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本质上是对所谓“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回应。狭义上的“现代性”，通常指启蒙运动之后，以理性主义、自由民主、科技进步、工业化与城市化等为表征的社会变革过程及其本质的哲学抽象化表达，强调在对传统的批判与解构中重构未来，是界定现代社会（国家、制度、文明等）之为“现代”的标识性特征。但其也内含了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制度偏见、价值偏见和非正义等严重问题。于中国而言，超越现代性关涉两个问题：一是时间维度的“古今之争”，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反映了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包括复古主义的“回归传统论”、全盘西化的“放弃传统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扬弃传统论”。二是空间维度的“中西之争”，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对中国（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关涉文化自主性问题。“放弃传统”就意味着“全盘西化”，于是“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在时空坐标系上就交汇融通了。从“现代性”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古今中西之争”的有效破解。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进程，现代性不仅改变了西方社会，还通过殖民、贸易和文化传播等方式引发了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就是深受现代性影响的非西方国家之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当时国际国内条件下，“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仅用很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奇迹，为实现从现代化的“跟跑者”到“并跑者”乃至“领跑者”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种既“破”（解构）又“立”（建构）的叙事范式，是阐释以中国式现代化解构超越“现代性”并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自觉。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性过程的历史关系 

　　以工业革命驱动的西方现代化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彰显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这种“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也正是在资本文明作用的推动下，以科学、民主、开放、自由、平等为价值内核的现代性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化，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推广，让非西方国家能够汲取现代性的进步因素。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一）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发扬现代性的科学与创新精神 

　　 在现代化的发展动力上，科学与创新精神是世界现代化葆有顽强生命力的核心力量，实现现代化必然要依靠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更深层次上，科学与创新精神融汇在现代性的理性主义、进步主义、世俗主义、科学精神等价值理念中。回溯历史，西方资产阶级通过改进生产工具、增加资本原始积累、开辟便捷交通路线等手段，逐步实现了对自然力的征服，发动机、工具机、传动机等“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自然力的运用代替传统人力，自然科学代替原始经验，“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毫无疑问，萌芽于古希腊、形成于近代的科学与创新精神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观念层面上，运用先进的科学理念、创新的科学方法来革新传统技术，进而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是当今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借鉴发扬的经验智慧。 

　　 在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理性审视现代性的科学创新理念，挖掘其内在的精神实质，在继承发扬现代性的科学与创新精神基础上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强调运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反对一切迷信愚昧和盲从趋附。中国式现代化借鉴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精神，利用科学与创新理念，加强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创新研究。当今时代，世界科技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要着力在提高科技实力上下功夫，打破传统的形而上的发展观念的束缚，超越以往亦步亦趋的机械移植式的发展逻辑，加强对现代科学的深入研究。现代性的进步主义强调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反对轻易界定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限度。中国式现代化遵循进步主义精神，通过科学教育、科学决策等手段壮大科学领域的后备力量，通过改革传统教育体系、完善科学课程设置、鼓励参与科学实践等方式，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良好科学素养和高水平科技能力的专业人才；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科学决策，强调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利用专家咨询、数据分析、科学评估等手段，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避免盲目决策和资源浪费。现代性的世俗主义强调社会生活和公共政策应基于理性和科学，中国式现代化发扬实践精神，抛弃以往科学发展中的“唯经验论”的单一思维、“唯西方论”的形上思维，敢于打破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封锁遏制，加强在科技领域的自主研发力度。特别是在观念层面上，能够运用先进的科学理念、创新的科学方法来革新传统技术，进而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现代性的科学精神强调通过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来获取知识，主张理性怀疑和批判，反对迷信和教条。中国式现代化发扬现代性的科学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优化科学创新环境、搭建科学研究平台等在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高速铁路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科学精神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世界各国共享科技成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通过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建立国际科技合作平台等方式，中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科学精神不仅体现在科技领域，还渗透到社会建设的各个角落，通过举办科技展览、科普讲座、科技竞赛等活动，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出普及科学知识与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的良好社会氛围。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在借鉴发扬现代性的科学与创新精神上，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加强科学教育、弘扬科学精神、推动科学决策和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等多种途径，实现了科学精神与现代化的深度融合，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现代性的民主精神 

