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清俐）7月10-12日，“多维视域下的古代经济研究”博士后交叉创新论坛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举行。本次论坛是山东大学博士后制度建立35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由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东方考古》编辑部承办。论坛以青年学者为核心参与主体，以考古学为核心打通历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边界，依托中国丰富的古代遗存展开深度研讨，为全球前工业时代经济组织方式的研究注入本土视角。 

　　先民调适生计应对环境风险 

　　后李遗址的人骨骨骼、田螺山的碳化菱角、长城地带的聚落遗存，共同勾勒出早期社会的生计图景。过往研究常将农业取代采集渔猎视为线性发展过程，越来越多史前考古成果显示，生计多样性是先民主动选择的风险管理策略。山东大学博士后张泉通过氨基酸碳、氮同位素分析对后李遗址先民食谱进行精细化重建，发现后李至北辛时期粟黍农业虽持续发展，水生资源始终在居民食物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渔业资源在早期生计中的“隐形”支撑作用由此显现。山东大学博士后邬如碧以田螺山遗址菱角遗存为对象开展形态学比对，证实菱角处于采集与栽培的过渡阶段，经长期人工管理后兼具日常食用、季节性补给与灾荒储备多重功能，野生采集与人工栽培之间并无绝对清晰的界限。 

　　复旦大学博士后安达（Edward Allen）将视野投向距今第四千年纪前后的长城地带及其北部区域，指出农牧转型并非简单的产业替代。人群会根据气候波动、人口规模与区域联系变化，灵活调整农业、畜牧、狩猎与移动性生计的组合比例，形成弹性的生计模式。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荆志淳认为，早期经济的多样性不宜被理解为“不成熟”，很可能是一种主动的风险管理。人群能够根据环境和社会条件重新组合已有资源，而不是沿着一条固定道路不断走向专业化，这正是古代经济可塑性的体现。 

　　资源控制与基层自治并存 

　　从二里头的动植物遗存到春秋县制的历史脉络，再到西周家族的经济结构，相关研究共同呈现出古代权力与基层经济的嵌套关系。 

　　山东大学博士后陈虞通整合动植物遗存与同位素证据，提出二里头至商周时期已形成“向心式”食物资源管控体系。稻、羊、牛等重要资源持续向政治中心聚集，通过贵族宴飨、祭祀礼仪实现集中消费，食物成为权力展示与维系的物质基础。这一发现也为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食财政”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考古实证。 

　　武汉大学助理研究员王百川重新审视春秋楚、晋两国的县制功能，提出早期县制并非单纯的地方行政单位，而是以军事动员为核心的资源控制单元。其核心作用是将地方人口、粮食与各类物资转化为稳定军赋，逐步取代家族组织，成为国家汲取地方资源的中间层级。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宣柳对西周家族经济的研究则显示，即便国家权力不断强化，基层家族组织仍保留着独立的经济运作空间。“族”与“宗”两个层面既有共享的公共财产与集体生活安排，也存在相对独立的生产与收支规划。 

　　重新认识古代市场与生产 

　　多项经济考古研究试图还原出古代流通与生产的多元面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王照魁以北京路县故城出土的软体动物遗存为切入点，结合多学科科技检测发现，这批自南方输入的贝壳曾参与石灰生产相关工序，最终用于城门路面铺设，从大宗物资流通的侧面折射出南北经济往来的实际脉络。 

　　山东大学博士后王鑫对战国时期楚国黄金货币的性质提出新的解读，认为郢爯等黄金货币并非面向普通民众的通用市场货币，黄金货币的流通更多集中于贵族阶层，服务于贡纳、赏赐与大宗交易场景。 

　　郑州大学助理教授田钟灵以郑韩故城中行遗址为核心，反思东周至西汉都邑“市”遗址的识别标准。湖南大学助理教授刘芳君对六朝时期建康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显示，建康的商业活动并未被封闭的市墙束缚，市场依托码头、桥梁与道路向城市各处渗透。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李京震梳理中国玉器的全球贸易网络后提出，玉器的跨文化流动不只是商品交换过程，更伴随着器物形制、审美与价值观念的重新解读。 

　　手工业与基层交换领域同样印证了经济形态的多元性。山东大学博士后王政良结合田野调查与元素分析，提出史前两城镇遗址的石料供应依托多级聚落交换网络，形成了稳定的远距离供给。山东大学博士后董祯华依据五一简牍材料，还原了东汉临湘县流民通过客田、赁庸融入地方生产的历史图景。山东大学博士后宋晓航对7至17世纪陶瓷业的研究显示，前工业时代的产能扩张并非单一线性演进，家庭生产、作坊协作与雇佣劳动长期并存。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武倩对晚清上海茶栈同业组织的分析则表明，传统行会内部已具备成熟的利益核算与违约约束机制，经济理性并非现代市场的专属产物。 

　　本次论坛集中呈现了中国经济考古领域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现了扎实的材料基础与前沿的方法探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荆志淳作学术总结与展望。他表示，本次论坛的多项研究打破了学界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认知框架，生动印证了古代经济可塑性与异质性特征。针对未来研究方向，荆志淳提出，中国拥有延续时间长、体系完整、材料丰富的古代经济遗存，具备深度参与全球学术对话的坚实基础。后续研究可从四方面持续推进：一是从经济现象的确认转向运行机制的解释，深入追问雇佣关系、专业化生产、远距离贸易背后的成本逻辑、风险约束与信任维系机制；二是从单个遗址研究转向区域网络分析，结合原料溯源、聚落考古与空间分析手段，探究资源流动的维系纽带与空间结构；三是开展具备可比性的量化研究，在明确指标边界的前提下，为长时段、跨区域的经济比较提供可靠参照；四是将经济变迁与环境风险研究相结合，在考察社会适应能力的同时，关注风险成本的分配与承担主体。他充分肯定，中国考古材料的价值不止于验证既有理论，更能为前工业时代经济组织方式的普遍认知贡献本土经验与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