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同时，他还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而且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使得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奠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关于“第二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客观事实。相伴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第二个结合”探索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有许多进步学者，如：郭沫若、张岱年、艾思奇、冯契、费孝通、侯外庐、方克立等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勇于同错误和反动思想作斗争，致力于打造其学术理论体系，承担起大众传播、普及与实践等的光荣使命，探索出了其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种发展形式，对于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多种发展形式取得的历史性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的当代性发展，以及当今中国思想政治界的生态状况，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因此，研究探讨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种发展形式及其内在联系，适当地叙述出来“现实的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增强“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筑牢道路根基：“第二个结合”多种发展形式的探索

　　回望百年，救亡图存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中国，就开启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探索“中国道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走出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第二个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几乎同样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力量的影响，许多进步学者也多层面、多方位、多角度阐释与发展“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建构起不同样貌的多种发展形式。这些发展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相契相通、互补互益，为筑牢道路根基贡献出了独特的力量。张岱年提出“文化的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中的基本真理必将融为一体，共同构成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理论基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坚持同中国文化相结合贴近普通民众，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影响深远；侯外庐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建构与发展。这些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种发展形式，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传承、发展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使命，彰显了其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丰富与深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发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借鉴与参考。这些多种发展形式客观存在的史实，在有力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的同时，还在各自领域、层面上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而不懈奋斗，汇聚起筑牢道路根基的精神伟力与文化力量，共同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这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打开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多种发展形式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扎下根来，成长壮大、结出硕果，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就是坚持在“两个结合”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百多年来，围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不断有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但为我们指明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核心命题，而且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同时，也有其他诸多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以传承、发展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倡导、深入阐发、综合创新，进行了理论建构与大众实践等多种发展形式的研究与探索，为“第二个结合”打开创新空间，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新案例与经验参考。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种发展形式，可谓是异彩纷呈、创新不息。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文明”之说；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角度——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张岱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冯契建构起“智慧说”的哲学体系等等。以上这些多种发展形式的探索以及取得的成果，在思想内容、大众传播与实践等方面，都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丰厚多样的思想资源，打开了创新空间，展现出一幅关于“第二个结合”繁荣发展、生生日新的绚丽景象。

　　巩固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多种发展形式的担当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在“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在“彼此契合”的前提下“相互成就”，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坚持“第二个结合”，不是拼凑、混合，而是坚持文化主体性上的有机融合、汇通，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巩固文化主体性，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也达到了新高度。许多进步学者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日起，就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转化，推进“第二个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题中之义。张申府提出“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论”，有着明确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方克立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明确了中国文化作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地位等强调保持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灵魂和支柱，是文化自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根本所依。一个国家文化主体性的缺失，也就意味着该国的文化失去生命的活力而逐渐枯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文化主体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关键因素。这些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种发展形式，坚决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理的力量，去激活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展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按照唯物史观提出的“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关于“第二个结合”出现的多种发展形式不谋而合、相得益彰的殊途同归景象，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使然。中国共产党人促进了“第二个结合”的发展与深化，并共同努力去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许多进步学者探索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种发展形式而获得的丰硕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不同层面、视野、方法、领域、角度等，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不懈探索与有益尝试，以及“熔铸古今、汇通中西”文化成果的生动示范与成果参照，极大地激活了关于“第二个结合”深化发展的内在生机与活力，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应当充分肯定这些多种发展形式为“第二个结合”作出的探索与贡献，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努力建设出更多高水平的文化成果。以更坚实的文化根基、更宽广的创新空间、更牢固的文化主体性，提高发展深化“第二个结合”的本领与功力，形成新的文化自觉与高度的文化自信，让“第二个结合”更有力地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性内涵更加凸显。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种发展形式，应该更丰富、更广泛、更深厚，成为促进“第二个结合”发展中更加重要、更加深沉、更加持久的力量，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第二个结合”推向新境界、新阶段，激励亿万人民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