　　 就发展历程而言，西方的民主精神萌芽于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认为，民主“也许是最美丽的城邦体制，如同一件外袍绣有各种花案”，比喻其形式上的自由与多样性，但也批评其“病症”就在于易导致人们“称狂妄为高尚，称混乱为自由，称挥霍为阔气，称无耻为豪迈”。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民主视为“无序”，但也认为“它能是一种取悦于人、毫无专制、形式多样的城邦政体，它把某种平等均匀地分配给地位相同和地位不同的人们”。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民主“应该让全体公民大家参与政治”，“但其政事的最后裁断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在这种政体中，[依公众决议所宣布的]‘命令’就可以代替‘法律’”。在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专制与宗教神权的双重奴役下，民主制度的优势无从发挥。直至17、18世纪，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挑战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权威，用“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社会契约、分权制衡”的民主思想，从理论上将“人”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以自然法中的理性精神为主旨，高举权利理论和人权学说的大旗，在社会契约论、主权在民论、有限政府论、分权制衡论中，无一不贯穿着民主精神。其中，卢梭更是第一次完整提出“人民主权”学说，指认主权是人民公意的体现，“其实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思想是行动之先声，这些民主思想孕育出以英国“光荣革命”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此后纷纷建立代议制民主，将权力从封建贵族手中转移到议会，“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作为民主精神与政治的融合，民主政体的确立是西方社会走向现代性的重要表征，表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价值观念成为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准则，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民本”的优秀思想传统，从《尚书》中“民惟邦本”，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民舟水论”，都体现出民本意识。但囿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合理吸收西方以自由、平等、法治为核心的民主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等具有时代性、标志性的命题，深刻揭示了民主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人民民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前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意味着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一不是人民力量的彰显。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要求。“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基层民主活力增强”。 

　　第三，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人民利益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人民利益的高度关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使民主成为释放人民利益诉求、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三）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现代性的自由平等精神 

　　 西方对自由平等精神的探索同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自由就是个人有权在城邦中做他想做的事，主张每个人都能自主安排一种他所自在的生活方式。17—18世纪，资产阶级以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理论为旗帜，从封建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英国《权利法案》开创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美国《独立宣言》强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神圣不可剥夺的”；法国《人权宣言》也强调人生来就是且始终是自由的；法国大革命更是将平等、自由、安全、财产视为人权的基本内容。当时将平等界定为“法律对一切人一视同仁，不论是予以保护还是予以惩罚”，自由则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与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相比，资产阶级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尊重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可见，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将个人作为独立实体存在并赋予基本人权，并且对自由与平等的理解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这种自由、平等的精神为推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及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然而，现代性中的自由、平等的精神是暂时的，在“资本”的作用下，工人为了维持生存被迫交换劳动以此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于是，“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的自由、平等精神，破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藩篱，以全新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重新诠释相关的概念。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是集体主义框架下的自由。现代性中的自由精神强调的是个体权利优先，但自由主义的泛滥势必带来社会无序、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等问题，甚至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在现代性语境下自由与平等并不能共存，“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中国则是将个人自由置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整体框架下，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统一进程当中，这种“集体主义的自由”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思想一脉相承。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摆脱“人的依赖关系”以及“物的依赖关系”，并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是共同富裕导向的平等。与西方“机会平等”主导的逻辑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拓展了平等的内涵：既保障起点公平，也追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中国对西方自由与平等精神的吸收并非简单移植，而是将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之上，内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这种借鉴与创新的结合，使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世界文明的共性，又保持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现代性的开放精神 

　　在现代化的发展方式上，以文化多样性为标识的开放精神是人类文明和世界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依托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伴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区域、民族的封闭性日益消退。与此相适应，西方资产阶级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东方国家闭关自守的国门，摧毁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并借助铁路、电报等工具重新构建起新的统治秩序。英国在印度修建铁路，铁路的开通“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瓦解了印度孤立闭塞的生产方式。面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指出：“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 

