具体不同的体现和实现形式；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既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也得益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赋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政治上的引领，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则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深厚的文明根基和文化支撑。 

　　 从“过程”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一种历史概念，其主体性是中国大地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长期传承发展、交流融合的历史过程中生成巩固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体系所具有的特性。从“空间”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区别于其他国家及其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它更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一种呈现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主体性。从“功能”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既有助于把内部差异极大的众多民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内部发挥着传承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凝聚民心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凝聚力、国家认同感的坚实基础，是维系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也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还使“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三）“第二个结合”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奠定文化根基 

　　为巩固创新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其出发点，是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鲜明彰显出来，其落脚点，就是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其重大意义体现在“破”“立”“行”三个核心方面，它既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也为开启“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提供了方法，还强调以“新的文化使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从“破”的角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底层逻辑在于破除“西方中心论”和“文化虚无主义”，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扫清思想障碍。“古今”是历史时间问题。“古”，就是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今”，就是如何看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这一论断的底层逻辑就是破除“西方中心论”。提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层逻辑就是破除“文化虚无主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实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它强调“古为今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从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提供文化支撑，彰显其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显然，“古今”问题涉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解决“古今”问题，有助于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从“立”的角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第二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一是解决了“中西”问题。“中西”是历史空间问题。“古今”问题蕴含“中西”问题，对“古今”问题中的“今”的理解，就涉及“西”的问题。“中西”问题也蕴含“古今”问题，对“中西”问题中的“中”的理解，就涉及“古”的问题。由“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本身是一种新的“体”，具有集成性、整体性和创新性，它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体”（主体），并强调明体达用，这就解决了“中西”问题。 

　　二是“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及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结合’本身就是创新”。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丰富内涵，它是“第二个结合”形成的理论形态、文化形态、文明形态和实践呈现：它以“魂脉”“根脉”为根底；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内核；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导。马克思主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成为现代的，充分彰显其时代价值和强大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使我们把握了历史主动。 

　　 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内核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于一体的重要范畴。“第二个结合”蕴含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之底色、框架及其文化观念和本质特征，昭示着中华文化新的发展方向。其内涵和意义是直接、充分和鲜明地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它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和旗帜，能使我们党把握历史主动；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因和根脉，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彰显主体性的独特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它融合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注入新的强大动力和时代内涵，从主体性上体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和主体力量；它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也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主体特性和独特魅力，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它注重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它把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形态较为注重伦理道德，相对侧重于人和人的关系，注重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尊重他者”。西方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主导逻辑的“竞争性文化”，相对侧重于人和物的关系，注重强人从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忘本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批判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立足“现在”，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是扬弃中西传统文化形态意义上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世界意义上的注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文化，是哲学意义上的注重平等包容普惠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形态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从“行”的角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践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就是在实践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以此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破”“立”“行”及相关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使命等，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是文化观和文明观上的思想解放，它因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开启了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其实质就是从根底上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所蕴含的“魂脉和旗帜”“把握历史主动”“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体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建设文化强国”等话语表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建立的，是通过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巩固的，它鲜明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依托，“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总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是立足于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立起来的；是在整合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在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进程中，注重并运用“两个结合”，是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总体上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知识支持；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建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态，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当代体现；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巩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具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理论源泉；尤其是基于“第二个结合”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及蕴含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扫清思想障碍，也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基础。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