　　资产阶级用刀剑征服了这片封闭却富饶的土地，通过建立工厂，用新兴的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当地传统的民族工业，用飞驰的列车代替了畜力牵引，用商品交换、自由贸易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打破民族的藩篱”。客观来看，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主观动机是追求剩余价值，但这一行径却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即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多样性在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架构起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开放图景。在全球交往愈益加深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借鉴和吸收现代性的包容开放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在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尊重文化多样性，借鉴和吸收现代性的包容开放精神，更好更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深度融合。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倡导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通过积极参与和组织主办国际会议、国际论坛等，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尊重文化多样性，注重文化交流与互鉴，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通过举办文化年、文化节、艺术展览等活动，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国积极推动人才国际化，吸引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人才，通过实施国家人才工程，吸引了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还通过加强国际教育合作，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中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环境，通过简化行政审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律法规等措施，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文交流，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实现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在借鉴和吸收现代性的开放精神上，通过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鉴，推动人才国际化，优化营商环境和推动区域合作，实现了开放精神与现代化进程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性悖论的扬弃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力量。西方现代化构建了一个光怪陆离、美轮美奂的物质世界，与此同时，种种“现代性之殇”纷至沓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经济危机频发、政治冲突不断、难民危机频现、民粹主义泛滥、恐怖主义猖獗、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等乱象充分暴露出“现代性”的弊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之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回答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并存何以可能的历史之问，开拓了两制和平共存、共同发展的历史空间。 

　　（一）中国式现代化规避并超越了现代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 

　　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所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托勒密的地心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启蒙思想家的学说等都将人视为中心。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是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实际上，“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将“领先地位”“不平等关系”等理想化、绝对化的产物，是近代西方国家在科技革命驱动下实现了工业革命，进而在工业生产和世界市场开辟方面取得领先地位之后的价值观扭曲，也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辩护。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封建自给自足生产关系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现代性也应运而生，“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用三个“从属于”扼要概括了工业革命后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世界格局。自18世纪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与其他落后国家的不对等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西方国家创造和主导世界历史为基本框架的价值观念、政治观念、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20世纪中后期，西方中心主义以新的方式延续，表现为新殖民主义和全球治理中的西方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均受西方强国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名义上服务于全球发展与合作，实则由资金份额决定话语权，决策权严重向西方国家倾斜。 

　　 去西方中心化的认知转变意味着摒弃线性进步观，倡导多元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要消灭现代性，也并非要构建“东方中心主义”，更无意将自身模式定义为现代性的模板和标准答案。反之，中国积极鼓励与支持各国不断开拓进取，探索出顺应时代潮流、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文明之路。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以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为基础，摒弃了文明等级观念，强调文明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形式内涵之别，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中国尊重各国历史文化，支持各国从各自的古老文明和发展实践中汲取智慧。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倡导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文明交往观，超越了文明冲突论，强调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和合作的可能性，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多元文明共荣共生、美美与共。最后，“走自己的路”是历史的结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既是对“根脉”与“魂脉”的坚守，也是对其他文明优点的借鉴吸收。中国坚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同时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实现文明的交流互鉴。 

　　（二）中国式现代化规避并超越了现代性的制度偏见 

　　制度偏见是指西方国家将西式的自由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模式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制度模板。资本主义条件下，贫富两极分化是历史的必然，“一边是世袭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资本主义“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扩张逻辑加深了劳资矛盾，导致经济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严重失衡、阶级矛盾尖锐、政党博弈激烈。此外，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使其倾向于将生产要素投入高回报的行业和地区，从而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不均。追根溯源，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权利与义务的失衡，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 

　　 冷战结束后，这种制度普世论进一步转化为“历史终结论”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实践。“历史是否终结”之问由来已久，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思想家都进行过探讨。康德的《万物的终结》一文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包括人类历史的世代更替，都在上帝的计划和预见之中。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则从政治哲学维度，将君主制视为理想政治，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君主制。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来探究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律，深刻地揭示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随着与西方长期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一时间“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甚嚣尘上。弗朗西斯·福山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人类社会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华盛顿共识”将削减公共开支、开放本土市场、削弱国家干预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强加于发展中国家，造成拉美“失去的十年”和非洲债务危机等。一刀切的制度移植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集殖民性、霸权性和排他性于一身，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内藏殖民扩张的野心，用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霸权政治阻挠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的多元路径，最终目的是构建西方独享的现代化霸权体系。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中国式现代化追求民主与共同富裕有机统一，以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以共同富裕确保人民在经济上共享发展成果，致力于构建既有民主参与又有民生保障的现代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将以人民为中心视为制度建设的价值旨归，构建起“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民主”，是民主内容与民主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是更广泛、更真实、更管用的民主，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人民性”为核心，将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新的历史阶段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人文关怀。 

　　（三）中国式现代化规避并超越了现代性的价值偏见 

　　 资本逻辑宰制下，“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使社会最终滑入极端的零和博弈、存量争夺的丛林法则。为了掩盖金钱至上的价值逻辑，消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资产阶级极力鼓吹“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博爱”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用“普世”的谎言来粉饰自私自利的“异己”本质，具有虚妄性、伪善性。“普世价值”具有双重标准，西方国家以“普世价值”为名行干涉渗透之实，频繁采取单边行动或责任转嫁，导致全球治理缺位。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实施单边制裁、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等方式，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浪潮。如美国及其盟国逐步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称其为“对美国的剥削”，以及伊朗核危机、中东乱局等，无不折射出西方国家对国际责任的淡化与逃避。西方发达国家日渐丧失全球治理意愿，“全球南方”在多边体系中愈发边缘化，加剧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与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性。 

　　“普世价值”沦为强权施压的工具，而非一以贯之的原则。大量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被科技密集型产业所取代，科技霸权、数字霸权以精致的、合法的方式取代了原本赤裸裸的殖民掠夺与侵略，使得资产阶级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掠夺财富的方式变得更具“隐蔽性”。比如：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操纵利率、汇率等金融工具做空他国的货币，制造金融动荡“薅羊毛”，实现全球剥削；利用军事霸权地位挑起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通过战争倾销武器装备、控制别国经济命脉；实行技术垄断，利用研制高新技术产品来谋取高附加值利润，使后发国家陷入“特洛伊木马”陷阱；利用数字霸权，设置数字空间准入限制，进行新型数字殖民主义来对别国实行经济封锁；等等。 

　　 马克思指出：“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消解价值偏见，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价值观的一致性和包容性。为此，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视野。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承认世界文明多样性和民族国家平等性为前提，跨越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鸿沟，凝聚价值共识，冲破“普世价值”的局限性，推动公平与正义在全球治理中的回归。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不断以理论创新和实际行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在理论层面，中国倡导人民主体、社会正义、多元共生、合作共赢等理念，开创了一条超越传统霸权逻辑的新道路，既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也提供了人类社会在多极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共同发展的智慧方案。在实践层面，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打造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形成合力走出全球发展困境；积极参与多边合作与发展援助，助力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多元化注入新动力。 

　　（四）中国式现代化规避并超越了现代性的非正义性 

　　现代性存有很多非正义的内在悖论，其中以生态问题最具代表性。生态问题与现代性的深刻勾连，本质上源于启蒙理性对自然的祛魅及其衍生的支配性逻辑，将自然物化为可计算、可分割的资本要素。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表征着对自然的掠夺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肆意掠夺与破坏自然资源，暴露出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生态非正义性。为了满足日渐扩大的商品生产的需要，资产阶级蚕食自然资源、转嫁生态危机、罔顾生态责任，最终导致地球“慢性中毒”。然而，人类无止境的戕害最终会招致自然的惩罚，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生态灾害无疑都是自然对人类发出的警告。 

　　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实行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生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为了粉饰对生态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提出“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环境理论，认为环境污染程度在到达一个拐点后，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可能会抵消物质强度的减少，从而出现重新组合的现象。该理论遮蔽了西方现代化靠掠夺自然资源来谋取经济片面增长的反动本质，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的罪行进行辩护。资本逻辑支配下，自诩会承担生态治理责任的资产阶级通常以种种借口互相推诿。 

　　 在生态环境每况愈下之际，各种生态灾害事件不断触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严肃思考。马尔库塞从生态逻辑出发对资本逻辑进行了全盘否定，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化的自然、被污染的自然、军事化的自然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剥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使人置身于自然之外并与之对立。福斯特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万恶之源，认为“资本主义呈几何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材料迅速消耗使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即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在压缩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使得生态承载力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驱使资产阶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肆无忌惮地掠夺生态资源，不可避免酿成生态危机，因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资本的私人占有性与生态的社会公有性、污染加剧与治理缺失、资源开采的超前性与环境治理的滞后性等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是难以“和解”的。 

　　 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中国古代“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朴素生态思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即“两个和解”）理论与“人的物种提升以及人的社会提升”（即“两次提升”）的生态观点具体化、本土化。在理论层面，中国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等新理论新策略；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构建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此，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呼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率先作出“双碳”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凝聚起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合力，彰显出大国担当。中国式现代化以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观，规避了现代性“以资本为中心”的生态主义错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人类文明永续发展。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书写现代性的中国篇章 

　　“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想迷雾，实现了对现代性的深度解构与超越。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理论指南，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引领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摆脱“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困局，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仁人志士开始了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西学中用”思潮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再到众多政党团体抛出的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理论，“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指导。 

　　从实践经验看，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能取得成功。什么时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度以僵化的教条为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形成了“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从理论形态看，堪当中国式现代化指导思想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具备中国形式、中国特点、中国气概；邓小平进一步指明，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魂脉”和“根脉”，二者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中华文明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在中国开花结果提供肥沃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注入新鲜血液。“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飞跃，为我国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导，确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真理。 

　　总之，只有既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又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理论指南，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 

　　（二）高度重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创新支持 

　　马克思基于对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曾形象地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大工业造就了资本主义的辉煌，也是推动现代性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在于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关键在于创新能力，这就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第一，实施教育强国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源源不断提供充足的高素质人才支持。一是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二是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各高校差异化发展。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通过实施教育优先政策，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提升教育质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培养合格的建设者。 

　　第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层面实施创新战略举措：一是增加科研经费，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二是优化创新环境，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保护知识产权，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三是促进成果转化，建立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机制，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四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通过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培育创新型企业；五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弘扬创新文化，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六是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整合优势资源，建好一批国家实验室，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创新中心。 

　　第三，推动教育、科技、产业融合发展。一是围绕教育与科技融合，推动教育与科技深度融合，加强科技教育，培养具有科技素养的人才；二是围绕科技与产业融合，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相结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围绕人才与产业融合，引导人才流向重点领域和关键行业，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四是建立产学研融合机制，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发展科技金融服务业，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五是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六是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加强区域间的科技合作，推动创新资源跨区域流动和共享。 

　　总之，通过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和动力源泉。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价值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总结和一以贯之的价值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体现。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遵循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始终把人民满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最高标准，将为民造福内化为价值理念，外化为行动准则，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首先，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一。中国坚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城乡居民户籍管理和农村土地制度等城乡治理体制，中国努力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其次，缩小地区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中国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打破区域壁垒，疏通跨区域民生服务堵点，增强区域发展活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最后，缩小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中国积极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收入分配结构，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有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群众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支持和物质保障。 

　　（四）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生态支持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伟大复兴的根本大计，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中国以更大力度、更强决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制度保障方面，中国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研究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推动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承担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既完善分工又加强协作，整合生态文明资源，探索绿色发展路径。在生态实践方面，中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开发绿色能源、兴办绿色产业、宣传绿色生活方式，使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和特色。中国坚持保护“绿水青山”，拓宽其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也探索“金山银山”反哺“绿水青山”的模式；坚持生态保护和物质生产两手抓，既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在全球发展方面，中国通过国际公共产品向世界传递绿色发展理念，积极落实“双碳”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探索脱贫减贫和生态保护的道路，主动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引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安全挑战，为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生态合作贡献中国力量。“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逻辑理念，必将跨越“库兹涅茨陷阱”，走出一条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相辅相成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五）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世界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摒弃“强国必霸”的陈旧逻辑，超越西方国家恃强凌弱、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思维范式和长臂管辖的霸权逻辑，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于以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与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繁荣、共同安全、共同行动来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坚实基础。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事业，公平与正义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诉求，民主与自由是全球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各国摈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偏见，勠力同心，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础上，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各国多领域广泛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支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反对单边主义与强权政治，维护全球共同安全；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坚持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 

　　 此外，经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不仅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而且通过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等形式实现了民心相通，为各国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合作注入不竭动力。其中，中非合作是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生动体现。无论是“十大合作计划”，还是“九项工程”，中国始终携手“全球南方”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促进共同发展，为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经典范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共产党彰显丰富人类情怀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为徘徊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各国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扎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结语 

　　 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翻版”，因而尊古不复古，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现代性的简单跨界平移，因而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启的现代化之路，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曾犯下累累原罪。西方现代化进程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实现独立和发展，不断纠正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不公。中国式现代化以西方现代化为背景，合理吸收现代性的积极因素，辩证地扬弃了现代性的弊端，从批判性与构建性相统一的高度实现了对现代性的解构与超越，跨越了西方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的思维惯性和单向度的发展模式，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改写了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为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提供了非西方的发展道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